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人脱帽

第四组

22　小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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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以第一人称的写法，描写了“我”（老黄）眼里看到的樟伢子在敌人面前的一举一动，表现了他坚强机灵的性格。阅读本文，想想作者讲了樟伢子的几件事，最使你感动的是哪一件。

当我被一桶冷水泼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两臂被紧紧地捆着，躺在监狱里。

在这个黑暗的土楼里，我整整被关了3天。这3天里我受到了一个革命战士落到敌人手里以后可能受到的一切折磨。我身上已经被打得没一块好地方了，到处青一块紫一块，血块把衣服都粘住了，肋骨被打断了一根；原来胳膊上的伤口也发炎化脓了。在这里，我所做的只是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勉强爬起来，倚在唯一的小窗口上，望望远处的山峰，吸几口新鲜空气。现在痛苦、死亡已经不算什么了，我只是担心一件事：樟伢子是不是找到游击队？情报是不是送到了？另外我又想起，前天他们提我去审讯的时候，我发现孙逊轩家大门前突出的这个角楼，上面还有一挺花机关，这是我的地图上没有的；同志们在攻击孙家院子的时候，说不定要吃它的亏。要是因为我侦察得不仔细而使同志们受伤亡，我心里怎么得安？

第四天的上午，我照例又倚在窗子上了。突然，我吃了一惊：窗对面一家房檐趴着一个孩子，正俯着身在掏家雀子，还不时地抬起头往这边张望；他抬起头时，我发现不是别人，正是樟伢子。我俩只隔一条胡同，几乎伸手就够得着。我看他神情很疲惫，眼皮浮肿着。当我俩目光相遇的时候，他高兴得张了张嘴，差点喊出声，脚底一蹭，人也差点从屋顶上掉下来。他脸冲着我，把手向东一指，两手朝我比量了个方块儿，点了点头。

我正要做点表示，哨兵的脚步声重重地游动过来。我向他使了个眼色要他躲开，他却没有动，又弯腰把手插进墙洞里掏雀子。一面掏着一面尖着嗓子唱起儿歌来：

日头落山莫心慌，

夜里没日有月光，

月亮没哩有星子，

星子落哩大天亮。

他一连唱了两遍，唱着，还不住地拿眼角瞟我。其实他的意思我早明白了：情报送到了，战斗大概在明天拂晓时进行。我的心事放下了一半，但还有孙家院子的情况呢，我用手向孙家院子指指，指指哨兵。他惶惑地望着我，我也很苦恼：怎么告诉他呢？我望望被手铐铐住的手腕，想找块破瓦片画给他看。可是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再抬头时，他却不见了。

不一会儿，我又听见他的声音了，原来他已经下到我这牢房门前，在逗弄看守我的那个哨兵。只听他尖着嗓子，对那个哨兵说：“你这么一大把钱，都是抢的吧？分给穷人点行不行？”大概那个哨兵正在数钱。我想，这个孩子一定要吃苦头了。果然，就听得“啪”的一响，樟伢子挨了一个耳光，紧跟着就听见他骂着：“你这个狗东西，还敢打人……”随着喊声，我又听见一阵跑步的声音，哨兵一边追赶，一边扯着喉咙骂：“揍死你这个小崽子，把钱给我……”

我心里又是急又是生气，不知道樟伢子为什么要惹这一场是非，万一叫人抓住，可不坏了大事？我踮起脚尖向窗外望去，只见樟伢子像只小兔子似的飞快地跑着，随手把钱零零碎碎地扔在后面。那哨兵又想抓孩子，又舍不得丢了钱；他又得捡地上滚着跳着的铜元，又得抓空中飞舞着的票子。转眼间樟伢子跑出了好长一截路。等哨兵从忙乱中醒过来，举枪瞄准的时候，孩子早拐进一条小巷不见了。

我正看着那哨兵手忙脚乱地捡钱呢，猛听见一声低微而又急促的声音：“叔叔，有，有什么事，快，快，快告诉我！”

