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结良缘共连理

1891年，正在万木草堂学习的十八周岁的梁启超在李端棻和家人的催促下，准备进京完婚。因梁家家境清贫，无钱娶亲，只好由女家张罗费用，免除梁家的负担。是时，李家已经准备好一切，只等梁启超的到来。

梁启超对于这桩婚事，内心愿意接受，但也不免有些担心。对方家世显赫，世代宦门，习惯于北方生活；而自己不过一介布衣，生长在农村，且在南方。这样的大家闺秀、金枝玉叶，能习惯家乡的艰苦环境和贫苦的生活吗？关于这一点，婚前的梁启超心中自然没底。

当梁启超把婚事告诉了万木草堂的同学和老师时，大家都替他高兴，离别在即，心中充满留恋之情。梁启超也感到相聚欢，离别难。万木草堂的同学和老师给了他太多温馨而宝贵的记忆。一幕幕场景在他的脑中重现：朝夕相伴，情同手足，互相关心，切磋学问，砥砺思想；老师的循循善诱与谆谆教诲，渊博的知识，睿智的话语，经世致用的精神，救国救民的思想，维新变法的主张……对于老师康有为来说，梁启超赴京完婚，是他的终身大事，也是大喜之事，但也不免产生了一种依依惜别的心情。在康有为众多的学生中，有才气、有志气的也不算少，例如陈千秋、曹泰、麦孟华、徐勤等等，都是拔尖人才。能够遇到这些天赋高、求知若渴的英才，教之、导之，是师之所幸。他们在老师的眼中都是那么地珍贵、独特。而梁启超却是康有为最欣赏的极少数旷世英才之一。他才华超卓，几乎具备了维新骨干应具备的所有特质。康有为在送别梁启超的时候，挥毫写下了《送门人梁启超任甫入京》三首诗。在第一首诗中，康有为激情满怀地写道：

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

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

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

梁启超辞别了老师和同学，辞别了万木草堂，带着他们的良好祝愿，到达北京，寓住在北京宣南永先寺西街广东新会会馆。

当北京的新会乡亲得知梁启超进京完婚，而女方是与寒门小子地位相差千里的京兆公李朝仪之女时，欢喜之余也吃惊不小：我们新会人杰地灵，看看少年才俊梁启超，人家可是十六岁中举，高官赐婚呢！

李蕙仙，原籍贵州贵阳。京兆公李朝仪之女、内阁大学士李端棻的堂妹，出身显赫、高贵。她自幼熟读诗书，擅长诗文，品貌端庄，贤淑聪慧，知书达理。在堂兄内阁大学士李端棻的热心撮合下，与梁启超结成美满夫妻，梁启超婚后自豪地称她为“任公闺中良友”。与梁启超结为连理，这必将改变她以后的生活，伴随她的不再是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而是乡间弯曲、泥泞的小路，纷繁芜杂的家务琐事。但她却相信堂哥李端棻慧眼识才，他看中的人，一定是没错的。

婚礼那天，李端棻邀请了一大批与自己志趣相投，同样有变革维新意识的当朝官员。在广东茶坑村老宅里，梁家也大摆酒宴，宴请茶坑乡亲。

翌年（1892年）春，梁启超第二次参加会试，因在策论中痛陈时弊，大谈变法，令守旧派官员无法接受。因此，未予录取。夏季到来，新婚夫妇回到了熊子乡茶坑村梁启超老家。梁家原是一个世代半耕半读、靠种几亩薄田度日的贫苦家庭，连房屋也没有几间。家中为这对新人准备的新房，还是借的梁姓公用的一间书屋。这对生长在高贵家族中的新娘子李蕙仙来说，确实很别扭，很不习惯。房子小、简陋还只是一方面，广东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几亩薄田度日的艰苦生活，再加上她不懂方言，诸多的不便是不言而喻的。但李蕙仙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十分愉快地与公婆一家人住在一起，过着井臼操劳、艰苦平淡的日子。光绪十九年（1893年）二月廿八，李氏生下长女令娴，取学名思顺，纪念母亲生于顺天府。梁启超常出门在外，聚少离多。但夫妻感情非常深厚。

几十年后，梁启超还对此念念不忘，他充满深情地回忆夫人的美德与辛劳说：

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秀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耕耘。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嫁炎乡一农家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常有戚容。夫人之来归也，先母见被既六年，先继母长于夫人二岁耳。夫人愉愉色养，大得母欢，笃爱之过所生……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畲，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盖瘁焉。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受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就学，夫人所以调护教督之者，无不至。

李蕙仙无怨无悔地孝敬老人，抚育、教导子女，承担了所有的家务重担，含辛茹苦地操持着大家庭，解除了梁启超的后顾之忧。不惟如此，李蕙仙后来还大力支持梁启超投身戊戌变法运动。在为救国救民而奔波的岁月里，因为南北语言不通，给梁启超的维新宣传与活动带来了极大不便。他的广东话，大多数地方的人是听不懂的，妻子李蕙仙教会了他说普通话，使他排除了语言障碍，能驰骋于全国而不受语言障碍的拖累。梁启超与李蕙仙的结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美满婚姻”。

◎梁启超与家人

梁启超敬爱的祖父在1892年农历正月病逝，他十分悲痛。想起祖父生前对自己的谆谆教诲，更促使他发愤读书，努力锻炼自己。为了贴补家用，支撑这个大家庭，同时也为了培养人才，梁启超登上讲台给学生讲课，开始了自己的教学与宣传新学问、新思想的实践活动。最初讲学的地方是广东东莞城里墩头街周氏宗祠。在他的宣传、教授、影响下，东莞的学生们也摈弃了传统士人追求功名的思想，抛弃了无益于社会进步的老八股、琐屑考据等旧学问，专心阅读今文经学《公羊传》、《春秋繁露》等书籍。梁启超给学生们阐述新思想，说明维新变法、革除社会积弊的必要性、紧迫性。他的讲授和指导使东莞学子们思想为之一振，开始知道所谓人类公理、先进与落后是怎么一回事。 不久，梁启超又回到万木草堂，与陈千秋一起主任该校学长，辅佐康有为办学和著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大力作的诞生，梁启超、陈千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