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飞 景雪敏
内容提要：元明杜诗学是杜诗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唐宋以来杜诗学的研究成果，并通过元明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开拓出了新的领域，为清代杜诗学的繁盛提供了文献基础和新的研究方法。然而，由于历史、观念等各种原因，现当代学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宋、清两代的杜诗学，对于极具特色的元明杜诗学却较少研究。据统计，元明杜集文献有197种，元明诗话有967家，其中存在大量的论杜、评杜的材料。通过对研究现状的综合考察，我们发现：对元明杜诗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研究中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和学术空白点急需填补。
关键词：元明时期；杜诗文献；研究现状；综述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3]。从中唐开始，杜甫及其诗歌就受到诗坛的关注，成为诗人们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同时对杜诗的整理和研究也渐次展开，至宋代有“千家注杜”的丰硕成果，形成了杜诗学史上的第一座高峰。金、元、明三代，杜诗学相对冷落，杜诗文献数量虽比宋代增多，质量却远远不如宋、清两代。元明文人论诗重视诗法格调，杜甫的律诗被奉为诗歌创作之圭臬，因此，对于杜律的选注和杜诗的评点成为此一时期的风尚。明末清初，随着满族入关，清人统治，在经历了天崩地裂的大变革之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将目光投向有着“集大成”之誉的杜诗，注杜、选杜、评杜、学杜之风大盛，由此形成了杜诗学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清代杜诗注本数量多，质量好，是研治杜诗“集大成”的时代。
相对于宋代“千家注杜”的盛况和清代名著迭出的高峰，元明杜诗学是处于其间的低谷。但是，这并不代表元明杜诗学没有自身的价值和特点。元明杜诗学是杜诗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唐宋以来杜诗学的研究成果，并通过元明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开拓出了新的领域，为清代杜诗学的繁盛提供了文献基础和新的研究方法。然而，由于历史、观念等各种原因，现当代学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宋、清两代的杜诗学，对于极具特色的元明杜诗学却较少研究。其中，对元明杜诗文献的研究严重滞后。据《杜集叙录》[4]，元明杜集文献有197种之多；又据《辽金元诗话全编》[5]《明诗话全编》[6]，元代诗话有245家，明代诗话有722家，总计967家，其中存在大量的论杜、评杜的材料。面对着这样一份丰厚的杜诗文献遗产，学界虽然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是，从文献层面入手，具体研究元明杜诗文献的专著至今尚无一部。下面试从两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对元明杜诗文献的研究进行论述。
一、元明杜诗文献的整理、影印和工具书的编撰
元明杜诗文献的现代整理本甚少，至今只有明末王嗣奭的《杜臆》[7]整理出版。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只有一部明代唐元竑的《杜诗捃》。1974年台湾黄永武所编《杜诗丛刊》[8]影印了35种，收录15种元明杜诗文献，数量可观。日本吉川幸次郎编有《杜诗又丛》[9]，共收录7种，元明杜诗文献付之阙如。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则影印了14种杜诗文献，其中含明代8种。虽然这些书不是研究性的著作，却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和版本依据。
