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本性的科学

最值得人类研究的，是人。

A·蒲柏（Alexander Pope）

 

卢梭曾经说：“在所有科学中，最有用但最不成熟的是关于人的科学。”这位工匠的儿子环顾四周，看到的只是一个处于堕落和病态下的人类社会。政治上的腐败，弱肉强食，少数人穷奢极欲而多数人困苦不堪，还有邪恶、贪婪、战争，军事占领下的人民惨遭奴役，以及当权者对民众的欺骗。这一切都使卢梭感到惶惑不解。

人类社会的一切与自然界的一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自然界的规律与秩序非常鲜明。行星按照指定的轨道运行，没有半点偏差。不管自然科学家们在何处巡察，总能发现证明世界具有设计与和谐行为的规律和数学定律。自然界具有条理性、规律性、理性和可预见性。

然而人类是自然秩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也像物质世界一样是上帝的创造物吗？时髦的唯物主义哲学不是教导我们，人的意识与肉体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吗？因此人类的行为必然有普遍的自然规律。像行星一样，人类也受制于吸引力和排斥力，所以人的行动也应该是这些力作用的机械结果。类似地，从基本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中也能找出规律。人类对同胞的怨恨，政治上的混乱，普遍的贫困与苦难，这些弊端之所以被当作人类关系的特征，是因为人类还没有找到社会的自然规律。一旦发现了这些真正的规律，人类将生活得更美好，社会也会变得稳定而公正。因为它们最后会与“自然秩序”相一致。如果人类社会经过强制手段或经过引导而遵循这些规律，那么社会的弊病就会消失。

因此必须有一门人文科学。然而，卢梭指出，这门科学不能通过实验来研究，因为这要求最伟大的哲学家们想出方案，并且由最强大的王室来加以实施。幸运的是，没有必要进行这类实验。我们可以从主要的原理出发，用演绎的方法推导出真理。霍布斯以他特有的方式直截了当地陈述了这一思想。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和心理学都必须简化为纯科学。人类一直仅仅依靠自身的经验来作为社会知识和伦理知识的源泉；但是使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教益，则仅仅只是更加谨慎而已，这种方法的作用一如从前。因此霍布斯接着说，只有依靠科学的方法才能使我们具有智慧。这种方法万无一失，并且赋予我们预见事物的能力。对霍布斯来说，科学仅仅是指这样的一门学科：“几何学，它是上帝赐予给人类的惟一科学。”康德也同意有必要设立一门社会科学，并且还说要发现人类文明的定律，应该有开普勒和牛顿才行。

人们最终相信有必要建立一门关于人类的演绎科学。相应地，社会科学家们开始鉴定、分析和总结在人类关系中那些发挥作用的普遍规律。正如一位侦探通过找到一位女子，而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揭开一件最复杂的神秘案件一样，这些社会科学家们也希望，在发现一些基本的规律后，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前，思想领域被认为与数学分析毫不相干，但现在这一看法发生了变化。社会科学家们希望数学在这一领域取得在其他纯科学领域内同样辉煌的成就。美酒、女人、歌曲，以及要获得这些享受所必需的财富，都成了数学的研究对象。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追溯数学思想在这些研究过程中的影响。

假如存在社会规律，那么社会科学家们将怎样发现它们呢？数学为提供答案树立了榜样。首先，他们必须发现一些基本的公理，这些从思想和经验中产生的公理，自身应该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它们合乎人性，这样所有的科学家才会承认它们。然后通过严密的、完美的数学推理，从这些公理中推导出关于人类行为的定理。

正像数学定理与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相辅相成，产生了数理天文学一样，有关人类行为的定理与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特殊公理相结合，也将产生与各个领域相应的科学。这些新的社会科学中的理论，甚至可以用公式定量表达出来。这样，在进一步研究时就可以使用代数技巧了。

对构成人类行为科学基础的基本真理的寻求，一时出现了一股狂热的势头。研究人性的著述纷纷出版，令人目不暇接，这些书都着眼于发现基本原理。18—19世纪有关这一方面的经典著作，就有洛克的《人类理智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休谟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和《人类理解研究》（Inquiries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还有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Introduction to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J·穆勒（James Mill）于1826年出版的《人性分析》（Analysis of the Human Mind）一书，把这一运动带入下一个世纪。在所有这些著作中，作者们纷纷就人文科学提出自己的公理，并且根据演绎的方法推导出支配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规律。

