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伟
内容摘要：明末理学名臣刘宗周，学者称蕺山先生。他一生秉持“学术与名节并重，文章与道德兼修”之理念以修己立人，安邦治国，其言行足以范俗重世。除了立朝从政外，宗周亦颇热衷于讲学和著述，其著作宏富，流传亦广，粗略估计，学术专著有三十余种，包括文集、诗集、语录及散见于地方史志之遗文及诗作。宗周主张学以致用，故学问博赡精湛尚实，著作成果斐然，涉及层面亦极为广泛，除经学方面的著作外，举凡儒学（理学）、史学、文学、小学、祀典，甚或编纂前贤诗文集等领域皆有关涉和论述，襄赞学术之贡献尤大。
关键词：刘宗周；学术著作；缀考；文集版本；源流
明末理学名臣刘宗周（字启东，别号念台，1758－1645），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尝讲学于县城北之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宗周一生秉持“学术与名节并重，文章与道德兼修”之理念以修己立人，安邦治国，其言行足以范俗重世。职是之故，对于社稷安危无论在任内或遭贬谪，都是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首要关注点。并先后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为官，曾上疏三十余道，持论虽多见忌于明帝，为奸党所挤抑，然大都能剖陈时政得失，益人神智，发人深省，以清执敢言见重于朝野，民国学者宁调元在《太一丛话》激赏其“起家进士，历事三朝，立朝蹇蹇，有古大臣风”[121]，可称皦皦完人。
宗周除了立朝从政外，亦颇热衷于讲学和著述，笃志缥缃。先后聚徒讲学于东林、首善及证人等著名书院，并与东林宿儒高攀龙（1562－1626）、黄尊素（1584－1626）等过从论学，砥砺名节，终能在学派林立的王门后学群体中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毅然创立了一时无两的蕺山学派。由于宗周治学之基调投放在讲学淑世，随事论道，以“诚意为主，慎独为功”标宗之心性修养来规范伦理和净化人心，与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之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暗合，故其论著不仅产生经世济时作用，还多能表现时代的独立思考精神。
宗周著述宏富，流传亦广，粗略估计，学术专著有三十余种，包括文集、诗集、语录及散见于地方史志之遗文及诗作。宗周著作的最早编集者为其子刘汋，鉴于宗周生前对著书立说之事抱极严谨态度，稿成后不轻易示人，遑论锓刻刊行了。卒后遗稿百余卷皆藏于家中，刘汋检覆先父遗稿，率先编订《文录》及《广录》，是为手录之底本。后由刘门高弟黄宗羲、董玚及姜希辙三人依据底本“逐一校勘，有数本不同者，必以手迹为据”[122]。如此互补阙失，辗转推寻，以免失之于繁琐芜杂。并于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至二十五年丙寅间应两浙学史王掞之请，首刻于浙江山阴，题名为《刘子全书》，四十卷，简称王刻本，这是《全书》的最早刻本。因流传不广，今已佚。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清儒陈默斋偶获王刻本，并重刻于福建，称默斋重刻本，今见藏于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123]。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所刊行之吴杰序刊本是现今《刘子全书》之最通行本子，合共四十卷，卷首有门人黄宗羲撰序及董玚所撰的《抄述》，依次为《语类》十三卷、《文编》十四卷、《经术》十一卷[124]，书末附清黄宗羲撰《刘子行状》[125]及明刘汋编《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一卷。
笔者曾撰《明代儒学名臣刘宗周经学著作述评》一文[126]，研究范畴主要以宗周的经学方面的著作为主。考宗周沾溉阳明学说既深，独穷良知之奥，对心学精微之处多所辨析，博稽约取而自成体系，可谓道广而才高。尤为可贵者，宗周之治学基调不限于在纯学术上之研磨，而是注重经世实学精神的落实与展发。有鉴于此，宗周对“经学”与“理学”；“理学”与“史学”三者之关系作出了有效的统合与熔铸，使经史融汇，心史相通，开显了明末经世致用之学以期挽救世道人心，扶正祛邪的学术途辙。如前所述，宗周主张学以致用，故学问博赡精湛尚实，著作成果斐然。涉及层面亦极为广泛，除经学方面的著作外，举凡儒学（理学）、史学、文学、小学、祀典，甚或编纂前贤诗文集等领域皆有关涉和论述，襄赞学术之贡献尤大。今笔者就所知有关宗周之著述文献依次论述于后，托心毫素，以就正于方家学者。
一、专著
（一）《刘蕺山奏疏》六卷（史学）
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为宗周入仕之始，任行人司行人之职，其所上奏疏，亦最早见于此时。综观宗周所上之奏疏，畅论国本得失，多能指陈时弊，入出经史，皆有所据，此为其掌握了一套以儒道治国经纶之具体说明。清儒计六奇《明季南略》引祁彪佳评语激称谓：“公（即刘宗周）之奏疏出，可废明臣奏议。”[127]宗周所撰写的奏疏史料价值之高及受后世推崇之高，于此可见。今疏文见录于《刘子全书》卷十四至卷十八内，合共五卷，而清儒沈复粲（1779－1850）于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所编的《刘子全书遗编》经订正后增补一卷，称六卷本。
《刘蕺山奏疏》在未收入《全书》及《遗编》以前，从诸家著录中可知已有单行五卷本流通于坊间。《乾隆间呈送书目·浙江省第五次郑大节呈送书目》著录为五卷四本，标名《念台奏疏》；《浙江采集遗书简目·集部》著录为五卷，标明“念台奏疏，明左都察史山阴刘宗周撰”字样、清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史部》著录为五卷[128]；清阮元《文选楼藏书记》著录为五卷，标明“左都御史刘宗周著”；清沈初《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著录为五卷，乾隆四十年（1775）刊本，标名“明左都御史山阴刘宗周撰”。此外，姚觐元《清代禁书见知录》、《中国丛书综录》、《丛书子目类编·史部》、王彬《清代禁书总述》皆著录为五卷。今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年间写《四库全书》本。《奏疏》首刻于康熙年间，合共五卷，至乾隆年间始列入《四库全毁书目》，成为清代森严文网下之违碍著作，今幸存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之《刘蕺山先生集》内。近年更编入《四库禁毁丛刊》史部第38册内，供学者参考玩味。
（二）《中兴金鉴录》七卷（史学）
《中兴金鉴录》成书于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宗周时年六十八岁，故《金鉴录》可说是其晚年史学力作之一。关于是书之编纂经过和内容，其子刘汋在《刘中介公年谱》中言之甚详：“初先生（即刘宗周）赴召留都，皇皇中兴无象，至寝食交废。是时张应鳌从行，请定历代中兴录，为新君龟鉴……又取高皇事及二帝三王以续之，一曰祖鉴、二曰近鉴、三曰远鉴、四曰王鉴、五曰帝鉴，近自皇祖，宋高，唐肃而上溯之帝尧。又自尧历禹、舜、汤、文武，心法自法，合为一源，名曰《中兴金鉴录》。”[129]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明王朝已危在旦夕，未几，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宗周继而在民间高举勤王大纛，并与门人张应鳌（1591－1681）等裒辑《中兴金鉴录》作为南明福王施政之参考蓝本，内容大有述明中兴之意。虽未为福王所接纳，然宗周驱逐外虏，反清复明之心迹则在这部实录中表露无遗。
此书乾隆《浙江通志·儒林·刘宗周传》著录，未著卷录，题为《金鉴录》，今收录于《刘子全书遗编》卷十六至卷二十二内。
（三）《水澄刘氏宗谱》七卷、《水澄刘氏家谱》十卷（谱牒）
《水澄刘氏宗谱》乃宗周于崇祯十一年戊寅根据祖上遗留下来谱牒资料所编成的一部刘氏族谱，亦名《水澄刘氏宗谱》，合共七卷，具体内容顺序为：首渊源考、次世表、次年表、次选举表，兼域王言，次纪学士大夫赠言，次世家列传及闺范、次祖训、次宗约、次典礼志、次土田志，合文备一姓之文献[130]。此谱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五四《经籍》著录为八卷、宋慈抱《两浙著述考》据乾隆《绍兴志》著录为八卷，已佚，至今只残存《刘氏家谱小序》《世家列传》及《闺范》三篇，收录于《刘子全书遗编》卷六、卷八及卷九内。
考山阴刘氏属于刘氏族姓中的长沙刘氏大宗，北宋时南迁福建崇安，后经庐陵再迁往浙江山阴，落籍于郡城水澄里，故世人以水澄刘氏称之。山阴水澄刘氏在明末以前，族群和家势比较薄弱，至宗周以显宦及理学名世，水澄刘氏家族之声望才大大彰显开来。宗周在编纂《宗谱》之前，早已于崇祯八年乙亥刊刻了《家谱》，取名《水澄刘氏家谱》，作为日后对编纂《宗谱》时之重要文献资料之参考依据。此谱之内容，依《刘子全书·目录》所记，含《公移》《义田权舆说》《孝义传芳》《明德渊源录》《世泽篇》《大家纪》《家礼》《续置祠田始末》《芳斋公三世家乘跋》《世德录》《表贞录》《司马公祀典》《菱山葬记》《京兆公实录》等。此谱已佚，然《刘子全书》及《遗编》仅存一部分[131]，可作参考比观。
《水澄刘氏家谱》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崇祯八年乙亥（1635）刻本，今藏于浙江图书馆及绍兴鲁迅图书馆之版本皆为一卷本。另有清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清儒刘大观之增修本及清忠乐堂刻本，分藏于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卷十有抄配）、天一阁博物馆[132]。又宗周裔孙刘应桂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水澄刘氏家谱》，分十二帙，十二册，书衣题“裔孙云卿藏，并钤印章”。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入藏。
