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公共外交。
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今天，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会影响世界，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时候对中国的发展有助力，有时候对中国的发展有阻力。一句话，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形势紧密相连。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要追求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就有必要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当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所作所为在国际舆论中被传播表达得很不准确。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相差甚远，其中有无知，有误解，更有歪曲。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大多数外国公众对中国不可能有什么正面的印象。因为大多数外国公众没来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无外乎来源于文学作品、广播影视刻画的形象和各种新闻媒体传播的报道。而这些形象刻画和新闻报道往往有着相当的偏差，这种偏差有的是因为无知而无意的，有的则是有意而为之。
有意为之的原因有三。
一是一些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仍然沿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他们本能地警惕、害怕中国的发展，觉得中国一定会与苏联一样，将来发展强大了一定会搞霸权，一定会侵害别国的利益。
二是这些西方媒体同时在用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中国，他们觉得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他们不一致，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他们信仰的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有着根本的冲突，不认同中国的发展道路。
三是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实际利益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新矛盾、新冲突，比如贸易摩擦和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差异等等。这些矛盾冲突解决不好，中国的形象也会被妖魔化。
因此，要想让世界认识真正的中国，光靠中国政府不够，想靠西方媒体更不行，还要多靠中国人，多靠民间的中国人对外正确地表达中国、传播中国，这就是当代中国需要的公共外交。
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有着自身的现实需要[1]。
首先，加强公共外交是解决中国现实外交难题的重要途径。面对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面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中国威胁论”，公共外交是完善外交工作的重要手段。
其次，公共外交可以充分利用我国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成果，引导舆论，增强民众对外交的参与和支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众对外交的关心程度提高。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中国公共外交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证。
第三，可以加深国外对我国的理解，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1995以来中国已经四次发表了《国防白皮书》，这既是一种重要的透明化和国际化的举动，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公共外交方式，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
第四，公共外交可以抵御西方对我国的宣传攻势，掌握宣传方面的主动。信息是一种战略资源。谁掌握了信息传播源和信息传播载体，谁控制了国际广播、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络，谁就有能力影响整个社会，谁就能在信息时代的舆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掌握主动权。
当今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公共外交，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比较成熟的国家，公共外交开展得越早。但是，公共外交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公共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中国政府注重“公共外交”是汲取了“外交教训”之后的理性选择。
近年来，中国形象在国际上多次遭遇危机，国际舆论由于对中国政府政策的不理解，常常在还没有搞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就对中国轻下结论。结果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一个接一个的难题。从2003年的“非典” （SARS）到2008年的奥运火炬传递、拉萨“3·14”事件和“毒奶粉”等事件，无一不是这样。
痛定思痛之后，中国政府领导人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中国政府也迫切希望改善国际形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公共外交”被中国的领导人寄予了厚望。早在2008年，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注重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2009年，胡锦涛主席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2]。作为对胡锦涛主席指示的回应，中国外交部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公共外交的新举措[3]。如将新闻司原有“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建立公共外交的部内、部际协调机制。
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伴随中国的发展强大，维护和提升国际形象的任务会越来越重，公共外交的机遇和挑战也同步增多。在她看来，“公共外交”需要早说话、会说话，让国际社会在第一时间听到中国的声音，及时了解到事态的真实情况，这就有利于外界形成对中国客观平衡的看法。
清华大学的赵可金教授也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日渐重视“公共外交”，也与中国的国家地位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今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国际化”的国家，因此相应地中国政府也应该重视自己的国家形象。在赵教授看来，“如果对于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来说，也谈不上什么国际化，更不用说什么‘公共外交’了，因此这里折射了中国近些年来巨大的变化[4]”。
在中国，公共外交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公共外交性质的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十分活跃，有力地配合国家外交，为中国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开展对外交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新中国前50年的外交实践中，人民外交主要用于打破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大国“封锁中国”的僵局，并未发展为中国外交的一个有力支点。中国内部关系“大政府”、“小社会”的形态也造成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失衡，使中国外交容易在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等议题上陷入西方草根社会的包围，这种状况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是无法一一应对和化解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吸收借鉴外国有益经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始努力探索和开拓公共外交。
