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尚书
内容提要：宋徽宗崇宁以后约七十年，我们称之为“后东坡时代”。这时期，严禁“元祐学术”以北宋灭亡为代价而崩盘，政治风暴将这位深受敬重的文豪踹到谷底。时移世异，宋孝宗又将他扶上巅峰，他的作品也完成了由禁书到经典的蜕变。
关键词：后东坡时代 元祐学术 蜀学 宋徽宗 宋孝宗
南宋蜀中作家李石说：“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祐学，人谓蜀学云。时又有洛学，本程颐；朔学，本刘挚，皆曰元祐学，相羽翼以攻新说，卒之不胜，稔成乱阶，尚同之过也。仰惟靖康定正国是，投其徒于四裔，凡悉力以尊崇元祐学者，皆得为专门名家，轼其倡也。”[2]这段话概括了王安石新学与“元祐学”（包括蜀学、洛学、史学）斗争的历程，而且明确指出所谓“元祐学”，其魁首就是苏轼。由于元祐学在斗争中“卒之不胜”，所以有了“元祐党祸”，学界对此已很熟稔。但研究者似乎更多看到的是党祸对苏轼及其同道的打击，充满同情甚至悲情；但若换个角度再往后看，苏轼死后的三十年间严禁“元祐学术”，虽使苏轼进一步污名化，同道者吃尽了苦头，但又四十年后，苏轼奇迹般地得到彻底平反，“蜀学”或“苏氏学”成了最终的胜利者和受益者，——如果没有党祸的惨痛教训，学术、特别是文学的发展也许还会经历更多的曲折，此即先哲所谓“祸兮福所倚”，当然，代价十分昂贵。苏轼死后的这近七十年，我们称之为“后东坡时代”，本文试论之。
一、严禁“元祐学术”
“后东坡时代”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近三十年，起自苏轼逝世的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止于靖康二年（1127）钦宗被俘。
苏轼生前已深罹“乌台诗案”、元祐党争之祸，一直被贬到当时荒远的儋州（在今海南），在同时被流放的元祐党人中，对他的处罚最重。苏轼曾自我打趣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3]哲宗元符三年二月，因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由儋州放还。次年七月，在一片将被重用的猜测和期盼中，名满天下的旷世文豪却抱着屈辱，永远离开了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
仙去的苏轼管不了身后事，但尘世的纠葛却仍然和他过不去：党争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在苏轼逝世后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北宋王朝发生了许多事，有的甚至是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件，但严禁“元祐学术”一直是后东坡时代的政治“主旋律”。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得不回顾历史，勾起那段令人气索的记忆。
明确地提出禁“元祐学术”，据现有史料，当始于崇宁之初。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丁丑，徽宗“诏诸邪说诐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祐学术’、政事，并勿施用”[4]。宣和五年七月戊午，又重申“禁‘元祐学术’”[5]。
为了禁“元祐学术”，统治集团采取了如下极端的措施：
一、进一步打击元祐党人。
崇宁元年（1102）三月，籍党人，凡五十余人，“并令三省籍记，不得与在京差遣”[6]。次年三月乙酉，诏“党人子弟毋得至阙下”。寻又诏：“元符末上书进士充三舍生者罢归。”[7]“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8]“元符上书邪等人亦无得至京师。”[9]同年六月庚申，徽宗又诏曰：“元符末上书进士，类多诋讪，州郡遣入新学，依太学自讼斋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许将来应举，其不变者当屏之远方。”[1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学术考七》曰：“熙宁之立学校，养生徒，上自天庠，下至郡县，其大意不过欲使之习诵新经、附和新法耳。”所谓“遣入新学”，实际上是要为他们“洗脑”，即用“新学”对这类人进行“思想改造”。崇宁二年九月辛丑，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11]，此举既是对元祐党人进行严格的管制，也是对他们的人格进行羞辱。