（四）《皇明道统录》七卷（儒学）
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宗周时年四十九岁，读书于韩山草堂，“每日晨取有明诸儒文集，传记考订之，盖有意于《道统录》也”[133]。《年谱》所记宗周摘取明诸儒文集、传记重新厘定考订是为撰写《道统录》的意向甚为明显，此为日后门人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提供了重要参考意义。翌年，《皇明道统录》书成，凡七卷，“仿朱子《名臣言行录》，首记平生行履，次语录，末附论断，大儒特书，余各以类，去取一准孔孟”[134]。又黄宗羲撰《子刘子行状》亦曾述及宗周撰著《道统录》之事实：“有明学术庞杂，先生（刘宗周）依《名臣言行录》例，以次诸儒，有特书者，有附见者，不以成论为然。薛敬轩、陈白沙、罗整庵、王龙溪皆有贬词；而方文正、吴康斋，人所不属者，先生以正传归之，又常请议阳明之后不失其传者，邹东廓、罗念庵耳，作《有明道统录》。”[135]在《道统录》中，宗周对阳明学说推崇备至，然对薛瑄（1389－1464）、陈献章（1428－1500）、罗汝芳（1515－1586）、王畿（1498－1583）之学则有所诟病和稽疑，同时亦可说是对王学末流所产生之种种空疏流弊作出严厉的申斥与回应。宗周所提倡之慎独学理，大抵是来自他个人创发和生活体验。宗周以心著性，故以性体至善为主；阳明则重视工夫，故专谈四句教言，两者之学说言论，有凑泊契合之处，自不待言。宗周所针对者，乃阳明高弟王龙溪所提掇之“四无论”。阳明所言之四句教言是教法，龙溪所强调之“四无”是化境。龙溪以化境为教法，势必落入有本体而无工夫之窠臼中。若舍工夫而言本体，难免于外物沦虚。宗周讲学论学首重慎独工夫，晚年则以诚意之教为显豁，欲以诚意之教收摄良知之教。有鉴于阳明后学行不掩言，言行之失在于玄虚诞妄，支离眩骛，实有拘于虚而束于教之忧，故宗周其后有《人谱》之作以矫治此弊。
由于宗周在《道统录》中对明代诸儒的褒贬取舍俱出独见，以史籍文献故实斟酌识鉴人物，此种评论格套和编纂形式更获高弟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加以采用[136]。《道统录》原书已亡佚，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四四《经籍》著录，未著卷数；清黄汝稷《千顷堂书目·子部》著录为七卷；张雪庵《古书同名异称举要》著录，未著卷数。另新编的《刘案周全集》第五册《刘宗周佚著目录》亦有著录。
（五）《宪纲规条》（史学）
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七月，思宗诏升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又命其整饬史风，随赐宪纲一帙，令之着实奉行。为此，宗周“隐括书中大旨，约为五事以献，一曰重台员之建白、二曰定台员之差遣、三曰正台员之体统、四曰覆回道之考察、五曰严台员之选转”[137]。由此可知，《宪纲规条》大抵为宗周据思宗所颁之宪纲约略而成书者，至今未见传本。在著录方面，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四四《经籍》著录为一卷、清张廷玉《明史》卷九十七《艺文二》著录为一卷、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部》著录为一卷、宋慈抱《两浙著述考》据乾隆《绍兴志》引《明史·艺文志》著录为一卷。清董玚《刘子遗书抄述》称有二卷[138]，今姑从之。
（六）《甲申恸哭记》（史学）
《甲申恸哭记》大抵完成于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北都之变时，记宗周绝食殉国事，今已佚。清徐传学《传是楼书目·史部》著录，未著卷数。明史专家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引徐氏著录谓：“《甲申恸哭记》，明刘宗周撰。蕺山为明末大儒，甲申殉国，不食死，谥忠介，明史有传。”[139]从名称上揣测，笔者认为《甲申恸哭记》应是文章而非专著，待考。
（七）《刘氏家庙纪典》（祀典）
由于宗周一向极重视《宗谱》《家谱》之纂修工作，修谱之目的在于尊祖教宗“收族合涣而通一体之爱”[140]，而庙纪与祭祀之礼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宗周经过仔细查考，以庙纪多不合礼，于崇祯五年壬申复加修订，颁宗祠行之。此书已亡佚，其具体内容见录于《刘子年谱》：“首家庙图考，次家庙昭穆图考，次子孙序立昭穆图考，次神武式考，次祭仪十伦。”[141]
（八）《圣学宗要》（儒学）
《圣学宗要》乃宗周以挚友刘去非所撰之《宋学宗源》为蓝本增订而成的一部理学要义与学术源流之专门著作。有鉴于自宋迄明，学派林立，大儒辈出，学术异同之争，失之于纷繁芜杂。而宋明五子学问之分合异同，致使宋明儒学一脉相连之精神命脉因囿于一己之学术门户之见而莫得其归。职是之故，宗周于崇祯七年甲戌乃“辑五子之书之要者诠解之”[142]，定名为《圣学宗要》。在书中，宗周以宋明五子为儒学圣门道统正传。并选录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东铭》《西铭》、程颢的《识仁说》《定性书》、朱熹的《中和说》《答湖南诸公书》、王阳明的《与陆元静良知问答》及《拔本塞源论》等篇，先附原文，加以己见诠解，力图以工夫之提掇落实以熔铸百家，使之归宗于慎独之学，建立起崭新的道统传承体系。宗周摘录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首篇，在行文中诠释其余诸子之际大都以周氏之学理为导向，可见他对周氏学说的重视。再者，宗周在《圣学宗要》卷末案语中一再申明“诸儒之学，行到水穷山尽，同归一路，自有不言而契之妙”[143]。当中“同归一路”实可作为宗周之慎独之学统摄宋明五子之学的诠释和脚注。另宗周在折衷朱、王学说的同时，对宋明五子著作提出新的见解与诠释，其欲统贯会通五子之学术思绪的企图，不言而喻。其大力提倡“诚意”“慎独”之学，对明末理学诸儒龂龂致辩而未有理学家自矜所见之缺点，其言蔼如，终成为“道”之所寓，诚非虚言。
如前所述，此书完成于崇祯七年甲戌（1634）初夏，卷首附宗周所撰序文。在著录情况方面，清张廷玉《明史·艺文志》卷九十八《艺文三》著录为一卷；清陆漻《佳趣堂书目》著录为一卷；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为一卷；清黄汝稷《千顷堂书目·子部》著录为一卷，旁加案语称：“是书择五子书之醇者”；《四库全书简目》著录为一卷，称“其《圣学宗要》合周、张、程、朱与王守仁之说，各为之训解”；清邵玉晋《四库全书补正·儒家类》著录为一卷；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四五《经籍》著录为《理学宗要》（案：疑误），未著卷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三》著录为一卷，四库馆臣称“《圣学宗要》一卷，载周子《太极图说》、张子《东铭》《西铭》、程子《识仁说》《定性书》、朱子《中和说》、王守仁《良知问答》等篇，各为注释，盖本其友人刘去非《宋学宗源》一书而增益之，加以诠解，改为今名”；《丛书子目类编·子部》著录为一卷；宋慈抱《两浙著述考》著录为一卷。现存版本有《刘子全书》本（卷五）、清乾隆年间写《四库全书》本（此本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入藏）、清姜希辙刻本、清道光年间山阴刊本。
（九）《学言》三卷（儒学）
明正德以后的儒学学者“不走姚江（王学），即向增城（湛学）”[144]，王、湛之学壁垒分明，递至明末“儒者之必趋于狂禅”[145]，成为学术主流，不复再以传统心性义理为思想归旨。宗周深鉴狂禅之弊，成立证人会（案：即陶文简公祠旧址），集同门学者讲学，《学言》亦称《子刘子学言》，乃其讲学语录之精粹者。此时宗周畅发慎独之旨以教学者，四方来学士子达二百多人。宗周之讲学论学，有既定宗旨，决非仅止于讲学。清儒沈清玉《刘伯绳先生传论》扼要道明了宗周这种心迹：“蕺山之学，大约圭臬文成，而时有匡佛，其补偏救弊苦心，至考亭一脉，要未尝规规也。”[146]《学言》所讨论之核心内容皆环绕着《大学》的“诚意说”及《中庸》的“已发未发说”，辩解先儒对“太极”、“中”和“静”之误解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宗周在讲会中曾标举“独箴”及“生死说”两个命题，前者为畅发慎独之学而作；后者乃针对禅学破除生死而发。
《学言》一书历来颇受学者所关注。清儒李颙在其所撰《理学宗传》卷二十五《刘念台宗周》中录入若干条作为扶世翼教之箴言。《浙江采集遗书简目·子部》著录为三卷，标题“子刘子学言”；《乾隆间浙江省第五次郑大节呈送书目》著录为三卷，一本，标题“子刘子学言”；《乾隆进呈书目·两江第一次书目》著录，二本，未著卷数，标题“刘子学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三《子部儒家类三》著录为三卷，标题“学言”[147]，四库馆臣称“《学言》三卷则宗周讲学语录，其门人姜希辙所刻也”[148]，而对宗周所作评论亦颇中肯綮：“其（宗周）平生造诣，能尽得王学所长，而去其所短，卒之大节炳然，始终无玷为一代人伦之表。”[149]清邵玉缙《四库全书补正·儒家类》著录为三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著录为三卷，标题“学言”，姜希辙校刊本，载称：“《学言》三卷，则其语录也”；清沈初《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著录为三卷，标题“子刘子学言”；清乾隆四十年刻本，称：“右明刘宗周撰，其学以慎独为宗旨，分《圣学宗要》一卷、《学言》二卷，门人黄宗羲、姜希辙校刊。”清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著录为三卷，标题“子刘子学言”，清陆漻《佳趣堂书目》著录为三卷，标题“子刘子学言”；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子目》著录为三卷，标题“子刘子学言”；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为三卷，标题“学言”；清阮元《文选楼藏书记》卷二著录为三卷，标题“子刘子学言”，称：“是书首列《圣学宗要》、《学言》，多发挥慎独宗旨，其门人黄宗羲、姜希辙校刊。”清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子部》著录为三卷一本，标题“子刘子学言”，内附《圣学宗要》；甘鹏云《崇雅堂书录》著录为三卷，标题“子刘子学言”；宋慈抱《两浙著述考》著录为三卷，标题“子刘子学言”，称：“《学言》三卷，则宗周讲学语录，门人姜希辙所刻也。”张雪庵《古书同名异称举要》著录，未著卷数，标题“刘子学言”；《丛书子目类编·子部》著录为二卷，标题“刘子学言”。此书现存版本计有：（一）黄宗羲、姜希辙校刻本；（二）清道光年间教忠堂刻《刘子全书》本；（三）道古堂重刻本；（四）清乾隆间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故宫博物院入藏）；（五）崇文书局印本；（六）日本天保年间浪花书林河内屋茂兵卫刊本。