关于杜集文献的流传、版本和工具书的编撰，成果较多。1962年，马同俨、姜炳炘发表《杜诗版本目录》[10]，此文分为杜诗版本、杜诗研究、杜诗译本、杜诗书目和附录五个部分，著录了包括北京图书馆等13家图书馆所藏的关于杜诗的各种版本，其中有许多元明杜集文献。此目录首开杜集目录编撰之先河，为以后编撰杜集叙录的工作提供了方便。其后，万曼发表《唐集叙录·杜工部集》[11]，对杜集的流传、版本、著录等情况一一钩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华文轩编《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杜甫卷》[12]，颇便使用，但是只有上编“唐宋之部”，下编“元明清之部”至今尚未编出。1965年，香港大学叶绮莲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杜诗学》，此论文以《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京都大学文学部汉籍分类目录》《杜诗版本目录》及香港大学所藏杜集等为基础加以整理，分为上下二篇，上篇为“杜集源流”，以考各朝研究杜诗之情况及其得失，下篇为“杜集书录”，以编年方式排列由唐大历至清末之杜集[13]。1966年，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14]出版。叶氏广事征搜，得历代杜诗评注本五十三家，不同之版本七十种，于中撷取有关《秋兴八首》之资料，以时代为序，汇为一集，时有按语，独抒己见，其中亦有对元明杜诗文献之评论。还有其他一些论著对元明杜诗文献亦有著录或介绍，如：何金文的《宋元刻杜诗》[15]，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16]，廖仲安、王学泰的《杜诗注本述评》[17]，周采泉的《经眼的杜诗“善本”简介》[18]，张忠纲的《杜诗丛考（计九十则）》[19]，丁浩的《杜甫草堂藏明刻本杜集述评》[20]等。另有一些图书馆馆藏的杜集目录，如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组编《北京图书馆馆藏杜甫诗集书目》[21]，收杜甫诗集81种，92部，有关图书两种两部。浙江省图书馆编《浙江图书馆馆藏杜诗书目》[22]，收杜诗65种，96部，每书均有简要解题。这其中，对元明杜诗文献都有或多或少的著录和介绍。成都杜甫草堂编《成都杜甫草堂收藏杜诗书目》[23]，共收成都杜甫草堂所藏杜诗图书资料120余种，470部，3800余册。其中，收录最全，使用最广的主要是以下四种：《杜集书目提要》[24]《杜集书录》《杜集叙录》和《杜甫大辞典》[25]。这些工具书都著录了元明丰富的杜诗文献，且有详细的叙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元明杜集文献的研究论著
第一，总论元明杜诗学的综合性研究。
专著方面：元明杜诗文献的研究严重滞后，至今没有产生一部完整的著作[26]。台湾地区学者较早从事杜诗学的研究，除了叶绮莲《杜诗学》之外，简明勇著有《杜甫·杜诗·杜诗学》[27]，其中第三篇是关于杜诗学的研究，是篇先总述唐、宋、元、明、清、民国各个朝代杜诗研究的概况与特色，其次评价四十七位对杜诗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及其成果，并汇编杜诗收藏、目录表等，除本国研究成果外，亦将国外杜诗学纳入，有日本、韩国、欧美杜诗学，是一本搜辑详尽的杜诗研究著作。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28]主要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研究清初杜诗学，其探讨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拟古风气兴起，政治环境转移，晚明理学自省和比兴观念的再阐发，对杜诗之评论产生的影响等等，皆能启迪思路，发人深思。许总的《杜诗学发微》[29]是单篇论文的结集，文中对元明杜诗学有所涉及。胡可先的《杜甫诗学引论》[30]，张忠纲、綦维、孙微的《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31]，蔡锦芳的《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32]，郝润华《杜诗学》[33]，郝润华等著《杜诗学与杜诗文献》[34]等论著对元明杜诗学和杜诗文献亦有所提及。其中《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对山东历代的杜诗文献做了研究，有关元明杜诗文献的则有赵大纲《杜律测旨》、卢世
