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梅
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
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苏珊•桑塔格说：最有价值的阅读是重读。苏珊•桑塔格是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怀着这样一种心愿，我重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温暖人文”系列：《在自己的树下》《康复的家庭》和《宽松的纽带》，以及他的《口述自传》，他的长篇三部曲《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别了，我的书！》。
这一漫长的重读旅程，让我再次走进为之困惑、惊异和深思的文本的同时，愈加深信：比之意味深长的小说，散文的大江更“及物”、也更能唤起青少年读者的共鸣。所以在这里，我更愿意“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大江语），倾听大江先生的自述。
因为散文随笔的大江，同样也关注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动，但常常是通过讲述自己的人生与文学经历，去迫近时代的大主题。他还常常讲到他的家庭，他的智障儿子光。一些场面和细节不断地提及，但你不会觉得重复，更无关矫情。每一次的提及，是一次个人经验的梳理。而这样的梳理，是放在不断变动的社会语境和知识脉络上的。
散文随笔的大江，更洞悉，也更明澈；更宽容，也更从容不迫的温和。
记得第一次读大江散文，我惊异地记住了一个细节：大江的长子光出生时，脑部发育不正常。因为智障，光长到二十六岁的年纪，精神年龄还是个孩子。有一天，光给妈妈由佳里写生日贺卡——每年妈妈过生日，家人都这么庆贺。光这样写：
一进入今年，过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多非常痛苦的样子。由佳里，再忍一忍就好了。学会许多罗马字，这一天就很愉快。非常痛苦的不是妈妈，只是姥姥。我这就放心了。
这段文字，我当时呆看半天，觉得找不到一种恰切的心情，表达我的震惊。一个智障“孩子”的心，就这样奇特地攫住了你。五年后的现在，我再读这样的文字，就不单单是惊异了——确切说，是现实，是与智障孩子一同生活的现实。
大江的这一系列文字，其实是他人生阶段的一次次心灵呈现。家里有个智障的孩子，大江在经受了“冲击期”“否认期”和“混乱期”的痛苦与悲叹后，作为作家，时刻在思考，自己的文学，如何与儿子的共生重叠起来。因为，“只要我还在从事着文学，自己的文学就要表现与儿子的共同生活。”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信念，大江走过了光出生后的四十余年历程。在这段历程里，大江以自己的残疾儿“作为小说这种语言的模特儿”，创作了大量小说。
大江频频在作品中讲述和思考“如何与这个孩子共生共存”，从对智障孩子的关爱，升华到对二十世纪人类三大悲剧（奥斯维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关注，乃至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注。渐入老境的大江，越来越警醒地意识到，如何将阴暗的生活，以从容不迫的温和来表达。
四十年后，七十一岁的大江对接受采访的尾崎真理子说：这一切实在不可思议……尾崎真理子不禁感慨：您的小说真是不可思议，您的实际人生同样不可思议。大江先生到底是拥有特殊意志的人呀，而赋予这个特殊意志之力量的人，则是光。大江接着道：真的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是频频出现在大江文章里的一个词。“不可思议”，成了他表达人生的一种方式，确切说，是他身上的一种独特气质。而赋予这气质的，还是光。
