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玄冥览知万物

舆，就是车的底座，引申开来就是承载物体。当我们在纸或其他物体上画上山川、江河、城镇及其他物体时，就把这样的图称作舆图，它就是中国古代的地图。

中国古代在绘测方面发展较早，长期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就是文明古国最直接的体现之一吧。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的地图在绘制方法上不但注重实用性，也注重艺术性。

地图最早出现的时间当然是在纸张出现之前。传说在黄帝（前2717～前2599）时期，就已经有了地图。而到了夏禹时期，人们认为在祭祀或驱鬼时，可以按地图而行，这无疑是在地图上加入了迷信的色彩。但地图的实用价值也越来越得到体现，因为人们在狩猎过程中，熟悉了周围的环境后，就通过绘图的形式将环境描绘下来，供以后或其他人的活动参考。有丰富的文字记载了这个时期地图的特征和用途。作为“五经”之一的《尚书》中有一篇《洛诰》，其中就记载：

魏源与《海国图志》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这说明西周初年的周王朝为了建造洛邑（现在的河南洛阳），绘制了洛邑一带的地图，这就类似于现在的城市建设规划图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治理国家和管理土地的需要，地图内容更加详细，功能更加多样。《论语·乡党篇》有“式负版者”的说法，“负版者”就是持图集的人，就是国家官员，而“式”就有尊敬之意。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已有比较详细的土地图籍。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地图，这是战争所必备的工具。《管子·地图篇》写得非常清楚，在行军打仗之前，必须详细研究地图，包括山川、江河、深谷、丘陵、陆地、河埠以及森林树木，甚至对蒲苇的茂盛程度、路途的远近、城郭的大小等等都要详细知道。这充分说明，军事上应用地图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战争已经离不开地图了。先秦时期的地图，传说中最著名的还是《九鼎图》《山海图》和《兆域图》。据《左传》记载，夏禹在涂山大会诸侯之后，为了纪念这次盛会，各诸侯和方伯（一方诸侯之长，即地方长官）纷纷进献青铜，利用这些青铜铸造了九个鼎，这些鼎上就有九州（天下）的地图，九鼎成为夏王朝的镇国之宝。1983年10月，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古墓中发现了一块铜版地图，图文用金银镶嵌，铜版背面中部有一对铺首，正面为中山王和后的陵园的平面设计图，这就是“兆域图”。

青铜鼎

先秦地图普遍有较浓的迷信色彩，而且绘制的范围小，几乎没有数学知识的应用，更说不上有什么精确度。

秦汉时期的地图，发展得更加精致、实用。秦统一六国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加上修建万里长城，兴修水利工程，开凿运河，划分郡县等，六国的地图都集中到咸阳（秦朝国都）了。任何政治、经济、军事行动都离不开地图。可惜的是，因年代久远，战乱频仍，秦时的地图已全部遗失。汉灭秦时，刘邦进入咸阳城，后来担任西汉王朝丞相的萧何不是去霸占钱物和美女，而是“收秦图笈”，为大乱后的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公元前200年，萧何在长安（今西安）建石渠阁来收藏图笈，这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收藏图笈的政府机构。西汉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古代2000年封建王朝中最繁荣的三大时期之一，这一时期地图绘制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掘出三幅绘在帛（织物，相当于现在的布）上的地图，分别是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地形图的内容包括了地貌、水系、居民区、道路等，绘图技术相当成熟，已经能用闭合山形线表示山脉的坐落、山体的轮廓范围及其延伸方向，细节处如表示河流的线条有粗细变化、自然弯曲近似现实，看不到有换笔的接头处。地图基本上遵从了现在的所谓“制图原则”，如对地图内容进行分类分级、化简取舍，有地图符号的设计，详略得当等。同样，驻军图除了基本地图的内容外，还有军事要素，如驻军的驻地、防区界线、指挥城堡等，而且用彩色勾勒出来。据史载，汉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应用地图，如刘邦封子弟为诸侯王的封地范围就是根据地图而定的。西汉后期的经学家、官至丞相、以“凿壁偷光”故事闻名于世的匡衡因旧地图的疆界有误，多收了四百顷田租被弹劾贪污而免官。征和年间（前92～前89），事汉武帝、汉昭帝两朝的财政大臣桑弘羊（？～前80）建议在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境西南）发展水利，就提到要利用地图来修建沟渠。但到了三国时期，由于战乱纷争影响了绘图技术的发展，战争中使用的地图大都是原有的。

秦国地图

如果对秦汉三国时期的地图特点进行归纳，可以发现它们已经没有了迷信色彩，同时已经有了对现场进行勘测的意识，地图上的位置大致是准确的。这主要归功于数学的发展和应用，如勾股定理和简单定向工具的应用。此时的地图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图理论，只是由于某种需要才在图上标示大概的方向和相应的图例，符号大都较简单。