我一扭头，是樟伢子，他刚刚爬上对面的屋。累得气还没喘过来呢。我顾不得夸奖他，一口气把情况说了说。他压了压气：“队伍已经到了扇子山了，今晚就有人混进来，明天一早干！”

我点点头，又不放心地望望那哨兵，那家伙还在上上下下地忙着捡钱呢。我催促他：“这里太危险，你快报告去吧！”

他没理我，又问：“叔叔，他们打你打得厉害吗？”

“不要紧。”我摇摇头。

“你又哄我了！他们一定打你，一定……”刚才他被哨兵打得那个样子，一滴泪也没有，现在眼泪却顺着那个小翘鼻子哗哗地流下来。我心情很激动。说真的我也想和这个可爱的孩子多呆一会儿，可是那哨兵已经往这边来了。我只好说：“快去！那家伙来了。”

“好！明天早晨我来接你！”他随手摸出两块东西朝我这边窗洞里一扔，又向我留恋地望了一眼，就爬到屋脊背后去了。我低头一看，扔过来的是两个烧红薯。

从白天到天黑，从天黑到半夜，一天过去了。好难熬的一天啊！我简直说不出这一天里想了些什么，一会儿计算着几个钟头以后部队就要打进来，一会儿又怕部队在突破围墙或者攻击孙家大院时吃亏，一会儿又想到坚强、机灵、救过我的性命的樟伢子……鸡叫的时候，我的伤口又发作了，头晕眼黑，我不得不躺下来。刚躺好，“轰！轰！轰！”几颗手榴弹在南面爆炸了，接着枪声就在村子里响起来，没问题，部队顺利地突破围墙了。我挣扎着爬近窗子，向外瞭望。正南方的围墙上，闪着手榴弹炸起的火光。窗前，白匪兵、保安团，杂乱的人群，提着枪，有的连衣服也没穿好，像没头苍蝇似的牢房旁边窜来窜去。特别使我惊奇的是，孙家大院里烧起了冲天大火，火苗卷着木棒、碎草，飞扬在天空，白匪这个核心据点是失效了。我断定，这准是樟伢子把情况报告给游击队，我们的队伍把它拿下来了！

我正高兴呢，忽然铁门咣啷一打开了，我们二分队长一步跨过来。走在后面的樟伢子一蹦扑到我身上：“叔叔，你活着！”

“活着哪！看不到革命胜利我能死？”我也高兴起来。

二分队长也跑过来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嘴里不停地喊着：“老黄呀，老黄，你可受苦了！”随后他弯下身来，给我打开脚镣、手铐。他俩一前一后搀扶着我，走出了监牢。

突袭的战斗是不能久停的，我们很快撤出了战斗。我被放到一副竹门搭成的担架上，樟伢子紧跟在我的身旁。我问二分队长：“孙家院子守卫那么坚固，你们怎么就把它烧了？”二分长看看樟伢子笑着：“这是樟伢子的功劳！我们找到村里一个可靠的群众，就说是给孙家送稻草，把樟伢子捆进草团里，还带了两瓶煤油。……”

樟伢子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叔叔，你看我现在能做个游击队员了吧？”

我还能回答他什么呢！这几天的情况，证明他不愧是个老根据地生长起来的孩子，是个童子团的好团员，他会在革命摇篮里迅速成长，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应该说，你已经是个游击队员了！”

真的，支队长批准了他的请求，从此，我们游击队里又多了一个年少的但能干的游击队员，不，应该说是多了两个，因为我这条命也是他救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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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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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雨果的小说《法兰西小英雄》。雨果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在这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小英雄形象。这个小英雄是谁呢？为什么称他为小英雄？读一读，从文章里找出答案。

穷孩子高乐士从街垒跑到弹雨纷飞的大街上去。

高乐士手里拿着一个小酒店装瓶子用的筐子，镇静地摘下死人身上的子弹带，装进筐子里去。

“你干什么呀！”街垒里有人叫他。

高乐士抬起头来：“公民，我要把筐子装满。”

