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改革的城市规划

作为社会改革的城市规划_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

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是复杂的1，但主要与19世纪中叶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有关。

一、工业革命与社会变迁

最早在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是史无前例的。（1）阶级的分化，形成了近代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英国工业无产阶级主要由圈地运动中在农村涌现出来的大批无产者、失业的手工工人、童工、女工以及在英国暴政下陷于贫困的爱尔兰人构成。“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极，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2。（2）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破坏。随着工业化和城市的繁荣、发展，由小农、乡绅、工匠、商人组成的前现代社会结构已渐趋瓦解，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1696年的75％下降到1801年的35％3。19世纪40年代，英国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工人已达480万。（3）工人阶级的失业和贫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机器的发明和运用，时常造成大批手工业者和工人失业。工人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1889－1903年查尔斯布斯对伦敦东区贫困问题进行调查，发表了著名的长篇调查报告《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他以每周18～21先令作为一对夫妇三个子女的家庭的贫困标准，最后得出结论，伦敦东区有30.7％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而西博姆朗特里1899年对约克城的调查则宣称，该城有27.8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4。（4）在城市化过程中，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一些人道德沦丧，酗酒、赌博、卖淫成风，犯罪率大幅度上升。（表2-1）

表2-1 189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犯罪率（每10万人中的犯罪人数）

资料来源：王章辉《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25

二、城市化与城市社会问题

工业革命的后果，是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据统计，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前全国有80％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到1830年前后，英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已经居住在城市，到19世纪末，则是全国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一些重要的工业城市如伦敦的人口由1800年的86万增加至1850年的236万，1900年的453万。（表2-2）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自发的、盲目的。城市的发展缺乏计划性，因此，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5。住房拥挤是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工业化时期建造的工人住宅，房屋布局过于拥挤和杂乱，空地和绿地面积很少，室内设备十分简陋，缺乏起码的卫生设施。街道和居民区缺少自来水供应，下水系统不健全，排污不畅，加上城市街道没有铺砌，路面不平，到处都是污泥浊水。由于工业化早期的城市尚未建立定期清除垃圾的制度，也没有处理垃圾的方法，居民区常常垃圾堆成山。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记载“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些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这是最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这里的住宅非常集中，以至于空气很难流通，特别是很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空气之糟是可以想象的”⁶。

表2-2 英国主要大城市人口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王章辉《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

工业化和城市化还使生态环境恶化。城市区域的急剧扩大破坏了农村宁静的田园风光。煤炭的大量使用造成空气污染。伦敦上空的烟尘和水蒸汽的结合使伦敦变成了有名的雾都7。恶劣的家庭卫生条件、肮脏的社区环境以及城市污染造成霍乱、伤寒、肺结核、天花等恶性传染病流行，其直接后果就是大量人口的死亡。这不仅大量损耗了资本家赖以榨取剩余价值的人力资源，而且也直接危害着有产者自身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在19世纪中叶，城市卫生问题引起了统治阶级和当局的注意，迫使其采取措施改善城市住房和卫生状况，并取得一定的成绩8。

三、19世纪的社会改革

19 世纪中后期，作为产业革命后遗症的社会问题和城市问题，尤其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应，以及工人阶级的反抗。为了改善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工人们被迫组织起来进行不间断的斗争。19世纪初爆发了以捣毁机器为斗争形式的自发的工人运动——卢德运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则把工人反抗斗争推向了高潮，成千上百万工人参加了这次运动。

城市环境污染和疾病流行，工人阶级的失业和贫困，唤起了一些资产阶级有识之士以及宗教人士的关注。一些志愿社团开始在民间进行各种调查，开展一系列社会服务，如建立医院、救济贫民、提倡禁酒、反对赌博直至挽救妓女和小偷等。成立于1884年的英国费边社，由进步学者和社会改革家组成。他们揭露工人的悲惨处境，宣传社会平等和福利思想，要求实行社会改良。他们认为贫穷并非个人过错，而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缺陷造成的，呼吁政府承担责任进行干预。费边社主张对济贫法进行改革，建立国民最低生活水准保障制度，就业交换制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公平工资制，学童营养午餐，改革教育制度、居民住宅制度，实行免费教育，为工人提供良好居住条件。

19 世纪30－50年代，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6）、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等人，面对充满社会邪恶与残酷阶级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探索改善人类生存困境，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想城邦的道路。他们提出一系列改革工业城市，解决城市矛盾和危机的思想和方案。