二、迫害元祐党人子弟。
崇宁二年三月乙酉，徽宗诏曰：“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其应缘趋附党人罢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12]同年九月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13]。下年发生的事更多，徐自明在《宰辅编年录》中综述道：
崇宁三年九月：籍记党人子弟，令吏部告示应责降人子弟参选及射阙日，并于家状内供父亲、兄弟系与不系籍记之人，应上书邪等人知县已上资序并与宫观岳庙，选人不得改官及不得注县令。又颁降御书党人姓名下监司长吏厅刻石：宰臣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刘挚、范纯仁、韩忠彦、王珪八人，执政梁焘、王岩叟、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苏辙、刘奉世、范纯仁、安焘、陆佃一十六人，待制以上苏轼、范祖禹等三十五人，余官秦观以下三十九人。十月，党人领祠并罢。又诏党人子弟不许以功赏迁改。又诏不许党人擅到阙下。又诏与党人子弟外路宫观差遣。[14]
以上一连串措施，不仅使党人子弟断送了政治前途，而且断绝了他们的生活来源。
三、建立“自讼斋”。
为惩罚元符末上书“诽谤”时政及有“元祐学术”思想的年轻人，朝廷下令将他们集中到“自讼斋”进行改造。所谓“自讼斋”，《宋史·职官志五·国子监》载：“崇宁元年，宰臣蔡京言：有诏天下皆兴学贡士，以三舍考选法遍行天下。……处上舍、内舍于太学，处外舍于外学。外学置斋一百，讲堂四，每斋三十人。太学自讼斋移于外学。”[15]则所谓“斋”，相当于现代学校的“班”，“自讼斋”是专用门于“思想改造”的特殊班。“自讼斋”原建于太学，后来推广到州县学。马端临曰：“绍圣、崇、观而后，群憸用事，丑正益甚，遂立‘元祐学术’之禁，又令郡县置自讼斋，以拘诽谤时政之人。”[16]据周密《癸辛杂识后集》《学规》条，宋代学规有五等，第一等最轻，第四等“则下自讼斋，则比之黥罪，自宿自处，同舍亦不敢过而问焉”[17]。可见罪名很重。
四、禁诗赋。
政和二年（1112）三月，徽宗亲试举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曰：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请为科禁。故事，进士闻喜燕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栗，政和五年进士第一）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戒。何丞相伯通（执中）适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末。伯通无恙时，或问初设刑名将何所施？伯通无以对，曰：“非谓此诗，恐作律赋、省题诗，害经术尔。”而当时实未有习之者。[18]
这是对所谓“元祐学术”特别是苏氏文章之学的又一沉重打击。对古代传统文人来说，诗赋是他们的精神寄托，禁诗赋无异于摧毁了他们的精神支柱，而为禁“元祐学术”，竟然连陶渊明、李、杜而下都要追“贬”，真是旷古奇闻，乃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空前一厄。
在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迫害有时似有松动。如崇宁四年（1105）五月戊申，“降党人父兄子弟之禁。”[19]次年（崇宁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长竟天。……乙巳，以星变避殿损膳。诏求直言阙政。毁《元祐党人碑》。复谪者仕籍，自今言者勿复弹纠。丁未太白昼见，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庚戌，诏：崇宁以来左降者，各以存殁稍复其官，尽还诸徒者。”[20]但是，徽宗的悔意并非对政策进行调整，而是害怕“天谴”，一旦天象好转，很快就故态复发。一年后，即大观元年（1107）五月癸卯，他又下诏道：“自今凡总一路及监司之任，勿以‘元祐学术’及异意人充选。”[21]