“你没看见子弹像下雨似的？”

高乐士回答说：“下雨有什么大不了的！”

指挥员喊道：“回来！”

“就回来！”高乐士说着，一面很快地跑走了。

大约有二十几个战死的人，沿着大街躺着。这就是说有二十几根子弹带。为了防卫街垒，高乐士要把这些搜集起来。

雾一样迷蒙着的街道的烟气，慢慢地升起来又蔓延开，弄得白天也有些昏暗，使得交战的双方，在这个很短的街道上，彼此也看不见。

这种阴暗对于高乐士来说，是有用处的。

烟雾掩护着他。他的身材很矮，他可以走得很远，敌人也不易发现他。第一次搜集了六七个子弹带，没有遇到多大危险。他用嘴咬着筐子，四肢匍匐前进。从这一个死人爬到另一个死人身上，摘下他们的子弹带。

现在离街垒还不太远。街垒里的同志们没有想招呼他，怕惹起敌人对他的注意。他愈（yù）爬愈远，到达了射击的烟雾并不太浓的地方。

沿着石墙伏着的敌人们和聚集在街角的敌人们，彼此指点着：有东西在烟雾里蠕（rú）动着。正当高乐士从一个战死的敌人身上摘下子弹带的时候，一颗子弹打在这个死兵的身上。

“见鬼！”高乐士嚷着，“他们把我的死人枪毙（bì）了。”

第二颗子弹落在离他不远的石板道上；第二颗子弹打翻了他的筐子。

高乐士回过来头，看见子弹是从街角射来的。他就站起来挺立着。见又吹散了他的头发，他看着那个向他瞄准的敌人高兴地大声唱着歌。不一会儿，他拿起筐子，把倒翻了的子弹带又装进去。他向射击的地方走去，注意收集另外的子弹带。

第四颗子弹从身边呼地飞过去，高乐士仍旧唱着歌。

第五颗子弹，他用唱歌来回答。

这是令人惊骇（hài）的场面：敌人朝着孩子射击，孩子却毫不畏惧，好像他在快乐地游戏一样。对每一次射击，他都回答一段歌曲。敌人不断向他射击，但总不能打中他。射击的敌人也不禁笑了。他卧倒又迅速地跳起来。一会儿又隐没在门底下，不见了。一会儿又重新出现，迅速地跳着。一会儿又跳回来，举着拳头向敌人威吓。他又开始收集子弹带，把它们装进筐子里。同志们从街垒里惊骇地看着他。子弹追着他，但他好像比子弹跑得还快。他就好像和死亡做捉迷藏的游戏一样。

最后，狡猾的子弹终于追上了孩子。高乐士摇晃一下就倒下去了。从街垒里发出惊骇的叫喊。高乐士微微抬起头，血流满了他的脸。他伸出了他的手，朝枪弹射来的那面，重新唱起歌来。但是没有唱完他的歌，第二颗子弹使他停止了歌唱。

这一次，他栽倒了。脸俯在街上，再也不动了。

小英雄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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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孩子与老人

［斯洛文尼亚］参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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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开头几段用十分形象的语言描述了战争这个可怕的“幽灵”，请找出来读一读。你从这些语言中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恐惧、毁灭和死亡的气息了吗？读一读小说末尾的两个小节。作家在这里并不直接描写家人悲哀的心情，而是通过对话、动作、场景等来表现父亲战死的消息带给全家的悲伤。小说还特别对黄昏时分的景色作了描写，把它找出来，说一说这样的描写对于烘托和渲染整篇小说的气氛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孩子们有个习惯，喜欢在睡觉前聊一会儿天。他们坐在宽阔的炉顶上，彼此谈着心里想到的一切。暮色从污黑的窗口往里窥视，眼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梦；沉默的暗影从各个角落里袅袅上升，随身带着奇怪的童话。