中国公共外交在创新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中国公共外交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以及共同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指导思想，对公共外交的性质、方向和准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外交实践，中国的公共外交要努力践行上述理论和指导思想，以坦诚开放的态度和行动塑造中国形象，增进中外了解和友谊。
其次，中国公共外交的目标是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中国的公共外交紧密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以维护和促进国家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与某些西方大国不同，中国无意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无意对他国发展道路、内外政策施加影响。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旨在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向外部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致力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推动各国共同繁荣的中国，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偏见、误解和疑虑。同时，致力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相互了解与信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增强，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的公共外交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注重全局谋划，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的国内大局与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大局，坚持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兼顾好国内国外两方面，即在致力于引导外国公众正确认识中国的同时，努力使国内公众更加全面了解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实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
第三，中国公共外交的形式和方法既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
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智慧来源。中华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主张“和为贵”，重视“亲仁善邻”、“和衷共济”，具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特点。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确立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等基本方针，不仅打破了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围堵，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带动了“人民外交”、“民间外交”的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为开展公共外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民间外交，大力推进对外交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江泽民同志继往开来，深入推进全方位外交，争取了更多国际理解和支持，进一步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大力推动开展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并取得辉煌成就，为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留下了宝贵财富。
在新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力推进公共外交。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身体力行，通过访前接受美国主流媒体联合书面采访、访问期间与奥巴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出席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宴会并发表重要演讲、与中美两国企业家和青少年进行面对面交流等方式，面向美国各界人士，全面阐述我对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政策主张和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受到国际舆论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堪称新时期中国公共外交的范例。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上，首次提出中国要开展公共外交，这标志着公共外交正式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议程。胡锦涛总书记精辟论述了公共外交在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公共外交作为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完善中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他强调指出，开展好公共外交直接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外交工作要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审时度势，高屋建瓴，第一次将公共外交提升到外交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新形势下推进公共外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公共外交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提升国家形象，维护国家权益。新形势下，人大、政府、政协在各自领域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新闻媒体、智库学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工商企业及各界人士也努力发挥各自作用，中国特色公共外交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各部门各地方相配合、国内国外相协作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良好局面。
当前，公共外交在中国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发挥公共外交作用。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互补，中国外交两翼齐飞。近年来，公共外交逐渐成为中国外交工作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在外交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重要性日益凸显。公共外交已成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务委员杨洁箎指出：公共外交这一新型外交形式，已成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公共外交现在是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近年来，中国设置“外交部开放日”，频频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等， 日渐重视公共外交。2010年，中国的“峰会外交”与“世博外交”引人瞩目。前者，如上合组织峰会、G20峰会等，属政府外交。后者，上海世博会则是中国人民开展公共外交的绝佳机遇，可以帮助世界充分全面了解中国，让中国最大程度、最接近真实地展现在世界面前[5]。
中国的公共外交承担着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中国的重任。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所谓公共外交，也就是向外国公众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当外国的公众能比较正确地认识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政府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事务时，就必须认真考虑这种民意。
要向外国公众说明中国，就必须掌握国际话语权。