在一波又一波的禁“元祐学术”的浪潮中，大量无辜的年轻人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莫名其妙地遭到政治迫害。此类例子极多，兹略举数例，以见一斑。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八载：绍兴六年（1136）二月己酉：“李鼐为下州文学。鼐，阳翟人。祖荐，尝从苏轼学为文章，元符末以上书诋诬，入自讼斋，不第，死。”同上卷一○七：绍兴六年十二月辛丑，“贵州助教唐斌升循州文学。斌，连州人，元符末为太学生，坐上书诋诬，送本贯自讼斋听读，至是特奏名入五等，从例乞推恩，特录之。”同上卷九四：何伯熊、李弼直，“二人皆蜀人，弼直宣和间官太学，坐主张‘元祐学术’，送吏部。”宋施宿《会稽志》卷一曰：“惟痛禁‘元祐学术’，凡曾上书直言，在籍者皆入自讼斋，非自陈改过，不许预舍选。贤者至耻于入学。又同上《学规》：‘以讪谤朝政为第一等罚之首，非古者不毁乡校之义，天下至今叹息云。’”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是所谓禁“元祐学术”，原与“学术”无涉，而是一场政治残杀。周必大《程洵尊德性斋小集序》曰：“文以载道，物有是理，辞者达是而已，此苏氏学也。”[22]由此而论，所谓“蜀学”或苏学，其实即是文章（包括诗歌）之学。但文章之学如何能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正如本文开头引李石《苏文忠集御叙跋》所说，因为苏轼“首辟”王安石“新说”，涉嫌诬讪、异论，故自称“绍述”的蔡京一伙在苏轼死后要进行报复。其二，在禁“元祐学术”的过程中，统治者采用了一切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的、人身的迫害手段，令人扼腕。这不仅严重撕裂了族群，也制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刻危机，最终成为北宋灭亡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故当靖康间国家覆亡之际，人们在反思中把罪责归结到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不能说没有道理，正如王夫之所说：“是（王）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以贻败亡于宋者此尔。”但同时也要指出：蔡京一伙的行为，与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已毫无关系，他们只是拉虎皮作大旗而已，也如王夫之所说：“安石之昼谋夜思，探求众论，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术者，京皆故纸视之，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矣。固京之所为，固非安石之所为也。”[23]
二、禁“元祐学术”期间的舆情民心
早在禁“元祐学术”之前，新党就开创了用诗文打击政敌的恶劣先例，同时也制造了恐怖政治的气氛，所谓“乌台诗案”是也。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文同，字与可，蜀人，与苏子瞻为中表兄弟相厚。为人靖深超然，不撄世故，善画墨竹，作诗骚亦过人。熙宁初，时论既不一，士大夫好恶纷然。同在馆阁，未尝有所向背。时子瞻数上书论天下事，退而与宾客亦言，多以时事为讥诮。同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出为杭州通判，同送行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句。及黄州之谪，正坐杭州诗语，人以为知言。”《困学纪闻》卷一八述此事后，补充道：“晚年，郭功父寄诗云：‘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家诚之《丹渊集跋》又说：“间有诗与坡往还者，辄易其姓字。如杭州《凤咮堂》，坡所作也，则易以胡侯。诗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盖当时党祸未解，故其家从而窜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胜叹哉！”以上事件，盖主要发生在熙宁、元丰年间，也就是苏轼生前；到哲宗末、徽宗时代，恐怖的政治、文化生态已是冰冻三尺，而禁所谓“元祐学术”，就更雪上加霜。
但是，人们并没有被吓倒，各阶层民众以各种方式进行着抗争。吕本中（1084—1145）有诗道：
寒鸡不能晨，苦雨自朝夕。上为云雷巢，下乃龙蜃宅。坐怀阴外天，缺月挂残魄。少来可喜人，牖户陈玉帛。平生千万言，略省二三策。牛山所种木，日在斤斧厄。念君十年心，使我双鬓白。[24]
