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树及遗传分化分析

群体内的遗传距离介于0. 0.3.1　～ 0.0.2　0之间，野生群体与第9代之间的遗传距离最大为0.0.2　0，第9代与第10代之间的遗传距离最小为0.0.3　1。根据遗传距离和相似性系数结果，利用TFPGA软件构建了3个世代的UPGMA聚类关系图，第9代与第10代首先聚为一小支，然后与野生群体聚为一大支。

表18　群体之间的Nei遗传距离及相似性系数

注：对角线以下为遗传距离，对角线以上为相似性系数

图7　3个群体的UPGM A的系统树

随着选育时间的延长，野生群体与“黄海1号”第9，10代之间有较大的遗传分化，分化系数平均达到了0.0.0　0以上，而“黄海1号”相邻世代之间分化很小，第9，10代相邻群体之间的分化系数仅为0. 020 6。

表19　不同群体之间的遗传分化系数

研究结果表明，野生群体与第9代选育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最大，达0.0.2　0，而两代选育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较小，仅为0.0.3　1。根据Wright（1951）的规定，Gst值介于0～0.05之间，表示群体遗传分化较弱；介于0.05～0.15之间，表示群体遗传分化中等；0.15～0.25之间表示群体遗传分化较大；当Gst . 0.25表示分化极大。本实验结果表明野生群体与第9代和第10代的分化系数都在0.07以上，说明野生群体与选育群体之间已经出现了中等分化现象，人工选育对中国对虾的遗传多样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相邻两代之间的分化系数仅达到0.0.0　6。两代选育群体的遗传距离和分化系数分别小于李朝霞等（2006）用AFLP方法分析的“黄海1号”前几代的平均遗传距离和任何两代之间的分化系数。第9代，第10代两代非常相近，随着选育时间的延长，相邻选育世代间的遗传距离呈下降的趋势，分化也呈下降的趋势，并且有趋同的现象产生，这与李朝霞分析的前几代的遗传变异得出的结论相一致。选育群体间的遗传分化程度很低，并且大多数的遗传变异来自于群体内个体之间的变异，选育群体可以保持需要的遗传响应，继续开展育种工作。两代选育群体间遗传相似系数高达0.9.6　9，2个群体在DNA遗传背景上非常相似，显示出“黄海1号”新品种具有遗传上的稳定性。但是在以后的育种工作中更应该注重保种过程中有效群体数目，近交系数以及环境压力等，以保证育种工作的顺利进行。

AFLP技术是通过分析基因组酶切位点的丰富程度来衡量物种基因组多样性的，它对整个基因组DNA进行酶切，通过选择性碱基对酶切连接片段进行选择性扩增，理论上可以覆盖整个基因组，而且每对引物可获得的位点数从30～80不等，提供的信息量大，检测的多态性丰富。AFLP不同于同工酶，它不受组织、器官、发育阶段、生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因此AFLP分析较同工酶分析具有较好的可比性。刘艳等（2002）和李太武（2001）分别对3月龄和3年龄的栉孔扇贝进行了同工酶分析，稚贝各种酶位点数和等位基因数都少于成贝。张志峰等（1997）对中国对虾幼体发育阶段的8种同工酶变化进行分析，表明随着发育同工酶的酶谱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杨翠华等（2006）和张岩等（2007）分别对红鳍东方鲀和钝吻黄盖鲽进行同工酶分析，发现在不同的组织中同工酶的表达呈现明显的组织特异性。RAPD技术与AFLP技术同为显性分子标记，但RAPD技术最大的缺点就是稳定性差、重复性差（Pejie et al，1998；Carcia et al，2000；王玲玲等，2003；杨东等，2006），其主要原因是由于RAPD标记使用较短的引物，所以引物与模板的错配几率较大，且易受实验条件干扰，系统误差很容易变成随机误差，从而影响其稳定性和重复性。相反，AFLP分析可以借助高纯度的DNA模板和过量的酶来解决因酶切不完全而导致的不理想扩增结果。扩增过程中较高的退火温度和长的引物可以大大减少假阳性现象的产生。Jones等（1997）研究发现AFLP的错配率小于0.6%。相比之下，AFLP分析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和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