再续清华园感旧录
有关清华园的记载和回忆之类已写未刊的必定还有不少,但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两本,潘光旦师文集附录的《图南日记》和浦江清教授的《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依然是可读和最有参考价值的。前者详细记述卢沟桥事变当时清华撤退的详细过程,而且文情悲愤,现在和后世读者都不能不为其所流露的亡国之痛所深深感动。浦江清《日记》前部起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虽有断续,但所记是清华全盛时代,有怀旧心者和想要了解清华的学术风气的,都值得一读。浦著附有战时由内地穿越沦陷区入滇的纪行,这也是抗战时期不可多得的历史材料,中国地广,日军所占领了的多限于城市,因此出沦陷区进入中国军人控制的土地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四五年抗战胜利,著者于四六年重返河山破碎后又复圆了的清华园。可惜最初一年多都未留下日记,或有而未曾选入今刊本。但我们异常幸运地看到了著者在四八年十二月至四九年初约六十天不到的日记。这是全书最具有历史价值的部分,因为它记录了处于历史伟大变革前夕的清华园的动态。这是后世有心探究历史者可作为信史看待的文字。我读此部分文字时惊诧地发现复圆后的清华园的学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师生间的融洽远不及战争艰难时期的昆明西南联大。这是那时滞留南方的我所万万料想不到的。四八年底的战火已延及园外周围,虽然外面情况还没有完全明朗,但园内已出现汹汹不平的气氛。助教、教员与教授之间,教授与学校当局之间都出现了关系紧张的情况。甚至在讨论中文系体制改革这样与政治无大关系的问题,《日记》记云助教、教员说话也不客气,有的发了助教这一阶层的牢骚不平,或者批评考据校勘学为逃避现实。如是云云,这都是昆明时期所听不见的声音。原校长梅月涵先生离去,校务由冯芝生先生代理主持。冯先生引了清华原有一句成语:“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人是狗。”则其时处境之难可以想见。《日记》记某次开教授会当查询学校当局外汇(清华是庚子赔款成立的,拥有外汇)保管情况,教授不满意当局的答复,有起而责询者“词锋犀利,冯公大窘”,云云,所记质询者于冯先生不止是弟子而是弟子的弟子,当日有这情况,那么后来相当一段时期师道丧失殆尽,实由来有自。事虽琐屑但这是未来的历史家所不会忽略的。
清华地处郊外,所以它是最早获得解放的。学校为了防范国民党败兵的溃退,曾组织巡防委员会办事处设在丙所,原为外文系陈福田教授住宅,陈已携眷回檀香山原籍,有意思的是据潘先生《图南日记》记载,卢沟桥事变时也有相似组织,而那时陈氏是护校最有力者,清华有此两度应变措施,相隔十年,在陈氏的去留上显示出历史的巨大反差。最早进入清华园代表解放军的文化界人士是钱俊瑞氏,他对全体师生讲述新民主主义,受到热烈欢迎,而此时对于一些人自然是极为新鲜的。后钱氏又在座谈会上透露说:“新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将置重心于理工。”著者记此言时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的变化会有那样大的规模和那样的彻底。清华与燕京紧邻,两校教师学生间的友好远远超过于城内各大学,三十年代陈梦家尚在燕大研究院读书时,我常见他骑单车到清华图书馆借书,燕大后门有一家小饭庄,那里的油漆白菜是拿手好菜,至今不忘,还有女生宿舍食堂早点供应高丽馒头,并且对外开放,现在加州的万赓年君曾偕我去尝过,料如今七十以上的人应尚留有此一分记忆。燕大的学风,它的学术上的贡献(哈佛燕京社的引得至今仍是不可少的工具书),它所造就的那许多人才,在重点转移的前提下,竟终于未能免于被淘汰的命运。同样,清华也变成纯工科的学校,名存实亡,惟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象征被保存了下来。于是红楼自飞处飞来,未名湖畔鸠占雀巢,友朋中有出身于燕大者,言下无不愤愤不平。从未名湖畔宛延至后门,必经过那座用中国建筑图式构造的水塔,黄昏耸立于天际,是燕大一景,如今非复昔日梦中的水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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