“寒鸡”“苦雨”“云雷巢”“龙蜃宅”，我们不难理解这些诗歌意象的意蕴。“牛山”二句，典出《孟子·告子上》：“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赵岐注：“牛山，齐之东南山也。邑外谓之郊。息，长也。濯濯，无草木之貌。牛山木尝盛美，以在国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无草木也。”显然，这是用“牛山”喻指宋王朝，谓其已遭奸人破坏。破坏者是谁？可不言而喻。吕本中出生在“牖户陈玉帛”的著名官宦世家，其曾祖父吕公著、祖父吕希哲均为元祐党人。从他这首诗里，我们很容易体会当时政治氛围的险恶，他只能用十分含蓄的语言，表达对时事的无限愤懑，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
诗人们的不满情绪漫延着，像是涌动的暗流。吕本中《童蒙训》卷下载：
崇宁间，饶德操节、黎介然确、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论文会课，时时作诗，亦有略诋及时事者。荥阳公（其祖吕希哲）闻之，深不以为然。时公疾病方愈，为作《麦熟》、《缲丝》等曲诗歌咏当世，以讽止饶、黎诸公。诸公得诗惭惧，遽诣公谢，且皆和公诗，如公之意。自此不复有前作矣。
事实上，所谓“不复有前作”不过是一时的收敛，在吕本中的诗集中，这类“诋及时事”的篇什仍不少，只是诗意越发晦涩罢了。他们心中的苦闷总得有个发泄处，只有不以示人的诗歌是唯一可以自由表达的安全角落。
宋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七《讥诮门》记曰：
荆公以诗赋决科，而深不乐诗赋。试院中五绝其一云：“少年操笔坐中庭，子墨文章颇自轻。圣世选才终用赋，白头来此试诸生。”后作详定官，复有诗云：“童子常夸作赋工，暮年羞悔有扬雄。当年赐帛倡优等，今日论才将相中。细甚客卿因笔墨，卑于《尔雅》注鱼虫。汉家故事真当改，新咏知君胜弱翁。”熙宁四年（1071）既预政，遂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盖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1090）侍御史刘挚等谓治经者专守一家而略诸儒传记之学，为文者惟务训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词，遂复用诗赋。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着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作诗。时张芸叟有诗云：“少年辛苦校虫鱼，晚岁雕虫耻壮夫。自是诸生尤习气，果然紫诏尽驱除。酒间李杜皆投笔，地下班扬亦引车。唯有背时迂钝叟，静中吟捻白髭须。”盖芸叟自谓也。
“传习诗赋者杖一百”，这是宋人创造的又一个“奇迹”，可与前文所述“自讼斋”、追“贬”古代诗人比“美”。按：张舜民，字云叟，邠州（今陕西彬县）人。治平二年（1065）进士，著名诗人，累迁至秘书少监。坐元祐党籍。他政和中作此诗，矛头直指王安石，始终不愿低头。周紫芝《书浮休生画墁集后》曰：“政和七八年（1117—1118）间，余在京师，是时闻鬻书者忽印张云叟集，售者至于填塞巷衢。事喧，复禁如初。”普通民众对诗文的饥渴，对统治者禁诗赋的强烈逆反心理，在这里表现无余。
不仅元祐党人及其亲属，民间唱“反调”的也不在少数。苏轼原是他们心中崇敬的偶像，并不因为被诬而淡化。比如：“孙道夫，字太冲，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年十八，贡辟雍，时禁元祐学，坐收苏氏文除籍。”[25]又如李纲说：“东坡居儋耳三年，与士子游，墨迹甚多。余至海南寻访，已皆为好事者取去，靡有存者。甚哉！好恶之移人也。方绍圣、元符间摈斥‘元祐学术’，以坡为魁，恶之者必欲置死地而后已。及崇、观以来，虽阳斥而阴予之，残章遗墨，流落人间，好事者至龛屋壁，彻板屏，力致而宝藏之，惟恐居后。”[26]再如：“政和初，蔡京禁苏氏学，蕲春一士独杜门注其诗，不与人往还。”[27]而苏轼诗歌，更在民间广为流传，“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28]。“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阴纵之。”[29]如此等等，民心所向，可以概见。
是非自有公论，就连由新党一手操办的科举考试，也有斗胆的例外：
（曾几）试吏部铨，中优等，赐上舍出身。擢国子正兼钦慈皇后宅教授，迁辟雍博士兼编修道史检阅官。时禁“元祐学术”甚厉，而以剽剥颓阘熟烂为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无敢异，一少自激昂，辄摈弗取，曰是元祐体也。公独愤叹，思一洗之。一日，得经义绝伦者，而他场已用元祐体见黜，公争之，不可。明日会堂上，出其文诵之，一坐耸听称善，争者亦夺气。及启封，则内舍生陈元有也。元有遂释褐，文体为少变，学者相贺。[30]
