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新闻信息的发展历史

伴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经济的不断丰富给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促动，既包括新闻媒介自身实力的提升，也包括其服务效果的改善，其中对新闻信息接受者的服务也在不断地变化，信息的接受者自新闻事业诞生后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一、模糊化阶段

在报纸诞生前，远古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受众，新闻传播信息是裹挟在占卜、祭祀、传政、军事情报的传递、各种史官记录、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及学者写作的历史典籍中。新闻传播活动并没有被明确界定，自然也就不存在明确的接受者。远古时代因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而进行各种生活信息的传递、各种占卜的卜辞、歌功颂德的记录文字、朝廷史官记载的各种谕旨和奏请、史书典籍中记录的历史事件等，虽然带有一定的新闻信息传播活动色彩，比如公开性等，其效果也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新闻信息的服务性，但并没有专门的新闻信息传播媒介，自然也就不存在专门为谁而传播新闻信息的意识，因此，可以说，在古代报纸诞生之前的新闻传播的受众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二、窄众化阶段

自唐朝诞生我国最古老的报纸开始，新闻信息的传播活动开始有了明确的服务对象，且是受众集合群体中的部分人。直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闻业务逐渐脱离政党新闻色彩转而孕育专业主义新闻的萌芽开始兴起，中国的新闻传播逐渐进入到大众化的新闻业发展历史时期，新闻信息服务的对象逐渐从固定的部分人群转而走向不确定的集合人群。这种新闻信息的消费者的窄众化阶段主要是从唐朝报纸诞生时，新闻信息的消费者——唐朝的藩镇长官开始的。

唐朝报纸的诞生与唐朝时期政体上实行的藩镇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唐朝中期开始，朝廷在一些边疆地区开始设立藩镇，设置节度使。这些藩镇的势力日渐雄厚，把持地方军权，逐渐发展成为地方的实际掌权者。伴随藩镇割据形势的不断加剧，各藩镇长官迫切想要了解朝廷的各种动向，便纷纷在京都设立邸，一方面用来地方人士进驻朝廷办事的居停之所，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肩负着将朝廷发生的并且是地方政府长官迫切想要了解的重要信息的传递会各藩镇的任务。各藩镇在朝廷设立的办事机构通常称作进奏院状，负责朝廷信息和藩镇长官派驻到朝廷的专员们在中央的活动情况传回地方的工作人员就被称作进奏官。因为进奏官是各地方藩镇长官派驻到朝廷的，因此，这些负责向地方传报新闻信息的人并不受唐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相反，他们仅对地方长官负责，所以进奏官往往会根据派驻他们进京的主官——各地方藩镇长官的信息需求心理进行信息的整理和采集、传发工作，所以，此时新闻信息的受众就是中央级别的政府官员和各地方藩镇的负责人。

到了宋朝，一改唐朝报纸由各地方管理负责的松散状况，由中央政府一式多份地统一向个地方发布新闻信息，虽然其发报方式有所调整，发报内容上也更多地受到中央政府的管辖，自由度相对减弱，信息的有效针对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从新闻信息的消费者来看，依然是中央政府官员和各地方政府官员。肇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的小报消费群体改变了这种单一的官员消费结构，小报的抄传与发行都不同于政府官报，它往往是由邸吏、使臣、在“省寺监司”政府机关工作的中下级官员和书店主人等人士自主抄传的，也有的是应相关读者需要定制的，小报这种新闻信息的抄传和发行方式就为那些未能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朝廷政事新闻的读者提供了信息传输的路径，因此，这时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又有所扩大，除各级官员外，社会上一些关心朝廷政事消息的热心的知识分子也成为小报的忠实读者。虽然小报在整个宋朝时期都遭到了朝廷的打压，但终宋朝代小报也没有被禁绝，其读者范围渐渐扩大。

到了元朝、明朝和清朝前期，中央一级和各地方一级的政府官员、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始终都是新闻信息的接受者，但在明朝末年和清朝前期，新闻信息的消费群体又产生了一些变化。明朝末年农民起义中，为了更好地调动农民起义的积极性，为了积蓄起义力量，起义军通过旗报、牌报等方式简单通俗地向农民宣传起义的相关情况，一定程度上使受众的范围扩大到社会底层，到了清朝前期，民间报房的发展，又将新闻信息的读者扩大到了乡绅这样的社会阶层。

近代化报刊传入我国后，新闻信息的读者最初是在海外的，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在马六甲创办的，由于当时清朝政府不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报刊，而马六甲离中国很近，和广州来往也很方便，虽然当地中国人少，只400人，但它周围地区却居住大量华人，荷兰当局对他们的事业也很支持，因此即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中文近代化的报刊，因此，当时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就是这些海外的华人。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国门被陆续打开，国人自办报刊相继创办，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创办两次报刊高潮中，无论是政论信息还是新闻信息，虽然承载这些信息的报纸的数量是大量地增长了，但其传播的内容主要是面向社会的中上层人士进行的，向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使用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的语言方式进行传播，但是其在不同的文章中都曾表示，这种做法是为了俯就平民的做法，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没能充分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将自身说成是社会上先知先觉的一部分，而把普通民众看成是后知后觉甚至是不知不觉，其主观传播的目的是要向民众进行资产阶级维新和革命的主张，唤醒沉睡的民气、民智，以促成改良和革命的胜利，但其在传播的内容、形式上对通俗性的重视不够，对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缺乏针对性的满足，在信息的发布渠道上较为单一，易于社会底层接触新闻信息的渠道很少，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在20世纪初年新闻信息的接受者仍然以社会的中上层人士为主，受众群相对是弱化的。