（十）《古小学集记》九卷（儒学）
《古小学集记》简称《古小学记》，凡九卷，成书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按古小学即证人书院[150]，宗周尝讲学于此以畅发诚敬、慎独之旨，并提出静坐为下手工夫。门人遍及浙江八府，后始更名为蕺山书院。据《刘子年谱》载称：“小学之役既竣，先生（刘宗周）取和靖先生所以主教之意而推广之，辑为《集记》九卷，示学者，首学的、次躬行、次六艺……终之以圣统。”[151]“圣统”部分最为鲜明，乃宗周为了“述先儒之言，以辟异端”[152]而作。其欲统合“治统”与“学统”为一之价值取向，于此表露无遗。
《古小学集记》一书虽已亡佚，其九卷之内容之蛛丝马迹尚可在《刘宗周佚著目录》中得知梗概：即包括《学的》《躬行》《礼学》《乐学》《射学》《御学》《书学》《数学》及《圣统》九篇[153]。另宗周尚撰有《重修古小学记》及《证人书院记》分别载录于康熙《绍兴府志》卷十八《学校志》及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十七《学校志》内。而《古小学集记》在乾隆《浙江通志》二四五《经籍》内亦有著录，可知该书在清初已有单行本流传。
（十一）《古小学通记》四篇（儒学）
《古小学通记》成书于《古小学集记》之后，主要是为了申明《集记》之说而作。据《刘子年谱》记云：“崇祯十四年，《集记》既成，或谓有体无用，先生（刘宗周）复辑《通记》一书，明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分四篇，首政本、次问官、次入官，终以王道。”[154]此书今已不传，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四五《经籍》著录，未著卷数。
（十二）《圣学吃紧三关》一卷（儒学）
《圣学吃紧三关》一卷，乃宗周四十八岁时所作，初辑于天启六年丙寅（1626），增辑于崇祯八年乙亥（1635）。所谓三关者，即首立人之关，以明人己之辨；次立敬肆关，强调修己以敬之重要；三为迷悟关，即使敬体操存，归于觉地。每关之下附有孔、孟、周、程、张、朱之语，宗周则以己意诠释，指示学者践履躬行之途，以救明末王学空疏庸伪之弊。此书除见录于《刘子全书》卷四外，门人黄宗羲所编之《蕺山学案》[155]亦有录入。
（十三）《五子连珠》一卷（儒学）
《五子连珠》成书于崇祯八年乙亥（1635），宗周时年五十八岁。所谓五子者，即分为周子、程伯子、程叔子、张子、朱子五部分。此书之撰著体例与《圣学宗要》相类，而论述重点则放在宋儒及其主要著作之上。宗周取《汉书·律历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之意涵，抽绎五子著作中论仁之大要，以收摄孔、孟学说奥义，用意在于发明儒学言仁之旨，随事论道，不以得失动念。在周子部分，宗周摘取周敦颐之《太极图说》及《通书》中若干条，进而指出孔、孟之道“不外乎求仁”[156]的价值取向。在程伯子部分则摘录程颢语录十三则，程叔子部分摘录语录十七则，张子部分借用张载《西铭》原文及语类十五则，朱子部分引用语类二十则，缀以案语于后作为评说，大抵以此说明四子思想皆为周子思想所统摄，亦可为孔、孟思想所统摄，如宗周所言：“以言乎学以求仁，则五子如一辙。”[157]如此，“五子连珠”之意涵，不言而喻。此书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四五《经籍》著录，未著卷数，今收录于《刘子全书》卷三内。
（十四）《原旨》七篇（儒学）
《原旨》乃宗周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于淮上所撰，合共七篇：包括《原心》《原性》《原道上》《原道下》《原学上》《原学中》《原学下》等。此书为宗周晚年定论之作，内容主要是讨论心性之辨及畅发心学大旨等问题。考宗周之学大都离不开“心”与“性”关系问题之诠释与辩难，而其详论心、性问题的言论可在《原旨》及《学言》两部著作内找到学理依据。而《原旨》中的《原性》与《原学》两篇大都论及“以心著性”“尽心即性”等之复杂问题，可视为研究宗周心性论不可或缺之作品。此书《丛书子目类编·子部》著录，未著卷类，今收录于《刘蕺先生集》及《刘子全书》内。
（十五）《中庸首章说》二十五篇（儒学）
《中庸首章说》凡二十五篇，成书于崇祯四年辛未（1631），其中包括《第一义说》《求放心说》《静坐说》《应事说》《处人说》《向外驰求说》《读书说》《气质说》《习说》《治念说》《良知说》《艮止说》《生死说》等篇。综观宗周一生，其所学所思，所作所为，皆内外一本，贞洁高明，语默出处，无非即身以证心，即心以显性。上述诸篇之作阐明慎独之旨，诚意之教为主，其中《第一义说》强调静坐工夫之重要性；《良知说》对阳明学说有所裁量与批评；《艮止说》乃推毂周敦颐“主静”之说；而《生死说》则为訾议佛禅之力作。此书今见录于《刘子全书》卷八内。
（十六）《证学杂解》一卷（儒学）
《证学杂解》成书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十一月，凡一卷二十五则。据《刘子年谱》记载：“先生（宗周）痛晚近学术不明，用功悠谬，作《证学杂解》二十五则，末章以觉世之责自任。”[158]书中除了详解诚意之义，慎独之功，性即气及鬼神等思想观点外，对晚明学界尤多针砭之词，以证“学术不明，用功悠谬”之失。此书《丛书子目类编·子部》著录，未著卷数，题名“证学解”，今收录于《刘子全书》卷六内。
（十七）《阳明传信录》三卷（儒学）
《阳明传信录》成书于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合共三卷。时王学风靡天下，谈禅者往往借阳明学说以批斥朱子，宗周则认为“朱子以察识端倪为下手，终归涵养一路，何曾支离。阳明先生宗旨不越良知二字，乃其教人惓惓于去人欲存天理，以为致良知之实功，何尝杂禅”[159]。阳明立教，首重“致良知”，虽有类禅之讥，乃阳明后学“舍天理而求良知”[160]和“以情识为良知，以想象为本体”[161]所产生之结果，与阳明学说本身无涉。为了纠正阳明后学末流衍蔓之失，乃毅然摘录《阳明文集》之精纯者，订为《阳明传信录》，并附以案语，以证朱、王学术之同归，从而说明阳明乃儒门正宗，实非禅学。
此书内容，宗周自言“首语录，录先生（王阳明）与门弟子论学诸书，存学则也；次文录，录先生赠遗杂著，存教法也；又次《传习录》，录诸门弟子所口授于先生之为言学言教者，存宗旨也”[162]。顾名思义，所谓“传信”者，传而有信之意。《年谱》说宗周早年“读《阳明文集》，始信之不疑”[163]，阳明致良知之教使宗周受益良多，并以良知论为立人、证人之方，其对阳明学说之推崇备至，可以想见。此书清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子部》著录为三卷。今收录于《刘子全书及遗编》卷十一至十三内。
（十八）《保民训要》一卷（杂纂）
明崇祯二年己巳（1629），宗周为顺天府尹。十月，清兵自大安口入塞。十一月，顺天府戒严，难民大批涌入京城，宗周遂会同五城御史，商议立保甲之法，抚辑流亡，整顿地方治安。《保民训要·引言》记云：“顺天府为通行保甲以安地方事，照得弭盗安民，莫善于保甲，而一切教化即寄于其中。”[164]同时，宗周又采纳地方乡绅长老意见，探求兴利除弊之策，撰《保民训要》一卷，申明推行保甲之意图及主张，以弭盗安民。书中所提保甲法分为七部分，即“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备”“保甲之禁”。
作为顺天府尹，在当时兵凶战危的情况下，宗周认为推行保甲，加强京师之守御能力及地方安宁，实为首要任务。而乡约教化之功能，只需通过保甲法之落实便能透显开来。宗周此举，深得崇祯帝嘉许：“讲明乡约、保甲，尤得安民要领，并一应禁奸除恶等事，通著严加申饰，殚力禅行。”[165]《保民训要》一书，由于收录在《续说郛》丛书内，得以广泛流传。著录方面。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四五《经籍》著录，未著卷数；《丛书子目类编·史部》著录为一卷；《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为一卷；宋慈抱《两浙著述考》引《绍兴志》著录为一卷；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著录为一卷（《续说郛》本）。今收录于《刘子全书》卷二十四内。
（十九）《乡约小相编》（杂品）
《乡约小相编》简称《乡约》或《小相编》，不分卷。乃宗周于崇祯六年癸酉（1633）所辑。此书较之《保民训要》更为详明清晣，可惜当时并未落实推行。内容“首载高皇帝圣谕六言，衍释大意。次乡约事宜，次乡约类训，一曰乡人守望之约，二曰乡人读法之约，三曰乡祀之约，四曰乡饮之约，五曰乡射之约，六曰乡学之约，七曰乡举之约，八曰乡储之约”[166]。《乡约小相编》今已不传，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四二《经籍》著录，未著卷数，为《叶润山辑著全书》本；宋慈抱《两浙著述考·礼类》引《绍兴志》著录，未著卷数；《刘子全书·目录·讨次群书》著录。
（二十）《乡书》《广乡书》（杂品）