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内涵包括对议题的设置、对规则的制定。在国际关系中，一方（一国或多国）强势的话语权甚至意味着使其他国家的表述和看法失去合法性和合理性。
在冷战时期，中国的话语权并不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为当时中国坚持的是革命话语，作为第三世界成员对抗批判霸权主义。冷战结束以后，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中国与国际接轨之后话语权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目前国际上讨论的热门话题，比如气候变化、主权债务危机等，都不是中国提出的。甚至中国自身的国际定位，也往往不如被西方社会所设定的定位接受程度高，处于被定位的状态。
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扩大自己的声音，进行主动的宣传就可以了。话语的质量才是决定话语权的更重要的因素。中国要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必须在制定国际话语权的战略，繁荣发展基础性的社会科学，平衡好现代化、国际化和传统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对东盟的公共外交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英文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东南亚国家也将其华文音译简称为“亚细安”。东盟的前身是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于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成为政府间、区域性、一般性的国家组织。1967年8月28-29日，马、泰、菲三国在吉隆坡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由东南亚国家联盟取代东南亚联盟。
对于中国来说，东盟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经济上说，东盟走向一体化后，将是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从地理上说，东南亚地区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重要水上枢纽，也是澳大利亚、新西兰通往东北亚地区的必经水路，承载着世界上最为繁忙的两条航线，这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和对外贸易至关重要。
从政治上说，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东南亚地区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是实现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的重要平台；是推行国际秩序多极化理念，破除中国威胁论，实践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最佳舞台。
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在经历了冷战时期的敌对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双方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很多成果。
政治方面，中国政府坚定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愿与东盟建设更加强劲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已与东盟10国分别签署着眼于双方21世纪关系发展的政治文件。2002年11月，中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003年，中国作为域外大国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对话合作机制，主要包括领导人会议、9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5个工作层对话合作机制。
经济方面，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进程。由中国总理温家宝提议，2003年10月第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决定每年在中国广西的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它是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实现互利双赢的大平台。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 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双边贸易额已由1991年的79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2928亿美元[6]。
此外，双方还确定了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等十大重点合作领域。在执法、青年交流、非传统安全等20多个领域也开展了广泛合作。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农业、信息通信、非传统安全领域、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交通、文化6个领域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设立了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和中国—东盟卫生合作基金，用于支持中国—东盟领域合作。东盟10国均已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双方互为主要旅游客源对象。
在国家层面的政府间外交不断拓展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大对东盟国家的公共外交，或者被称为“软实力”外交的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包括：
一是推进对东盟国家的文化外交，如开办孔子学院，增加互派留学生，加强文化、教育、体育交流等；
二是扩大国际传播，加强新闻合作，互派记者采访，与海外媒体建立合作交流机制；
三是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和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面向东盟国家的国际性商业活动。
这一系列旨在提高中国在东盟的影响力并且改变东盟对中国态度与看法的行动，被国外学者称之为“魅力攻势” （Charm Offensive）。其实，从公共外交的观点来看，这就是中国对东盟国家采取的公开化、多方位的公共外交攻势。
那么，为什么在政府外交之外，中国还必须与东盟国家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呢？
首先，中国已经走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与世界各国包括东盟各国有了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2010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副总理级以上的访问近70起，双方人员往来超过500万人次、中国帮助东盟国家培训近6000名各类技术和管理人员，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双方贸易额达29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创历史新高。中国从东盟进口1546亿美元，向东盟出口1382亿美元，东盟对华顺差164亿美元[7]。中国首次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教育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务实合作项目，举办了中国—东盟博览会、教育交流周等活动。双方公众间交往的接触面远远超过政府交往。这种交往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的双向传播。东盟国家也有与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积极性。中国的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促使中国公众要肩负起和国际社会包括东盟各国沟通的责任。
第二，对东盟国家开展公共外交是促使东盟国家摒弃冷战思维的需要。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冷战思维依旧弥漫在一些东盟国家中。对于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东盟一些势力都有反对的倾向。这种偏执会产生追随西方大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和行为。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利益的冲突，东盟某些国家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时有严重的歪曲乃至攻击，他们通过“中国威胁论”之类的炒作热点，致使许多东盟国家普通人士也对中国有所误解。如：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民主；正常的国防建设被认为是为了取得军事霸权；经济的发展被指责会增加东盟国家的失业率，甚至对东盟国家的光明磊落的政策被诬为别有用心。