这些著作中，有些关于人类行为的公理很值得重视，这不仅仅由于它们本身的价值，而且由于它们代表了当时的基本假说和创造性思想。它们都肯定人生而平等，知识与信仰来自感觉经验；趋利避害决定人行为的基本力量；人类对文化和环境的影响方式是众所周知的、固定的；人都根据个人利益而行动。最后的这一条公理尤其被人们着重强调，其普遍性可与万有引力定律相提并论。虽然20世纪的人也许担心利己主义在社会中会起分裂的作用，可是18世纪的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的看法是：

上帝和大自然将总的框架定下，

宣称自然和社会犹如一个整体。

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只要不对社会利益有害就行。当然，并不是以上所有的公理都被当时那些理论家们接受和提倡，但它们的确在当时十分流行。

要在短短的篇幅里对关于人的本性的科学自身众多的推理进行评述，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只要我们知道这门科学已经兴起就已足够了。

为了在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具体领域取得成果，总的纲领是要求在人文科学这一广阔领域里为每一具体的学科提供专门的公理。在由充满理性精神的人所创建并发展起来的伦理学的众多体系中，有一个体系对我们20世纪的文明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应对此加以详细研究。这一体系由边沁（1748—1832）所创，它不仅是理性的和演绎的，而且是定量的。

如果有所谓的数学头脑的话，那么边沁就具有这种头脑。他的思维逻辑性最强，而且一丝不苟。对一个简单命题哪怕是有一丁点怀疑，就足以使他中止一部书的写作，而开始重起炉灶另开张。他坚持不懈地力图给所有的知识分类，根据正确的概念和逻辑关系加以组织。例如，将具体的概念归于一般的概念，将概念分解成基本成分。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他为编纂狂。

即使是他的缺点——特别表现在恋爱方面——也与他所结交的数学家有共同点。在过了57年不近女色的生活以后，他决定结婚，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进行了一番细心的推理。然后，他给一位16年没见过面的女友写了一封求婚信，他被拒绝了。但他求婚的逻辑依然如故。于是，在过了22年以后，他再次向那位妇女求婚，在这期间，他重新仔细地论证了自己的推论，认为是无懈可击的。他希望那位女人在这一段时间里学了一些数学，这样她就可以认识到他的求婚逻辑是何等有力。显然，那位女人依然相信她的逻辑——即直觉，因为她再一次拒绝了边沁。

边沁不仅仅只对妇女才勇于使用逻辑信条。在当时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还很有势力的情况下，他也直率地指出宗教都是有害的，并且与教会和国家的联盟进行对抗。当确信了民主的睿智后，他勇敢地提出应该实行普选，给人们以普选权，推翻帝国和贵族阶层。他在《谬误书》（Book of Fallacies）的著作中抨击了特权阶层。在他的其他著作中，腐化的个人、宫廷和虚伪的律师都受到了抨击。在《保密艺术原理》（当应用于特殊陪审团时）（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Packing）（as applied to Special Juries）这一小册子中，他把矛头直指王权本身，因为它设定了陪审团制度。

边沁关于人性的基本公理在前面早已提到过，即趋利避害是人类活动潜在的、决定性的客观存在。人总是追求享乐、逃避痛苦。当然，享乐和痛苦在这里具有广泛的含义。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使某些人快乐，因此也被归入享乐之列。

与关于人的本性的科学一致、实际上是从其中派生出来的伦理学体系，必须建立在趋利避害动机的基础上。根据这种伦理学，边沁提出，凡是增加人的快乐的行为都是正确的，那些减少人的快乐的行为则是错误的。由于一件特殊的行为对有些人有利，对另一些人有害，因此他附加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衡量是非的标准”。

在其伦理学漫长发展的新阶段，边沁再现了当时十分流行的观点，并且对它作了适当的阐释。随后，他通过引进数学概念开始探讨结论并进行修正。他的目标是衡量快乐与痛苦并且使“快乐达到最大的限度”。为了这一目标，这个道德世界的牛顿创立了“快乐的微积分”。

