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的错误及其他

生肖的错误及其他——文章的修改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南方的一家文学期刊上登了一位青年作者的小说，小说的题目是《大山的孕育》。故事情节是这样的：生长在川西平原的青年小伙子隋小仕，因杀了人，潜逃到了川东大巴山的一条深山沟里，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世和误伤人命的不幸遭遇，结果被端庄善良的山里妹子菊和她的父亲收留了下来。在五年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隋小仕和菊产生了深深的爱情，但当菊的父亲向隋小仕提明要让他和菊成亲时，隋小仕犹豫了。隋小仕被菊纯洁的心灵和温柔的深情所感动，他不愿再把自己的过去向善良的菊隐瞒，他告诉了菊，并表示要投案自首。当他离开大山时，菊用枪声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等待。

小说后面配有一篇编辑部的文章，叫《细节和审美效果》，谈对小说中一处细节的修改，这个细节，就是隋小仕杀人潜逃的经过。

编辑所举的原小说中隋小仕杀人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和一位同学一起在川西平原当知青，七七年考大学一同名落孙山。那天晚上，他俩颓唐地喝醉了酒，对方提议进行哭泣比赛，谁知哭着哭着打起了架。那知青一扁担砍来，他红着眼挥着锄头去抵挡，一家伙正中对方的脑顶。‘嚓！’头骨断裂声吓醒了他的酒……”

编辑部把隋小仕杀人潜逃的经过改为这样：“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毒打死了他的父亲，还准备来绑架他。他愤怒地抄起一把锄头，砸死了那个头头，逃进了大山……”

编辑部的修改，把隋小仕杀人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一年。原小说中隋小仕杀人的时间是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们知道，粉碎“四人帮”是1976年10月，十年“文革”结束，“造反派”头头毒打死人并绑架人的事，不可能发生在此后。也就是说，修改了杀人的细节以后，隋小仕杀人潜逃的时间也应提前一年。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五年了，十八岁的隋小仕和十八岁的菊，都长成了二十三岁的大人。”小说中还写到菊的父亲对隋小仕说的一段话：“我们菊跟你一样属猪的，若说年庚，别人家的妹子也早就……”从小说告诉我们的主人公的属相看，隋小仕和菊都生于1959年，也就是己亥“猪”年，以此来推算，1976年，隋小仕杀人时是十七岁而不是十八岁。或者，若1976年是十八岁，则隋小仕的属相不是“猪”而是“狗”。属相是“猪”而十八岁的那一年，应该是1977年才对，这一年“文革”早已经结束了，发生“造反派”头头毒打死人和绑架人的事情，那是不可思议的。

这里，编辑部在修改了隋小仕杀人的经过之后，也就使杀人的时间提前了一年；这时，要么主人公的年龄应该改小一岁，要么主人公的属相由“猪”改成“狗”，才能不出现时间上的矛盾。

这种“生肖”的错误，是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因为稍不留意顾此失彼而造成的。关于编辑对这篇小说的修改，除了造成“生肖”的错误以外，隋小仕杀人潜逃经过这一情节的修改，其实也是一种败笔，至少是不成功的修改。

其一，作者在原稿中涉及的是高考的问题，在刚刚恢复高考最初的几年就已经关注到了高考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和社会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这样的作者并不多，眼光可以说是敏锐的，其洞察力难能可贵。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一个牵动了整个社会各个角落的题材，远比“造反派”和一般群众的冲突的题材更有时代色彩，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广泛更深入，因而小说的主题也更有价值。修改后的细节，把一个有着复杂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的高考问题，图解成一个“造反派”迫害群众引起反抗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问题，实在是对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的简单符号化处理，其实也是一种对作者和作品的不负责任的处理。这样的修改，降低了小说的社会价值，遮蔽了作者敏锐的眼光，掩盖了小说对社会生活更加深入的思考。同时，也落入了图解政治的俗套。

其二，小说原稿中，隋小仕因高考落榜颓唐喝酒失手用锄头砍死同伴，这是一个偶发性的犯罪事件；修改以后，隋小仕的杀人则成了对“造反派”头头迫害的反抗行为。二者比较，主人公的负罪感前者更强，修改后在客观上降低了主人公的负罪感，甚至使杀人的行为带上了某种反抗恶势力的正义色彩。应该说，主人公的负罪感愈强，愈能衬托出菊父女善良、淳朴、真诚的品质对隋小仕感化力量的强大，才愈能突出小说的主题，增加小说对人的心灵的震撼力和冲击力。所以，修改可以说降低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减弱了艺术魅力，也缩短了小说的艺术生命，反倒是化神奇为腐朽了。