第三，中国的和平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国际舆论，作为中国的近邻，东盟国家的舆论十分重要。
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决定于本国国情，也受制于国际环境，这不仅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军事环境，也包括国际舆论环境。要让世界正确认识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不能单纯地寄希望于别国媒体公正客观地报道中国，更何况一些媒体是反华反共的国家媒体。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包括中国文化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内外政策等介绍出去，首先在于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沟通能力。中国的公共外交正是增强这种能力的重要方式，毫无疑问，也支持了政府外交。
第四，对中国的不解、误解和偏见，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东盟国家。
长期的偏见会使东盟国家的对华政策随之产生严重偏差。可以说，正确认识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事关东盟国家的重大利益，也是中国与东盟和谐相处的必要因素。中国对外交流中力推“和谐”、“和善”、“祥和”的理念，“和”应是中国文化的符号表征，对待东盟这些相对实力偏小的国家，尤其如此。推广中国的外交理念，公共外交有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功[8]。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进一步开展与东盟国家的公共外交呢？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对东盟国家的公共外交，以推动合作为核心，通过支持学术研究、深化民间交流和加强舆论引导，在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方面迈出了新步伐，逐步突破了既有的合作障碍，向着机制化和长效化纵深发展。
具体来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公共外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领导人的公关外交，倡导地区合作观念。领导人的公关外交，是营造地区合作观念最有效的武器。近年来，在中国领导人对东盟国家的访问中，各种与公众直接接触的活动日益增多。比如到对方国家的高等院校中发表演讲，接受对方媒体的现场采访，与相关企业员工开展联谊活动，举办社会各界名流参加的宴会活动，到某些旅游景点游览等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领导人在非正式场合的活动在公众中的形象传播和塑造效应要比正式场合的活动大得多。
第二，加强新闻舆论引导，积极开展媒体外交。媒体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环节，也是公共外交影响力的放大器。为了不断改进对东盟国家的媒体外交，中国政府努力加大对媒体建设的投入，改善体制，逐步加强国际广播和对外宣传的“硬件”和“软件”建设，搞好基础设施，包括国际广播、驻外通讯机构、记者招待会等，加强跨国媒体合作交流，逐步扩大中国对地区合作舆论的引导力。媒体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助于加深双方人民的了解，澄清彼此误解，进而为地区合作创造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第三，推进文化交流，深化地区各项合作。在国家间关系中，偏见比无知更可怕。中国的儒教文明和“孔子学院”在东南亚甚至世界各地的传播和扩散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新的表现力量。克服主观意识形态偏见的最重要途径就是靠交往，特别是两国民众围绕教育、科学、文化、历史、宗教等领域展开的深入广泛的交往。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的意义，近年来已经得到中国政府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认同。
中国对东盟开展公共外交的最终目标应是成功塑造自身在东盟国家民众中的“良好国家形象”。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不断提升，东南亚成为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推进“和谐周边”建设的重地和示范区[9]。一方面，中国成功地从“威胁者”转变为“合作者”，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日益鲜明突出，并有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可能；但另一方面，随着当前中国快速崛起，各种制衡和挑战因素不断增加，中国国家形象也有被国际舆论再次塑造为“挑战者”甚至“威胁者”的可能。
因此，未来几年，中国仍需要通过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公共外交，加强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塑造，在继续保持“合作者”形象的基础上，致力于塑造“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国家形象[10]。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枢纽。
广西与东盟各国语言相近，文化相通，习俗相似，历史上就存在着源远流长的深厚情谊。
广西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唯一有陆地和大海相连的省区，是中国与东盟双向沟通最便捷的交通枢纽。
2003年10月，印尼美丽的度假胜地巴厘岛，在第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10+1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议：为加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从2004年起，每年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这一倡议得到东盟10国领导人的普遍欢迎，并写入会后的主席声明。这既是中国和东盟各国政府对广西的信任，也是历史赋予广西的责任。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一个综合性国际博览会，它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合作、文化交流、专题论坛于一体，充分展示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的成果，为贸易、投资、经济合作提供机会，为政府、企业、文化学术界对话交流提供场所。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标志着广西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的重要窗口与平台。
2006年7月20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环北部湾经济论坛上，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刘奇葆进一步提出“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战略构想，将环北部湾两国四方的经济合作延伸到隔海相邻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更深层次的考虑是要构建一个区域合作的新格局，即由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两个板块和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一个中轴组成，形成形似英文字母“ M”的一轴两翼大格局。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将形成一个太平洋西岸新兴的经济增长带，必将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内涵，促进东亚整体合作的深入发展。
2010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中国和东盟国家经由广西集散的商品和人员往来越来越多，广西作为沟通双方的枢纽地位呼之欲出。广西与东盟各国实施了一批港口、金融、文化、教育、旅游等项目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也为广西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中国—东盟博览会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举办，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是贯彻落实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的一项行动，是广西乃至中国对外开放史上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和东盟关系史乃至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盛事。博览会不仅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而且通过举办一系列高规格的论坛和活动，搭建了中国与东盟多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服务了国家周边外交战略，也从此拉开了广西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序幕。