首先，他列出了14条简单的快乐，如：感官、财富、技能和权力等。还有12条简单的痛苦，比如仇恨、贫困等。他对每一个引起快乐或痛苦的行动都规定了一条标准。边沁认为，每一行动的数学价值取决于客观因素，即持续的时间、强度、纯度（与其他快乐或痛苦无关），以及准确性和多样性（产生其他快乐或痛苦的倾向）。每一因素对衡量由这一行动所产生的快乐或幸福都有影响。然而，在衡量一种行为时，必须对众多因素加以考虑。人，这一高度复杂的机器，在受到一种快乐或痛苦的影响时其敏感程度会不同。例如，两个人每人有1000块钱，从其中一个人那里拿500块给另外一个人，这一行动所产生的快乐比痛苦少，因为接受者的财富仅仅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失主却损失了一半。因此财富是衡量某些行动敏感程度的手段。类似地，教育、种族、性别以及其他的因素都决定着人对事物反应的敏感程度。

一个行为的价值可以按如下方式计算：这个行为涉及的人的敏感程度之和，乘以这一行为所带来的快乐的客观衡量标准，得到的结果取正值。这一行为引起的痛苦也是以类似的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取负值。这一行为的价值就是两者之差。通过这一“计算”，我们不仅获得了一个行为的价值大小，而且还能对这一行为的两个过程进行比较。

这一理论很快在实践中得到了运用。有人用边沁的道德算术来决定是否应该给儿童接种天花疫苗。当时由于有的儿童因接种疫苗而死亡，因此这一方法还未得到普遍的承认。主张接种疫苗者提，有10％接种疫苗的儿童死亡，而如果不接种疫苗，就会有50％的儿童死于天花，因此，肯定地，有正当理由给儿童接种天花疫苗，因为最大量的生存对整个社会有益。

这一类论据，和边沁彻底的代数道德观点一样，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把数学带入了与它毫不相干的领域。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他提出的价值标准无法计算。这一缺陷应该忽略不计，“严格的逻辑学家是有许可证的幻想家”。重要的是，他勇敢地把理性的旗帜带入了以前由权威及传统主义统治的领域，还有他对关于一般人的伦理学体系寻求一种理性主义的观点。这种伦理学不是建立在宗教教义上，也不是建立在现存社会模式的理性化上，而是建立在人文科学的基础之上。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人的本性导致了这一新的伦理学。特别地，美德不再是天堂里的报偿，而是它本身就是一种回报。即使在今天，边沁的哲学也依然切合实际生活。

以边沁为代表的伦理学家们成功地完成了基本的计划。他们运用人性的规律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公理，创建了富于逻辑性的伦理学体系。政治学家们也开始仿效他们。在休谟充满信心的“政治可以简化成一门科学”论断的激发下，他们为自己的学科寻求公理。当然，不同的学派在公理的选择上也不相同。有的，比如霍布斯就寻求为绝对君主制辩护的公理；其他的人，如伏尔泰，寻求确立开明君主政体的公理；还有一些人如以边沁为首的学者，则为要求民主而寻求公理。

在各种政治学理论中，至少有两种学说对我们这个时代至今还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它们分别由洛克和边沁提出。洛克对政府的自然起源和政府存在之理由、目的进行了探讨，即寻求政府存在的逻辑基础。他的研究与政府形成的实际历史毫不相干。他以其著名的认识论中的一个原则作为论证的起点、出发点：所有的人生下来时头脑是一片空白——白板论。人的知识和性格都是通过后天的经验形成的。既然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环境所致，那么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在假设的、最早的状态下，这在18世纪也被称为自然状态，所有的人都拥有天生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如自由，并且都有理性规律指导，为了获得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保障，人们制订了“社会契约”，赋予政府对社会有害的犯罪行为的规定和惩罚的权力。一旦接受这一契约，人就同意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政府就要确定这一意愿并且照章行事。因此，如果统治者，主要是立法者，背叛了选民，那么选民们的暴动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对政府本质所作的上述探讨，回答了下面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政府会存在？它从哪里获得了权力？它在什么情况下超出了这一权力？如何对待暴政？