实业制度是圣西门对未来社会所设想的一种理想制度，包括把国家变为生产组织，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社会组织目的是满足人们需要，提高他们生活水平。实业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企业家、学者和艺术家管理。

傅立叶的理想社会是法朗吉，由劳动者和资本家共同建立，前者付出劳动，后者提供资金成为股东。法朗吉所经营的首先是农业，同时也从事各项工业。法朗吉的成员都有劳动权，妇女和男人是平等的，儿童可免费受教育。法朗吉的总收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另一部分用作生产开支。傅里叶还提出了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的思想。

欧文的理想社会叫做合作公社。合作公社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人数规模在五百人到三千人之间。在公社里按年龄的原则来分配工作和选拔领导，在相同年龄的组里，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完全平等。公社采取大规模的集体生产，机器和科学的发明得到广泛应用。公社的最终目的是各自治公社的自由联合。

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虽然这些试验一一失败，但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对后来城市规划思想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9。

在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推动下，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对1601年的济贫法进行了修改。1833年和1847年分别通过了工厂法、工作法。1848年英国通过公共卫生法，并成立卫生部，该机构被授权在死亡率超过20％的区域，或者有占人口10％的居民要求的区域设立地方性卫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必须提供新鲜水并负责处理污水，改善居住环境等10。为改善工人阶级的住房和居住环境问题， 1875年、1882年和1885年，英国议会相继颁布了三部《工人阶级住房法》，授予首都工务委员会清除和改造贫民区的权力。1890年，议会又通过了新的《工人阶级住房法》，要求英国政府为工人阶级提供更多的租赁住房。1894年，《工人阶级住房法》进一步强调，政府不仅要提供用于购买贫民窟和补偿搬迁居民的贷款，也要为新建街道和下水道等配套设施提供贷款。1900年《工人阶级住房法》还规定，为了要为工人阶级建造住房，允许政府机构购买不属于其直接管辖范围内的土地11。在解决严重污染环境的烟气问题上，英国议会也通过了一系列法律。

四、城市规划先驱的社会改革思想

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出生于英国平民家庭，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青年时期曾到美国闯荡并接触到各种民主革命思想。他终身以速记为生，使他有可能在较深层次上理解各种社会问题，并充满社会责任感。他深受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追求社会公正，关心贫困问题。1898年出版《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1902年再版时，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删去了一些容易引发争议的社会改革内容。霍华德倡议建设一种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按照1919年田园城市协会的定义，田园城市是为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镇，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被乡村带所包围；全部土地归公众所有或托人为社区代管12。而若干个田园城市构成城市群，即社会城市。霍华德还积极地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亲自主持建设了莱奇沃思和韦林两座田园城市。

长期以来，对霍华德城市规划理论的介绍，大多偏重于物质环境的建设方面。如环城绿带和分区建设，以及对后来新城和卫星城建设的影响。实际上规划设计并不是霍华德著作的中心，田园城市更不可理解为花园城市，霍华德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城市规划作为推进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把社区内经济活动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安排，物质环境的布置以及付诸实施的经济保证等统统纳入城市规划的内容13。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霍华德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城市社会经济问题：（1）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出租的利息归公共所有；通过土地价格、公共政策规定限制房客的房息压力。（2）把贷款利率固定在最低水平，而取得的利润用作社区的设施建设。（3）建设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社会作为公共设施建设的承担者。（4）资助各种形式的合作社。（5）创造各种就业岗位，包括自我创造就业岗位的专业户。（6）公营（国有）或共营（集体）的企业的建立。（7）把私人资本的借贷利息限制在3％～4％范围之内14。这种广义理解的城市规划，正是世界城市规划界在狭窄的物质环境构图的死胡同中闯荡多年而重新认识的正道，但是却被埋没了15。

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19世纪末20世纪初苏格兰生物学家、城市规划师和社会改革家。他把不同学科知识融为一体，把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整合，形成了跨学科城市综合研究，创造了城市学的概念。在《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家》一书中，金经元指出，盖迪斯所谓的“城市学”就是强调要用有机联系、时空统一的观点来理解城市，既要重视物质环境，更要重视文化传统与社会问题，要把城市的规划和发展落实到社会进步的目标上来，这是盖迪斯认识城市问题的理论思想精髓。盖迪斯于1915年出版《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广泛涉及城市的发展、人口分布、城市与技术背景、城市住房、城市规划教育、城市学与城市的调查研究以及城市建设精神和经济意义等16，被视为城市规划与设计的经典。

