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四处奔走，梁启超归国问题提上了日程。
1912年11月8日，在各政党的呼吁下，带着全国国民的期盼，梁启超踏上了回国的征程，结束了流亡生涯。
经大沽，梁一行11月16日抵达天津。直隶都督冯国璋派人远迎，民主党等政党亦纷纷接梁启超于船上。张謇、黄兴等皆在天津等候三日，“因初十在湖北开国纪念，彼等候至初七不至，遂皆往鄂耳”。政要的谒见，社会各界的轰动，欢迎之隆重，气氛之热烈，让梁启超喜出望外，倍感欣慰。梁启超在津连日赴宴，发表演说，“应酬苦极”。后在袁世凯的催促下，梁启超启程前往北京。
11月28日，梁启超抵京。袁世凯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一行数百人迎接于正阳门车站，附近交通为之一滞。是夜，梁启超便参加旧友组织的欢迎宴会，开始浸入了热烈的欢迎会与宾客接待之中。
在北京，梁启超应总统府之邀，谒见袁世凯。此时，二人虽有旧仇，但面对共同的对手，都急需筹措资源，以图控制内阁。袁世凯期望借助梁启超的威望在舆论上宣扬自己，而梁启超则希望能够出任内阁总理，以引导袁世凯走向宪政的轨道。袁世凯与梁启超的一场各取所需的政治交易开始了。
12月10日，梁启超结束“可谓极人生之至快，亦可谓极人生之至苦”的十二日京城生活，返回天津。风光的生活让梁启超疲惫之余，又有几分得意，自信心猛增。他多年来鼓吹立宪，宣扬民主，赢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功绩堪称卓著。胡适这样评价道：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梁启超回到天津后，闭门谢客，抖擞精神，成为政党政治及责任内阁的鼓吹者和推动者。在青天白日旗下，梁启超继续他一直追求的政党政治，梦想民主自由能畅行于天下。
梁启超顺应了时代潮流，承认“今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国体”，拥护共和，成为共和制度的卫士。11月，梁启超创办《庸言报》，有了他归国后的第一个宣传机关。他发表《中国道德之大原》《治标财政策》《论国会会议》《宪法之三大精神》等文章，畅论主张，影响得到进一步扩大。流亡期间，梁启超对政治、财政、法律等学术问题的潜心研究，成了他此时游弋自如的翅膀，归国不久的他很快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政党政治热潮中去了。
国内政党浪潮迭起，梁又不失时机地重振立宪派士气，使其声誉更著。立宪派与革命派均开始积极组建政党，参加权力的角逐，以期在选举中击败对方，入主内阁，以和平手段与袁世凯争夺权力。
1912年8月，宋教仁主持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在北京合并成立国民党，孙中山任理事长，后请宋教仁代理，当时国内的最大党派由此产生。
这时，国内尚有共和、民主、统一等党。1913年2月，梁启超正式加入国内第二大政党共和党，由于同时作为民主党的领袖，梁启超在政党中的威望逐渐提高。为了与国民党抗衡，梁启超迈开了两党合作的步伐。
1912年冬，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按时召开了国会选举大会。1913年2月，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取得参众两院共392席（众议院269位，参议院123位），大获全胜，而共和党175席，统一党及民主党各24席。选举的失败让梁启超“心力俱瘁”，极度悲观，甚至“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社会教育”。
梁启超的黯然沮丧，使“三党党员大哗”，总统府也仓皇失色。国民党的获胜对袁世凯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仍需梁启超出面协助收拾时局，对抗国民党。于是派人极力劝阻梁启超，并开始对国民党采取极端卑劣的手段。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召开，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被选为正副议长，国民党再次占据压倒性优势。
1913年3月20日，陶醉于大选胜利之中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子弹击中，两天后因伤势严重，救治无效而亡。梁启超被列入重大嫌疑人之列。然梁启超心怀坦荡，在《庸言报》上发表《暗杀之罪恶》，谴责“暗杀者如驯狐如鬼蜮，乘人不备而逞其凶，壮夫耻之”。说明“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规复之损失”。同时袁世凯也应国人的要求严查案件，“穷究主名”。不料最后真相暴露，此举竟是他自己与国务总理赵秉钧所为，国内报刊纷纷谴责袁世凯暴行，揭露他颠覆共和的阴谋，革命派也开始计划武力反对袁世凯，重塑共和。
1913年5月，梁启超联合原立宪派和北洋派的三个政党：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组成新的政党——进步党。三党合并酝酿数月，此时才宣告合并成功。会上，黎元洪被推举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为理事，梁启超成为该党的主要理论指导人和实际领袖之一。国会形成了国民党、进步党两党对峙的局面。