上引政和中禁诗赋，皇帝为新进士赐诗改为赐箴。“未几，知枢密院吴居厚侍御筵，进诗改为口号，后圣（指徽宗）作屡出，士大夫亦不复守禁矣。”[31]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这时陈与义居然还能以诗得官。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政和三年，（陈与义）以上舍解褐，分教辅郡，益沈酣书传，大肆于诗文。天分既高，用心亦苦，务一洗旧常畦径，意不拔俗，语不惊人，不轻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见其所赋《墨梅》诗，善之，亟命召对，有见晚之嗟。遂登册府，擢掌符玺，向进用矣。”[32]可见连最高统治者对禁诗赋也不以为然。而力主“绍述”的蔡京，眼见民怨沸腾，虽身居庙堂之上，对前途似乎也没有信心。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政宣上帙》记曰：“元长（蔡京）始以‘绍述’两字劫持上下擅权。久之，知公议不可以久郁也，宣和间始令其子约之招致习元祐学者，是以杨中立（时）、洪玉父（炎）诸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门下客著《西清诗话》以载苏、黄语，亦欲为他日张本耳。终之祸起朔方，竟以不免，岂前所谓其谋徒巧耶！”
以上所述只是一些历史碎片，但若将它们拼接起来，就会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要之，禁“元祐学术”极不得人心，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的反弹，有形无形的对立随处可见，虽是时苏氏文章之学处境艰难，逝去的苏轼也被进一步污名化，但翻盘的预兆也已十分明显，正如《周易·否卦·象词》所说：“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三、禁“元祐学术”的崩盘
虽说“否终则倾”，但统治集团绝没有料到王朝的倾覆来得如此之快。宣和七年十二月（1126年1月），宋徽宗看到大难即将临头，于是禅位于太子赵桓，是为钦宗。次年即钦宗靖康元年春，金兵已至黄河北岸，不久开始进攻京城开封。过惯了骄奢淫逸太平日子的赵宋统治集团方如梦初醒，而亡国的阴影已笼罩着这个有着一百六十多年历史的腐朽王朝。靖康元年二月六日，钦宗手诏道：
朕以不德，获奉宗庙即位。累日，大金拥兵，遂抵京城，于四方贤才，未暇远有号召也。永惟国家大政事，已诏三省、枢密院尽遵复祖宗法，而近世名臣未有褒录，何以示朕意？司马光、范仲淹可赠太师，[33]张商英可赠太保，应元祐党籍、“元祐学术”指挥并不施行。布告天下，咸使闻知。[34]
这是钦宗首次对元祐党人、元祐学术的正式表态，意味着折腾了三十多年的“元祐党争”崩盘。据李幼武纂《宋名臣言行录续集》卷二“吴敏”条曰：“公（吴敏）请三省、密院并依祖宗法。又请褒赠司马光、范纯仁、张商英，仍罢元祐学术之禁，以示好恶。上（钦宗）犹惮‘元祐’之名，遂取笔涂纯仁为仲淹，曰：‘庶不专显元祐也。’故当日诏书，仲淹仍序光下。”[35]由此可见“元祐”在当时是个极敏感的话题，如果不是形势所迫，钦宗盖断不敢这么快就改变其父皇之政。
钦宗“不专元祐”的态度，立刻被嗅觉灵敏的新党利用。靖康初，人们在危机中进行反思，焦点便是元祐党争，而一反绍圣以来所谓“绍述”的老调，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蔡京，认为国家有今日之大乱，二人乃罪魁。理学家杨时《上钦宗皇帝疏》（七）曰：“臣伏见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蠧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皇帝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而京所为自谓得安石之意，使无得而议，其小有异者，则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窜黜，人皆结舌，莫敢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为。则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以下他举了王、蔡二人的罪状，并请求“睿断正安石学术之谬，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淫辞不为学者之惑”[36]。这里姑不论杨时对王安石评价当否，但对于蔡京一伙，的确是诛心之论。元祐以后横行二十多年的所谓“新党”，已没有任何“改革”可言，他们对王氏新学的倚重，无非就是“挟王安石以图身利”；而他们残酷迫害元祐党人，无非就是打击异己，不再有人敢有“异论”，从而可以“肆意妄为”。这时，蔡京党羽深感危机深重，当他们探得钦宗“不专元祐”的态度后，立刻进行反攻。