光虽智力低弱，却对音乐具有敏锐反应。五岁时，他和父亲在森林漫步，忽然听见鸟叫声，他模仿录音带里播音员的声音说：“这是——秧鸡。”这是光第一次用含义明确的语言和父亲交流。——对大江来说，恐怕这是他从光身上感受到的第一个“不可思议”。
光进入小学特别班和智障儿童学校中级班后，渐渐对鸟叫失去兴趣，但他喜欢上了音乐。他沉浸在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巴赫等音乐家的作品中。他开始练习作曲。终于有一天，大江和妻子由佳里惊讶地看到光用豆芽菜般细长的音符写出了第一首曲子。——大江又一次感受到了光赋予他的“不可思议”。
多年后回溯这段日子，大江怀着感恩之心写道：“如果没有音乐，光一生都无法表达，我和妻子、光的弟弟妹妹也绝对无法知道。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不能不说从音乐里发现了Grace。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人格的高尚、品质的美好、感恩祈祷。我聆听着光的音乐以及音乐背后超越俗世的自我的东西。”
光从小学特别班毕业，大江为光作的《毕业》曲子配了一首诗。这是他一生甚少的诗作中特别的一首：
一切都在今天结束，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不可思议。
辛夷花在风中摇晃——
毕业了，再见。
……
我们相逢的时候，
你能认出我吗？
我能认出你吗？
多年后，著名主持人黑柳彻子（就是写《窗边的小豆豆》的女作家）为光主持“大江光特别音乐会”，期间还有很多演奏家参加了光的作品演奏。这首《毕业》即是其中一首。大江因此在很多个场合表达谢意。有一次他说：“如果光不会作曲，我和家人恐怕对他藏于内心最深处的盒子里的纤细感情毫无所知。……我想通过这个过程，把光内心——我甚至想说是灵魂——深处的东西呼唤到我们共同的世界里的音乐家们深表感谢。就是说，我受到他们的生存习惯所给予的恩惠。”
这首《毕业》，也因此被大江读出了写作时并未意识到的更多深意。在大江看来，我们的灵魂离开肉体，也就从这个世界“毕业”。然而，并非一切化为乌有，并非等同于没有生活，而是去了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既不是基督教的天国，也不是佛教的净土，至少是我们无法预知的地方，但肯定是与这世间不同的地方。
光成年后去了职业培训福利院工作。——说是“成年”，可他一直只有小孩子的智力。大江吐露了一个细节：光每天夜晚睡了一觉后要在十二点过后起床上厕所，四十多年来，每天如此。夏天还好，可一到冬天，因为光无法将毛毯把自己包裹好，就经常引发感冒。而他的支气管又不太好，这就比较麻烦。于是大江四十多年来，每天夜晚总要工作到那个时段，他在一楼距离光的房间很近的餐厅写作，当光起床去厕所，就前去照看，把毛毯包裹好。大江称这是他一天里最后的工作。
四十多年来，每天如此，说来容易，大江坦陈二十来岁那会儿，曾觉得这是无法想象的人生——难道“这就是我的‘永远’吗？”
“然而，经过四十年之后再来看这个问题，我便觉察到，每天夜晚，在那个短暂的两分钟或三分钟里，在深夜中，与光稍微说上几句话，会给我增添怎样的精力呀！把光的事情写在小说里，总能够使我面对崭新的工作，即便在每天的生活中，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显现出积极因素的存在。”
这就是父亲的大江和作家的大江，“不可思议”的现实生活和文学生活。这不可思议，是儿子光和文学给予大江的悲怆而又坚韧的奢侈；这不可思议，照得见大江人生中明亮的忧伤，苍凉的善意，克制的温暖，乃至文学中积极的美德；这不可思议，凝结了一个智障儿家庭所必然的养育、付出、接受、宽容、宽慰、激励、感激……乃至更多。
大江在日本交响乐团纪念莫扎特诞生250周年的“安魂曲”演奏会上，曾应邀赠诗一首：
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
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
这不可思议的对“生”和“活”的见解，恐怕也是身为“智障儿的父亲和作家”的大江，独有的双重体验吧！
完美的真相