最简明扼要地表述洛克这一关于政府的哲学，对政府所持的态度最具有理性化的，要算18世纪一份“数学性”的文件。这份文件是众所周知的⁽¹⁾，它引用了许多洛克的话：

我们坚信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

我们注意到，这份文件以不言而喻的真理作为论证的开头，这些真理与作为任何数学体系基础的不证自明的公理有同等的作用。文件接下来列举事实，表明国王（英国当时的国王）没有为人民提供以上所说的公理和政府应该保障的权利，因此，根据以上的另外一条公理，人民就有权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

上述文件作者⁽²⁾的个人观点走得更远。T·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提出，每一代人都应该制造自己的社会契约。他计算出，每过18年零8个月就有半数超过21岁的人将死亡，因此，每过19年就应该有一个新的契约和一部新宪法。

比《独立宣言》的数学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哲学。这份文件开头第一句话最为明显：

在人类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迄今所存在着的政治联系、而在世界列国之中取得“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所规定给他们的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时，就有一种真诚的尊重人类公意的心理，要求他们一定要把那些迫使他们不得已而独立的原因宣布出来。

这里的关键词是“自然法则”。它简洁地表明了18世纪人们的信念：整个物质世界，包括人类，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当然，这一信念建立在由牛顿时期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们发现的有关世界结构的证据之上。显然，由于存在这样的规律，它们就必然给人类的理想、行为和风俗习惯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政府的有效法律必然要符合自然规律。

同样重要的词是“自然神明”。当然，人们祈求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支持有各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原因。然而在这里，上帝的旨意并不是通过神的启示或《圣经》来传达的，这里的神明、上帝是通过自然来向人间下达旨意。理性揭示神明的旨意。因为作为人的一部分的理性，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事实上，18世纪思想家在实际运用中都把“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等同起来。

《独立宣言》是少数政治领袖们为了证明反抗大英帝国的完全合理性而撰写的。他们提出的理由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因为他们表达了人民的信念。正如杰斐逊自己指出的那样，他没有创造任何新的思想和感情；他仅仅是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真正促成美国革命的，是这一被广泛接受的政治哲学，而不是邮票法案或茶叶税。实际上，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被普遍认为是自然和理性对谬误的胜利。

用于政治上的以数学形式表达出来的理性主义和自然权利的学说，产生了一种新的政府哲学，并使人们接受了反对非正义的坚强信念。然而自然权利学说在19世纪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许多革命的领袖，其中著名的有A·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J·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J·亚当斯（John Adams），他们更加注重保护有产者而不是广大群众的权利。另外，一些个别的辩护者们则把自然权利和新兴的商人阶层的权利、利益等同起来，他们要求摆脱政府干预，以便更好地赚钱，或者把这一原理解释为自由人的自然权利，以使奴隶制合理化。在英国，劳动者受教育的自然权利遭到了否认，原因是教育会使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不满，变得乖戾，教育还会使他们能够阅读煽动性的小册子、坏书和反对基督教的出版物。另外，由于自然权利激起了法国大革命，它也因革命后的邪恶，如恐怖统治，拿破仑式的野心家，而受到了攻击。由于这种种的原因，这一学说竟失去了号召力和人民的支持。政府经过人民的允许而获得权力这一民主原则也失去了理论基础，民主实践也遇到了挫折。幸运的是，边沁重建了现代民主哲学，他比洛克更加意识到了理性的力量。这一新的哲学被称为功利主义。

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1789）一书中，边沁阐述了关于人性的观点以及他的伦理学体系。这部著作还涉及对政府的研究，实际上创立了政治学，以区别于作为道德哲学分支的治国术。边沁摒弃了自然权利和上帝意志学说，而寻求一种纯理性的学说以作为政府的基础。在他看来，政治领域的首要真理或基本公理是：政府应当追求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从这一基本原理中，他推导出了许多结论。正义本身并非目的；它是增加幸福总量的一种手段。法律必须考虑行为的后果，而不仅仅是动机，因为只有行为的后果对社会的幸福才是重要的。在刑罚学上，边沁提出应该通过惩罚手段阻止减少幸福的手段。由于惩罚意味着痛苦，因此只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痛苦时我们才使用这一手段。

