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轼《超然台记》断想

张志烈

内容提要：东坡的《超然台记》是写他超然物外、所欲斯乘、无往不乐的生活体验的。所谓超然，就是游于物之外，就是不为物所蔽，就是全面深刻地静观环境，审视现实，转换视角，以跳出目前情况的局限，用超越的心态看待困境，从而智慧地在当下找到维持身心内稳态的有利因素，并将之化为解脱精神的良药，以保持自己诗意栖居的乐观人生态度。这种行为哲学理念的形成，与他的核心价值观——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是密切关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北宋社会矛盾与其生活实践的相互激励，是产生这一切的原因与条件。从意识渊源上看，《周易·乾·文言》《老子》二十六章和《庄子·逍遥游》都对东坡超然思想有重要启示。从全球文化发展进程看，东坡超然思想与人类主流科学认识也相通相连。

关键词：超然思想；逍遥游；进化论；人的类本质

一

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在川西平原温江农村。几岁即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做活路时，常听大人们讲“人都是逼出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等话，听多了深深记住，就像刀刻在心上的一样。后来，读书中见到《国语·鲁语下》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论劳逸的那段话：“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便更加相信人的才干与他的生存环境、生活处境是存在极密切关系的。再后来，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人和环境相互创造的话：“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递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仔细思考马、恩的话，感到民间俗语“人都是逼出来的”这个“逼”字中蕴含了很多内容。

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到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完备细密了。我还是肤浅地认为“逼”是这个理论的关键词语。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是客观的生物演化规律。生存竞争、变异、遗传是其中的三大要素。生物在自然条件下，由于受到各种外、内力量的影响，不断发生变异。有利于生存的变异，逐渐积累加强；不利于生存的变异，逐渐被淘汰。所谓“进化”，就是指在环境压力下产生的变异（即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遗传（通过自然选择），以求适者生存。如果换个角度看，这就是在现实环境容许的条件下寻求身体结构和生命活动的最佳组合方式的过程。

现代生物学研究有许多富有启迪的成果。《参考消息》2012年7月2日转载了美国每日科学网站6月29日报道的文章，题为《科学家敦促采取新方式研究植物》。文中指出，“人作为物种存活下去……必须向植物寻求经验”，因为“植物代谢的一个惊人的方面在于，它必须不停地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一是满足不断变化的环境，二是保持内部稳定以继续原来的生命方式”。在我看来，这就是既要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然而又要巧妙地维持自身内稳态。这也就是在现实条件下维持自身组织结构和生命运转的最佳组合方式。“内稳态”是生理学和医学上描绘人体状态的术语。20世纪20年代法国生理学家贝纳德发现，一切生命组织的内环境（如体内液床、血浆、淋巴、体温、脉搏……）都有稳定的区值。30年代美国生理学家坎农再次提出任何生命组织内部必须是“稳态”，这是一切生命现象的基础。他把躯体维持身体“内稳态”的机制称为拮抗装置。（详见坎农：《躯体的智慧》）

东坡《书东皋子传后》：“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身无病即躯体运转正常，心无忧即心理平衡，东坡追求的“至乐”，就是维持身体内稳态和心神内稳态。

东坡《与王定国书》（四十）：“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身心俱安，就是身心都处于内稳态，而这正是他们父子都能“超然物外”所带来的效果。联系《超然台记》的全部内容，可知超然思想正是东坡维持身心内稳态的拮抗装置。

二

进化论反映了宇宙演化、生物生存发展的普遍规律。庄子《逍遥游》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绝对自由的漫游，正是这个生物发展趋势在人类头脑中折射的浪漫幻想。“逍遥游”的含义，有两种基本的解释：（一）《世说新语·文学》“庄子逍遥游篇旧是难处”条下刘孝标注引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向、郭所说的这种与“大通”相对的“有待”的逍遥，是有条件的逍遥。强调各任其性，各当其分。这符合一般人的实际，而不完全合于庄子的原意。（二）同上书刘孝标注引支道林《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人（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引文中此‘人’字作‘大’）道，而寄鹏。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逍遥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遥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乎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刘孝标认为：“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我认为支道林之说，切合庄子之原意，但在事实上这种境界是没有的，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对于庄子逍遥游原意的理解，前人有讲得较好的，下面略举一些。《逍遥游》原文：“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郭象注：“非风则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无所乘者无待耳。”成玄英疏：“乘风轻举，虽免步行，非风不进，犹有须待。……唯当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途，而能无所不成者，方尽逍遥之妙致者也。”

《逍遥游》原文：“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郭象注：“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成玄英疏：“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万物者，自然之别称。……言无待圣人，虚怀体道，故能乘两仪之正理，顺万物之自然，御六气以逍遥，混群灵以变化。苟无物而不顺，亦何往而不通哉！明彻于无穷，将于何而有待者也！”

郭象、成玄英的这些话，是切合庄子原意的。今人谢祥皓先生《庄子导读》对庄周此意评云：“庄周所追求的，是与天地自然全然融为一体的至人、神人；他们既全无所待，故可以畅游无穷。这才是庄子的逍遥游。”简洁明白地指出其主旨。