为了彻底消灭南方国民党力量，袁世凯瞒着国会秘密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举借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阴谋发动内战，掌控全国。
为了抗议袁世凯的倒逆行为，孙中山从日本回国，揭露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力主武力讨伐，挽救共和制度。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随后，国民党人在南京、上海、湖南、四川等地纷纷响应独立。二次革命成为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保卫民主共和果实的继续，是辛亥革命的“续集”。可是，在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阀的疯狂进攻下，国民党由于纲领不明确，内部组织涣散，讨袁军迅速被击溃，“二次革命”失败。
二次革命中，梁启超急于掌控内阁，以实现自己的立宪梦想，因此立场不知不觉中倾向了袁世凯，他在舆论界攻击国民党发动战争、祸害百姓，指控李烈钧“叛反国家”，称二次革命是由于国民党“白昼杀人”“庸才”治世带来的恶果，在这一时期内，梁启超极尽政治手腕讨好袁世凯，并为之设计了一个民主的“开明专制”方案。然而，袁世凯的欲望不仅仅是“大总统”，他一边利用梁启超，一边又对进步党人加以限制。
1913年7月31日，进步党人熊希龄被任命为内阁总理，作为对进步党贡献的回报。可是由于熊希龄稳重有余，决断不足，并不能有效地限制袁世凯的行为。随后，袁世凯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除名，并逮捕国民党数十议员，导致国民党议员人心惶惶，四处逃散。国民党在议会的优势完全被打垮了，进步党成为了议会的第一大党。
9月，熊希龄内阁正式组成。袁世凯亲信掌握了内政、外交及军事大权，进步党人则把持了财政、教育、司法、农工商四席。由于当时梁启超、张謇等人自誉为“第一流人才”，因此，内阁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当时梁启超本想就任内阁总理或财政总长，但袁世凯害怕梁启超破坏他的阴谋，以其一介书生，“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为由，仅将梁启超放在了司法总长的位置上。从此，进步党成为袁世凯玩弄权柄的工具。
梁启超入阁以后，主持制定了内阁大政方针，以“制定宪法，为民国建设第一大业”，“日接客数十，夜则以法案”，颇有一番改革雄心，矢志追求三权分立及立宪政治，重整国家残局。
“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后，宣布对外“爱重和平”，“开诚布公以敦睦谊”，尊重主权；财政上，“澄吏治，核名实”，裁减军费开支，整理币制金融；军政方面则“裁军，减政”，实行军民分治；实业上，则实行“保护主义”及“开放主义”，以缓和国内矛盾，促进发展；司法上，整饬法令，编定法律，实行司法独立，将中国“养成法治国家”。一系列的改革无不烙印着梁启超的思想，试图将中国带上时代正轨，走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立宪道路。
然而，在袁世凯眼中，立宪内阁只不过是一个达到他称帝目的的工具而已，军队和财政才是他的资本。1915年9月8日，梁士诒组织公民党，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党，袁世凯从此抛弃了进步党，加快了称帝步伐，没有实权的内阁被逼压得步步退让。在袁世凯的压力下，梁启超在内阁中政治思想的实现处处碰壁，外交也不得不屈从袁的意志，甚至还提出实行“开明专制”以讨好。梁启超又重弹民智尚且不够，不宜实行民主共和的老调。
在军事经济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面前，梁启超妥协了。10月4日，宪法会议公布了梁启超等制定的总统选举法七条，将法律的程序颠倒过来，先选总统，后定宪法。6日，国会在公民党的威胁下被迫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成为建国后第一个国庆节登上正式总统宝座的大总统。从此，宪法、国会之类的民主招牌已经不能阻碍他的手脚了。
不久，梁启超拒绝袁世凯要求取消限制专制的规定，激化了进步党与袁世凯的矛盾。11月4日，袁世凯借口国民党议员“勾结乱党”，下令解散国民党，驱散国会议员，揭下了伪装拥护共和的面纱，迈出了北洋军阀武力破坏国会的第一步。
此时，梁启超仍然没有看透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真实意图，他在国民党被解散的当天赶赴总统府，要求袁世凯取消命令，并威胁国会无法召开，总统也无从存在。但是，袁世凯有自己的算盘，对梁启超的威胁并不理睬。
12月15日，袁世凯召开会议，反对司法独立及设立法院，主张恢复清朝旧制。并于11月26日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代替参、众两院职权。梁启超闻讯后赶到，经一番唇枪舌战，最后还是无功而返，复辟帝制似乎已逆流难挡。