边沁考虑到这一明显的矛盾：统治者通常只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政府应该努力使绝大多数人获得最大的幸福。怎样才能协调这两个互相对立的利益冲突呢？只有通过寻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使每一个人都享有权利。民主制是政府的最好形式。边沁通过“美国一帆风顺的转变”来充实他的论据。他声称在美国这个国家里没有腐化，没有浪费，也没有在英国存在的丑恶现象。

边沁的著名的追随者穆勒试图解决民主制中选民的问题。在排除了那些利益受人保护的投票者（如穆勒相信，妻子的权利受到丈夫的保护）之后，他得出结论说，只有超过40岁的男性公民才应该有投票权。

边沁可能对美国的情况一直有些错误的认识，但他的证据却是很有力的。普通的美国人是功利主义者，尽管他们也许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边沁的为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和洛克的天赋权利哲学，以及社会契约论共同铸造了美国的民主制，并且将其融为一炉。

我们不必对政治意识形态再作更多的考虑。不管怎样，理论家们在对政府的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不可能与数学理论在宇宙学中取得的成就媲美。他们所做的只能是为普通人参与政治呐喊助威。但是通过理性的探索，他们至少区分和解释了民主运动的目标、理想和口号。

只有人们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他们才会具有充分的民主意识，因为在政治上自由而在经济上是奴隶的人，充其量不过是生活在自由的幻觉中。在18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临近，那些早已着手重新组织各种知识的伟大思想家们，不久就更加迫切地感到修改经济思想的必要性了。

新的经济学遵循政治学和伦理学中的理性的、渗透着数学思想的方法，它的基础仍然是人文科学。经济学本身的公理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由此得到一系列的推论。

18世纪有两个主要的经济学派，一个是由魁奈创立的重农学派，另一个是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后来的J·斯图亚特（John Stuart Mill）领导的古典学派。他们都承认公理性的经济真理的确存在着。他们也都认为永恒不变的经济规律是自然现象（“Physiocrat”的意思是自然的法则）。因此完全有可能创立一门有关财富的科学。经济学家必须探索和揭示经济规律。

这两个学派的公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大多数人的主要观点。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人人都享有自由、财产和安全的权利，以及土地和劳动力是财富的惟一来源，这些都是当时的公理。

从这些公理出发，我们不难推出自由贸易、无限制的竞争等定义，这些提法被并入自由主义和自由通商这两个词汇中。干涉别人正常的、自然的谋生手段，就是干涉上帝的宇宙构想，因此是胆大妄为。特别地，政府不应该干涉商业。商业应该让商人来管理，商人的精明足以确保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行。政府只需保证和保护契约权。重农主义者坚信土地是财富的惟一来源，他们提倡征收土地单一税；另一方面，亚当·斯密虽然同情工人们的苦难，但他仍然提出征收收入单一税。

这些经济理论中有公理，还有在数学精神启发下的推论，但却没有克服经济弊端的规律。这些经济学家们不自觉地成了商人和有产阶级的辩护人。这些理论家从理性主义观点中借鉴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为自由贸易原则所作的逻辑上的辩护。事实上，在19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这一原则完全不能减轻劳动阶层的痛苦，它仅仅只能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这一现象合理化。广大群众终日在工厂劳动，但却挣扎在饥饿线上。不平等与不公正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有的经济学家迫切感到有必要为这一现象辩护。他们的手段是，搜寻自然规律以证实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证明妇女和儿童每天工作16小时是不可避免的。

T·R·马尔萨斯（Thomas．R．Malthus）在人口规律中找到了答案。他所寻求的答案不辩自明，以至于他在写《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时，都不用再把眼光投向他周围的世界。《人口论》确立了马尔萨斯的权威地位，并为他争得了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的头衔。

马尔萨斯在开篇写道：

我认为可以提出两个假设。（照例论证以公理作为出发点。）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第二，性爱也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并且它将保持现存的状况……（换句话说，性在人类社会中先天就存在。）如果我的假设能够被接受，那么我断定，人口指数要比提供给人类生存必需品的土地能力的指数大得多。

用亚当斯的话来说就是，人有两大要求：食物和姑娘。然而第二种需要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人们时常忘记了第一种需要。人们草率结婚，而婚姻的结果是儿女成群。因此导致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