宗周一生致力于地方之风教事宜，有《保民训要》《乡约小相编》《刘氏宗约》《乡保事宜》之作。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宗周在乡间负责组织团练、乡勇等事宜，手撰《乡书》《广乡书》两书以寄寓端本厚俗之深意。《刘宗周年谱》载称：“《乡书》言乡保、积储、城守、义勇诸务；《广乡书》则兵、农、里、甲合议，皆保民固围至计。”[167]《乡书》分“约言”及“乡约”两部分，前者申明士君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为谋身家故，必需倡行乡约及保甲之法。即寓乡约于保甲之中，饰躬砥节，推广教化以确立以德、礼为主的乡村社会秩序。后者乃详述保甲法落实之具体事宜，并附表格样式。今《刘子全书》收录有《乡书》一篇，可供参考细味。而《广乡书》当成书于《乡书》之后，今已失传，《刘子全书·目录·讨次群书》著录。
（二十一）《经籍考》（儒学）
明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宗周与弟子厘订古人经籍，在编成《礼经考次》《大学古记》两书后，“遍辑十三经诸子史传之有裨于教者”[168]辑录成《经籍考》一书，别名《十三子》。所谓十三子者，计有董子（董仲舒）、文中子（王通）、周子（周敦颐）、程子（程颢）、程叔子（程颐）、张子（张载）、朱子（朱熹）、陆子（陆九渊）、曹子（曹端）、薛子（薛瑄）、吴子（吴子）、胡子（胡居仁）及王子（王守仁）等十三位大儒。此书今已全佚，仅《刘子全书·年谱下》曾提及，《刘宗周佚著目录》著录。
（二十二）《乡贤考》（儒学）
《乡贤考》又称《绍兴府乡贤考次》，不分卷，今见录于《刘子全书》卷二十四内。内容主要讨论县学崇祀及府学特祠等相关问题。案，乡贤文化是我国独特之传统文化，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之意涵。地方官员与士绅往往透过敬老尊贤之举措树立起社会道德规范，推动社会风教，至明代中叶以后，构建专祠以祭祖，修谱牒以祀先贤遂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基于这种情况，宗周撰写《乡贤考》目的亦不外乎是敬宗收族，完善家礼之制，同时通过表彰乡贤，教之以敦睦之道，从而强化宗族之亲和力，使宗族势力强盛不衰。此书流传颇广，亦有单行本问世。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五四《经籍十四》、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十七《经籍一》、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部》、宋慈抱《两浙著述考·传记类》（标题“山阴刘宗周撰”）[169]、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皆有著录。
（二十三）《道济录》（救荒书）
《道济录》不分卷，宗周与祁彪佳（1602－1645）合撰，明儒张岱《石匮书后集》及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均有提及，为救荒书一种，大抵成书于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与十四年辛巳（1641）之间，至今未见传本，而《刘宗周佚著目录》亦未见著录。
（二十四）《证人社约言》一卷（儒学）
《证人社约言》又名《证人社约》，凡一卷，大约在明崇祯四年辛未（1631）至十六年癸未（1643）期间所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六《子部儒家类存目二》载称：“宗周初以顺天府尹罢归，与陶奭龄讲学王守仁祠，以证人名堂，此其所为条诫也。首冠以社学檄，题辛未三月，盖崇祯四年所作；次为《约言》十则；次为《约诫》十则，所载凡三十条，题癸未秋日，为崇祯十六年；次为《社会仪》七则，不题年月；次为宗周自书后，而附以答管而抑论迁改格书。”[170]此书宋慈抱《两浙著述考》著录为一卷，标题“证人社约言”；《故宫所藏观海楼书目》卷三《子部儒家类》著录为一卷，标题“证人社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著录者为浙江巡抚釆进本。今收录于《刘子全书》卷十三内（清儒叶润山辑）。另亦见录于《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学海类编》第36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5册。有关存藏情况，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及香港大会堂参考图书馆分别藏有清道光年间六安晁氏活字刊印《学海类编》本，为通行本。
（二十五）《证人社约语录》一卷（儒学）
《证人社约语录》，凡一卷，大抵成书于崇祯五年壬申（1632）。考崇祯四年辛未三月，宗周时年五十四岁，与陶奭龄（1571－1640）大会同志于陶文简公祠，成立证人讲会，与会者达二百余人，前后会讲凡十一次，后因宗周与奭龄学术见解产生分歧，证人讲会始告瓦解[171]。宗周及其弟子另设坛坫于古小学及阳明祠，而奭龄及其门人则移讲于白马岩居，两者分道设教，榘矱相继，代有传人。《证人社约语录》就是当时会讲时的学术纪录，而其汇录此书之目的主要是明示学者修身之要，从而透视其慎独哲学显体立极之精神面貌。
（二十六）《史汉合钞》十二卷（史学）
《史汉合钞》凡十二卷，宋慈抱《两浙著述考·述评类》据乾隆《绍兴志》著录，标明“山阴刘宗周撰”，至今未见传本。
（二十七）《问答》一卷（儒学）
《问答》一卷，大约成书于明崇祯四年辛未（1631）至十六年之间，今见录于《刘子全书》卷九及《遗编》卷二内。宗周论学注重从意根上、性体上来研究慎独之学，故将“诚意”之功放在道德修养的首要地位，并以“意”作为人性的本体，对阳明的“良知”说做出了新的诠解。《问答》中的《答董标心意十问》《答史子复商疑》十则实为宗周发明“诚意”之学的主要篇章。
（二十八）《讼过说》《改过说》各一卷（儒学）
《讼过说》《改过说》，凡一卷，郑振铎《西谛书目·丛书类》著录，收入《赖古堂藏书十种》内。上述两书亦见录于《刘子全书》卷一之《人谱》内。
（二十九）《人谱》（儒学）
《人谱》原名《证人小谱》，书成于明崇祯七年甲戌（1634），始定名为《人谱》。其后于崇祯十年丁丑及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二易其稿，及至宗周逝世前才定稿，可说是其晚年定论。此书的撰著缘由，宗周自言：“了凡学儒者也，而笃信因果，辄以身示法，亦不必实有其事，传染至今，遂为度世津梁，则所关道术晦明之故，有非浅鲜者。予因之有咸，特本证人之意撰《人极图说》以示学者，继之以六事功德，而《纪过格》修焉，言过不言功，以远利也，总题之曰《人谱》。”[172]宗周认为袁黄（1533－1606）之《功过格》及秦宏佑之《迁改格》等善书皆试图通过自身之言行功过以成就其道德生命的做法，势必导致天下人归于嗜利邀福，有害正道之歧途。这种以功利主义为手段所进行之迁善改过行为，大大违反了传统儒家一贯道德自律之本旨，基于上述情况，遂埋下了宗周撰写《人谱》之契机。尤其是《功过格》一书，更为宗周所诟病。
《功过格》以善书的形式在明代民间社会广泛流传，影响亦较大。清儒彭绍升《袁了凡传》中有明确之表述：“了凡既殁百有余年，而《功过格》盛传于世。世之欲善者，虑无不知效法了凡。”[173]由于《功过格》这种善书的出现，导致明末传统儒学面临极大的挑战。为了重整社会道德秩序，宗周手撰《人谱》一书，对《功过格》反复辩难，如他所言：“《人谱》一书，专为改过而作，其下手工夫，皆有途辙可循。”[174]综观《人谱》之内在意涵，主要强调学者宜进君子，远小人，为干济时艰之要。文本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人谱正编》《人谱续编二》及《人谱续编三》。
《人谱正编》包括《人极图》（案：此图《丛书子目类编》著录为一卷，收入《叶润山辑著全书》内）与《人极图说》两部分，其中论说互为统属，仿效周敦颐之《太极图》与《太极图说》，手批心识，将其内在意涵纳入慎独思想体系内，实有深契于主静立极之旨。《人谱续编二》和《人谱续编三》主要包括《证人要旨》《纪过格》《讼过法》《改过说一》《改过说二》及《改过说三》诸文。避世可以疏才，入世不能无学，依宗周在《人谱》中所示，要成为真正的人（即证人之学），必须通过六个道德修养之步骤方可达至，即所谓六事功课：依次为凛闲居以体独、卜动念以知几、谨威仪以定命、敦大伦以凝道、迁善改过以作圣、通身仍是罪过。《人谱》的思想特点在于迁善改过以成就圣人之学，要成圣成贤必须透过不断地修身进德来完成，这是宗周提倡“证人之学”之核心价值所在。宗周早年衡文论道以“主静”为归，《讼过法》就是教人在静坐中反己过作为迁善之途辙；《改过说》三篇则是有关如何落实改过之方法与言论。宗周在纠弹阳后学之失而提出“证人之学”以救正，其忧道苦心不言而喻。而《人谱》工夫的提掇，强调正面迁善，反面改过之举措，统摄《大学》“诚意”之教及慎独实功的落实与开展，若以此慎独工夫接引中、下根人，尤有帮助。职是之故，宗周之子茂林临终前叮嘱其子：“若等安贫读书，当常忆大父遗言，守《人谱》终身足矣。”[175]清儒林昌彝对《人谱》一书大为激赏，于《刊刘宗介公人谱序》中作出了以下剀切之绎述：“山阴刘忠介公蕺山先生《人谱》一卷，其教人思诚之学，心存主敬，择善固执，自复其性，以尽人合天，实有统绪可寻，坦途可遵者也。首著《人极图说》，始于继善成性，心统性情，较周子远溯太极，更为切近。次列《六事工课》，自慎独、知几至迁善、改过，直取孔门传授颜、曾、思、孟心法，散见六经而宗汇于四书者，提揭最要，昭示后学。又虑后学之惮改过，私欲不净，则理有未全也，因世俗颇爱《功过格》，今事取其内省自讼，便于检身，不涉因果，故不记功而但记过，俾知即克治，纤恶必除。一曰微过，独知主之；二曰隐过，七情主之，三曰显过，九容主之；四曰大过，五伦主之，五四丛过，百行主之，六曰成过，为众恶门，而以克念作圣终焉。”[176]在上述言论中，不难发见林氏比较欣赏《人谱续编三》的论说内容。依《人谱》所言，若“六事工课”在实践过程中有所违碍时，便会出现不同程度之过恶。如为微过，则以独知克治；如为隐过，则以七情克治；如为显过，则以九容克治；如为大过，则以五伦克治；如为丛过，则以百行克治；如为成过，则以内心一点良知，不断反省悔过，消弭恶念于无形，此为《大学》中常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之传统儒家道德修养路向。