《庄子·达生》篇“孔子观于吕梁”段中那个能在大瀑布中自由游泳的丈夫，在回答“蹈水有道乎”的问题时说：“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这就是前人所谓“虚怀体道”的导入、体会、解说。

辩证唯物主义讲“认识必然获得自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章《道德及法自由及必然》中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未被人理解之时是盲目的。’自由不是在于想象中的对于自然法则的独立，而是在于认识这些法则，并根据这种知识来能够有计划地运用它们，以达到一定的目的。”“自由是在于支配自己以及支配外部自然；是根据认识自然必然性之上的支配。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基本的方面，都和动物本身一样的不自由，可是每一文化的进步，都是向着自由的进步。”孔子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因为生活经验的积累，了解许多事物的法则，其心之所欲与矩的规则相吻合。吕梁丈夫之能自由游水，肯定是长期生活经验掌握了一些水的运动法则。可是，庄子的论述却在量上作了无限夸大。“无己”，主体对事物没有任何须待的要求。“无待”，不对事物有主观的依赖。主体的活动，与所遇到的客观事物的变化运动完全吻合一致，即“至人”“神人”的“主观”与万事万物的必然规律完全融为一体：“我”就是规律！郭注说的“无所不乘”“顺万物之性”“所遇斯乘”“与物冥而循大变”，成疏说的“无所不成”“顺万物之自然”“无物而不顺”，其要义都指向这点。这样的“绝对自由”，是人类历史上天才的浪漫追寻，是有着无限魅力的诱人的幻想境界，而在现实世界中是做不到的，不存在的。人不可能现实地掌握完万事万物的规律，也不可能使自己的“主体”意志完全等同于客观事物规律。天气预报不可能全准，因为有很多信息无法掌握。现实世界的人不可能完全的“体道”，完全的“混群灵”。

质言之，庄子《逍遥游》的精髓，其实就是想全部掌握所遇事物的规律，与己契合，从而所遇斯乘，获得绝对自由。这当然做不到，但其方向却是符合人类的本性的。

三

《周易·乾·文言》有一段话：“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里说的“大人”，与《逍遥游》中所说的“至人”“神人”“圣人”是同类型的人物。直觉告诉我，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逍遥游》中这种天才的幻想境界的产生，是有深刻的必然性的。人类的进化过程（宇宙演化过程之一部分），就是“认识必然而获得自由”的过程。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产生，就是这个过程在人类头脑中体悟的基础上升腾出来的浪漫花朵。因此，它蕴含着对后代精神探索的多方启迪。苏轼《超然台记》中的思想（超然物外、随遇而安、无往不乐）即与之有深刻关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工艺发达的研究，会把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把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由此也把人类社会生活及从此流出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揭露出来。……事实上，由分析来发现宗教的雾一样的幻想之世俗的核心，比之反过来，由当前现实的生活关系来展开它的天国化的形态，是件更容易得多的工作。”中外历史上，像雾一样的奇幻的天国化形态的著作岂少也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火眼金睛是能照见它们的“世俗核心”的！我对中国历史上此类作品都作如是观。

庄子逍遥游幻想境界的“世俗核心”价值，就在于它正是人的类本质的折射，涵盖了后代所有个体的努力方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生命的活动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基本体现为两点：其一，自由地运用符号系统作感性的物质活动，使自然人化，创造有别于自然的崭新物质世界。其二，改变客观世界同时，运用符号系统进行抽象的精神活动，使内自然人化，创造一个为人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文化之发生，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体现。

人的类本质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结果。发展进化是主体在与环境的博弈中改变自身的结果。庄子逍遥游的浪漫幻想，就是在想象中将人的自由自在活动的类本性推演到极端，使“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完全统一、融合。在当时，是不能完全做到的想象花朵，而对于后世，则是产生巨大吸引力和诱发力的精神启示。

四

东坡《超然台记》和苏辙《超然台赋并叙》的基本思想，与庄子《逍遥游》的精神是相承相续的。

《超然台记》的全篇大旨，就是抒发自己超然物外、随遇而安、无往不乐的生活态度。“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就是游于物之外；游于物之外，就是不为物所蔽；不为物所蔽，就是主动转换视角，全面深刻地静观环境，审视现实，从而跳出目前情境的局限，越过困厄，智慧地在当下找到能维护自己身心内稳态的有利条件，并将之化为精神解脱的良药，以保持自己诗意栖居的乐观人生态度。记中比较了“钱塘”和“胶西”的生活条件，但由于能游于物外，不为现实环境所“压”，故能从当下条件出发，挖掘那些能与维护自己身心内稳态要求向耦合的因素，以获得快乐；而对于先前存在、现已没有的东西，则不为所困，超越它。这就是深层次上的“认识必然以获得自由”。质言之，所遇斯乘，无往不乐，就是要幽静其心，深观默察，多角度多层次认清外在环境制约自己的各种利害性质，从而用利远害，以维护自己身心的内稳态。文章开头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已暗暗深含全篇的有力论述。