在以大江视角，写了父亲和作家的他，如何在现实和文学中与智障儿子光“共生共存”后，再想正面写写智障孩子，探看他们不寻常的寻常人生。
可是我又自问，我对智障孩子了解多少？我懂得他们的心吗？——答案是：我永远、也不可能代替智障孩子说话。我无法成为他们的代言人。那么我的“探看”，只能是隔着“距离”的走近。我希望这距离，是审美的，心灵的，还是轻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或许，对我们很多人而言，这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还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应当为自己能够说话、能够自如地行动、能够拥有正常的智商和能力而心怀感恩。他们还让我们看到，与他们的纯洁、无私、耐心和爱心相比，我们的差距有多么大。
罗布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孩子。他喜欢听音乐（又一个对音乐敏感的孩子），喜欢玩提线木偶，爱闻花香，也很爱笑。更不可思议的，他还喜欢跳舞。每当音乐响起，他就迫不及待地想找个舞伴翩翩起舞。
可是罗布右眼失明，左眼视力微弱。他颈椎畸形，头部和脊柱仅靠颈部的肌肉连接。他无法咀嚼，不能独立进食，总是流口水。他还患有严重的癫痫，经常患呼吸道感染和肺炎——大江光也有癫痫，每次发作，总是“身心疲惫”，想来照顾他的家人也是一样的吧！
疾病导致了罗布严重的智障，只能发出有限的几个声音。可是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双眼几近失明、不能正常行走的孩子翩翩起舞吗？音乐起来的时候，小小的罗布就像一朵微风拂动的富士菊……
罗布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他活了29年7个月零10天。和大江光一样，他也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罗布这个智障的孩子，我们可能会轻易地把生个健康的宝宝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罗布教会了我们什么叫做感恩。生活中原本有那么多的快乐，只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罢了。”罗布母亲罗伯塔•班迪，有一天提起笔来，写下了智障男孩罗布的故事《黑暗中的舞者》。
把自己孩子的智障写下来是需要勇气的。大江健三郎和罗伯塔•班迪，他们在这层意义上，灵魂相通。大江在一篇名为《同情》的散文中写道：“坦率地把这些写出来，需要勇气——一种近似悲哀的勇气。家里人，尤其是我，有时候实在按捺不住对智障儿的火气……”是呵，每一个智障儿家庭，在接受智障孩子这个事实的同时，必定还得领受生活中扑面而来的各种挑战。
大江和罗伯塔•班迪，不止把自己孩子的故事写下了，而且还都接受了电视采访和一些学校邀请的演讲。罗布的节目叫《罗布应该怎么办》。罗伯塔说，制作这个节目的初衷，是鼓励残疾儿父母更多地了解如何抚养自己的孩子，而她之所以接受一些演讲，是愿意向人们分享罗布的生命。
我在罗伯塔的书里看到了不少罗布微笑着的照片。被拥在妈妈怀里、躺在地板上、阳光下的花园里、手持富士菊闻着花香、和可爱的猫咪一起……罗布在奇迹般地长大，面对镜头的他笑容灿烂，惹人怜爱。他真像手中的那枝富士菊。
五岁时，他的叔叔带他去散步，他们经过一家花店，叔叔让罗布挑选他喜欢的花。花店里一房间鲜亮夺目的花儿，罗布什么都不要，却选了一枝白色的富士菊，这叫叔叔出乎意料。罗布一路攥着白色的富士菊回家，母亲罗伯塔看到，惊异地说不出话——这枝花长得太像罗布了！“花朵看上去就像什么东西爆炸后又被重新拼凑起来一样。”
罗布喜欢音乐，还会即兴弹钢琴——之前不曾有人教过他，这让罗伯塔百般惊喜！罗布开心时，琴声轻柔婉转；烦躁时，琴声怒吼轰鸣。罗布对音乐的领受能力超强，还会自创“音乐”。他不识字，却能准确拿出装在唱片盒套里的唱片放到唱机上。
