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叫停互助献血

热点

记者◎王珊　插图◎老牛

2018年2月5日，北京市卫计委下发的取消互助献血的一纸规定，让众多血液病患者以及医院在春节期间陷入了找血盼血的焦虑中。回头想来，李明峰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梦里东奔西走，只想为儿子求得一袋血小板。

一直以来，互助献血因其背后存在的黑市和利益链而被广为诟病。然而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用血手段，2017年，北京市的互助献血比例已经高达21%。血荒期取消互助献血，从北京市卫计委、医院到患者都想了各种应急手段。然而，医生们担心，如果没有合理的长效供应措施，血荒可能还会延续。李明峰不确定，噩梦究竟是结束了，还是刚刚开始。

“近期血液中心储备血小板充足，请儿科停止团体献血、血研所（血液病研究所）减量至10人之下，避免血小板过期浪费，储备好咱们的献血队伍。”3月2日，看到医院互助献血群里面的信息，李明峰（化名）揪了一个春节的心总算舒展了一下。“整个2月份，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到处找血小板。”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明峰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很长的噩梦，“现在虽说输得上血了，那以后呢，以后的血能保证得上吗？”

春节期间，某三甲医院的输血科是李明峰最害怕去的地方。输血科的走廊仅有两米多宽，每天拥拥堵堵地挤着十来位手拿化验单的患者家属。“今天有AB型血小板吗？”“B型呢？我都来很多次了！”“无论来多少次，血站得有血才行。”这样重复无奈的对答，李明峰每天要听到许多次。在这种往复中，血与命的关系在他心里从未如此强烈：有血儿子就有命，无血则什么都没了。

李明峰的儿子只有7岁，是白血病患者，每周要输一个单位的血小板和一次红细胞，以维持其血相指标的正常。对于血液病患者来讲，血是比食物更为重要的补给。北京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我：“血液病患者是血液系统出现了故障，他们的血相指标和血小板数量，会一直往下掉。比如说，正常人的血红蛋白浓度在110g/L，血液病患者可能不及正常人的一半。尤其是血小板，一旦掉到低值，轻则牙龈、消化道出血，重则脑出血。”

每次，当黄色的血小板和红色的红细胞进入儿子羸弱的血管时，李明峰知道孩子的命又一次保住了。几乎每个来输血科探询的人都跟李明峰一样，强打着精神而来，然后一次次失望离开。李明峰说不清楚到底遇到过多少病患家属，有眼熟的，也有看着是第一次过来咨询的。以往，彼此遇到还会互相打气说声“坚持下去”，现在连安慰的话语也说不上来。“我从来没有如此无望过。以前为治病的钱发愁，当时是拿着钱都买不到血。”

这样绝望而紧张的氛围是从2月6日开始在这家三甲医院蔓延开来的。当天，北京市卫计委下发的文件《关于强化无偿献血与临床用血管理工作的通知》在医院传播开来。文件要求，2018年2月10日，北京市停止开展互助献血。1998年颁布的《献血法》明确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按照操作方式，互助的血液专供互助者指定的患者输血之用。

2009年之后，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临床用血出现紧张。互助献血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不再是保障急救用血，而是成为一种重要的用血手段。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披露的一组数字指出，北京市的互助献血比例已经从过去的2%～3%提高到2017年的21%。李明峰所在的这家医院，作为北京市用血大户之一，互助的比例更高。“我们医院平均一天血小板的用量是80～100个单位，其中90%都是靠互助实现的。”该院的一名医生告诉本刊。而在另外一家医院血液科，一天需要的血小板数量在25～30个单位，每天从医院血库分配到的只有两个或者更少。

由于无法界定献血者的身份，互助献血给予了投机者可钻的空子，一个以血液为买卖商品的“黑市”开始存在：血贩子作为中间人，寻找献血者，付以微薄报酬，然后转手高价卖给用血者。血贩子的用户是血液病群体这样的“用血大户”。宋旭（化名）是2017年2月带孩子来北京看病的，在过去的一年里，除了从医院血库申请到一袋血和两袋血小板之外，儿子的用血都依赖于互助。其中一次还是因为孩子血小板快要掉没了，主治大夫帮忙打电话给血库要的。