也许是为了从数学论证中获得一些权威性，马尔萨斯声称，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一个特定地区生活资料则仅以算术级数增长。他预计，人口每隔25年翻一番。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人口将在两个世纪里增加256倍，而与此同时，食物供应只增长9倍。

然而，马尔萨斯意识到，人口实际上并不以几何级数增长。为什么呢？答案是：饥饿、疾病、犯罪和战争这些因素抑止了人口增长。从长远来看，这些表面上邪恶的现象实际上是有利的；它们是自然的法则，虽然可怕，但却不可缺少。由于这些现象是神的安排的组成部分，所以任何法律也不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人类悲惨的命运。人人都过着轻松、快乐、悠闲日子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于是，马尔萨斯强调教导人们自我节制的益处，因为这样人们就不会要那么多他们无法抚养的孩子。这样，马尔萨斯实际上在《摩西十戒》中加上了第十一戒：“在没有能力养活6个孩子之前，你不要结婚。”

通过求助于自然规律来证明贫困的社会状态其存在的合理性方面，并不是到马尔萨斯就终结了。从事这项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首先，他对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归类，即分为资金、劳力、价值、使用价值、租金、工资、利润，等等。李嘉图认为，商业中每一件事情无一例外地遵循着包含这些因素的自然规律，这些规律都能从公理中推导出来。例如，必需品（商品）的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公理。把这一公理应用于劳动力这种商品中，就意味着劳动力有一种自然价格。如果工资增加超过这一水平，劳动者的家庭人口就会增多，这样又会增加劳动力的供应，于是会导致工资的下降，因此增加工资是毫无道理的。在其著名的工资规律中，李嘉图对诸如此类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劳动力的天然价格，是指为了维持劳动者生存以及他们那个阶层的成员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所必需的价格。”因此在李嘉图，还有在马尔萨斯等人看来，贫穷、灾难和饥饿是应该存在且顺理成章的。劳动者、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也是非常自然的。他们所提出的这些规律和条件都是极有远见的上帝的旨意。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这一经济“科学”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时，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事实上，这种经济“科学”反对改革运动，反对工会，反对修改立法，反对慈善事业，它在本质上不是为人类服务的，而是为人类的敌人服务。

经济学中的理性运动并非昙花一现。在19世纪，物理科学的奇迹比18世纪更为壮观，数学的威力也更加显著。然而，使用了数学和科学方法的经济理论却陷入了更大的混乱。有些经济学家意识到，现在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虽然运用了数学方法，也努力在探索自然规律，但并没有把数学运用到任何明确的范围。还有，他们也许犯了食而不化的错误。较好的解决办法是分而治之。

于是，经济学家们尝试不是对整个领域，而是对某些特殊现象采取定量的推理研究方法，他们在小范围而不是在大范围内进行探索。第一个目标是在每一种情形中找到决定某一特殊现象的公式。第二个目标则是运用这些公式和数学方法，从而推导出结论。在这方面，越是对所探索的范围进行限制，经济学家取得的成就越大。

随着库尔诺（Cournot）于1838年发表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Researches into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the Theory of Wealth），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数理经济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20世纪的V·帕累托（Vilfredo Pareto）。为了说明这一学派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两个当代美国人对十分重要的人口增长问题所做的工作。他们是R·皮尔（Raymond Pearl）和L·J·里德（Lowell.J.Reed）。

对于下面的讨论，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中等城镇（Middletown）1947年的人口数，所研究的是大范围内人口的变化，所要揭示的是人口增长的基本因素而不是某些偶然因素。按照研究问题的数学方法，皮尔和里德从可以用于推理的假设开始：

（a）物质条件决定着一个地区或国家人口的最高限度，这一限度用L表示。

（b）人口增长率与现有人口成比例。

（c）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的能力成比例，即与L和现有人口之差成比例。

这些公理使数学家们得到了一个很容易解出的微分方程。这一结果就是人口增长的一般公式。如果用y代表从一固定的日期经过t年以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那么这个公式是这样的：

a与k的大小取决于运用这一公式的地区。

我们不必为这个公式（1）中的细节伤脑筋。在图68中给出了这个公式相应的曲线形式。这是一条对数曲线，它表示所谓的增长周期。图68中的虚线表示的是如果人口按照马尔萨斯所声称的几何级数增长的曲线。