关于《人谱》之著录情况，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四五《经籍》著录；《乾隆进呈书目·两江第一次书目》著录为二本，未著卷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三《子部儒家类三》著录为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载称：“是书乃其主蕺山书院时所述以授生徒者也，《人谱》一卷，首列入《人极图说》，次《纪过格》，次《改过说》。”清陆漻《佳趣堂书目》著录，未著卷数；梁启超《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子部兵家类》著录为《人谱正编》一卷，《续编》二卷，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重刻本［案：此书据雍正五年丁未（1727）原刊本重刻］；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为一卷，陆清献刊本；黄汝稷《千顷堂书目·子部》著录，未著卷数；邹存淦《己丑曝书记·子部》著录为一卷，通行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著录为一卷；甘云鹏《崇雅堂书录》著录为一卷，湖北书局本；《汇刻书目初编》著录，未著卷数，《学海类编》本；《北京文奎堂书目·子部》著录为三本、白竹纸本，未著卷数；《故宫所藏观海楼书目》卷三《子部儒家类》著录为一卷；《上海书店书目·子目》著录为一卷，局刻官堆纸初印本；宫晓卫、李国庆《中国活字本图录》著录，未著卷数，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55）皖省巨文堂活字印本；宋慈抱《两浙著述考》著录为一卷；《博野蒋氏寄存书目》卷三《子部儒家类》著录为一卷，清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刻本，《教学五书》本。
由于《人谱》流传颇广，版本亦较为芜杂，兹列简表于后以厘清眉目原委：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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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谱》版本除上表所提诸本外，尚有王刻《刘子全书》本、董订《刘子全书》本、《万有文库》本、《赖古堂藏书十种》本[177]、陆清献刊本[178]及《后治堂藏书五种》本，可供参详。
（三十）《人谱类记》（儒学）
《人谱类记》又名《人谱杂记》[179]分上下两卷。内容概括为：1.体独篇（摘录二十一则）“录古人谨独之说而并及行事之最近者”；2.知几篇（摘录二十九则），宗周解释“几”字的实义谓：“后儒论学都认不得‘几’字，但就动念上讨分晓便谓之‘几’，其实后人所谓‘几’，非周子几善恶之‘几’，亦非圣人‘知几’之‘几’也。”3.定命篇，宗周释之谓：“右记九容，九容便有九思。若只言九容，便是伪也。”4.凝道篇（摘录七十一则），宗周释之谓：“右记五伦学问，随人大做大是，小做小是，总之不远于一诚者皆是。”5.考旋篇（摘录四百七则），宗周释之谓：“右记百行，考旋百事，只是一事，学者能于一处打得彻，则百事自然就理。”6.作圣篇（摘录十六则），宗周释之谓：“右记迁善改过，只有曾子易箦，是千古榜样。”上述六篇皆依据《人谱·续篇三》对各类缺点从新整理，并集古人之嘉言懿行分类进行表述。每篇前有总记，后列条目，间附评论。清儒陈去病《五石脂》对《人谱》及《人谱类记》皆称誉有加：“念台讲学，专事朴实说理，不尚恢张标榜，故其所重在躬行实践，而于华士则深疾焉。所著《人谱》及《人谱类记》，虽为中人说法，然却亲切有味，允为叔季之良箴。”[180]《人谱》为一系统著作，宗周将其工夫理论收摄于此，更多次进行删繁订正，始有《正篇》《续篇》及《三篇》之数，而《人谱类记》则根据正文搜辑历史事实而成书者，正因有事实为立论依据，使《人谱》更为亲切，对中下根人尤起感发作用。宗周论学始终坚持儒家传统的一贯立场，以尽心知性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其改过迁善思想则透过这种形式得以全面落实和扩展开来。较之《人谱》而言，《人谱类记》中之哲学意涵尤为薄弱。故与《人谱》合刊时附于其后，只能作为依傍及寻绎《人谱》中心思想的一种辅助作品[181]，说其为《人谱》之续篇，应不为过。
在著录方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三《子部儒家类三》著录为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七六《儒林中》著录，未著卷数，标题“人谱杂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著录为二卷；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为二卷，《学海类编》本；邹存淦《己丑曝书记·子部》著录为二卷，通行本，日本刊本；孙奇逢《理学宗传补传·刘宗周传》著录，标题“人谱类记”；梁启超《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子部兵家类》著录为六卷四册，方愿英重编，清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重刻本；吴引孙《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子部》著录为二卷，附《行状》二卷，清道光六年丙戌（1826）刻本；《东海藏书楼书目·子部儒家类》著录为二卷，白沙教忠堂刊本；《蒲圾书楼藏书目录·杂史类》著录，二本，未著卷数，清雍正四年丙午（1726）楷书白纸本；《北京文奎堂书目·子部》著录，未著卷数，白竹纸本；《上海书店书目·子部》著录为五卷，局刻官堆纸初印本；《故宫所藏观海楼书目》卷三《子部儒家类》著录为一卷；《博野蒋氏寄存书目》卷三《子部儒家类》著录为一卷，清儒洪正治编校，收入《教学五书》内；《香港学海书楼目录·集部》著录为五卷三册一函，标题“人谱类记”；《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子部儒家类》著录，标题“人谱类记”，二卷，日本天保十二年（1841）刻本；另一部为日本天保年间浪花书林河内屋茂兵卫等印二卷本，宋慈抱《两浙著述考》著录为二卷。由于历来书贾多以射利为主要经营方针，故屡将《人谱》及《人谱类记》合订梓行。为此，一如《人谱》，《人谱类记》之版本流传亦不少，今笔者列简表于后以见其梗概：
续表
续表
（三十一）《证人要旨》一卷（儒学）
考《刘子全书·目录》，只有《证人会约》（案：见卷十三《语类》十三），而未见《证人要旨》，实则《证人要旨》收录于《人谱续篇二》内，内容涉及道德修养及证人要诀的六个步骤，即所谓“六事功课”。［案：可详参上述（二十九）《人谱》项］此书黄汝稷《千顷堂书目·子部》及张廷玉《明史艺文志》卷九十八《艺文三》皆著录为一卷，可见此书当时曾有单行本流传。
（三十二）《孔子家语考次》三十三篇（儒学）
《孔子家语》（十卷，四十四篇）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领编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内容是主要记录孔子及弟子之思想言行，其后诸弟子摘取其中正实而切事等篇，别出为《论语》一书。由于《孔子家语》篇幅短小，语言简略，难以展现孔学及其弟子之思想言行，故宗周重新编考其中篇章为家语正集，凡三十三篇，分别为《相鲁》《王言》《大昏》《问礼》《五仪》《三恕》《好生》《观周》《贤君》《辨政》《六本》《辨物》《颜回》《子路初见》《入官》《困誓》《五帝》《执辔》《本命》《论礼》《观射》《郊问》《五刑》《刑政》《礼运》《冠颂》《庙制》《问玉》《正论》《子夏问》《公西赤问》及《曾子问》。定名为《孔子家语考次》。今有正气堂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入藏。
（三十三）《孔孟合璧》（儒学）
孔孟学说为儒家思想之主轴，一向以礼、仁、义为主要思想理念。宗周沾溉传统儒学既久，并于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手辑《孔孟合璧》一书以阐发孔孟“求仁”之旨。此书内容摘录《论语》大旨三十八章、《孟子大旨》二十八章，收入《刘子全书》卷三语类三内，应与《五子连珠》互为参考比观。
（三十四）《方逊志先生正学录》（裒纂）
《方逊志先生正学录》简称《方正学录》。此书见录于董玚所编目录中之“裒纂”类中，今已不传，谨存宗周之序，标题“方逊志先生正学文辑”。宗周在序中有言：“旧刻《逊志斋集》二十四卷，余反复卒业，无一言不合于道，而犹虑学者不以词章目之，因特节其粹者为三卷以传。而题之曰《正学录》，以言乎忧天悯人之旨。”从序文中得知《正学录》成书于天启四年甲子（1624）九月，时明廷阉宦魏忠贤（1560－1627）专权，辽东失守，士气更形不振，宗周有见及此，乃删辑明初大儒方孝孺（1357－1402）之《逊志斋集》中之精粹者为《正学录》三卷及撰《方逊志先生死事存疑》，以表彰其生死节义精神以励士气。上述两书今已不传，惟清黄汝稷《千顷堂书目·子部》、项士元《台州经籍志·子部》、《台州府志》卷六十八《艺文略五》皆有著录，未著卷数[182]，而《刘宗周佚著目录》则著录为三卷，标题“方逊志先生正学文辑”。
（三十五）《刘练江先生集》八卷（裒纂）
《刘练江先生集》为宗周与挚友文震孟（1574－1636）所合编的一部文集。考刘练江（1576－1612），名永澄，字静之，一字练江，明扬州宝应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登进士第，补顺天儒学教授，升国子监学正。永澄秉承东林风节，讥议朝政，忤时抗俗，故为朝中奸佞所不容，乃毅然乞归省亲，闭门著述。起兵部职方司主事，未上而卒，终年三十七岁。
永澄幼有志操，严程课，饰行检，为时儒所宗仰，北方学者称淮南夫子。其学以刻苦自励为归，以裨益身心世道为验，动必以古人自师，又积极提倡济世务实之学以挽救国运。著有《刘练江先生集》，今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徽藏清乾隆年间兴让堂刻本。《家塾绪言》（清刻本）、《离骚经纂注》（清刻本），《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三》摘录其绪言十二则。永澄为宗周学行砥砺之畏友，亦为东林学派之中坚人物。卒后，学者私谥贞修先生。宗周与文起搜辑其遗稿编成《刘练江先生集》以表扬其学行节操，并为之请谥，复撰《淮南赋》悼念之。