编辑部对小说的修改，经不住历史的检验，是一种失败的修改。当然，这一点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以修改文章见长的高手如编辑们，修改文章时不经意间也有失误的地方，更不用说平平我辈了。可见，文章的修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文章还是要修改的。天纵之才一气呵成的杰作，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的好文章，都是经过反复加工修改才成为精品的，所谓“文章不厌百回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怎么样修改文章呢？

一是主题的提炼。

主题是指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作者感情、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文章中，主题是内容的核心，因而也是文章的灵魂。

文章主题的哲理意味越强，涵盖的社会生活越丰富，体现的时代精神越深刻，其价值就越大。因此，修改文章时，首先要对占有的材料进行深入的剖析，通过取舍加工，集中概括，提炼出能够涵盖丰富的社会生活、体现深刻的时代精神、具有浓郁的哲理意味的主题。

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不朽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在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是独具魅力的。但作者最初在构思这部小说时，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是以他的庄园附近一个领主的女仆为原形的。这个女仆，泼辣，没有羞耻心，放荡，还和主人生了一个女婴。作者只是想反映俄罗斯社会这类人物的客观存在。后来，作者经过反复思考，屏弃了原来的构思，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了一个要求个性解放、向往美好生活的、有高度教养和丰富内心世界的、刚毅勇敢、善良多情而又不幸的上层社会年轻女性的形象。作者本来不愿让女主人公赴死，但后来又修改了计划，写成了美好事物遭毁灭的悲剧。作者借女主人公不被社会所容纳最后卧轨自杀的悲剧，深刻揭露了农奴制度下俄罗斯上层社会的虚伪、腐朽、冷酷、没落，从而昭示了毁灭美好事物的罪恶的沙皇制度的不合理存在。

《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主题提炼的过程。

“杭州异事”蛇仙白娘子的民间传说，在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不断被辑录加工，被整理改编，也是一个不断地提炼主题的过程。

明朝的吴从先在《小窗自纪》中记载：“宋时法师钵贮白蛇，覆于雷峰塔下。”可知，在宋代，这纯粹是一个法师镇妖的民间奇闻。

明代的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辑录了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写的仍是“烟粉灵怪”，但已是蛇仙思凡的故事了：白娘子西湖遇许宣，结为佳偶。白娘子虽然未脱妖气，却已是一个追求婚姻幸福的女性形象了。突出的是白娘子和许宣的矛盾，主题是谴责男子的负心。

到了乾隆中叶，出现了戏曲艺人们的梨园旧抄本和方成培的水竹居刊本《雷峰塔》，增加了“端阳”“求草”“水斗”“断桥”等情节，使故事的中心情节转为白娘子与以法海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和神权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突出了白娘子为理想而违反和破坏封建秩序的叛逆性格，通过白娘子和许宣的悲剧，表现了反封建的主题。但把他们的结合与破裂归结为“夙缘”，以白蛇的忏悔和悟真为妥协，削弱了反封建的精神。

田汉的新编京剧《白蛇传》，则进一步突出了白娘子和法海的矛盾，强调了白娘子追求自由、幸福的家庭婚姻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反封建的主题更加鲜明而强烈。

几百年来无数代人的艰辛努力，使一个镇邪除妖的民间传说演变成了一个美丽凄婉的反封建爱情悲剧，这是一个罕见的、漫长的提炼主题的过程。

也有反面的例子。有人把鲁迅的小说《药》改编成了剧本，取名《夏瑜之死》，把鲁迅先生暗线虚写的夏瑜处理成了明线实写，删除了华老栓一家的故事。这样的修改，使原小说反映国民麻木愚昧和革命者脱离群众的主题无从体现。这样的修改，纯粹是一种对作者原意的歪曲和对名作的践踏。实在是不可取的。

二是结构的调整。

为了更鲜明地表达主题，加强文章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满足某种文体在表达上的特殊要求，在文章的修改上，就要考虑对文章的结构布局进行重新安排，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明写什么，暗写什么，要有一个合理的考虑。

