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著名诗人郑谷(约851~约910)写有一首《题张衡庙》诗:
远俗只凭淫祀切,多年平子固悠悠。
江烟日午无箫鼓,直到如今咏四愁。
如今,虽然距张衡(78~139)生活的年代已经1900多年了,但我们应该铭记这位天才给中国科技带来的荣耀。
中小学生知道张衡的名字,并非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其他三人分别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也并非他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而是他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和浑天仪。
邮票中的张衡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当世界上许多科学家都在推崇张衡和他的地动仪时,国人却在怀疑地动仪的存在及其科技价值。有人认为,张衡的地动仪只不过是个装饰品,是封建社会进行封建迷信活动时,或者进行祭祀活动时的道具;认为史书上记载的陇西地震被张衡地动仪准确测验的事件,是历史上的乌龙事件,是中国史学家编造的一个美好故事。由于张衡地动仪没能保存下来,近100多年来,各国科学家根据有限的史书记载和科学原理,复原了许多种地动仪模型。质疑者也认为,这些模型的研究毫无意义,仅仅是艺术的摆设。
近代关于张衡地动仪价值的发掘工作,最早并不是华人完成的。1868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日本学界邀请英国矿物学家约翰·米尔恩(John Milne,1850~1913)赴日讲学。因各种原因,米尔恩1876年才启程去日本。在去日本的旅途中,米尔恩游历了中国,对中国各地进行了考察并留下深刻印象。在日本,约翰·米尔恩教授矿物学,但日本地震学家服部一三(1851~1929)在1875年绘制的张衡地动仪复原模型,以及复原模型图画四周抄录的《后汉书》(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中介绍张衡地动仪的196个汉字给米尔恩很大启迪。其后,他在日本娶妻,生活了20年,并转向研究地震学。1880年,由约翰·米尔恩发起并成立了日本地震学会(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地震学会),服部一三和米尔恩担任了正副会长,他们都研究过张衡的地动仪。约翰·米尔恩认为,如果制作一个凡有振动就能有反应的报警器,是非常简单而容易的,但是它对地震却毫无价值,因为任何大地震动都能使报警器作出反应,干扰正常地震的检测。而张衡的地动仪能测出地震而不受其他大地震动的干扰,所以米尔恩建议使用“验震器”这个新词语,也准确定位了张衡地动仪的科技价值。米尔恩在1883年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地震学专著《地震和地球的其他运动》,书中介绍了张衡和米尔恩自己复原的地动仪模型(地动仪已遗失,真正的地动仪为何样,如今谁都不知道,这才有现在各种各样的复原模型),并将《后汉书》中介绍张衡地动仪的196个汉字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后来,自张衡的地动仪后,首先在中国出现的地动仪复原模型就是米尔恩的模型了。如今,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张衡地动仪的复原模型和美国探月的岩样并列摆放着供人们瞻仰,因为它们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地动仪原理图
范晔从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开始撰写《后汉书》,历时13年才完成(《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张衡传》中有这样的文字: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这段话的大意是:
顺帝阳嘉元年,张衡又制造了候风地动仪。这个地动仪是用纯铜铸造的,直径有8尺,上下两部分相合盖住,中央凸起,样子像个大酒樽。外面用篆体文字和山、龟、鸟、兽的图案装饰。内部中央有根粗大的铜柱,铜柱的周围伸出八条滑道,还装置着枢纽,用来拨动机件。外面有八条龙,龙口各含一枚铜丸,龙头下面各有一个蛤蟆,张着嘴巴,准备接住龙口吐出的铜丸。仪器的枢纽和机件制造得很精巧,都隐藏在酒樽形的仪器中,覆盖严密得没有一点缝隙。如果发生地震,仪器外面的龙就震动起来,机关发动,龙口吐出铜丸,下面的蛤蟆就把它接住。铜丸震击的声音清脆响亮,守候机器的人因此得知发生地震的消息。地震发生时只有一条龙的机关发动,另外七个龙头丝毫不动。按照震动的龙头所指的方向去寻找,就能知道地震的方位。用实际发生的地震来检验仪器,彼此完全相符,真是灵验如神。从古籍的记载中,还看不到曾有这样的仪器。有一次,一条龙的机关发动了,可是洛阳并没有感到地震,京城的学者都责怪它这次没有应验。几天后,驿站传送文书的人来了,证明果然在陇西地区发生地震,大家这才都叹服地动仪的绝妙。从此以后,朝廷就责成史官根据地动仪记载每次地震发生的方位。
不仅仅是《后汉书》上有张衡地动仪的记载。研究表明,从东汉末年至《后汉书》成书之前的320余年,其中关于东汉的史书共有13部,留存下来共有9部(有些史书已经成为残本),其中记有地动仪文字的有西晋司马彪(?~306)的《续汉书》、东晋袁宏(328~376)的《后汉纪》以及范晔《后汉书·顺帝纪》。《后汉书》之后,南北朝(陈)虞荔(503~561)的《鼎录》中也有关于地动仪的文字记录。
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史书记载张衡的地动仪并不是孤证,这增加了《后汉书·张衡传》内容的可信度。
当然,证据不只是史书上的文字记载。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史书上记载的张衡地动仪安放地(当时的京师洛阳城南一千米的灵台)进行考古发掘,并对灵台的测震地质条件做了三次现场踏勘。考古学家们对地动仪放置的房间大小、地面结构、台基土样等进行充分分析,推算出地动仪的总重。同时,还根据出土的其他物品,佐证了张衡地动仪的科技价值。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支持了史书上的文字记载。
张衡地动仪的功能是地震发生时,根据传给的地震波进行检测,但不能预报地震的发生。在这一点上,我们既不能过分夸大地动仪的功能,也不能彻底否定它的价值。就像米尔恩的准确定位一样,张衡地动仪是“验震器”。在东汉,在科技不很发达的时代,地震的发生不仅仅是自然灾害,它还是统治阶级人心所向的征兆,地震被认为是上天对统治阶级言行失当的惩戒和警示。所以,上至皇帝,下到黎民,都对地震的发生非常重视。朝廷和社会都需要对上天的惩戒行为进行解读,这样才让本来承担科技任务的地动仪,也承担着“观祲象、察妖祥”(观测自然、辨明凶吉)的祭神礼器的“重担”。
有人认为陇西地震是乌龙事件,这是因为起先认为张衡地动仪检测到的是138年陇西的地震,但事实是134年12月13日的陇西地震。
虽然张衡地动仪遗失了,它的制作技术也“失传”了,但这并不是我们认为地动仪是无用摆设的理由。据史载,每发生一次大地震,张衡都要以上天惩戒之名上书改善朝纲,而皇帝也乐得借机整顿朝廷贪污腐败之势,所以就有一大批朝廷官员被惩处。这样,张衡在朝廷中“终为其患,遂共谗之”,成为众矢之的,犯了众怒了,这也导致张衡晚年不得善终,使地动仪成为官员们的“心头之恨”。自张衡政治地位不保之后,地动仪受到冷落、甚至消失成为历史的必然。被朝廷官员视若眼中钉的地动仪,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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