《杜诗胥钞》和元明山东人一些论杜诗话。郝师的论文和著作对整个杜诗学和杜诗文献即有总的概述，也有个案研究，是目前对于杜诗文献研究最深入的一部著作。
论文方面主要有：廖仲安《杜诗学》[35]、綦维《金元明杜诗学研究》[36]、赵海菱《杜诗在元代的研究与整理》[37]、李杰玲《明末遗民对杜诗的接受和阐释——以王嗣奭、钱谦益、金圣叹和傅山为例》[38]、张家壮《明末清初杜诗学述论——以几种重要的杜集为中心》、李晓霞《明人论杜研究——以诗话为中心的考察》、赫兰国《辽金元时期的杜诗学》、杜伟强《明代杜诗全集性注本研究》、王燕飞《明代杜诗选录和评点研究》《论明代杜诗选注和评点的特点》[44]。綦文是国内首次系统梳理了金、元、明杜诗学基本情况的论文，分上、下两编。上编是“金元杜诗学研究”，对元代著名的杜诗注本和名人论杜做了概述和分析；下编讨论明代的杜诗学，分为“明代杜诗注本研究”和“明人论杜研究”两章十节论述明代杜诗注本和明人杜诗学观点，是研究元明杜诗学较早的论文。但因篇幅所限，许多文献只是简单介绍，研究深度不够。相对綦文，赫文研究比较深入，视野也较开阔，对此时期产生的杜诗学现象、名人论杜、重要的杜诗注本等均有研究，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如金元诗学唐人，那么金元时期的唐诗学和杜诗学之间的关系如何？元代盛行诗格类的著作，在此影响之下，产生了一批有关杜诗诗格类的著作，这之间的关系怎样？《杜律虞注》从明代开始已有人怀疑是伪书，却盛行不衰，现当代学者做了许多工作证明其是伪书，几成定论。赫文依然纠结于该书的性质，用30页的篇幅罗列材料（材料大多重复前人所用），最后证明周采泉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对于该书在明代盛行的状况和对后世的影响则一笔带过，对该书注解的特点更无一字提及。同门李晓霞、杜伟强和拙文研究的是明代杜诗学，是目前有关明代杜诗学和杜诗文献研究最全面的论文。李文以《明诗话全编》为材料基础，从722家明代诗话中钩稽有关的论杜言论，从“明人论杜诗话的内容”“明人的杜诗学理”两个大的方面，从“对杜甫其人的评说”“对杜诗艺术的评赏”“对杜诗源流的分析”“‘诗史’说的论争”“‘诗圣’说、‘大家’说”“模拟杜诗的理论依据”等六个小的方面阐述了明人有关杜甫、杜诗的各个方面，最后指出明人论杜诗话的价值和影响。杜文首先讨论明代全集杜诗注本产生的背景，之后对单复《读杜愚得》和胡震亨《杜诗通》作了个案研究，最后指出明代全集性注本的价值与不足。拙文关注的是代表明代杜诗学特点的对于杜诗选录和评点杜诗的问题，分析其背景，总结其特点，又分别对郑善夫的《批点杜诗》和颜廷榘的《杜律意笺》做了个案研究，最后指出“明代杜诗学在杜诗学史的链条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它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宋、元以来的杜诗学成果，也开创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方法，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为杜诗学在清代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假若没有明代的这种过渡作用，整个杜诗学史也许会黯淡一些。明代杜诗学，尤其是代表明代杜诗学特点的对于杜诗的选录和评点，就像一颗小星，在杜诗学史的明亮夜空散发着独特的光芒”。首次给明代杜诗学在杜诗学史的地位进行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同时，三篇论文也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关注或解决，如李文对明人的贬杜现象关注较少；杜文沿袭旧说，将胡震亨《杜诗通》作为全集性注本，邵宝的《分类集注杜诗》虽是伪书，在后代影响却很大，论文也没有涉及；拙文问题更多，明代杜诗选注和评点的杜诗文献现存数量可观，文中只重点研究了两种。
可见，以上研究或流于文献的简单介绍，或沿袭旧说，或对相关问题关注不够，或欠完备，因此，对于元明杜诗文献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提升质量，加大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第二，关于元明杜诗文献的个案研究。