靖康元年（1126）五月十日，左谏议大夫冯澥言：
国家自崇、观以来行贡试之法，而乡举里选徒蹈虚文，自是士失所守，而太学教养之法，一切不振，士不自重，务为轻浮。博士先生狃于党与，各自为说，无复至当，煽以成风。附王氏之学，则丑诋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学，则讥诮王氏之说。流风至此，颓敝莫回，兹今日之大患也。比者朝廷罢元祐学术之禁，不专王氏之学。陛下固欲中立不倚。立经之旨，惟其说通者取之，其谬者舍之，不主于一，此固甚盛之举也。
冯澥对“附王氏”“附元祐”各打五十大板，似乎崇、观以来教育、科举的失败，大家都有份，压根儿不提禁“元祐学术”的邪门，并立即表态称赞钦宗的“中立不倚”。然而，接下来他连“中立不倚”的幌子也不要了，立场鲜明地为蔡京集团歌功颂德。他写道：
臣访闻太学校试去取，于其上者或主一偏之说，守经肄业；于其下者或执一偏之见，上下哓哓，甚非陛下开设学校、教养多士之意。臣又闻臣僚上言，乞罢安石配享，而谓安石之说为邪说。朝廷从言者请，罢安石配享，而列于从祀。此固公议所在，其谁以为不然。若言者以安石之说为邪说，则过矣。安石之释经，固不能无失也。夫孟子所谓息邪说者，谓杨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说便同杨墨之言，为邪说，则复当禁之，此所以起学者之谤，而致为纷纷也。士之担簦负笈趋于天子之学以就教养者，非特欲以进取爵禄为心，亦顾其所养所学与操守者何如耳。今科举在迩，为士者若引用王氏之说，有司怀私便为邪说而黜落之，则其利害所系甚重，臣固不得不论也。臣愿陛下明诏有司，训敕中外，凡学校科举考校去取，不得专主元祐之学，亦不得专主王氏之学。或传注，或己说，惟其说之当理而已。倘有司辄敢以私好恶去取者，乞重赐斥责，庶使天下学者晓然无惑，而庠序多士得以安其心矣。
对此奏，当时“奉圣旨依奏”[37]，显示出钦宗的软弱无能。按：冯澥（1060—1140），字长源，安岳（今属四川）人。登元丰五年（1090）进士第，历礼部尚书，知枢密院事，拜尚书左丞。他议论主熙、丰，被目为“蔡京党”，建炎初被夺职。冯氏上此奏的目的，无非企图继续将王安石当作打人的大棒，挥舞着以求自保。
这很快引来元祐旧党的反击。靖康元年六月二日，右正言崔
上奏状道：
冯澥近日上章，其言曰：熙宁、元丰之间，士无异论，太学之盛也。此奸言也。昔王安石用事，除异己之人，当时名臣如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咸以异论斥逐。布衣之士，谁敢为异乎士？携策负笈，不远千里游于学校，其意不过求仕官耳。安石著《三经》之说，用其说者入官，不用其说者斥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乱，此无异论之大效也，而尚敢为此说以荧惑人主乎？又曰：崇宁以来，博士先生狃于党与，各自为说，附王氏之学则诋毁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学则诋诮王氏之说，尤为欺罔。岂有博士先生敢有为元祐之学而诋诮王氏之说乎？自崇宁以来，（蔡）京贼用事，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有异论，居其间则累及上下学官，以黜免废锢之刑待之，其意以为一有异论则己之罪必暴于天下，闻于人主故耳。博士先生有敢诋诮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学取博士讲解覆视，则澥之诞信见矣。至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畏其或记祖宗之事，或记名臣之说，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严刑，购以重赏，不得收藏。则禁士之异论，其法亦已密矣。澥言元祐之学诋诮王氏之说，其欺罔不亦甚乎？
接着，崔又上奏，称“前谏官冯澥曾上章疏乞榜朝堂，朝廷以为是，施行之；御史李光以为非，缴驳之。及光之缴驳也，冯澥不敢以自直，大臣不敢以为辩，寘李光而不用，迁冯澥而不诘，政刑如此，士论纷然”，并直指冯澥乃蔡京“余党”。到六月七日，钦宗不得不再下手诏道：
朕既诏三省、枢密院奉依祖宗旧法，又命学校正王安石祀典，而士大夫未喻朕志。熙宁、元祐学术、政事，议者纷然。朕赖上皇慈训，开纪年党籍之禁，与民更始。蔡京顷唱绍述，箝制上下，变革之乱，几危社稷。艰难至此，岂可复循？应今日政令，朕惟遵奉上皇诏书，修复祖宗故事，而群臣庶工，亦当讲孔孟之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朕志，以济中兴。播告中外，明听毋忽。[38]