主要表现在：
一、广西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之前，广西从来没有承办过大型国际性展会。然而，在连续举办十届博览会之后，在接待近百位国家领导人和2000多位部长级贵宾之后，在迎接参展参会客商近50万人之后，广西人已经算得上是见过“大世面”了。
特别是2006年，中国有三大外交活动，其中一项就在广西举办。这就是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纪念峰会在广西成功举办，提升了广西在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战略地位，扩大了广西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凸显了广西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广西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热点地区。同时，由11国领导人出席的高规格国际多边活动，在中国也只有北京和上海举办过。这对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自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以来， 自治区主要领导每年率团出访东盟国家，受到了东盟国家高规格的礼遇，显示出广西在东盟国家中的知名度、影响力不断扩大，增进了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友谊，拓宽了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目前，广西已然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国内外记者纷至沓来，全方位、多角度报道广西在区域合作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仅2010年第七届博览会就共有199家中外媒体、1458名记者参会报道。其中，东盟媒体72家88人，创国内同类活动参与的东盟媒体之最。
二、广西开始以世界眼光谋划长远发展。
从边陲走向前沿，从偏居一隅的欠发达省区走向备受世人瞩目的“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广西的这一美好前景，从根本上看，源于广西与东盟开展全面合作的战略布局。
目前，广西针对交通建设、农业资源、工业优势产业、港口物流、旅游、经济合作区、人力资源培训、文化、体育等10个方面的对外合作均制订出了详细的专项行动计划。按照广西描绘的蓝图，通过3至5年的努力，广西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将更加紧密，全面合作的平台将日益完善，投资与贸易将得到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将得到不断夯实，科、教、文、卫、体等各方面的合作往来将更为频繁。到“十二五”末期，广西将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以及“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新一极”。广西的繁荣，整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繁荣，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三、中国—东盟交往的“南宁渠道”得到广泛认同。
广西在成功举办七届博览会之后，“南宁渠道”这个新名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南宁渠道”越走越通畅。随之而来的是，南宁国际战略地位迅速提升，已经成为东盟国家最熟悉的中国城市之一，并被视为双边合作的最佳渠道。
东盟前秘书长王景荣当初提出“南宁渠道”这一概念时称，这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稳定的沟通渠道。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在南宁这个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达成了多项共识，形成了多个机制，开辟了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渠道。
自博览会在南宁举办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达成了《南宁共识》、《南宁联合宣言》、《南宁倡议》等多项共识，形成了多个合作机制，开辟了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渠道；围绕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落实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举办一系列投资、贸易促进活动，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客商之间、政府与商界之间、双方政府高层之间搭建了经贸合作、交流沟通、会晤磋商的“渠道”。
博览会的平台可谓政治、外交、经济意义兼具，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之间、部长之间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经常进行交流，促进了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南宁渠道”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中，已成为推动中国与东盟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互利合作共赢的新途径。
中国与东盟举办的论坛，涉及金融、农业、电力、减贫、法律、医学等领域。以2011年第八届博览会为例，本届博览会围绕“环保合作”主题，举办中国—东盟环保合作论坛，还举办了金融、质检、药品安全、大众体育、文化产业、出版、人口与发展等共9个系列会议、论坛和活动。其中一些论坛已是第二、第三次举办。这表明博览会的论坛正通过“南宁渠道”，形成品牌化、机制化，形成中国面向东盟、面向全世界开放的新平台。
连续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也给南宁的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变，南宁先后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全国文明城”、全国环境领域最高社会奖——中华宝钢环境奖等荣誉称号。中国—东盟博览会繁荣了南宁这座城市，每年数万名赶来此地寻找商机的中国东盟客商，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纷至沓来。
为了使“南宁渠道”进一步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南宁市将继续努力打造中国—东盟“区域性国际城市”，把南宁打造成中国—东盟信息交流中心、交通枢纽中心、金融中心等“三中心”，进一步增强城市配套服务功能，使“南宁渠道”功能更为完善。
四、广西对外开放的层次不断提高。
如果说，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让东盟各国看到了广西的实力与诚意，那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得国家批准实施，则标志着国家对广西的信任与期待。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地区已成为“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由此，广西得到了区位、资源、政策等方面的更大优势，从而实现了对外开放和改革发展的新突破。
广西人有强烈的对外开放愿望和共识，广西更有对外开放上的众多优势。地处中国对接东盟前沿的得天独厚区位，丰富的自然资源，以交通、能源、通讯为重点的投资硬环境建设日益完善，都奠定了广西对外开放的基础。
如今，已经有6个东盟国家在南宁设立领事机构，泛北部湾、大湄公河、中越“两廊一圈”等次区域合作及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务实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积极推动。 目前，广西已与世界五大洲26个国家建立58对国际友好城市，居西部地区首位。一系列中国与东盟的重要活动在南宁举办，越来越多的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机制在广西落户，如中国—东盟青少年培养基地、中国—东盟妇女培训中心等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已落户广西，广西成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信息交流中心。