（三十六）《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附录》一卷（裒纂）
《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附录》一卷，乃宗周于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应浙江巡抚王洽（字和仲）之请而纂辑者。考尹和靖即尹焞（1071－1142），字德充，一字彦明，宋河南洛阳人，十七岁从学于程颐，十九岁应进士，因策问诛元祐党籍议，德充为尊师说遂不对而出，自始绝意于仕途。程颐谢世后，朝廷赐赠和靖处士。特授左宣教郎除崇殿说书，后历任秘书郎、秘书少监、太常少卿、礼部侍郎兼侍讲、徽猷阁待制等职。绍兴九年己未（1139）致仕归里，所著有《论语解》及《孟子解》。绍兴十二年壬戌（1142）卒，葬于会稽县五云乡龙瑞宫山，学者称和靖先生，弟子王时敏整辑其文稿为《和靖集》，合共八卷，这是尹氏文集最早的本子。因尹氏乃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案：其余三人分别为杨时、谢良佐及游酢），同时亦是程门中恃敬最力的弟子，故宗周决意重辑此集，并益补至十卷之数，另增《附录》一卷于文集之后，用意在于除有表彰尹氏出处磊落以风励浙人之意，亦针对朝政时事而发，意在警惕时儒不要趋附魏中贤党，以玷污出处。宗周特撰《重刻尹和靖年先生文集序》以述明重编文集之苦心，序文收录于《刘子全书》卷二十一内，而文集之传本至尟，今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王洽刊本。
二、刘氏文集诸版本
（一）《刘子节要》十四卷
清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宗周门人恽日初（1601－1678）拜宗周墓于下蒋，并纂刻《刘子节要》，合共十四卷。此书乃恽氏仿朱子《近思录》之例，分类纂辑而成书者。具体内容涵盖为：一道体、二论学、三致知、四存养、五克治、六家道、七出处、八治体、九治法、十居官处事、十一教人之法、十二警戒改过、十三辨别异端、十四总论圣贤，每一类为一卷。书成，恽氏敦请同门黄宗羲
正并撰序，惟黄氏对《节要》之编纂形式及内容颇有异议，最值得商榷之处就是《节要》有乖离师旨之言，他在回复恽氏书札时断然拒绝了为《节要》撰序，并申明了婉拒之原委：“老兄（即恽日初）删节接续之际，往往以己言代之，庸讵知不以先师之语，迁就老兄之意乎？”[183]又称：“今《节要》所载董、史问答，去其根柢而留其枝叶，使学者观之，茫然不得其归著处。”[184]黄氏指出《节要》之缺点在于曲解宗周“诚意”说之理学意涵，有违先师为学宗旨之原意，故大力指陈其弊。《刘子节要》之本子已佚，清儒阮元曾藏有旧抄本。宗周之遗稿及年谱最早的编集者为其子刘汋，然恽氏对刘氏所编亦有微词，认为其摘录之内容并不能完全代表先师之思想风貌，遂有重新编次宗周遗书之举，由是始有《刘子节要》付梓之事实。惟所预料不及者，就是同门好友黄宗羲对他重新编次先师遗稿之内容和编纂形式亦产生强烈不满，这埋下了日后浙东刘门分化现象的契机，甚至对师说思想理解的分歧与争议。有关《节要》的著录情况，清阮元《文选楼藏书记》著录为十四卷，手抄本，载称：“是书本山阴刘宗周讲学宗旨，摘其《全书》中语，仿《近思录》例分为十四卷。”[185]清沈初《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己集》著录为十四卷，刊本，并称：“《刘子节要》十四卷，门人武进恽日初所辑，仿《近思录》别为之，黄宗羲尝讥其所节之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著录为十四卷，浙江巡采进本。
（二）王掞刻本《刘子全书》四十卷
王掞刻本《刘子全书》的成书时间大约在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至二十五年丙寅（1686）之间。宗周高弟黄宗羲、董玚、姜希辙等应两浙学史王掞（颛庵）之请，取宗周遗稿之底本（宗周亲笔删削之手迹本）及刘汋（1613－1664）家藏之录本（据重抄本与同门陆续增订编次之本子）校刊汇辑成《刘子全书》，合共四十卷，包括《语类》十三卷、《经术》十一卷，卷末附《子刘子行状》[186]及《年谱》各一卷。王掞刻本因流传不广，版本至尟。至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陈默斋获王刻本，并重刻于福建，称默斋重刻本，今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187]。
（三）吴杰校刊董玚重订《刘子全书》四十卷本
王掞刻本《刘子全书》成书后，宗周弟子董玚在王本的基础上重新修订，计四十卷，三十二册，书前有编者所撰序，内容分为《语类》十三卷（卷一至十三），收录《人谱》、《读易图说》、《易衍》、《孔孟合璧》、《论语大旨》三十八章、《孟子大旨》十八章、《五子连珠》、《圣学吃紧三关》、《圣学宗要》、《证学杂解》二十五则、《原旨》七首、《说》十四首、《问答》、《学言》、《证人会约》、《会讲申言》、《会录》；《文编》收录《奏疏》《揭》《书》《序》《引》《题》《书后》《跋》《记》《墓志铭》《墓表》《状》《传》《论》《议》《铭》《箴》《赞》《祭文》《杂著》《赋》《诗》；《经术》收录《论语学案》《古易钞义》《曾子章句》《大学古文参疑》《大学古记》《大学古记约义》《大学杂言》。末附《子刘子行状》（清黄宗羲撰）及《年谱》（明刘汋编）。此刻本于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由陈广宁益善堂刊印流传，其后一度佚失，至道光二年壬午（1822），王宗炎偶获此本，重新校勘，随即刊登征刻启事，迟至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始由吴杰刻成之[188]。值得注意的是，董玚所重订的《刘子全书》四十卷本在校勘工夫上虽较之黄宗羲所校尤为精审详慎，然在内容取舍上，凡涉及明末清初史事者，多有所删削，造成了此书不可磨灭之瑕疵。在著录情况方面，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著录为四十卷，标题“董玚元休编”；梁启超《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著录为三十八卷，首一卷，十二册，附录三卷，标题“清董玚编”；王廷扬《东海藏书楼书目·集部》著录为《刘蕺山全书》四十卷，标题“明刘宗周撰，吴杰刊董氏本”；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著录为四十卷，卷首一卷，附《抄述》一卷，标题“山阴刘宗周撰，董玚编次，道光甲申孟冬乙未季夏萧山王宗炎等校刊”，《刘内念奏疏》在内；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著录为四十卷，卷首《抄述》一卷，标题“山阴刘宗周启东撰，门人董玚编次”，清道光年间刻本，谢氏末附案语谓：“《刘子全书》四十卷，其卷三十九为附录黄宗羲著《子刘子行状》，卷四十为附录蕺山之子汋及门人董玚所编《年谱》，董玚所编《刘子全书抄述》列为卷首一卷，道光间山阴沈复粲辑蕺山遗文遗著《证人社语录》《人谱杂记》《中兴金鉴录》等书编成《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刊于清道光间。”[189]张伟仁《中国法制史书目》著录为四十卷，三十二册（案：此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本）。此刻本校勘精审，流传颇广，为现存不可多得之善本，故列简表于后以见其版本存藏及著录情况之轨迹：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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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刘子文编》十卷
《刘子文编》乃清儒潘锡恩、姚莹、顾沅等于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从董玚修订的《刘子全书》刻本中的文编部分节录而成的集子，合共十卷。道光年间的广东大梁书院曾藏有《文编》刻本[190]。至光绪七年辛巳（1881），博尔济吉特恭据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潘锡恩求是斋刻本重刊，并收录于博尔济吉特氏印行之《乾坤正气集》内（第一百八至一一四册，台湾环球书局出版发行）。著录情况方面，甘鹏云《崇雅堂书录》、《中国丛书综录》及《中国历代诗文别集联合书目》均著录为十卷，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刻本。
（五）《刘蕺山先生集》二十四卷（含十七卷删订本）