由于受过系统的生物学训练，盖迪斯惯于从生态学的视角进行城市研究。在他看来，人类、城市、环境三者如同生命之网上的各有机体那般不可分割。他既分析了自然环境对人类职业和城市形态产生的影响，也考察了人类行为和城市形态对区域环境造成的后果，并提出工业城市与所在区域交互影响的城市区域理论17。他用历史的方式去研究现代城市，认为城市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进化的过程。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旧技术时代和新技术时代等概念。盖迪斯把以煤和蒸汽为基本动力、以追逐利润的资本家为决策者、很少考虑环境保护的时代称为旧技术时代；而把以电力为基本动力、以联系和教导群众的政府为主要决策者、关心环境和艺术的时代称为新技术时代18。他认为城市进化动力是人类、城市和环境等要素间的合力19。

盖迪斯对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实践和思想中，充分吸收了19世纪末期法国社会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早在1884年，他组织了爱丁堡社会联合会，致力于改善爱丁堡贫民窟的条件。1890年代，他建立了城市瞭望台和社会学实验室。1904年他发表了《城市学：社会学的具体运用》的演讲， 1919年发表了《生物学和它的社会意义：一个植物学家对世界的看法》。他重视社会调查，对城市中的广大人民充满深切关怀，对社会改良充满热情。

因此，城市规划的出现，不能只看成是城市规划本身的发展，而应当作为当时社会改革成果之一来考察20。城市规划的创始人与其说是城市规划家，不如说是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一些以建设和谐美好社会为理想的社会改革家21。他们把城市规划、建设和社会改革联系起来，综合考虑经济社会与城市空间的相互关系，即相信物质环境的改善能带来社会生活的改变，但也不简单地崇尚物质拯救社会的教条，而是同时强调了借助政治与社会、经济等方面改革的必要性22，由此他们把改善社会、经济的目标也纳入到城市规划中去，并把为更美好、更人性、更公正的城市和社会而奋斗这一带有理想主义和人本主义色彩的道德使命，深深植入于城市规划，使其成为规划界的历史的、内在的、根本无法剥离的“固有本性”或“基本教义”。虽然在随后百余年城市规划发展史中，规划学界曾引发无数次理论论争，规划实践中也存在重大分歧，社会学传统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时隐时现，社会改革的理想也曾被一些人淡忘，但由于对社会的关怀已经成为现代城市规划最重要的基因，每每在城市规划发展的关键时期都显示出强大的本源性力量，影响城市规划的发展23。其实，即使经常被指责技术至上和环境决定论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也未能摆脱它的社会学传统。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用现代技术和严格的功能分区重建城市秩序，结果却导致“生活隔绝”“人情冷漠”“孤独症”等社会心理问题，其手段和方式遭到了强烈的抨击，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的城市观，与空想社会主义及霍华德的理论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或多或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都具有改造社会的使命感，并企图通过对生活环境的改造解决社会问题，适应社会的进步等，区别只不过是针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问题，勒·柯布西埃的解决方案是建设或改造大城市，而霍华德的解决方案是建设小城市群（社会城市）24。其本质目的或者说最主要的理想是以规划解决社会问题。

注释

1 张庭伟、田莉《城市读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291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96

3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9，341

4 丁建定《从济贫到社会保险——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1870－19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9-30

5 王章辉《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306-309

7 王章辉《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17

8 王章辉《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21

9 张庭伟、田莉《城市读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340

10 赵虹《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社会立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6），42

11 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探索与争鸣》，2009（2），63

12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93

13 金经元《霍华德的理论及其贡献》，《国际城市规划》，2009增刊，97

14 吴志强《百年现代城市规划中不变的精神和责任》，《城市规划》，1999（1），27-28

15 金经元《霍华德的理论及其贡献》，《国际城市规划》，2009增刊，97

16 谭纵波《城市规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75

17 陈黎黎《向生态优托邦演进》，《社会科学战线》，2014（12），85

18 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96

19 陈黎黎《向生态优托邦演进》，《社会科学战线》，2014（12），85

20 渡边俊一《欧美近代城市规划的反思》，《国外城市规划》，1989（4）34

21 秦红岭《理想主义与人本主义：近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价值诉求》，现代城市研究，2009（1），37

22 刘佳燕《城市规划认识论和方法论中的社会学思考》，《北京规划建设》，2008（3），60

23 张俊、王世军《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和社会互动关系》，《城市规划学刊》，2009（2），50

24 谭纵坡《城市规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