大江光也热爱音乐。他从喜欢鸟叫声到开始作曲，音乐带给他快乐，也成了他生活的中心。如果没有音乐，——这个“如果”，简直无可想象！除了睡觉，光几乎就在音乐中度过。在他学会以音符记述自己内心的音乐后，只要一支笔、一张五线谱纸，就可以安静地创作半天了。有一天，光和父亲去北海道录音。坐在旭川与富良野之间高原的广袤玉米地里聊天，大江问光：“你今后，将来，想做什么？（沉默）是继续搞音乐吧？”光半天没有回答，最后这样说：“纸还剩下几张？”光说的纸就是他作曲子的五线谱。
又有一次，母亲由佳里看到儿子光对着五线谱，铅笔却指向空中，苦苦思索的样子，就对他讲：“这么难的话，今天就不要写了，休息一会儿，好吗？”可是光对母亲的话无法理解，他反问道：“为什么？”大江从此明白，光对着五线谱深思，正表明这是他最充实的时候，“他学会通过音乐思考，通过音乐深思熟虑。”
出生在中国武汉的舟舟，也是一个喜欢音乐的弱智孩子，人们称他“不识乐谱的指挥大师”。平时憨厚木讷的舟舟，只要音乐声一起，就像换了个人，手臂起落，神采飞扬。有一年春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为答谢在北京的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举办了一场新春艺术晚会。舟舟指挥一个国家级交响乐团演奏交响乐作为压轴节目。当舟舟潇洒地收住指挥棒，乐曲戛然而止的刹那，剧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在舞台上拥抱舟舟时叹喟：“一切生命都是伟大的！”
大江光、罗布和舟舟，三个热爱音乐的“孩子”，一个长成了作曲家，一个是“潇洒的指挥大师”，倘若罗布的生命不是夏花般短暂，可能今天就多了一位不凡的钢琴家。
上帝是如此的公平，他在关了你一扇窗后，又为你打开了一扇门。像大江光、罗布、舟舟这般弱智又对音乐敏感的孩子，肯定有不少。疾病让他们无法和正常人一样说话、行走、看世界，但是疾病却不能阻碍他们追求内心深处爱和光明的力量。就像双眼几近失明的罗布，黑暗中也能舞出生命的华彩与爱的光芒。可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感受到了吗？
好在有大江，有罗伯塔•班迪，他们以细腻之笔、感恩之心、温暖之爱，赋予了这些智障孩子真正的生命。罗伯塔说：“罗布教会了我们，哪怕是得到最微小的祝福也要懂得感恩，他让我们懂得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爱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重要。”大江在听了儿子光的音乐CD后“明白了自己似乎无谓的人生工作的含义”——“就是说：不论悲伤还是痛苦，一旦以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就要不懈地努力下去。像光这样的智力障碍、心灵纯洁的残疾人也能通过音乐这种形式表现自己。”
所谓完美的真相，即是发现自己，表现自己，在发现和表现中被治疗，得到康复，继而感动和治疗更多人的心灵。
17世纪英国诗人赫立克有四行诗：
幸运悄悄地来到我们的屋顶——
如同无声无息的积雪和夜露。
这幸运并非突然降临，正如阳光照在树上的时候，
光线的感觉在树枝上慢慢扩展。
这完美的真相，就像“光线的感觉在树枝上慢慢扩展”。在阳光里沐浴着的你，看到了吗？
大地上的事情
这是我从启智那双蒙着的雾一样的眼睛里读出的信息。那双眼睛很像黑夜中的蟋蟀，警觉而又怕伤害。你和它对视时，它避开你的视线，却欲言又止，好像在说：我的忧伤你不懂。
这个假日，原本没打算回家乡，因为忙碌的工作牵系着。可到底还是回去了，实在，看望父母是一个理由，想呼吸一下乡野的空气才是心底最迫切的愿望。这个愿望来得有点超乎我的想象：母亲在屋前檐后种了很多很多的花和树，热情的一串红，金黄、粉色的秋菊和月季，二三橘树果子挂满枝头，梨子刚过了采摘季节，葡萄还未到时候，香椿正旧叶换新芽……
我被眼前景致熏得诗意丛生，差一点就诌出几句“采菊东篱下”的好诗来了，“丁零零……”，突如其来的铃声惊扰了好梦。
六岁的小天天娴熟地跑去开门，口中念念有词：又是启智，启智来啦！
这个叫启智的少年正单脚着地，坐在一辆粉红色自行车上。等天天开了门，他慢吞吞支好车子，锁好，然后悄无声息地闪进来：瘦瘦高高的个头，眼神有些飘忽，你注视他时，他就眼睑向下，小心翼翼避开你的视线。等你一个不留神，他就一溜烟和天天跑到哪个角落玩去了。