孩子们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可是他们所想到的，都是些美丽的故事，故事里不是谈太阳和它的温暖，就是讲爱情和梦想交织成的希望。他们的将来仅仅是个又长又愉快的假日，在他们的圣诞节和复活节之间，是没有灰的星期三的。在华丽的幕帘后面的某个地方，生命正在泛滥奔放，默默地闪烁着，在一簇簇光华之间闪来闪去。他们说的话，是似懂非懂的悄言低语；他们的故事既没有开头，也没有鲜明的形象；他们的童话从来没有结尾。有时候四个孩子同时说话，可是谁也不会打扰谁，他们全都神魂颠倒地凝视着天上那簇神异的、可爱的光华。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句话就是音乐，每一个故事自有美丽的结局。

孩子们长得那么相像，在朦胧的暮色中，谁也分辨不出哪个是汤塞克——四个里面最小的一个，或者哪个是他们最大的姐姐——十岁的路兹卡。他们都有同样纤小的脸庞，有同样睁得大大的、富于幻想的大眼睛。

可是那一天晚上，忽然从国外飞来了某种神秘的东西，它举起粗暴的手，伸到天上的光华之中，又无情地击下来，在假日、故事和童话中间一阵乱打：绿衣人带来了信息，说爸爸已经在意大利“倒下了”。是的，爸爸已经战死了，一种新的、奇怪的、毫无办法控制的神秘东西已经踏入了他们的道路：它耸立在那里，又高又大，可是却没有脸，没有眼睛，没有嘴唇。它在什么地方都不合适，不管在教堂门口或者街上的热闹生活中也好，在炉子上朦胧的暮色中也好，或者甚至在他们的童话中也好。它既不显得有丝毫快乐，却也不显得有什么悲哀，因为它是死的；它既没有眼睛可以显露表情，也没有嘴可以用言语说出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来。在这个巨大的幻象前面，思想也怯生生地停住了脚步，没有一点办法，就好像前面拦着一堵黑色的高墙，不能前进一步。那幽灵走近了墙，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瞪眼看着它。

“呃，那么现在他到底几时回来呢？”汤塞克迷迷糊糊地问。

路兹卡生气地看了他一眼。

“爸爸已经倒下了，怎么还能回来？”

大家都不做声。四个都在黑色的高墙前站着，没法越过它看到前面。

“我也要去打仗！”七岁大的马佳突然嚷了起来。他好像灵机一动，已经抓住了正确的想法，知道应该说什么话。

“你还太小。”四岁大的汤塞克用他那种特有的响亮嗓门劝告说。

维尔卡是他们中间个子最小，身体最弱的一个，身上裹着一条她母亲的大肩巾，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旅客的行李似的。这时她用一种平静柔和的声音提出一个请求，她的声音就好像从暗影底下冒出来似的：

“马佳，告诉我们战争是什么样子的……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听！”

于是马佳解释说：“咳，战争就是人们互相残杀，用刀斩，用剑砍，用枪打。你杀死的人越多越好，谁也不会责怪你，因为这是应该如此的。这就是战争。”

“可是他们为了什么要拼命杀人呢？”纤弱的小维尔卡问。

“为了皇帝！”马佳嚷道，接着四个孩子全都默不作声了。远处，出现了一样令人害怕的东西，是耀眼的光圈下一道光芒四射的毫光。他们睁着迷糊的眼睛看着。他们一动也不动，几乎连气也不敢喘，他们好像在教堂里望弥撒。

马佳举起一只颤巍巍的手，又指手画脚地说起话来，再一次表示他自己的想法。他所以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要赶走那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抑郁的沉静。

“我也要去打仗。”他嚷道，“打倒敌人！”

“敌人是什么样儿的？……他头上长角不？”维尔卡出人意料地问，声音很低弱。

“他头上当然长角……要是头上不长角，怎么会是敌人呢？”汤塞克严肃地、几乎是生气地肯定说。连马佳听了他的话也不知道怎样说才好。

“我不相信他头上长角。”最后他慢吞吞地说，接着又顿了一顿，不知该怎么说。“他怎么能长角呢？”他说，“他也是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啊！”