公元265年，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建立了晋朝，史称西晋。新王朝要重新划分全国行政区域，更改一些地名，原有的地图就不能满足需求了。当时掌水利、营建之事的司空裴秀在原有地理测绘资料和地图资料的基础上，写就了《禹贡地域十八篇·序》，这是中国最早的地图制作理论文章，也成就了裴秀“地图学家”的头衔。在南北朝及隋朝时，战火不断，制图理论和技术也是停滞不前，特别是为了避免国家疆域图落入敌手，许多地图就被有组织地焚毁了。直到唐宋时期，由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制图理论和技术又得到发展，代表性的人物有唐朝宰相、地理学家贾耽（730～805），他继承和发展了裴秀的制图理论，讲究“分率”，使他的作品非常著名，如《海内华夷图》。宋朝时期，“图”和“志”分道扬镳。宋朝统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收罗了大量地方和局部地图，绘制了全国统一的总舆图，如《淳化天下图》、石刻《华夷图》和《禹迹图》。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沈括（1031～1095）对绘图理论和技术贡献巨大，他不但编制了《天下州县图》（又名《守令图》），还总结了制图方法，对后世影响巨大。元、明朝时期，传统制图技术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出现了“朱思本地图系统”。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1273～1333）是当时皇帝和权贵们信奉的玄教大宗师的亲信，有机会获取大量的地理资料，同时他也游历各地收集实地资料。经过10年的努力，他终于完成《舆地图》的绘制。朱思本绘制的地图的可贵之处在于采用了传统的“计里画方”的方法，即画地图时打上方格，每个方格的边上代表一定的长度，这样绘制出来的地图，在当时来说是相当精确的。此外，明朝地图学家罗洪先（1504～1564）的《广舆图》和明崇祯七年进士陈祖绶（生卒不详）的《皇明职方地图》都体现了“朱思本地图系统”理论。明朝还有著名的《郑和航海图》，现在来看它极其珍贵，因为它是15世纪之前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包括亚、非洲的航海图。到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华，也带来了大量的地图及制图理论和技术，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1552～1610），他送给中国人的第一张地图是《山海舆地图》，可惜的是明朝人并不识货，只认为这是装饰品而未加重视。

五代十国图

总结从晋朝到明朝的地图理论和绘图技术，地图的范围更大了，并且地图的绘制从理论到实践，已初步向学科发展。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地图的要素增多了，出现了图例。同时，“计里画方”等技术的应用，说明绘图方法更科学了，而且地图不都是以单幅出现，已经形成了地图集。

经纬度并非完全来自西方，在明末传教士们来华之前，我国古代已经有了经纬度的知识。但利玛窦于1602年（万历三十年）刻成的《坤舆万国全图》是在《山海舆地图》基础上的完善，它是一幅有经纬度的世界地图，影响极大。1629年（崇祯二年），明朝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1562～1633）利用西方测绘技术，组织测量了北京、南京、南昌、广州四个点的纬度，并利用地图约略推算出山东、河南、湖广、四川等十五个布政使司（明清两朝的地方行政机关，相当于现在的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经纬度。这样，经过西方传教士和我们本土科学家的努力，经纬度得到大力的发展。到清康熙年间，清政府修纂了全国的地志，编制了全国统一的地图。康熙皇帝不管是三次亲征噶尔丹，还是巡游东北、江南，都不忘令随行人员测量所到之处的经纬度，为编制全国地图准备第一手资料。终于在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编制完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清乾隆年间，制图技术持续发展，1760年至1762年（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通过实地勘测绘制了《乾隆内府舆图》（又称《十三排图》）。这两种地图都是以通过北京的子午线为本初子午线的。到晚清，湖北巡抚胡林翼（1812～1861）聘请湖南新化人邹世治编纂了《大清一统舆图》，此图依据《内府舆图》，采用经纬度与“计里画方”并用的方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全面的地图。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我国第一所培养测绘人才的京师陆军测绘学堂，为我国地图学的发展和测绘人才的培养起到重要的作用。

大清邮政公署备用舆图

清朝时期编制的地图范围已经不局限于中国了，出现了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之类的世界地图。同时，因为利用了经纬网的方法来确定位置，地图更加精确。最重要的是，地图的制作不再仅仅满足于原有的资料，而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勘测，准确地获取了第一手测绘资料。同时地图学的发展统一了图示，已经形成绘制地图所需要的数学基础知识的理论。

我国学者郭庆胜对中国古代地图水平进行了综合研究，以如下的一幅图来反映：

说明：M轴代表数学基础的发展，m轴代表制图理论的发展，A代表粗略，B代表可辨相对位置，C代表计里画方，D代表经纬网，a代表具有迷信色彩，b代表概略表示地物，c代表制图六体，d代表形成图例符号，e代表能制作世界地图，横轴是时代，粗线表示制图理论发展情况，细线表示数学基础发展情况。

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它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发展息息相关。可惜的是，在儒家重士思想影响下，进行实地勘测的工作往往被认为是下里巴人才干的工作，这也影响了中国地图学更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