他是谁？怎么一个大男孩和六岁的天天玩在一块？母亲看出了我的疑惑，告诉我：他是河对岸老顾家的外孙，念初一了，和你表哥的儿子陆琪同一个班，只是他是弱智，同年龄的人都不睬他，他就三天两头来找天天了……
这个叫启智的少年，原来是弱智——哦，对了，事实上他不叫启智，他真正的名字叫宏辉，一个在乡村俯首即拾的名字。“启智”是我在回到熙攘喧嚣的城市后，忆起乡野的点滴，突然冒出的名字。（我的第一个短篇《启智的世界》，即是以他为原型写成。我还清晰记得，这个叫“启智”的男孩在我脑海里跳将出来的那刻，夕阳斜照。我背了包下班，挤上那辆公交车。我拉着手环，站在哐当哐当的车厢里，车子转弯的瞬间，金色晚霞扑过来，暖暖地披了一身。我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人：智障男孩启智……）
是的，我愿意称这个马上要升初中二年级的男孩为启智。这带点美好愿望的味道——虽然他智力低弱，可我希望（又何尝不是他父母的希望），通过启发他潜藏的智力，让他慢慢和其他孩子一样起来。
自然这样的希望多半是失望，他的智力仍然停留在孩提时代——这么说吧，他连1＋2=3这么简单的算术题都不会做。我姐姐上幼儿园的儿子天天就跟我说：“我让他做数学加法：1＋2=？，他说等于4，1＋3才等于4呢，可他就说等于4……”小天天说完，很无奈地摇头叹息，那样子令我哑然失笑……
母亲因此念叨：启智能上初一，不知是怎么读的？他每天和同龄的孩子一样去学校，可学校的老师却“特批”他可以不坐在教室里，即便是上课的时候。所有的任课老师都跟他说：“启智，你不想听课的话就到校园去转悠吧，只是记着，就在校园里，别跨出校门！”这样，启智就名正言顺地每天去上学却不用上课了。
母亲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不住要想：当启智独自一人在校园闲荡的时候，他会干些什么？想些什么？他孤独吗？兴许他会蹲在那棵老榆树底下看蚂蚁打架；或者，转到那排太阳照不到的红屋顶的实验室前，听针叶杉沙沙落地的声响；等针叶杉落到厚厚一层的时候，通红的太阳西斜了，他会不会跑过去激动地想拥抱一下？——要知道，启智的学校正是我当年就读的学校，我对校园的一草一木惊人地熟稔。
我说过，启智有辆粉红色的自行车，他每天上学骑着，到我母亲家几分钟的路也骑着。自行车是他真正唯一形影不离的朋友。同龄人自是不理不睬地疏远他，有时候还要欺负他。和他玩得很好的天天也免不了要耍耍脾气——每每在他无法跟上天天的思路的时候，天天就负气地把门一关：砰！这个时候，启智就束手无策地站在门外。他双手抚着玻璃门，脸贴在玻璃上，直挺挺的鼻子压成了一堆橡皮泥。他的眼睛盯着某处，无望的、迷离的，雾气上来了。他就这么站着，门始终不开。他估摸着门究竟是开不了了，就骑着那辆沉默的朋友悄无声息地走了。
我实在很想知道这样一个弱智少年，心中是否有苦痛和忧伤？尤其在很多人都不理他、小瞧他，甚至欺负他的时候。
倒是母亲告诉我一个细节：有一次他照样来找天天玩，母亲就问他：“你这么笨，读得了书吗？”他很委屈地申辩：“你们都说我笨，其实我不笨……”
那天在家里，我特意很友善地叫了他一声：你叫启智吧。他听了居然很羞涩地点点头，马上跑开了，好像生怕我会有第二、第三个问题为难他……
是啊，启智到底笨不笨呢？连我母亲也犹犹疑疑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答案。六岁的小天天说：他就是不说1＋2=3，他不知道。小天天的妈妈、我姐姐说：我发现他做算术时有一个规律，两个相同的数加起来，比如3＋3，他会说4；4＋4他会说5……如果复杂一点，两个不同的数加起来，他就无从回答了。
如果说在做算术，或者推而广之，在学习上他的确弱智的话，那么生活中他也一样弱智吗？我有些迷惑。母亲说，启智也不尽是贪玩的，他挺懂事，知道帮家里做事，夏天还时常到河里捉鱼捉螃蟹……一个懂得为自己申辩，懂得帮家里做事，会捕鱼捉蟹，喜欢和自然亲近的人，不该什么都是弱智吧？我相信，在很多事情上，他有他的理解，他有他的想法，只是他不擅表达，他沉默着。就像暗夜里那只躲在草丛中的蟋蟀，寂寞地叫着，叫着——“每个夜晚，我总是把我的忧伤/变成一盏灯笼”……
很少有人去理解他的想法，也很少有人能够懂得他的忧伤。是的，忧伤，我们每个人都有忧伤，可你知道一个弱智少年的忧伤吗？