这些经历使得宋旭将互助和用血勾连起来——不互助，就没有血。所以，当取消互助献血的消息在病友群传开来的时候，宋旭起初是不相信。她给主治大夫发信息，最终确定，互助真的要取消了。“我们自己也知道春节献血人数会减少，所以已经提前联系熟人捐献，或联系血头做准备，但没想到会取消。”宋旭告诉我。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冯玉（化名）没有想到叫停会来得这么快。她告诉我，她所在的医院曾接到的通知是2018年3月底取消互助献血，“我当时想怎么也把春节给过去了，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据说是因为1月媒体报道血贩子猖狂，北京市卫计委才将日期提前”。她还告诉我，2017年11月，北京市卫计委曾组织多家医院开第一次会议，“当时，我以为是北京市有取消互助献血的计划，所以找我们开会，听听呼声，调研一下，没想到我们一去就是直接告诉我们，在3月底之前全面叫停互助献血”。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新闻发言人在文件下发后明确表示，之所以将叫停互助献血的时间定在2月10日，是因为通常在春节放假前一周，人们纷纷回家过年，除急诊外，医院手术量和相应的用血量都会下降。“不能说北京市卫计委等机构没有关注到血液病群体，但他们确实低估了血液病病人群体的数量以及用血量，血液病患者可不管春节与否，都是要用血的。”一名三甲医院的医生这样告诉我。

在春节期间，李明峰所在的这家以血液科著名的三甲医院，接近400张病床依旧是满满的。全院仅2016年就收治血液病住院患者10000余例次，门诊量人次更在10万之上。在医院的周围，聚集着众多和李明峰儿子一样的患者以及陪伴他们的家属。李明峰租了个小单间，和儿子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只为了等待合适的骨髓移植时机。房间很小，房内仅有一张床和小小的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孩子的药和各种化验单。“本来想着年后能进仓，但现在血液不足，不知会等到什么时候。”

2月9日凌晨，北京航天中心医院血液科主任医生王静波在朋友圈发文，讲述了互助献血取消后的无奈。她说，取消互助献血的文件几乎要摧毁了她，“摧毁了病人最后的希望”。2月8号下午，王静波和其他医生一个个和病人家属谈话，试图将他们疏散到血液充足的城市，但病人不愿意走。她的心里“七上八下，总有一袋血小板在摇晃，睡不着，问题解决之前，根本睡不着”。

也就是在这一天一大早，宋旭带着两个从血贩子那里找到的人奔向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希望在互助取消的最后一天能够为儿子存上一两个血小板：血小板保存期只有5天，没有办法存太多。宋旭不止一次来过这里，却从没有见过这样人挤人的阵势。她排到了200号，“至少有300人在等待捐献血小板，大家情绪很激动，特别吵”。其间，有的血贩子甚至坐地起价，从别的血贩子那里高价抢献血者。

接到取消互助献血的文件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骨肿瘤和肝胆等择期手术都改了日期，以保证急救用血和血液病病人的用血。医院医务处张副处长告诉我，文件下来后，他们在血液科多次开展宣教会，安慰患者家属。会议在医院的104会议室举行，整个房间都是人。宋旭的老公到得晚一些，被挤在门边上。“医院告诉我们不要着急，要相信上级部门会保障用血的，但我们的孩子确实没有血用。”他告诉本刊。

宋旭儿子的血小板每天以五六千的速度下降，身上已经开始出现大片的血斑，牙齿也在出血。“我是不是就要没命了？要不我们回老家去，这样还能输上。”每天早上，宋平都会问母亲这样一句话。除此之外，他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很少跟父母交谈。宋旭和爱人则坐在五六平方米的客厅里打电话，他们拨给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公共卫生公益热线，甚至还打了市民专线，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她还打电话给曾经去看病的一家部队医院，希望能够办理入院手续，结果被告知，医院也因为缺血，停止收治需要输血的病人。“那两天，医院的投诉电话都被打爆了。但我们也理解，病人总得有个情绪出口。”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最终跟北京市血液中心以及相关部门沟通出了一个结果，即春节期间在医院设置采血登记点，直接招募无偿献血者，献血者登记后去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献血，这些用血直接返回医院血库，医生根据病人的情况决定血给谁用，而不是像以往一样指定给个人。这个无偿献血群体包括病人家属、医院的医生、护士以及社工。

医生呼吁宋旭等人积极找亲友献血。他们告诉患者，医院的团体献血模式就像是种一块公田，只有大家努力参与，田内的庄稼才会茂盛生长。献血者许晴（化名）等人理解医生表达的道理，但是恐慌促使他们在医院之外又自己设定了一个条约，“谁家用了血医院都能够查得到，用一个单位，就再找人献一次补进去，用两个单位就补两个。”

献血的名额并不多，每次只有20人，许晴赶紧报了名，但体检却没有过关。病友家属群有人指责她浪费了名额，许晴也很懊恼，“但我能怎么样，我们作为家属照顾病人本身就很操心，体检很容易过不了关”。许晴在微博上不断地发求助，应声的人并不多。她从老家叫来两位亲属，花了往返路费、饭钱，但也只有一位亲属过了体检关，“可能是水土不服”。

许晴最终还是去联系了血贩子，血贩子给了她献血人的身份证号，待献血成功后，她将钱转了过去。她对血贩子充满了感激，“找到他们，我的孩子还能输上血，没有的话孩子只能没命”。