路兹卡大声嚷了一下，提出愤怒的抗议，随即沉吟不语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又加了一句：“只是他没有灵魂！”

汤塞克想了很久，又说：

“一个人在战争里倒下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不是往后倒？”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伤害了他……把他杀死了。”马佳镇静地解释说。

“爸爸答应我回来的时候要把枪带来！”

“他要是倒下了，怎么还能带枪回来呢？”路兹卡愤愤地反驳说。

“那么他们已经把爸爸杀死了？”

“是的，杀死了！”

八只年轻的、睁得大大的眼睛含着满眶热泪，恐怖地往黑暗里瞪着——瞪着某个神秘的东西，这东西不管是心也好，脑也好，都是没法理解的。

同一个时候，他们的祖父和祖母都在屋前的长凳上坐着。夕阳发出最后的茶色的光芒，穿过暗黑的叶丛，照射到花园里。黄昏很静。只有他们年轻的母亲在照料牛羊，从牲畜棚里传来一阵阵伤心的、哽咽的、断断续续的饮泣声。

两个老人紧挨着坐在一起，伛偻（yǔ lǚ）着身子，彼此握着手，就像好多年前的那样。他们瞪着无泪的眼睛，默默无言地凝视着即将消逝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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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遗物

［苏联］尤·雅科甫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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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遗物”呢？对娜斯塔莎大娘来说，丈夫的信是他留给自己的最珍贵的遗物，这封信也是属于全村妇女的，是她们的精神支柱；对于孩子们来说，信不仅不能与刺刀，或者敌人的钢盔之类的东西相比，就是信的话，里面也应该写上誓言。所以第一次面对娜斯塔莎大娘的信，他们失望地走了。可是最后这三个孩子回来了，他们理解这份遗物了吗？你呢？

那是个明媚的四月天，临近傍晚时分，娜斯塔莎大娘家忽然来了三个孩子。他们都不愿自己先进门，不愿自己第一个跨过大娘家高高的门槛。他们相互推搡（sǎnɡ）一阵之后，呼隆一下都进了大娘家里。

“您好！”

客人们瞅着大娘，而大娘则瞅着客人在她木地板上踩出的一串鞋印。大娘顿觉心中不快。她想，这帮孩子走后，她还得把地板大拖特拖。娜斯塔莎从闭着的嘴唇间挤出声音问道：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站在最前头的，是一个颧（quán）骨高耸的男孩，蹬一双高筒靴，看上去，有点不顺眼，开口问道：

“有遗物吗？”

娜斯塔莎大娘一下没听明白问什么，就看着男孩问：

“要旧报纸，是吗？”

“旧报是废纸，”站在他旁边一个叫列尼亚的男孩解释说，“我们要的是卫国战争那时候的遗物。”

“您准会有刺刀，或德国人的钢盔吧？”站在门口的一个小姑娘问，她一脸雀斑，穿着连衣裙，双肩塌向两边。

“我没有德国人的钢盔，刺刀也没有。”娜斯塔莎大娘说。

“她没去打仗。”站在中间的列尼亚说明道。他是大娘的邻居。“她的丈夫到前线去了。”

“或许，您有被子弹打穿的红军手册收藏着吧？”颧骨凸起的男孩问。看得出，这是三人中的头目了。

“或是，有一顶镶着红星的船形帽？”雀斑小姑娘问。

娜斯塔莎大娘直摇头。

“糟了。”小头目说。

“糟了。”站在一旁的列尼亚说。

三个孩子面面相觑（qù），连急促的呼吸声都能听见。他们不知道是这样走好，还是该再问问别的。他们不知所措地倒着脚。这时，小姑娘问道：

“照片也行。”

“是，照片也行！”列尼亚接着说，他一下来了兴致。他很希望他的女邻居娜斯塔莎大娘不会让大家空手而返，多少能找到点什么遗物，就是有张照片也行。他等着大娘回答时，劝导说：“娜斯塔莎大娘，您找找相片吧。”

“我没有相片。”