文献个案研究的重点是比较重要的杜诗文献，如方回（1227—1305）《瀛奎律髓》、刘辰翁（1233—1297）《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文天祥（1236—1283）《文信公集杜诗》、托名虞集（1272—1348）《杜律虞注》、董养性《杜工部诗选注》；诗话方面主要是元明大家论杜诗话，如杨慎（1488—1559）《升庵诗话》、胡应麟（1551—1602）《诗薮》、王嗣奭（1566—1648）《杜臆》等，对于专书的杜诗诗话文献研究力度不够。
关于方回《瀛奎律髓》与杜诗的研究，主要有：詹杭伦《杜甫律诗技法论》[45]、石影《方回对杜甫诗歌的品评》[46]、张红《方回的杜诗观及其诗学体系之建构》[47]、侯翠云《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杜诗观》[48]等。这些论文主要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探讨方回对杜甫的评价或者方回本人的诗学体系，对于该选本选录杜律在元明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尚无人论及。
关于刘辰翁《批点杜诗》的研究，主要有赵星《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49]，焦印亭《刘辰翁批点杜甫诗论略》[50]《刘辰翁评点杜诗著作叙录》[51]，邱旭《〈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研究》[52]《试论刘辰翁杜诗评点的特点》[53]等。其中邱旭的硕士论文用功较深，在文献方面梳理了刘辰翁批点杜诗的版本流变，在理论上概括了刘辰翁批语的特色及其在杜诗学史上的价值。
关于文天祥《文信公集杜诗》的研究，有三篇同名的硕士论文：《文天祥集杜诗研究》[54]。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赵超、王渭清《文天祥〈集杜诗〉与〈胡笳曲〉的异同论》[55]，魏景波《文天祥与杜甫的异代诗缘》[56]等，分别从文献、文论、文学批评等诸多方面对文天祥的集杜诗做了深入研究。
关于托名虞集《杜律虞注》的研究，主要有：程会昌《杜诗伪书考》[57]、冯建国《〈杜律虞注〉伪书新考》[58]，罗鹭《伪〈杜律虞注〉考》[59]，冯小禄《伪〈杜律虞注〉补说》[60]等，这些论文从不同方面考证了署名虞集的《杜律虞注》乃是一部伪书，其中冯文材料最为丰富，将明代以来关于伪虞注的材料一一辨正，并就相关的问题提出异说，例如对于杨士奇《杜律虞注序》的误读等。
关于董养性《杜工部诗选注》的研究，主要有：綦维《海外孤本——董益〈杜工部诗选注〉》[61]、赫兰国《董养性〈选注杜诗〉考》[62]《董养性〈选注杜诗〉与仇兆鳌〈杜诗详注〉异文考释》[63]，分别就同名的董益进行了考证，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结论，同时也对该本的特点和价值做了探讨，并同其他杜诗注本进行了对比。
关于王嗣奭《杜臆》的研究。随着王嗣奭《杜臆》的整理出版，研究论文明显增多，刘开扬《王嗣奭和他的〈杜臆〉——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而写》[64]《关于〈杜臆〉的一条解释——杜甫〈醉时歌〉句“灯前细雨檐花落”》[65]主要介绍了作者王嗣奭和《杜臆》的成书、版本等问题。柴德赓《关于〈杜臆〉的作者王嗣奭》[66]对王嗣奭的民族气节、生卒年和交游等情况做了补正；台湾曹树铭《杜臆增校》以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林非闻抄本所引王嗣奭《杜臆》与1963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杜臆》（以王孙旦抄本为底本）逐题校对，从其异同考证二者是关系，认为是两个不同抄本，可彼此互相补充，汇并一起，方是《杜臆》之全貌；张家壮《回归与超越：〈杜臆〉与“以意逆志”法》[67]对《杜臆》解杜采用的“以意逆志”法及其在杜诗学史上意义做了探讨；杨海健《浅论王嗣奭〈杜臆〉底本问题》[68]《王嗣奭〈杜臆〉版本考》[69]，主要探讨的是《杜臆》的底本问题，认为：《杜臆》的底本乃是盛行于元明间的高崇兰编、刘辰翁批点《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还有李巍巍《王嗣奭〈杜臆〉研究》[70]《〈杜臆〉注杜得失浅谈》[71]、许葆华《浅析〈杜臆〉的评注特色》[72]等论文研究的是王嗣奭注杜、评注杜诗的特色和得失等问题。