夜深了，秋风凉了，这只蟋蟀高一声，低一声，不知不觉，寒露就变成了霜降。没有人听见这一切——是的，这是“大地上的事情”。
永恒的至福
和大江笔下的光、罗伯塔笔下的罗布、媒体报道里的舟舟不同，启智是我生活中认识、并走近的唯一一个弱智少年。这个少年转眼间长成了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他曾经的好友天天，也快到当年他的年岁，小学毕业念初中预备班。
启智的故事还会有一个怎样的持续？我曾经设想再写一篇小说，作为以启智为原型的短篇小说《我的忧伤你不懂》的续篇。小说没动笔，却写起了“智障孩子系列”的散文。我对智障孩子了解甚少，写启智，是自然地走近。有一天，他就那样地来了，站在你面前，他成了我姐姐儿子、六岁的小天天形影相随的朋友。
现在，因为要写智障孩子，我翻阅和重读了不少书。愈是深入和走进，愈觉得我的“迟迟不动笔”是明智的。在我们无法懂得和“看见”一个心智愚弱的孩子的盛大心灵时，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可以替智障孩子说话，那太贸然和唐突了。
此刻，启智又进入我的视野，以散文的方式。我有些拿不准，一个身形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模样，神情、言语和思维还停留在幼儿期的弱智“孩子”，还和天天玩得起来吗？天天接不接受这样一个“长不大”的朋友？
姐姐突然来电话，说想和我商量一件事。我和姐姐两个，大学毕业先后离开家乡，在城市里安营扎寨。虽同在一座城市，却各居东西，各自忙碌，甚少见面。若是见面，一定是约好了，一道回家看父母。
姐姐电话里说的正是父母的事。她想让两位老人搬离家乡，和她一起住。姐姐的理由很充分：父母都退休了，住老家寂寞又少人照应，与其一家人分处三地，不如她将父母接去……我自然是赞成。于是决定搬家事宜。
挑了一个假期，我们回家一起帮父母整理东西。院子里，阳光很好，清风拂面。院子一东一西分别植了两棵树，一棵梨树，一棵桂树。现在长势正茂，洁白梨花盛放，像千朵万朵翩飞的白蝴蝶。桂树的叶子在五月初阳的映照下，越发翠绿可人。水泥地上，纸板箱、书籍、报纸、杂志、纸袋……摊了一院子。
启智就在这时候悄无声息地来了。我已很长时间没见他。他明显长高了，穿着不怎么合身的草绿色衣裤。衣服和裤子吊在他拔高了的身子上，有些捉襟见肘。他不作声，眼睑在你直视他的时候照例低垂，把自己“掩藏”起来。可是他明显的老练多了，不再是我初见时的小心翼翼，戒备丛生。
他不讲话，却这里那里地察看。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院子。不用问，他在找天天。可是天天没来。他有太多的功课，功课完了还要玩电脑游戏。他自己“编程”，自己设计——我看过他写在纸片上的游戏程序，像天书。这很令我对大人们动不动批评当今“e一代”孩子玩物丧志做重新审视……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就看你怎么引导。
启智被院子里摊了一地的杂物吸引。他蹲下来，在纸板箱倒出的一堆“垃圾”里东翻西寻。这些散落一地的旧东西都将被“处理”，天天的奶奶、我母亲明确告诉启智：“启智，这些东西都归你啦，你挑你喜欢的！”启智被这句话打动，嘿嘿笑了。他终于从刚才的失望里缓过劲来。他埋头翻寻。
我坐在阴凉处，——名义上是理东西，其实是很快被一些东西吸引了去。我找到我小学五年级时的日记本、初中时的周记本、泛黄缺页的课外书……母亲真是太神奇了！竟然还珍藏着我们姐妹俩小时候的东西。她把它们当宝贝一样地收留着，尽管她们的女儿在结束一轮学习后，就迫不及待地丢下它们去追赶新的陌生了。
我沉浸在对往昔生活的回忆里，“回忆是我们不会被逐出的唯一天堂乐园”，德国作家让•保尔说出了我的内心话。——确切说，还包括启智。在我怀着兴致对旧东西翻检嗟叹时，启智就在我眼前认真地翻寻着。他挑出了天天小时候和他玩过的橡皮泥、奥特曼机器人，天天学英语的磁带、残缺的耳麦、一二年级的课本、三角尺、铅笔头……都是些天天不要了的东西。天天就是多年前的我和他妈妈。倘若天天在，他肯定会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可是启智不。启智一件一件地挑出来，把它们摆弄整齐，他看着它们，满意地笑了：“这是我和天天一起玩的。”他一手捏着发硬了的橡皮泥，一手扬起奥特曼机器人。此刻，他不再是那个把自己“掩藏”起来的敏感的启智。他表情柔软地沉浸往昔生活美好的回忆中。