这个让人丧气的大娘呀！连张照片也没有。

“那会儿，相片往往是藏在镜子后面的！”列尼亚不气馁地说，“你有镜子吗？”

“镜子有。”娜斯塔莎目光向上睨（nì）了孩子们一眼，“没事你们可以走了，我的地板让你们踩脏了！……”

“我们不是没事。”小头目歪斜着高筒靴，委屈地说，“我们准备在学校里建一个战争纪念馆……”

“卫国战争纪念馆。”列尼亚把纪念馆的名称说得更确切。

提起卫国战争，一下勾起了娜斯塔莎大娘的伤心事。她从椅子上站起来，于是孩子们看到她的膝盖又大又宽，就是背驼了，像总在向人鞠躬致敬似的。

“我倒是有一封从前线寄来的信，是我丈夫彼得·华西里耶维寄给我的。”她没把握地试探着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你们要吗？”

“他咋没给您邮张照片呢？”雀斑小姑娘不无责备地小声问。

娜斯塔莎大娘没听清小姑娘的话。她拖着步子，走到五斗橱跟前，在一面镜子后头找信。不一会儿，孩子们从她手里接过一张折叠成三角形的纸。小头目伸手去接，可娜斯塔莎大娘从下往上向他投去目光，很不情愿地把信递给了他。

他拿着信，翻过来覆过去，看了一阵，问：

“装这信的信封呢？贴着的邮票呢？丢掉啦？”

“我什么也没丢掉！那会儿有信封有邮票吗？战地信件，就这三角包，盖个军邮戳（chuō）子，就寄了。”

“那时候是没信封没邮票。”列尼亚替自己的女邻居解释说。

可列尼亚的两个同学不信老太婆的话。自己弄丢了，才编出这个说法来。他们深信既然是信，就肯定有信封和邮票。又一阵沉默。

又是雀斑小姑娘问：

“丈夫是战斗英雄吗？”

娜斯塔莎大娘对客人的提问打心底感到厌恶。她怒气上冲，忍不住要发作了，生气的话像机枪子弹似的喷出来：

“他什么英雄也不是，把信还我！”

“请稍等，娜斯塔莎大娘！”列尼亚解释说，“我们这就看看信！”

“看看信都写些什么。”另外两个学生说。

于是三人一齐走近窗口，那里要亮些。信很短也很简单。娜斯塔莎的丈夫从前线写来的信这样说：

你好，我的妻娜斯塔莎！你的丈夫彼得问候你。我活得好好的，身体也像你所希望的那样棒。我过得不错。烟按战时规定供应。不过马哈烟早已抽不上了，烟叶蹩（bié）脚透了，一点没劲。抽啊抽啊就总也抽不过瘾，能冒冒烟就不错了。我慌里慌张地把那双备用包脚布给弄丢了。我晾干后，慌急慌忙，收下来时却忘了塞进背囊里。现在我只好天天洗了。晚上把仅有的一双包脚布摊着晾，到第二天早上干不了，只得就潮兮兮裹上脚。双脚都沤（òu）霉了。

现在我不大打仗，主要是挖战壕。我们在挖出的新壕沟里闻到一股家乡的泥土气息。这亲切的泥土气息让我心阵阵发疼。我不知道我们还得打多少仗。

向伊凡大爷致敬，向亲人们向邻里们致敬。

致

前线敬礼！

你的丈夫　彼得

读过信，雀斑小姑娘频频摇脑袋。

“不，这不是遗物。”

“娜斯塔莎大娘，明白吗，这不是遗物。”小头目说，“尽讲些什么烟叶呀，包脚布呀。可誓言却没有写。”