苏辙、鲜于侁、张耒、李清臣皆为此台写了《超然台赋》。文彦博和苏轼自己都对苏辙的赋评价很高。要更翔实理解《超然台记》，必须认识苏辙的这篇赋。

文彦博寄给苏轼的《超然台》诗最后两句是：“欲识超然意，鸰原赋掷金。”你家好兄弟作的掷地作金石声的赋，极好地说清了超然的意义。

苏轼《书子由超然台赋后》：“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苏轼不怕别人说自己“吹”自己弟弟，而是情发于中，非说不可。由此可知此赋的分量。

赋叙的后段云：“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普通百姓，山居者、林居者、耕者、渔者，只要“安于其所”，他们都是快乐的。那些在名利场中争而忘返且不自知的人，“达者”视之觉得他们可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安于其所”的人和“达者”都是“超然不累于物”的。《老子》二十六章：“是以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苏辙《老子解》释云：“行欲轻而不离辎重，荣观虽乐，而必有燕处，重静之不可失如此。”荣观，河上公注指宫阙，引申为壮观或荣乐生活。不离辎重，言如处衣车以养静。燕处超然，言不为华丽居处所累，专一、守静而安之意。超然，即超脱一切物累也。

赋文前部描写登台之所见所思，而后段回到对超然的议论：“嗟人生之漂摇兮，寄流枿于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择而后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于曲全。中变溃而失故兮，有惊悼而汍澜。诚达观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顾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终年。盍求乐于一醉兮，灭膏火之焚煎。……惟所往而乐易兮，此其所以为超然者邪？”文章特别强调以“达观”之心胸面对“忧患”。赋文中的“苟所遇而皆得”，“惟所往而乐易”之言，就是笔者前文曾经引出过的《庄子·逍遥游》郭注所谓“无所不乘”，“顺万物之性”，“所遇斯乘”，成疏所谓“无所不成”，“顺万物之自然”，“无物而不顺”。仔细绎解这些语句，可知其与苏轼《超然台记》大旨完全一致，而其深远的意识根源，都与庄子《逍遥游》有关。

诚于中，形于外，有麝自然香。苏轼心灵中的超然思想自会随时流露于其言行中。下面略举数例，为管中之窥。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转换视角，可畏的也就不可畏了。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游于物之外，不是游于物之内，才能超脱遮盖，全看事物，深看事物。

《与赵晦之书》（三）：“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转换视角，退后一步天地宽。

《与孙志康》（二）：“某谪居已逾年，诸况粗遣。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积，理应如此，实甘乐之。今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惠人，渐作久居计。正使终焉，亦有何不可。”转换角度看环境，设想最坏坏到何种程度。底线明白，忧虑消失。

《与陈正辅书》（十三）：“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转换视角，跳出忧虑。

《试笔自书》：“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之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呼？’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转换视角，超脱当下困厄境界，以超妙的譬喻自遣自解。既写出自己人生道路的深沉忧伤，又流露坚定逆境必将过去的旷达胸怀，表现出藐视迫害者及其造成的苦难，不被任何忧患压垮的翕然自得、倔强乐观的精神风貌。“芥浮”之喻，显然正是受到《庄子·逍遥游》中“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之为舟”的启迪。

诗文中还有很多例证，此不具论。

五

人类的文化创造、文明发展，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看，都是对其生存环境的压力挑战的应对。宇宙中的事物，都是“稳定者生存”。人受到外部世界（自然的和社会的）无穷干扰，为了维持自己身心的内稳态，必然要与环境博弈，所以，“进化”就是在环境压力下改变自我，通过强制性的变异、遗传以求适者生存。如果从行为哲学的角度看，这也可以说是人在寻求自己生命活动的最优化组合。庄子的《逍遥游》追求“所遇斯乘”是以浪漫想象的方式探寻生命活动的最优化组合。东坡《超然台记》以“游于物之外”而达到“无所往而不乐”，是在变动环境的压力下找寻生命活动的最优化组合。彭瑞淑《为学》中讲“蜀之鄙有二僧”的故事，是说穷和尚在环境压力下寻求生存活动的最优化组合。如果放开眼光，不拘泥于形式，则乔布斯与其“苹果”团队的基本优长，所谓开发“伟大产品”，其实就是追寻产品诸元件的最优化组合。再放眼人类历史看，整个人类科技发展史，就是在不断探寻生产活动的最优化组合。今天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的科技创新，也同样是在创成更佳的组合。“进化”筛子总是在不断筛出新的事物优化组合，这就是人类永恒不停地向真善美领域前进的伟大轨迹！

超然思想是东坡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的内在精神基石。这特有的人生大智慧，使其总是能在现有环境条件下找到能够维护自己身心内稳态的有利因素并巧妙地契合起来，始终保持自己诗意地栖居的乐观人生态度。

东坡超然思想的形成，与丰厚深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而从全球文化的发展过程看，这一思想应是与人类的主流实践创造、科学认识相通相连的推动文明前进的积极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