钦宗虽说“中立不倚”，但基本态度是鲜明的：开党禁，“与民更始”。他在亡国之际别无选择，没有回头之路。总之，禁“元祐学术”崩盘已成定局，包括冯澥在内的蔡京死党犹如秋后蚂蚱，惶惶不可终日。是时金人已兵临开封城下，赵氏政权如冰山般崩塌，钦宗本人也做了俘虏，彻底解决党祸的遗留问题，只能留给后来的皇帝了。
四、追荣苏轼后的几点思考
禁“元祐学术”的崩盘，使“后东坡时代”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后四十年，起自高宗继位，止于乾道六年（1170）九月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
“靖康之祸”无疑是赵氏王朝之大不幸，但却是以苏学为主的“元祐学术”之幸：以国家灭亡的惨重代价，终于使忠奸曲直大白于天下，而“元祐党祸”的受害者纷纷得到平反。《宋史·苏轼传》曰：“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寘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39]然而，南渡不久的小朝廷，皇帝由昏庸不堪的宋徽宗换成了同样昏庸的宋高宗，宰相则由蔡京换成秦桧，而政治的黑暗，却如出一辙。绍兴初，赵鼎、秦桧相继为相，又祭起了“学术”这把“刀”进行权力斗争：“数年以来，宰相执论不一，赵鼎主程颐，秦桧主王安石。”[40]“自赵忠简（鼎）去后，桧更主荆公之学。……然桧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41]“靖康之难”记忆犹新，但统治集团的精英们似乎已将亡国之痛忘得一干二净。秦桧压制理学，主张王学，实际上是“禁元祐学术”的延续，只不过这时的打击对象主要是理学，而不是蜀学罢了。这时的苏轼虽“崇赠太师”，得到知识阶层的广泛欢迎，但高宗喜爱的只是他的文章，政治上并未给予应有的官方评价。
历史进入孝宗时代。乾道六年九月壬辰，孝宗“赐苏轼谥曰文忠。”[42]乾道九年二月丁亥，“特赠苏轼为太师”[43]。稍前（闰一月），孝宗为苏轼曾孙苏峤作《御制文集序》，曰：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欤？”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养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刚而无馁，故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不然，则雕虫篆刻，童子之事耳，乌足与论一代之文章哉！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为矜式，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44]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亲自为臣下文集作序，历史上非常少见。我们不是说皇帝作序便受宠若惊，而是在那个时代，他毕竟代表着国家。孝宗序既是对苏轼政治上的彻底平反，也是苏轼身后的莫大追荣：政治风暴将这位深受敬重的文豪踹到谷底，时移世异，又被扶上巅峰，而他的作品，也完成了由禁书到精典的蜕变。全序围绕着“节”“气”二字，前者指其立朝之“忠”，后者论其文章之美。在序末孝宗有赞，用韵文具体发挥“节”“气”的内涵。论其“节”曰：“忠言谠论，不顾身害。凛凛大节，见于立朝。”又论其“气”（文）曰：“波澜老成，无所附丽。昭晰无疑，优游有余。”最后，孝宗竟有“敬想高风，恨不同时”之叹。
对孝宗的序与赞，我们可以进行多角度的解读，笔者以为最根本的盖有如下两点。
一是充分肯定了苏轼的文学批判精神。
蔡京集团之所以严厉打击所谓“元祐学术”，而将打击对象又主要集中到“苏学”上，是因为苏轼曾用诗文讥刺过王安石的“新学”，并反对“新法”。苏氏门人黄庭坚深知苏轼诗文特点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45]，但他对此似乎不能接受，曾告诫其外甥道：“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46]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也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47]理学家杨时说得更难听：“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48]看来苏轼好“讥刺”，几乎众口一词。然而这正是苏轼人格的伟大之处，他的政治勇气、文学批判精神，是一般人所难理解的。苏轼虽然因此吃尽了苦头，但他决不屈服。南宋作家罗大经说：“乌台之勘，赤壁之贬，卒于不免。