为了彻底打击进步党，袁世凯于1914年2月14日公布热河盗宝案，熊希龄被迫提出辞职，“第一流人才内阁”倒台。随后梁启超提出辞职，于2月20日结束了为期六个月的内阁大臣生涯。然而，就在此前，梁启超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决心从改革币制下手来整顿国家财政。上任以后，他将自己的热情化为一篇篇呕心之作，以图实行新的币制改革方案。他发表《币制条例理由书》《整理滥发货币与利用公债》《余之币制金融政策》《银行制度之建设》等文章，尽力整顿租税、银行、公债及货币。他认为“币制之紊乱与银行之制度之不良”是国家财政混乱的原因，“政府苟能以全副精神，就此两事力图改良，则一二年后，国家之危险，必可去其大半”。可是在袁世凯的称帝野心下，国家建设根本无从谈起，梁启超精心制定的币制改革方案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万般无奈中，梁启超屡次提出辞职，12月27日终被批准离职。
1914年3月18日，约法会议召开，会上废除了内阁制的《临时约法》，代之以总统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根据《约法》，新成立的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职能，并设宪法起草委员会，梁启超被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袁世凯企图拉拢梁启超，使他继续充当复辟帝制的工具。
参政院参政全由袁世凯任命，参政院完全被袁世凯操纵。梁启超这时看清楚了中国时局，明白了自己所矢志追求的民主立宪政体已经破产，遂谢绝任命，宣布脱离政治。
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
从此梁启超隐居于天津海河边的意大利租界内的“饮冰室”。
从日本归国后，梁启超便开始在天津海河边的意大利租界内（今天津河北区民族路四十六号）造房置宅，安置家人。这是两幢西式建筑风格的楼房，东西分立，各有特色。靠西边的是意大利建筑师罗尼欧专门为梁启超设计的，上下两层，整座楼房呈浅黄色，造型典雅，室内摆设讲究，洋溢着浓浓的书香味。
◎“饮冰室”及梁启超雕像
取《庄子·人间世》中“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兴”这一典故，梁启超将自己的书屋命名为“饮冰室”，以此表明自己和那位大忠臣一样，都是为国事忧虑而内心焦灼，需要饮冰水以浇心火的人。他的年少时光，他的青春与热情，都在为救国救民、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逝去，他确实是一位爱国救国的“饮冰子”，一位伟大的“饮冰子”。
天津的居所虽然没有双涛园的旖旎风光，但它毕竟是屹立在中国的土地上，成了梁启超自流亡后最为温馨的家，日后，它又成了一处学术圣地。
◎中华书局1989年版《饮冰室合集》将原四十册合订为十二册的影印本
梁启超这样一位充满政治才能与爱国热情的领袖人物，放弃了政治中心的北京，选择通商口岸的天津，让不少人迷茫，其中也包括他年轻的儿子们。一天，正在上中学的四子梁思忠鼓足勇气，问到了这个让父亲无奈的问题。梁启超平和地给孩子们解释道：“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家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之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他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里，放在附近的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时时住在它们的旁边。”梁启超开始潜心学术了，对于学术的浓厚兴趣让他关心书籍的安全。
梁启超这位启蒙思想家、政治家、一代文化宗师在天津居所的书斋“饮冰室”里写下了大量不朽著作，在政治、史学、文学、哲学、经济、教育、法律、新闻、伦理、宗教等诸多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不愧为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0世纪的许多伟人、知识分子都受到了他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钱穆、胡适……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们直到现在仍需借鉴他的研究成果。
梁启超准备低眉于天津寓所的书斋“饮冰室”，走学术救国之路时，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他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英勇无畏地奋斗了半生，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梁启超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梁启超离世前不遗余力地编著《辛稼轩年谱》，在编至辛弃疾六十一岁时，病痛折磨得梁启超几乎一字一停。其中梁启超所写《祭朱晦庵文》的最后四句是：“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此“凛凛犹生”四字成为梁启超的绝笔，也似乎是他一生的写照。他的一生，是为启迪民智而努力的一生，是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的一生。他精神不死，功绩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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