“什么誓言？”娜斯塔莎大惑不解地问。

“我们死也不后退一步！”小头目照书上写的说。

娜斯塔莎大娘瞅了孩子们一眼。

“他不想死哩。”她说。

“所以它不是遗物。”雀斑小姑娘小声儿说。

“很可能它是遗物。”大娘的邻居列尼亚努力稳住同学们，可另外两个同学已向门口走去了。

小头目想把信叠回原来的三角形，可他不会，就这样展开着递还给了大娘。

孩子们走了，屋里格外的静。娜斯塔莎大娘手里拿着信，站在洞开的门口，像是邮递员刚把信送到她手中。然后她走到桌子边，突然，她感到隐隐沉沉的累——一种很难消除的累。她沉重地在椅子上坐下，合上了双眼。很可能她是要打瞌睡了。很可能。时间被沉入了忘川。但当她睁眼往门外张望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娜斯塔莎浑身一抖颤，站了起来，开亮了灯。她回到桌边，坐在凳子上。她的眼前放着一封信。她长久地看着这张信纸，因为她忘了信怎么叠才能叠成原来的三角形。

信从前线寄到她手中那阵，全村农妇没一个不羡慕她的。因为那段时间就她一人收到一封从前线寄回的信。农妇们等倦了，等疯了。有一天，她们把瘸腿邮递员给揍了个七死八活。“你这瘸鬼，不给我们送信来！”很长一个时期，全村就只有一封从前线寄来的信——娜斯塔莎的信。

前方有前方的战事，村里有村里的农事。她们代替马匹拼上命拉犁。她们擦干了肩上的血迹，勒紧腰带，累断了双腿。当黑土终于一片一片翻了过来，沉重的汗滴也挂在耳朵上。像战士们的血滴在战火，农妇们的血滴进了黑土。她们什么时候想起来，就到娜斯塔莎这里来，求她：

“你给咱们念信！”

娜斯塔莎高高捧起信，大声有力地用嘶哑的喉咙（她不知是第几次给大家读信了）开始读信：

“你好，我妻娜斯塔莎！……”

在农妇们听来，这信仿佛写的是：“你好，我妻妞莎！”或是：“你好，我妻奥丽佳！”她们的丈夫就是这样问候他们的。一听这信，就是说男人们都还活着，还健在。不喜欢抽那蹩脚透顶的烟叶，“抽啊抽啊总抽不过瘾！”这包脚布慌急慌忙没装进背囊里，真是，多让她们焦心呀。娜斯塔莎的信燃起大伙的心，给女伴们补充了力量，鼓足了劲头。于是她们又拉起了犁。她们说：

“他们在壕沟能闻到家乡泥土的气息，我们在垄畦（qí）里能闻到壕沟的气息！”

那时，天黑过一阵，便总有人来叩娜斯塔莎的窗户：

“开开门哟！”

“有什么事吗，邻居？”

“给念念你那信。”

这封信就像是写给大家的，是属于整个村子的。

她们坐在煤油灯下，女邻居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安慰女主人。

“你别为那副包脚布难过。冬天一到，就准发新的。我知道……”

这样的念呀念呀念了很久很久，连别个村庄的农妇们也来听娜斯塔莎读信。其实，这时她的丈夫彼得·华西里耶维奇已不在人世……

现在这信在娜斯塔莎大娘面前，就像是刚刚由丈夫邮来似的。他既然给她来信，人便总还活着，只不过人在离她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了。他写的信，活生生的，说些平常事：糟得不能再糟的烟叶，忘了收进背囊的包脚布……但后来，娜斯塔莎大娘又觉着她手里拿着的不是她自己的信，而是别人的，是邻居女主人的丈夫写来的，是为了安慰她而写的……

大娘的目光从信上移开，看到了一串串孩子们留在她木地板上的鞋印。不过她不生气。这些娃娃，没完没了地搜集，一会儿搜集药用草，一会儿搜集穗子，如今又寻找遗物。可这信不合他们标准，因为他们，这些孩子们，不曾想到坚守阵地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正是这些在信中不写“我们死也不后退一步”的人们。谢天谢地，他们生活得好好的，他们不需要寻求安慰，他们因而也就不需要这样的信。现在也不会发生殴打邮递员的事了，也不会发生全村就只收到一封信的事了。