《刘蕺山先生集》又名《刘蕺山全集》《刘蕺山先生遗集》或《刘蕺山先生文集》，乃清副都御史儒雷（1696－1760）与韩江学者郑肇奎（1717－1769）于清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督学浙江时刻刊于证人堂的一部刘氏文集，合共二十四卷，凡《人谱》一卷、《社约》一卷、《会语》一卷、《易图说》、《易衍》一卷、《学言》二卷、《证学杂解》、《原旨》一卷、《奏疏》五卷、《文》十二卷。考雷氏于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曾往浙江绍兴访求宗周遗书，“仅见《人谱》一册，询其后裔，乃得手录若干卷。爰与郡守郑侯谋开雕，而属郡博学李君凯等董校以蒇其事”[191]，获书稿后，雷氏则从董玚之重编四十卷本之《刘子全书》进行校勘对比，因繁就简，删削为二十四卷。并向乡绅贤达募金锓板，于翌年刻印梓行。此集极为罕见，今台湾私立东海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入藏。因文集中之《人谱》《学言》《社约》等内容已有专书之单行本流作于坊间，故四库馆臣仅摘录《奏疏》以下汇辑为十七卷，收进文渊阁《四库全书》内，定名为《刘蕺山集》十七卷。尝称：“是集为乾隆壬申副都御史雷所刊，冠以《人谱》《学言》诸书，至第八卷乃为奏疏，然诸书本自别行，且宗周所著亦不止于此，摘录数种殊为挂漏，今并删除，惟以《奏疏》以十七卷，勒为一编。”[192]此本原为国子监助教张羲年旧藏，并于道光二年壬午（1822）重刻。有关著录与存藏情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著录为十七卷，国子监助教张羲年家藏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著录为十七卷；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为十七卷[193]；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著述》著录为十七卷，标题“刘蕺山集”；沈初《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著录为二十四卷，刊本，称“今本为学使雷刊”；《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为十七卷；阳青海《中国丛书综录补正》著录，未著卷数，标题“刘蕺山先生集”；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著录为二十四卷，首一卷；《博野蒋氏寄存书目》卷四《集部别集类》著录为二十四卷，卷首一卷，标题“刘蕺山遗集”；《中国历代诗文别集联合目录》著录为十七卷，《四库全书》本。关于存藏情况，今上海图书馆、武汉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194]、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分别藏有清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雷、郑肇奎等证人堂刻二十四卷本，并先后各自以“刘蕺山先生集”“刘蕺山先生遗集”“刘蕺山先生集十种”等为标题；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旧藏清乾隆年间刻刊二十四卷本，八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年间文渊阁写《四库全书》本，八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清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刻本；日本无穷会分别藏有清道光二年壬午（1822）证人堂刻本；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刻本及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重修本。清儒李慈铭曾仔细精读《刘蕺山集》，对宗周之人品学问首奉坛坫，在日记中坦言：“读刘忠介集中诸书。忠介之论学颇直截，较诸儒之言心则分情性意志之先后，言理则分气质知行之偏全，殊为一扫葛藤，其下一卷时事出处，尤为老谋深识，字字名言。”[195]所言吐属不凡，可谓一针见血。
（六）《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
《刘子全书遗编》乃清代藏书家沈复粲（1779－1850）继刊印董订本《刘子全书》后于清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搜集蕺山佚文遗稿汇辑而成的一部刘集续编，合共二十四卷。卷首为好友杜春生所撰之《抄述》（案：仿董玚之例而撰，凡十六条），卷一至二为语录，包括《证人社语录》《问答》《学言》；卷三至卷十为文编，包括奏疏、揭、书、启、序、引、题、跋、考、议、记、杂著、墓志、表、状、传、赞、祭文、刘氏家传、刘氏内传、诗；卷十一至二十三为裒纂，包括《阳明先生传信录》《人谱杂记》《中兴金鉴录》等；卷二十三附录明史本传，卷二十四附录历任始末、诰命、世谱、《先大父秦台府君行实》（案：皆宗周孙士林所编）。清儒耿文光所构之万卷精华楼曾入藏清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所刊行之《刘子全书遗编》，其在《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著录为二十四卷，并附简略评语于书后，可作参详备考[196]。甘云鹏《崇雅堂书录》著录为二十四卷，道光庚戌杜春生、沈复粲刻本。《遗编》所编集之内容虽稍嫌芜杂，然亦广为流传。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旧藏清光绪三十年庚戌（1850）重修二十四卷本，标题“刘子全书遗编”；今台湾大学文学院联合图书馆藏清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重修二十四卷本，标题“刘子全书遗编”；香港中央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重刊二十四卷本首一卷五册，标题“刘子全书遗编”；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重刊二十四卷本（案：据道光本重刊），五册，标题“刘蕺山先生遗编，沈复粲辑”；香港新亚研究所清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重修二十四卷本，标题“刘子全书遗编”；日本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井上文库藏清道光三十年庚（1850）重修二十四卷本，十二册标题“刘子全书遗编”；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重刊二十四卷本。
（七）刘氏订《刘子遗书》四十卷
《刘子遗书》又名《刘子全书》，据董玚《抄述》记载，当《刘子全书》未编定成书之时，部分宗周著述手稿已流传于世，如前述的《刘子节要》即属此类。而此四十卷本的《刘子遗书》即为宗周子汋（1613－1664）所编订之原录单行本，今已佚。此书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四五《经籍》著录为四卷，标题“刘子遗书”；清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卷下著录，未著卷数，标题“刘宗周著，子汋辑”。
（八）姜刻《子刘子遗书》七卷
《子刘子遗书》又名《子刘子遗书三种》，为宗周门人姜希辙（1621－1698）于清康熙年间所刻，为雨水亭刻本，合共七卷，内容分为三部分，其中包括《子刘子学言》《圣学宗要》《周易古文钞》，已佚。学者衷尔巨教授谓此书现存两部[197]，惜未见。
（九）《刘子遗书》四卷
《刘子遗书》不知何人所编，清张廷玉《明史·艺文志》卷九十八《艺文三》、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子部》及黄汝稷《千顷堂书目·集部》均著录为四卷，今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清刻本，他处未见，疑为孤本。
（十）《刘子粹言》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清儒张履祥（1611－1674）往山阴受业于宗周门下，归里后“以刘先生《人谱》《证人社约》等书示门人，其后，于刘先生遗书中采其纯正者，编为《刘子粹言》”[198]。在学术上，张氏初讲宗周“慎独”之学，信奉陆王，后始归宗程朱，龂龂辨王学之非，洞揭阳儒阴释之隐，以为纲炯戒，其所撰《刘子粹言》一书，以发师门慎独、诚意之旨，厥功不细。《粹言》当时虽以钞本不胫而走，但终未及刊行而佚亡，至为可惜。
（十一）《山阴语抄》
《山阴语抄》亦名《蕺山先生语录》，为宗周高弟陈确（1604－1677）所辑，陈氏《书山阴语抄后》载称：“岁壬辰二月，确与澉湖吴蕃同受先生（宗周）遗集以归……确亦妄欲辑所语之最中我膏肓者，另写一本，奉为私书，而亦逡巡而未敢也……今年正月二十五日，蕃竟以毁死，不遂前志，而确复何忍独辑先生之语录矣乎！无已，则且收理前昔之所谓书而废，废而复书而未成者，而姑留之以俟异日。”[199]由上述可知《语抄》之手稿仅存于笥中，尚未梓行，清刻本《海昌备志》著录，未著卷数，至今未见传本。
（十二）《师说》一卷
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宗周在朝因直谏获罪，时祝渊（1611－1645）以举人会试在京，伏阙抗疏论救，“时未识刘公也，及公罢归，始著录称弟子”[200]。祝氏于师学最为着力，一生以阐扬师说为己任，对宗周一言一行皆有著录，尝编《师说》一卷，今收入《祝月隐先生遗集》卷四内。
（十二）《蕺山学案》附《师说》一卷
《蕺山学案》附《师说》成书于清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为宗周高弟黄宗羲所辑，收入《明儒学案》卷六十二及卷首[201]，内容大致分为：前言、忠端刘念台先生宗周小传、语录一百二十五则、会语五十则、易篑语三则、来学问答三十九则、三原三则、证学杂解十四则、诸说十四则、读易图说五则、圣学吃紧三关五则、大学杂辨十一则、论语学案四十一则，末附跋语[202]。
论学脉，黄氏师事宗周，其学术渊源虽为王学[203]，然尊王而不贬朱，以发其心之所欲言，绝不矜情作意，可说是谨守姚江矩矱。《明儒学案》首列“师说”，一以示师承，二则揭示编纂宗旨。其对王学的评价及对宗周学术地位之衡定，虽或多或少有偏袒回护之处，然于大纲节目则一以贯之，体现师门宗旨及和会朱、王学说之苦心所在。
（十三）《孟子师说》七卷
黄宗羲有鉴于业师刘宗周尝释《大学》《中庸》《论语》，惟独《孟子》并未有做出专论，引以为憾，由是乃叙述平日师说，补所未备，仿赵汸述黄泽《春秋之学》题名“春秋师说”之例而定名为《孟子师说》，合共七卷，其在《题辞》中已有清楚之交待谓：“先师子刘子于《大学》有所统义，于《中庸》有慎独义，于《论语》有《学案》，皆其微言所寄，独《孟子》无成书。羲读《刘子遗书》，潜心有年，粗识先生宗旨所在，窃取其意，因成《孟子师说》七卷，以补所未备。”[204]黄氏从学于宗周达四十年之久，自思对师学了解未深，至证人书院复兴后，担负起学术传承任务，以阐扬师说为职志，此书虽命名为《孟子师说》，书中除对宗周思想多所辨析阐发外，更处处表现出对程朱学理的苛评及对王学的回护。从绍承师学至捍王学，乃至狠批朱学，这无疑是黄氏学问进路转变的一种轨迹显现，同时亦可说是《孟子师说》表彰师学，谨守刘门家法的具体落实与说明。