图68　增长曲线

公式（1）给出了一个人口增长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告诉我们人口应该增长多少及其方式。然而，人口真的以那种方式增长吗？通过对美国1790—1910年人口增长的调查表稍微作一些数学处理，皮尔和里德确定了公式（1）中a和k的大小。于是，得到了美国人口增长的一般公式

t表示自1780年以来的年数，y代表人口数，单位是百万。图69表示出与（2）式相应的曲线。小圆圈代表实际的资料；图中曲线在1790年以前和1910年以后用虚线表示，所代表的是（2）式所预计的趋势。我们看到，从1790到1910年的资料都与（2）式相应的曲线吻合。

那么，1910年后的人口增长数与公式所表示的有多大程度的吻合呢？根据公式，1930年的人口应为122397000人，而调查结果表明实际人口是122775000人。这一公式预计1950年美国人口为148400000人，而调查结果是150700000人，看来理论与事实之间吻合得很好。

图69　美国人口增长

从公式（2）中，我们还能推导出一些有趣的结论。它表明人口增长极限（指美国）是197270000，而到2100年美国的人口差不多就能达到这一个数字⁽³⁾。从皮尔-里德公式中推出的另一个结论是，1914年为美国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人口增长的实际研究表明：纯理性和理论性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公式、规律，代表了客观事实，至少是主要方面的事实。

即使对以皮尔和里德的工作为典型的数理经济学进行更加严格的研究，也不总是有成效的，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出正确的前提。一大堆数学符号常常导致对一个问题毫无建树。然而，以数学观点对某些具体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确实产生出了一些有用的知识，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

对数学的实用性、数学威力的毫无边际的乐观主义，导致了一些奇怪的结论。有一位心理学家曾试图发现爱恋程度的公式。自然地，这位心理学家从爱情开始，他断定，男女之间的爱情，与在一起的时间的平方成正比，与两人之间距离的立方成反比。在这一“定律”里，我们为“距离使心变冷”这一格言确定了数学公式。

我们已经考察了在人文科学中数学本身以及由数学产生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到目前为止，那种认为关于人类活动的自然、普遍的规律将被发现的设想——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过分乐观的设想，以及认为由此将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设想，理所当然地是错误的。总的来说，人未能了解和预测自己的行动。人类的肉体、情感和欲望，显然都拒绝服从僵化的规律和数学的约束。至少，不可能有一位思想家能够为整个社会科学创立一种定量的、推理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能够指导、控制和预测所有领域的所有现象，特别在经济学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寥寥无几。

为什么人是人类自身的致命弱点呢？很早以前，霍布斯就对缺乏社会科学的原因作出了一种解释：“我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这一事情与任何统治者的权力相对抗，那么不容分说，统治者就会将所有的几何学书籍查禁，然后焚烧。就人类来说完全有可能这样做。”

对18—19世纪社会科学家最严厉的批评，也许就是说他们过于数学化而缺乏科学性。他们想在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中建立起公理或一般原则。然而，他们中很少有人像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一样考察社会本身，也很少有人首先检验这些公理的正确性，然后检验由此产生的一些推论。

不管这种在研究社会学和心理学中使用的推理方法有哪些长处或短处，这种方法中有一种价值是显著的。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或心理学的概念本身，以及建立这些科学的外在动机，都从牛顿时代理性主义的沃壤里汲取了养料。清晰的理性之光至少照亮了由传统习俗、迷信的浓雾所笼罩的领域。特别地，对政府的理智分析——其目的不是为了使人安于现状，为现实辩护——因而，使许多人睁开眼睛看到了人间社会的不平等、非正义和残酷的现实。古希腊理性主义在数学中行之有效的东西、数学精神，都依次地被贯注于那些模糊的、被错误定义的、混乱的思想领域：它“在观念的废墟上建立起了理性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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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份文件即1776年通过的美国《独立宣言》。——译者注

(2) 美国《独立宣言》出自杰斐逊笔下。——译者注

(3) 实际上，到1985年时，美国人口就已经超过了这一数字，达到240000000——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