其他元明杜诗文献也受到了关注，如：魏青《宋濂〈杜诗举隅序〉一识》[73]分析了明初宋濂对刘辰翁批点本的批评；钟文娟《明人赵大纲〈杜律测旨〉研究》[74]、綦维《赵大纲及其〈杜律测旨〉》[75]二文对明人赵大纲的《杜律测旨》进行了研究。前文介绍了是书的版本、流传、作者、价值和影响，通过和相关杜诗注本的比较，考察了《杜律测旨》的注评得失，认为赵大纲以浅显通俗的串讲方式评点杜律，揭示杜诗的思想心曲，有些注评发前人所未发，补充了前人的不足；后文认为赵大纲注杜多从“裨补风化”出发，多有曲解杜诗，反映了宋明理学下的杜诗学风貌，同时，赵注简明流丽，不乏深警之见。沈时蓉、庾光蓉《卢世〈读杜私言〉发微》[76]，綦维《德州学者卢世的杜诗学成就》[77]和孙微、王新芳《卢世〈杜诗胥钞〉及〈读杜私言〉考论》[78]，对明末清初著名杜诗学者卢世的《读杜私言》和《读杜胥抄》分别进行探讨，对文献作者、流传、版本以及卢世的杜诗学观点进行了分析。曾绍皇《论徐渭的崇杜情节及其手批〈杜工部集〉》[79]一文对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残本徐渭《批点杜诗》做了介绍，结合徐渭的诗学观概括了他的杜诗学特点；王燕飞《颜廷榘及其〈杜律意笺〉》[80]对《杜律意笺》的初刻时间、笺注特点和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刘文刚《单复的杜甫研究》[81]《唐元竑的杜甫研究》[82]研究的是单复和唐元竑的杜诗学；丁功谊《杜诗三笺与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83]对钱谦益的《读杜小笺》《读杜二笺》和钱笺体现出的诗史观念的深化做了分析；董芳《王慎中贬杜研究》辑录了各种本子中王慎中批评杜诗的评论，分析了王慎中贬杜的内容和原因，指出了其在杜诗学史上的意义。
诗话方面，主要有：徐希平《博取众长独树一帜——杨慎〈升庵诗话〉论李杜评析》[85]，余来明《杨升庵杜诗观的时代诠释》[86]，高小慧《杨慎的“诗史”论》[87]，邓新跃《杨慎对杜诗“诗史说”的批判及其批评史意义》[88]，吴中胜、蒋翠丽《明代诗人论杜甫》[89]，张若雅《胡应麟〈诗薮〉论杜诗》[90]，高小慧《孰为诗“圣”？——杨慎“扬李抑杜”论》[91]等，主要探讨的是杨慎的“诗史”说、“李杜优劣论”等主流性论杜观点，以及胡应麟《诗薮》对于杜诗的评论。
三、结 论
以上研究成果表明，目前对元明杜诗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研究中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元明杜诗文献的总体状况和特征缺乏清晰的认知和把握，对元明杜诗学在整个杜诗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还认识不清。
第二，对元明杜诗文献和当时的学术背景、文化背景、诗学流派等的关系，元明学者通过杜诗文献折射出的杜诗学观点、杜诗学的演进过程没有清晰的描述。如元明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唐诗选本，选录杜诗甚多，而且，这些选本又经过元明学者的评点，甚至流传海外，对他国之学术产生了一定之影响，都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
第三，关于具体文献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加强，如《杜律虞注》和《杜律演义》关系的问题，学界多先入为主，认定该书是伪书，诸多考证也是隔靴搔痒，研究材料亦没有完全发掘。又如，张是明代的杜诗学专家，撰有三种杜诗文献，被仇兆鳌《杜诗详注》引用80多条，而关于张的杜诗学至今尚无人论及。诸如此类，有待认真研究，方能谨慎定论。
通过以上对研究现状的分析概括，我们可以发现，对元明杜诗文献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和学术空白点急需填补。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甘肃省嘉峪关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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