从诸家著录情况得知，《孟子师说》流传颇广，亦有单行本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书类存目二》著录为二卷；邵懿辰《增订四库简目标注·经部八》著录为二卷；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二著录为七卷，载称“此本照《孟子》分七卷”。丁丙《八千卷楼书目·经部》著录为七卷；钱林《文献征存录》著录为二卷；沈初《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著录为一册，载称：“（黄宗羲）以其师刘氏宗周于《学》《庸》《论语》皆有成书，独阙《孟子》，因取平昔所闻于师者述成此编。”[205]宋慈抱《两浙著述考·四书类》上册著录为二卷，载称：“此书《四库》著录，有宗羲自序，《经义考》作一卷。”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经部二》著录为七卷，旧写本，略称：“《四库》本作二卷，江阴缪氏遗书，壬戌沪市见。”[206]赵尔巽《清史稿·艺文志·经部四书类》著录为二卷，冯贞群《南雷遗书目录》、谢国桢《黄梨洲学谱三·著述考》、洪焕椿《浙江文献丛考·黄宗羲著述目》均著录为七卷。此外，传记文献如邵廷寀《思复堂文集》卷二《黄文孝先生传》、姚永朴《群儒考略》外篇《黄宗羲》、钱仪吉《碑传集》卷一三一《黄宗羲》均著录为二卷，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黄嗣艾《南雷学案》、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均著录为四卷，黄百家《梨州府君行略》则著录为一卷。今辽宁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分别藏有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慈溪醉经阁冯氏刻本，大连图书馆藏《黄梨洲遗著汇刊》本，吉林省社科院藏民国五年（1916）乌程张氏重刊《适园丛书》本，辽宁省图书馆藏清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王槐生刻本，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旧写本，马来亚大学图书馆旧藏《适园丛书》本，天一阁博物馆分别藏有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保滋楼刻本二卷二册（朱酇卿别宥斋旧藏），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王槐生刻本（朱酇卿别宥斋旧藏）二册及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慈溪醉经阁冯氏刻七卷本（饶国庆伏跗室旧藏），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姚江王槐生刻本七卷二册，书内有王槐生校刊跋、光绪八年壬午（1882）冯全琮题识及集玉斋、帝室图书之章。有关《孟子师说》的版本情况，可归纳为下列几种：1.清康熙年间山阳戴氏初刻本；2.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保滋楼刻二卷本；3.清乾隆年间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07]；4.《四库全书》珍本二卷本；5.文澜阁《四库全书》丁氏补抄二卷本；6.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姚江王槐生刻七卷本；7.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慈溪醉经阁冯氏刻七卷本；8.民国三年甲寅（1914）吴兴张氏刊刻《适园丛书》七卷本；9.民国四年乙卯（1915）上海扫叶山房《梨洲遗著汇刊》重印王氏七卷本；10.民国四年乙卯（1915）时中书局排印《梨洲遗著汇刊》本；11.民国五年丙辰（1916）吴兴张氏重刊《适园丛书》七卷本；12.旧写本；13.《黄宗羲全集》本（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十四）《釆蕺斋残稿》
釆蕺斋原为宗周之书斋名。而《釆蕺斋残稿》则为宗周之未定稿，由沈复粲抄存，今藏于天津图书馆[208]。友人刘尚恒先生据《残稿》之特征、宗周著作稿及流传情况进行考订，断定为清道光年间所刊刻的董氏所编《刘子全书》底本，内容包括《文编》四十五篇、即奏疏四、揭八、议二、序八、记四、书十四、问答一、启四；《诗编》五十二题，六十七首，为《刘子全书》和《刘蕺山文集》所缺收[209]。
（十五）《刘蕺山文抄》二卷（四十四篇）
《刘蕺山文抄》乃日本学者桑原忱（鹫峰）节录《刘子全书》而成篇者，刊刻年份为日本文久二年（1862）。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奏疏，下卷为檄、序、书、记、传、论、祭文等。此书在东瀛流传极广，可知日本学界对刘宗周思想之重视。《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著录为二卷，江户本。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清抄本，标题“刘蕺山文钞”附《语录》一卷；辽宁省图书馆藏日本文久四年（1864）良华书林冈田群玉堂刻二卷本；标题“刘蕺山文钞”；大连市图书馆藏日本文久四年（1864）良华书林冈田群玉堂刻二卷本；标题“刘蕺山文钞”二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日本文久三年（1868）大阪青木嵩山堂刻二卷本；标题“刘蕺山文钞”；湖南省图书馆藏日本文久三年（1868）大阪青木嵩山堂刻二卷本；标题“刘蕺山文钞”；日本内阁文库藏和刻二卷本，标题“刘蕺山文钞”；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分馆藏日本明治二十五年（1892）重刻本；韩国延世大学校中央图书馆藏木板二卷本，二册；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文久四年（1864）重刊二卷本。今日本中文出版社及台北广文书局据文久二年（1862）桑原氏刻本影印出版，而日本文久二年（1862）刊本收入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编的《和刻本汉籍文集》第十五辑内。
（十六）《刘蕺山文粹》二卷
《刘蕺山文粹》亦为桑原忱所辑，刊刻时间较《文抄》为晚，即文久三年（1863），为浪华书林嵩山堂刻二卷本，由大阪市东区博劳町以汉文字印刷发行。内容分乾、坤二册，乾册卷首有《忠端刘念台先生小传》及《奏疏》十三篇；坤册收录书札十三封，檄文一、序七、书后一、记二、传二、论一、祭文三、题解二等。
《文粹》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由宗周裔孙刘耀麟海天旭日研斋重刻。据《刘子文粹识语》中称：“全书刻竣，版入禁书局有分别存芟之令。版既出，从得归，原书亦少存本。”由此可知，现存的刘集并非完璧，刘氏遗稿或因寄友人不归，或因遭清廷禁毁，故今之刘集徒具《全书》之名，而无《全书》之实。桑原忱氏摘录《刘子全书》而成帙的《文抄》《文粹》，仅保存了《全书》内容的一鳞半爪，若从学术文化交流角度作一审视，可知刘氏著作早在距今一百多年前已在东瀛流传，我国儒学对彼邦学术文化影响的深远程度，不言而喻。
（十七）《刘宗周全集》（六册）
《刘宗周全集》是由台湾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与大陆学者合作整理古籍的成果，称为“刘蕺山学术思想研究计划”。《全集》以吴杰重刻《刘子全书》本、清光绪补刻《刘子全书遗编》为底本，重新整理点校而成。内容依刘宗周著作及相关的文献资料编订为经术、语类、文编、裒纂、附录，合共五册，是现今最完备的刘氏文集的点校本，1997年由台湾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出版发行，兹列简表于后以备参考：
《全集》于2007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竖排繁体字再版，吴光主编。
关于刘氏文集除前述诸本外，尚有1.清儒范鄗鼎所编校的《刘念台集》不分卷，收录于《广理学备考》第五函，《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今存；2.《刘宗周集》一卷，《中国历代诗文别集联合书目》著录，收入《明诗综》卷七十三；3.《刘宗周删定》一本，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子部》著录，存佚情况不明；4.《蕺山遗牍》不分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志学斋钞本；5.《刘蕺山文》二十卷，为《刘蕺山先生集本》，《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刘念台先生钞稿》一卷，一册，清钞本，书内无大题及题名，卷末有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黄岩王棻所撰跋称：“右刘念台先生钞稿一册，凡尺牍四十八首，诗五首，语录四则。”[210]今国家图书馆入藏。另上海图书馆亦藏有清儒沈复粲家藏手钞本，不分卷，标题“刘蕺山文钞”。6.《蕺山刘子诗集》不分卷，清抄本，浙江图书馆入藏。另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五一《经籍》亦著录有《蕺山诗集》一书，由此可知宗周著述除《文集》《遗编》外，尚有《诗集》的单独印行与流布。上述所论乃刘氏文集的编纂缘起及刊行概况，足见宗周著述之宏富及其在明清儒学界的显赫地位与影响。
（作者单位：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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