三、大众化阶段

新闻传播的受众群体特点除了与受众自身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相关外，很重要的一方面也与新闻媒介呈递的新闻信息的内容、类型、风格等息息相关。从国人自办报刊到辛亥革命前后，新闻信息多数是和阐释政治观点有直接或者间接联系的内容，而与普通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相联系的内容比较少，同时信息处理的风格多数是述评式的观点表达，与新闻专业主义的距离相对较远。但是到了20世纪初年——30年代，诚如上文所分析，中国的大众化新闻传播活动在政党新闻的潮流中裹挟着孕育发展，自此之后，新闻传播活动中政党政治新闻虽然仍是新闻传播中的重头戏，但面向普通大众回归新闻专业主义的信息传播内容与形式越来越活跃，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公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贴近，其形式也通俗形象，易于受众阅读，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各种新闻制作的理念不断传入国内，同时受经济发展的驱动，新闻传播的内容日渐多元，形式不断创新，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近，新闻受众的面不断扩大，发展到当前的信息时代，受众群体已然是一个囊括了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受教育程度等特点的大家族，新闻信息的消费者已然是大众化了。

四、分众化阶段

大众化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是针对全部且相对较为模糊的受众群体而进行制作和传播的，并没有将具有某一些特征的受众群作为自家媒介传播的明确对象来制作和传播专门的新闻信息的。但是随着媒介数量的不断增加和种类的不断丰富，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传媒市场的商业化程度越来越明显，各家媒介都要自负盈亏，如何抢占有限的市场份额成为各家媒介重要的思考命题。在传媒介质日益多元，传媒资讯异常丰富的信息时代，受众已经远远不是媒介传播什么就接收什么的被动群体，他们对新闻信息的选择性很明显，想要受阅哪些新闻信息，多大程度上接收等受阅行为都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因此，如何在固定的受众市场中吸引更多的对象关注自家媒介的报道，对于媒介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所以针对特定的受众群体制作和传播其特别需要的专业化新闻信息。

新时期以来，新闻信息的专业化服务对象首先是由报纸拉开序幕的。经历了不同层面的战争的创伤，建国后全国的经济建设工作需要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在80年代改革开后后，社会经济的繁荣，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使得专业化的报纸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已经出现了1600多家专业化的报纸，其领域覆盖了电子、化工、农业、科技、石油、交通、农业、科教、文卫等社会生产生活的多个侧面。伴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媒介的种类也日渐丰富，开始出现专门按层区分的专业报纸，如老年报、青年报、少年报、儿童报等；也有专门针对某一领域出版的如体育报、娱乐报、经济报、财经报等，这些报纸往往都是针对具有相似特征的部分人群而开办的，或者因相似的年龄、或者是相近的爱好、或者是相近的社会关系，抑或是相似的职业等。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广播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尤其是在专业频率的开发与调整上，使广播新闻信息逐渐专业化，广播经济台、新闻台、交通台等专业化的频率在各地方广播电台不断涌现，为具有相似性特征的部分受众群体制作和传播专业化的新闻资讯，其信息服务的针对性更为有效。同样地，电视领域，我国大陆地区的专业频道出现于20世纪的90年代，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媒体，一方面通过开设专业的新闻频率或者频道，提供综合性的新闻资讯外，另一方面还在各细分的专业化频率与频道中对相关领域的新闻资讯进行针对性的传播，双管齐下，以期满足观众的特定需求。

尤其是到了互联网时代，新闻受众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了，而应用适合互联网传播特点的思维方式来审视新闻信息所面向的传播对象。当下，用户思维是互联网信息时代对新闻受众的恰切概括。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受众就是对新闻信息进行消费的用户，互联网点对点式的商业模式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新闻信息的制作和传播流向。网络是一种交互性特别强的传播介质，受众无论是借助网络还是借助手机媒介获取资讯都十分的便捷，尤其是随着被称作“第五媒体”的手机成为新闻信息传播的新生力量后，借助手机媒体推送各种类型的新闻资讯更是广大受众每次打开手机都很可能遇到的情况。互联网与手机媒体传播新闻资讯的时代，传播主体需要更多的考虑目标新闻用户的特定受阅需求，一方面是为了在新闻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一方面也是在海量的新闻资讯中自主地为受众提供有效的信息。

总之，无论是报纸的专业化、广播电视的转化频率和频道还是网络与手机媒体的用户思维，都呈现出了当前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的分化轨迹，分众化是传播主体在日常新闻生产中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