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崩地裂话沧桑

天崩地裂话沧桑——读张岱《＜陶庵梦忆＞序》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干支甲申，中华大地惨遭一劫。先是李自成挥师进京，崇祯帝自缢煤山；继则李自成败走京师，顺治帝登基龙庭。城头变幻帝王旗，三个皇帝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上罕见的一幕改朝换代悲喜剧，上演京畿重地。社会秩序大乱，伦理纲常大变，旧朝缙绅大恐，天下士人大惶。

值此天崩地裂之际，中国的大名士，誉满天下的读书人走出了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钱谦益、龚鼎孳一类，剃发留辫，身着胡服，磕头效忠，苟延性命被讥“贰臣”。第二条道路，陈子龙、张煌言一类，纠集人马，举刀执矛，反清复明，悲歌一曲以身殉国。第三条道路，顾炎武、黄宗羲一类，隐姓埋名，遁迹山林，潜心著述，忍辱负重留名青史。在这一行列之中，倘论名士风流，不该忘却陶庵先生张岱。

清初，士人尚非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野人”张岱躲到天高皇帝远的嵊县西白山中。此时，张岱已至知天命之年。一方面，兵荒马乱，资财散尽，自食其力，耕种糊口；另一方面，匿迹销声，苦心研读，著书立说，传之后世。这位明末清初最有才气的文士，陷入兵荒马乱的动荡之中，想死，却不忍死也不能死。不死之因，《＜陶庵梦忆＞序》交代得十分明白：“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

这部记录明代历史的《石匮书》，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惜乎大部分已佚；幸而记录崇祯及南明史事的《石匮书后集》还在。《石匮书》是这位大名士的灵魂所系，真爱所在。清人毛奇龄曰：“先生慷慨亮节，必不欲入仕，而宁穷年厄厄，以竟此一编者，发皇畅茂，致有今日。”（《寄张岱乞藏史书》）张岱以垂暮之年，饥馁之身，羸弱之力，孤难之境，给逝去的故国立传，实在是中国文人精神上的一种自我救赎。

然而，张岱最有影响的作品还是两部“梦”书，一曰《陶庵梦忆》，一曰《西湖梦寻》。从《石匮书》到“两梦”书，无论是寻梦、忆梦，还是记梦，张岱都是为了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给这个逝去的王朝立传。故国故乡，民风民俗，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石匮书》是以史实写照，“两梦”书是以形象留影。

而“两梦”之中，又以《陶庵梦忆》最有价值。

《陶庵梦忆》涉及晚明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的方方面面：文物古迹、歌馆楼台、园林池沼、戏曲声伎、名工巧匠、奇花异木、节日习俗、饮食烹饪、斗鸡臂鹰、六博蹴踘、放灯迎神、观猎阅武……是书勾勒晚明社会生活，视野之开阔，内容之丰富，行文之流畅，笔调之鲜活，使张岱跻身晚明一流小品大家之行列。

且看八卷本《陶庵梦忆》对晚明社会风情的勾画。

《扬州清明》写扬州清明景况：“四方流离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卷五）

《绍兴灯景》写故乡绍兴灯会情形：“庙门前高台，鼓吹五夜。市廛如横街轩亭、会稽县西桥，闾里相约，故盛其灯，更于其地斗狮子灯，鼓吹弹唱，施放烟火，挤挤杂杂。”（卷六）

《闰中秋》写中秋会友苏州虎丘蕺山亭：“在席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卷七）

《西湖七月半》写七月半游览杭州西湖：“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卷七）

当张岱追记这类太平阜盛景象之时，江南大地，正关河冷落，百业凋零，人民流离失所，士人惨遭杀戮。张岱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满清贵族的铁蹄、刀剑和枷锁，看到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城陷”、“舟山岛焦”……真是两重天地恍若隔世。当天下士人大多失语之时，张岱以笔记《陶庵梦忆》寄托故国故乡之思，这是读《＜陶庵梦忆＞序》可以强烈感受到的。

张岱，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逝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甲申之年天崩地裂的巨变，也是其一生命运的转捩点。

明天启、崇祯年间是政治最腐朽的年代，却是文化最昌盛的年代。在明末文坛上，张岱是一方名士，山阴、杭城，乃至江左，皆羡其文采，慕其声名，效其洒脱，可谓风流潇洒，闻名遐迩，粉丝众多。张岱不仅是一位才情横溢的文士，还是一个身体力行，敢于将明中叶那种放浪形骸、沉湎声色的风气，推向极致的人物。

作为官宦世家的纨绔子弟，极爱繁华享尽富贵：“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张岱《自为墓志铭》）

作为风流倜傥的江南名士，交游广泛游乐无度：“大江南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斗鸡、臂鹰、六博、蹴踘、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不为。”

甲申之变，地覆天翻。张岱从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一方名流变为寡欲清心、隐迹埋踪的一介寒士。

当年交游广泛名满天下，而今埋名隐姓门庭冷落：“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亦渐辞老人去。间策杖入市，人有不识其姓氏者，老人辄自喜。”