面对家属的踊跃，医生也会劝告患者家属，不要太着急，要细水长流。“我们希望病人家属能够动用身边的资源为血库添砖加瓦，但又担心大家一拥而上，现在有血用了，但后面会跟不上，毕竟血小板的保存期只有5天。”一些医务人员也表示期待相关部门的后续措施。“我们跟患者都是血液的使用方，一旦没有血，病人和家属会对医务人员、对医院产生极大的不满。这个事情真正考验的是采供血机构和上级卫生主管部门的保障能力。”

冯玉告诉我，她理解北京市卫计委打击血贩子的初衷。“作为医生，在充分保障用血的前提下，我们是支持取消互助献血的政策的。”许多医生都晓得血贩子的猖獗程度。他们在医院能够经常碰到这些人，匆忙地穿梭于人群中，发着各种小广告。“你经常能看到他们，但你没有办法，也不敢惹他们。”冯玉说，医院能做的也只是告诉医务人员，一定不能参与到血贩子的业务中去，不能起到中介媒介的作用，“但这不代表我们不知道这部分势力的存在”。

2015年，国家卫计委曾下发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血液管理工作的意见》对互助献血进行限制，文件要求各地加强互助献血管理，原则上仅在稀有血型和急救用血等情形下启动互助献血，不断降低互助献血率。当时，北京的互助献血比例刚由3.6％上升到6％。“北京的特点是很多疑难病、重症病人都来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血液科专家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北京用血的现实性——2017年北京骨髓移植的手术量至少2000例，占全国该类手术量接近一半。

几乎所有的血液病患者家属都跟血贩子打过交道。宋旭第一次去医院输血科预约血时，输血科工作人员告诉她可以找亲戚朋友帮忙。“我们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能够找谁呢？”她还没走出输血科，就明白了互助的含义。

“要血吗？”一个黑瘦的血头悄悄地过来问她，边说边将一张名片递给宋旭，“可以给我打电话，血1800，板可以便宜200。”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宋旭一共联系过三个血头：一个信誉度高，人靠谱，几乎每次都能互助成功，但后来被抓了起来；一个还算“仗义”，别的血头涨价时也没涨价；另外一个则没有见过面，通过电话、微信联系，每次都承诺可以找到人，但第二天经常放鸽子，“说人没来”，且找的献血者经常会体检不合格，“你冲她发脾气，她也不生气。她真是想得明白，不会跟钱过不去”。

宋旭曾经算过一笔账。每个月光给血贩子的钱基本在8000～10000元。“你看我俩所有的收入基本都搭给血贩子了。如果我不是当事人的话，如果我只看报道我能恨这帮人，但是我亲身经历了，我一点不恨他们。”“在我们医院，80％以上的互助献血都是血贩子在操作。”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曾这样告诉我。

除了给患者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外，冯玉解释，互助献血直接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公共库的血液库存越来越少。“原本一个人去献血，但在门口碰到了血贩子，血贩子可能跟他说你看你自己献是免费的，跟我们一起还能拿到钱，何必呢？这样的话献血者的血制品是指定给某个人，就不能进入公共库。”在北京，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能够从公共血库获取5～8个血小板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许多医院连一个血小板都拿不到。

这样的连带问题是，在以往的时候，医生不仅要考虑给病人输血，还要考虑什么时候让病人去互助，如果互助回来后病人血相又稳定了，你还要想到底输还是不输，毕竟血小板得来不易。取消互助后，所有的用血都是放在一个大盘子里，这样医生可以完全从输血指征进行考虑。“互助献血政策的取消能够让用血回归医疗需要，当所有的血液都放在一个大盘子里，医生只需要考虑输血指征就可以了。”冯玉说。

不难看出，取消互助献血的目的很明确，即将用血回归到一个良性循环。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6年，无偿献血比例达到10.5‰。对此，国家卫计委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结合全国无偿献血工作发展良好形势，专家研究分析认为，我国已经具备停止互助献血的基础。因此要求除边远地区以外，2018年3月底前全国停止开展互助献血。

不过，经历过春节期间的用血风波后，一位医生却向我表达了他的担忧。“互助献血作为一条重要的用血渠道，一下子被卡掉，这部分血真的能够得到保障吗？鼓励公民积极献血是个解决办法，但这会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有效的补充措施不能跟上，互助献血的利益链取消了，但可能会有其他的市场产生。”

偶尔的时候，宋旭也会拿儿子跟别家的孩子比，她也希望孩子学习成绩好，能够跟别人家孩子一样大学毕业后找个好的工作。她也常会想，如果儿子不生病，自己和老公也能有自己的房子，开个不好不坏的车。但只一会儿，她就会打住这个念头。“现在，我只想治好儿子的病，我们需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