观其《狱中》诗云：‘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亦可哀矣。然才出狱便赋诗云：‘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略无惩艾之意。”[49]如果没有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也就不可能使他的作品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上引孝宗《赞》说：“缀词缉句，文之蟊贼。”意思是若作家只擅长诗文而没有社会责任感，那他就是国家的“蟊贼”，所肯定的正是看似“讥诮”的“忠言谠论”，所表彰的也正是不随声附和的“立朝大节”。这是对苏轼文学批判精神的高度肯定。禁“元祐学术”虽不能说是造成“靖康之祸”的唯一原因，但绝对是重要原因之一；而禁“元祐学术”的翻盘和孝宗对苏轼的彻底平反，又不能不说是苏轼文学批判精神的胜利。我国古代文学自《诗》《骚》以来的怨、刺传统，到这时再次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弘扬，实在可以在文学史上大书一笔。
二是为构建韩、柳、欧、苏古文体系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孝宗为苏集作序之前，即绍兴庚午（二十年，1150）七月，王十朋因读《东坡大全集》，作《读苏文》三则题后：
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
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
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至论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韩公欲推逊子厚，欧阳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头地也。[50]
王十朋的话摆脱了自熙宁以来的政治纷争，就文论文，可谓是靖康开党禁以来对苏轼文章最精彩的评论。这位稍后成为状元的著名作家、诗人，以他开阔的视野和正确的文学史观，将宋之欧、苏与唐之韩、柳相提并论，勾画了韩、柳、欧、苏的古文统系，极具指标意义。孝宗的《赞》词沿着这一思路，将“贾马豪奇，韩柳雅健”作为“前哲典刑”，对古人“未足多羡”的是苏轼，虽未言欧，欧自然也在其中。笔墨虽少，但意义重大：“元祐学术”牵连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如果没有苏轼的彻底平反，在封建威权时代，韩、柳、欧、苏古文体系的建立就失去了政治保障。
回顾和反思自苏轼“乌台诗案”到禁“元祐学术”崩盘的全过程，那么应该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点：宋哲宗、徽宗是这场持久的政治倾轧、文化迫害的总导演。崇宁以后的所谓“党祸”，祸首其实就是皇帝本人宋徽宗。蔡京集团固然可恨，但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包括宰相在内的用事大臣，其实只是皇帝的傀儡和打手。人们常对清算奸臣罪恶报以欣喜的掌声，但往往忘记了奸臣背后的黑手，出现反奸臣不反昏君的现象，对此亟应正本清源。
通观“后东坡”时代的历史，以苏轼为首的蜀学或“元祐学术”，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但是，较之政权的力量，文学、学术似乎很渺小，很弱势，但它又很强大，很持久。古人云物极必反，假如没有徽宗时期的倒行逆施，北宋王朝殆无南渡之虞，也不会有孝宗为苏轼追荣这种为先人擦屁股的糗事。但历史没有假设。在封建社会里，如果没有统治者认可的道德和名分，苏轼的诗文再杰出，若背着“不忠不孝”或“奸党”的黑锅，便很难上升到主流文学的地位，文学的发展或许还要经历更多的曲折。这就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国情”。在重温这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后，我们看到，当年自作孽的徽宗皇帝成了金人的俘虏并客死异域，而蔡京及其爪牙皆如过眼烟云，早已在《宋史·奸臣传》中遗臭万年，唯独苏轼诗文长留世间，传之永远。这真像冥冥间的“报应”，其实就是历史所彰显出来的“正义”，尽管这种正义姗姗来迟，但仍可视为封建王朝的自我救赎。因此，“后东坡时代”，仿佛是出“大团圆”的历史长剧。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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