娜斯塔莎大娘呼了口冷气，接着仔细把这封从前线寄来的信，按原来的折痕折叠成三角形。

她感到有些气闷，就摇摇晃晃向门口走去，走到台阶上。天已漆黑，灯火从村子各个角落相继亮开。

院门“咿呀”一声响，娜斯塔莎大娘看见三个身影向她走近。这是孩子们转回来取这封战士的信了。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从气息中有一种她很熟悉的味道，无限的亲切。这亲切的气息从她的心胸直弥散到她的全身。她每吸进一口，就觉得轻松几分。这是春天潮润的土地的气息——像新挖的壕沟里所有的那种新翻田垄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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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废墟中哭喊着的“中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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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所有反自然、反人性的行为中，后果最严重的就是战争，战争给无数的家庭带来了苦难，让无数无辜的儿童成为受害者。看到这幅照片，看到那个在战争的废墟哭喊的孩子，我们都会流着泪呼喊：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1937年8月13日，抗日战争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打响之后，大批的难民拖家带口拥向火车站。

8月28日约16时，日本侵略军的3架轰炸机没有攻击中国军队的军火库，却冲着上海南火车站投下了炸弹，以妇女、儿童为多的数以千计的生灵随着骤然生起的黑烟而顿时逝去。

供职于美国赫斯特新闻社的中国记者王小亭，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

“当时的景象触目惊心，还有人在挣扎着站起来，铁轨上、月台上到处躺着炸死炸伤的人，断肢残体处处皆是。只是由于想到了工作，才使我忘了所看到的东西。我停步装上片子，看到脚上的鞋子已满帮是血。

“我穿过铁轨，以燃烧着的天桥作背景拍了好几张全景，这时，看见一个男子从铁轨上抱起一个幼童，把他放在月台上后又回去抱另一个受重伤的孩子，孩子的母亲已死在铁轨上。我在拍摄这幅悲惨的画面时，听到有架飞机又飞回来了。我迅速对着那个孩子拍完了剩下的几英尺胶片，然后向孩子跑去，想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去。轰炸机在上空飞了过去，没有扔炸弹。”

王小亭享有“新闻片专家”的美誉。他拍摄的胶片被美国军舰从上海送往菲律宾的马尼拉，再通过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送抵美国纽约。两周后，美国报阀赫斯特所拥有的报纸和所提供的新闻纪录电影上，在废墟中哭喊着的“中国孩子”与观众见面。他的频频亮相，深深地印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同年10月14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估计，有1．36亿人看到了这张照片。

忽然之间，通过这个哭叫着的苦难孩子的形象，中国与日本侵略军的殊死战斗有了世界意义，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国际爱好和平的正义人士，对日本侵略军残忍地杀戮（lù）毫无防卫能力的中国难民深感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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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和平颂

［意大利］亚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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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也应该是世界应有的状态。和平的使者有哪些使命呢？仔细阅读这首诗，体会“和平使者”的含义，做一个热爱和平、守卫和平的孩子，让和平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

　　　请将我塑造成和平使者，

　　　哪里有伤害，让我传达宽恕；

　　　哪里有仇恨，让我播种爱心；

　　　哪里有疑惑，让我提供希望；

　　　哪里有绝境，让我带去喜乐。

　　　请赏赐我所梦寐（mèi）以求的。

　　　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

　　　不是被安慰，而是去安慰；

　　　不是被爱，而是去爱。

　　　因为，只有给予，我们才会获取；

　　　去原谅，我们才会被宽恕；

　　　死于旧我，才会获得新生。

读书一得

28　向中国人脱帽

钟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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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你一定会很气愤；读完这篇文章，你又会感到一种自豪。究竟是为什么呢？“我”面对“刻薄教授”的“刁难”心情是怎样的呢？作者用他的文笔牵引着我们思考。“我”又是凭借什么赢得了他的尊敬呢？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那么你又会如何回答教授的问题呢？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作‘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吗？”

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验，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了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吗？”

“除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

“政府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

“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

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

“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了开来升起：“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

“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对他说，一字一字地：“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读书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