广西已成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成为连接多区域的交流桥梁、合作平台与国际通道。广西将继续打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深入发展这张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国际国内多区域合作，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和参与国际国内竞争新优势。
“十二五”时期，广西将进一步发挥自身的优势，在积极参与和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以及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促进东部、中部、西部互动，深化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新的形势下，巩固和加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开创中国—东盟“钻石十年”，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的地位以及它所发挥的作用显得更为举足轻重。
中国对东盟的政府外交离不开广西的深度参与。
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广西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连接中国东部沿海和海上东盟的联系通道。
广西是中国与东盟、东亚与东南亚的连接点，是双向沟通中国华南与西南的接合部，对内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对外是促进中国—东盟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基地。广西对促进中国的南向发展，中国跟东南亚的合作，甚至将来通过东南亚地区往西扩展到南亚，往北扩展到整个东亚10+3的合作，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上看，广西正在扮演一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交往最密切、利益最攸关的一个地方角色。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著名东南亚问题研究专家翟崑在接受广西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指出：因为广西是地理上离东南亚国家最近的中国省区，所以它与东盟国家在利益方面也是最接近的，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发展好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会一层层往上走。
从历史上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现在和未来来看，似乎也面临一些未知的风险，而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发展有助于减缓和规避这种风险。
首先是战略风险。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有一些争端，但是在北部湾地区，中国和越南已经成功解决了北部湾边界划分的问题，而且已经开始进行各方面的合作。如果双方把北部湾这种良好的合作模式推广到整个南海地区，那么，对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会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
其次是社会风险。中国和东盟国家都面临一些诸如民族分裂、恐怖主义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国内矛盾。广西与东南亚海陆相连，广西的少数民族东南亚多有分布，广西籍华侨遍布东南亚，特别是新马泰三国，广西与东南亚诸国加强合作沟通有助于减少各种社会风险。
第三是经济风险。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经济困难。广西毗邻东盟，经济发展与东盟国家休戚与共，双方在微观层次上进行合作，加强工业的、农业的、航运的、交通的交流，就会起到消减经济风险的作用。
最后是自然和生态风险。中国和东南亚都属于自然灾害的高发地，此外，还有一些生态风险，比如说非典、禽流感等流行性疾病。由于广西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些风险的发生必定会波及广西。如果双方在广西形成密切的合作避险机制，它就有利于中国—东盟合作起来降低风险造成的损失。
从长远来说，中国和东盟的目标是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关系的基础是牢固的政治支柱和安全支柱，而这两个支柱都需要经济基础来夯实和加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西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说到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支柱，实际上就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广西的发展可以丰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内涵。中国和东盟建立自贸区是一揽子计划，需要不断地去充实它的内容。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原来有一个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这么一种形式，它主要是云南、广西和其他几个湄公河沿岸国家的合作，这一块合作主要是在陆上合作。但是，中国和东盟之间还有广阔的海洋，广西正好连接着中国与东盟的陆上与海上，所以广西主导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主要是海上的经济合作，它从地理概念上，从经济的内容和形式上，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内涵。
近年来，广西充分发挥面向东盟“桥头堡”和前沿阵地优势，开展与东盟的全面务实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以及中国对东盟开放的前沿和窗口，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和不断发展，广西优势不断凸显。
未来，广西将继续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大步推进开放合作，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促进广西发展。
那么，在中国对东盟的公共外交中，广西又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呢？
总体来看，广西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公共外交中，应当扮演“理念践行者”、“舆论制造者”和“机制推动者”的角色，随着中国—东盟合作的拓展，这一作用还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第一，地区合作的“理念践行者”角色。广西是中国面对东盟的前沿和窗口，中国的公共外交理念，必须由广西各级政府和人民身体力行地实践，发挥公共外交润物细无声的作用，积极塑造中国在东盟国家民众心目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维护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各种利益，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入发展。
第二，地区合作的“舆论制造者”角色。中国领导人反复阐释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政策，以及中国推动“和谐亚洲”，努力和周边国家做“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等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中国与东盟地区合作的舆论，一些主张已经成为地区合作的基本原则。广西一方面可以利用自身的媒体积极配合国家政策制造合作舆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影响东盟媒体发布相似的舆论，以配合国家的公共外交举措。
第三，地区合作的“机制推动者”角色。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合作上从积极参与周边机制，到主动构建，逐渐构建起了一个区域多边机制的链条，区域多边制度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特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外交积极履行大国责任，重视公共外交、政党外交和地方外事在周边外交中的作用，鼓励它们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为推动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广西与东盟各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广西可以通过人员交流积极开展增信释疑的公关外交，推动媒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力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教育文化和社会交流，开展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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