没错，这些旧东西带着神秘的气息，令启智回到和天天在一起的日子。他显然很怀念那些日子。启智从不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那时和天天一起，我、我母亲、天天的妈妈，都尝试过叫启智留下来吃饭，没一次成功。即便是天天恳求也不行。他就是不愿意在别人家吃饭。也不接受我们好心递过去的任何瓜果、零食。在这一点上，他甚是固执。别的，一概听天天的。
启智把挑出来的旧东西一样一样装进塑料袋，拎着袋子回家了。
搬去姐姐家后，母亲恋恋不舍地关上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家。琐碎而又不愿割舍的东西太多了，母亲为了这些“东西”一次次地回去。与其说她是不舍这些旧物件，不如讲她早就习惯了这屋子的气味，屋子里每一样东西摆放的位置，还有这片浸润了她大半辈子的土地。
母亲每次回去总会“撞见”启智，像是巧合，可这样的巧合一多母亲也就明白，启智每天都会来。“即便你们不搬，天天也难得周末才来一趟啊！”母亲对我的疑惑抱以认同，“我也问过他的，我说启智，你不用每天来的，天天升初中预备班啦，功课多得做不完，双休日也不一定来！我跟他讲了多次，他也不吭声，照样还是每天来……”
我脑海里翻腾起启智当年的模样——每每在他无法跟上天天思路的时候，六岁的小天天就负气地把门一关：砰！这个时候，启智就束手无策地站在门外。他双手抚着玻璃门，脸贴在玻璃上，直挺挺的鼻子压成了一堆橡皮泥……
母亲还告诉我一个细节，说启智有一天坐在他常去的路边小店里（他有时候在这里等天天），店主就问他，怎么不去你好朋友家啊？启智也不吱声。被问得紧了，竟然呜呜地哭起来，抽噎道：“我去了天天家好多次，每次去，每次大门都关着，天天不来了……”
这是启智这一头。那么天天呢，念初中预备班的天天又如何想？有一次，天天在我姐的追问下正色道：启智还把我当小孩子，可我已经长大了！我是有意疏远他，好让他明白：现在不是从前……
这是天天这一头的“一厢情愿”。看来他们两个很难再做到“交集”。脑海里于是泛出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夏•赖特森的儿童小说《我是跑马场老板》中的场景：十一岁的弱智男孩安迪，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凑够了三块钱，从一个捡破烂的人手里“买”下了他家附近的跑马场。他得意地以为自己就是跑马场老板了。安迪的几个朋友对此意见不一。
麦克在看到“每一个人都支持安迪，驾车的人，驯狗的人，打扫场地的人，看守转门的人，摆摊子的女人，所有这些人都脱离了现实，滑进了安迪•赫德尔的梦想”后，放弃劝说，支持安迪、让安迪真的相信他得到了跑马场。而好心的约翰一心一意想要让安迪明白：他遭到了愚弄，他并不真的拥有跑马场……
对一个弱智孩儿来说，是否让他明白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的确是个大问题。比如启智，昔日好友、长大了的天天，想要让他明白生活在变化，现在不是过去。可是启智还生活在从前。从前他阳光地生活，阳光地对待朋友，现在当然也不会改变。
启智生活在不复杂的世界里。常人世界的那些言不由衷、虚情假意、小伎俩、小阴谋……在他的世界里不存在。他不复杂地看世界，他也真心投入地交朋友。有时候我也怀疑，村子里那么多小孩，为什么他独独喜欢上天天？想来多半是因为天天对他真诚，尽管也有小摩小擦，但绝不嘲讽和取笑。这是启智交朋友的底线。他因此也以诚相待，甚至感念和感恩。他一次次地去天天家，一次次地扑了空。他其实不是不知道天天已搬家，但他还是固执地每天去。去天天家，成了他生活里的一个习惯、一份牵挂……
这样写着他的时候，我脑海里的启智生动起来，谁说简单地活着不比复杂地活着更打动人呢？简单地活着，简单地想念，简单地赴一个心灵之约……如此感念和感恩，何尝不是永恒的至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