当年富甲一方荣华享尽，而今饥寒交迫家徒四壁：“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张岱《自为墓志铭》）

品茶、赏花、听曲、宴饮、狎妓、远游，先前的悠闲生活已成遥不可及的梦想。垂暮之年的张岱，竟至于亲自舂米担粪。“身任杵臼劳，百杵两歇息”，“因念犬马齿，今年六十七”。（张岱《舂米》）“婢仆无一人，担粪固其分”，“扛扶力不加，进咫还退寸”。（张岱《担粪》）江山鼎革人生无常，陶庵先生由名流而寒士，由寒士而“农夫”，今昔对比，不啻霄壤。张岱的另类生活，文士稀有，天下罕见，此种变化，令人唏嘘。

国家不幸，名士亦不幸。偏逢末世，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处于困顿没落的境地。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巅峰，跌入冰天雪地、昏天黑地的深渊，张岱不能不横生感慨。庆幸陶庵先生有着很强的抗击打能力。名士没有发疯，全赖手中健笔一支；名士没有死去，全赖心中“名根一点”。张岱将“梦忆”作为生命的支撑。《陶庵梦忆》追忆的，不仅是一己的生活，也是某种程度的民族灾难。张岱遭遇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共同的噩梦。天崩地裂话沧桑，无论是从民族的角度看，还是从个人的角度看，《陶庵梦忆》的主旨所在，正是哀叹沧桑而后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巨大不幸。

这一点，伍崇曜《＜陶庵梦忆＞跋》所言最为清楚：“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

《东京梦华录》，宋室南渡后作，记载北宋都城东京的城坊、街巷、寺庙、宫观、酒楼、食店、衣铺、鱼行以及民俗和宫廷生活。《梦粱录》，效《梦华录》体例作，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的观灯、修禊、游春、观潮、祠祭、户口、物产以及宫廷生活。孟元老“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东京梦华录＞序》）。吴自牧“缅怀往事，殆犹梦也”（《＜梦粱录＞序》）。两书的共同点是，借琐屑之事寄追恋之情，那两宋繁盛景象就是永不流逝的梦。

张岱与孟元老、吴自牧心曲相通。“梦华”、“梦粱”所言，为一切繁华随着旧朝覆灭而成梦幻。《陶庵梦忆》题作“梦忆”，固然是从这两部宋代笔记中获取的灵感，而就内容而言，同样追忆旧朝盛事，也同样有一种铜驼荆棘之悲。

甲申之后，张岱曾有拜谒明陵之举。《陶庵梦忆》之首篇《钟山》即记其事。文末，作者慨叹：“孝陵玉石二百八十二年，今岁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麦饭，见之猿咽。”《陶庵梦忆》之末篇《琅嬛福地》言年迈营造生圹，当建碑曰“有明陶庵张长公之圹”。首篇开宗明义，末篇卒章见志，《陶庵梦忆》之主旨，不正是以这些哭泣语、直白语、牢骚语昭示的吗？

“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张岱追忆旧朝太平阜盛景象之时，必是心旌摇荡，难以自持。“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动荡时局艰难人生的凄风苦雨之中，张岱以其全部心力编织故国之梦。痛定思痛，国破家亡的惨剧不堪回首。作者自述：“今当黍熟黄粱，车旋蚁穴，当作如何消受？”张岱是用泪眼来寻梦、冷眼来观梦、慧眼来说梦的；而透过昔日繁华的场景，读者品味到的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愁。

但《＜陶庵梦忆＞序》提供给读者的，尚不止于此。

寻梦而又惧梦，这是一种矛盾心态和复杂情绪。酣睡之时频做好梦，觉醒之时倍感悲凉。此种矛盾复杂的心境多次表露在《＜陶庵梦忆＞序》之中。

“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孟元老之“梦华”，言梦入“华胥”之国，享人世繁华，梦醒原是幻觉；吴自牧之“梦粱”，言托着磁枕入梦，见一生富贵，梦醒黄粱未熟。“梦忆”将人生痴情点破：富贵荣华，本为过眼烟云，还去喃喃自语喋喋不休，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痴人”不得说梦，仍然执著说梦，原因何在？“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昔日生活于“轻煖”、“甘旨”、“温柔”、“爽垲”、“香艳”之中，而今“瓶粟屡罄，不能举火”，作者痛悔往昔：认为这是一种人生报应。原来，陶庵先生的忆梦是为了“忏悔”人生，净化心灵，实现精神的超越。这就给这场梦增添了不同于顾炎武、黄宗羲辈的个性色彩。

明知过去的一切不过是南柯一梦，缘何还要苦心孤诣记录在案？作者坦承，摆脱不掉名缰利锁：“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名心”，即留名后世永垂不朽之心，所以“痴人”要孜孜做此痴事。所谓“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对读者而言，这种文人的执著，难能可贵，意义非凡。

《＜陶庵梦忆＞序》表达故国之思、乡土之情，抒发沧桑之感、兴亡之叹。“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社稷倾覆，民生涂炭，张岱经历并记录了天老地荒的沧桑巨变，这种黍离麦秀之悲是足以感动我们这个民族的。

（原载《语文学习》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