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实际上是对古代希腊关于俄狄浦斯王故事传说的改编，而改编的最成功之处，就是对原故事的结构进行的调整，把一个发生在几十年间的故事，通过倒叙的手法，压缩到一天之中。这种改编是为了满足戏剧形式的要求，为了增加戏剧的悬念，加强矛盾冲突的张力。以倒叙手法把较长的故事压缩到一段较短的时间框架内，这种回溯式的结构调整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在选入高中语文课本时，进行了删节。这种删节实际上就是修改。而对这篇小说的删节，主要就体现在结构方面。原小说开头是，两个误了时辰的猎人，一个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一个是教师布尔金，在郊外村长的堆房里过夜，他们躺在干草上聊天，布尔金就讲了他的同事希腊语教师别里科夫的故事。小说的中心部分就是别里科夫的故事。结尾是两人就有关别里科夫的话题进行的议论。语文课本只选取了小说的中心部分，即由布尔金讲的别里科夫的故事，删去了原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这样，课文中的小说，就成了一个由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这样的改动，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也没有损害小说的主题，更突出了结构上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我们不是说契诃夫的原小说结构有缺陷，他的许多小说，都是采用这种几个人聊天的方式来叙述的，那也是一种小说作法。我们是说，中学课本对原小说的这种删节，对于中学课文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的结构调整，也是成功的。

茅以升先生的《中国石拱桥》，选入中学课本时，有些部分的材料安排，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比如关于中国石拱桥取得成就的原因这一部分，原文是：

“为什么我国石拱桥会有这样长远的光辉的历史呢？首先，我国富有建筑用的多样石料，往往离桥不远就有石山，从就地取材料来说，用石造桥是非常自然的。其次，我国对石料制作的多种工艺，有极其丰富的经验，可把它切成整块大石碑，如同刀削一般，也可把石块雕刻成形，恍如泥塑，这是在宫殿、楼台、墙堡、陵墓等多种工程上，都可看得清楚的。再次，我国对石桥的建筑技术，有种种独到的创造，特别在吊装方面，比如福建漳州有江东桥，建成于八百年前，那里的石梁有的一块重达二百吨，至今还不知是怎样搞成功的。最后，我国对石拱桥的设计施工有长期的优良传统，不但式样多，强度高，而且用料省，结构巧，暗合科学理论。尽管当时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像这样积累来的经验，在世界上无疑是先进的。上述的赵州桥就是一例。又如福州万寿桥的大桥附近，有一小桥，也是石拱造成，其拱圈极薄，而且拱顶离路面也很近，但已行车几百年之久，并且近年还走载重大汽车和坦克，竟然丝毫无损，这难道不是高度造诣的科学产物吗？”

语文课本上修改后的文字是：

“为什么我国的石拱桥会有这样光辉的成就呢？首先，在于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他们制作石料的工艺极其精巧，能把石料切成整块大石碑，又能把石块雕刻成各种形象。在建筑技术上有很多创造，在起重吊装方面更有意想不到的办法。如福建漳州的江东桥，修建于八百年前，有的石梁一块就有二百来吨重，究竟是怎样安装上去的，至今还不完全知道。其次，我国石拱桥的设计施工有优良传统，建成的桥，用料省，结构巧，强度高。再其次，我国富有建筑用的各种石料，便于就地取材，这也为修造石拱桥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石拱桥取得成就的原因，原稿讲了四点，而修改稿归纳合并为三点；顺序也进行了调整，人的智慧，造桥技术，建筑材料，主次分明，重点突出，段内结构更加合理。

清代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只到英雄大聚义，删去七十二回及以后，不使宋江受招安，征方腊。这也是一种修改，一种结构上的调整。这是把《水浒传》看成是一百八人的英雄传记，完成了一百八人的塑造，小说就该结束了。观点可以商榷，方法可以借鉴。

在结构上，有的文章，删去一部分，反倒艺术性更强。

三是材料的增删。

材料是为表达主题服务的，材料的选择和使用，直接影响着作者思想感情的表达效果。对材料的取舍增删，是文章修改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有写藤野先生上课的一段文字，在作者的原稿中写道：“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向学生介绍自己道：……”后来，作者在修改时，又在原稿中加进了十二个字，修改后的文字就成了这样：“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增加“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这十二个字，非常形象地刻画了藤野先生说话时的语态，进而生动地传达出了人物的神韵，对表达作者的敬慕之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文章结尾有一段描写，表达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怀念：“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因为有了前面增加的“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这十二个字，与后面这段文字中的“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这句话前后遥相呼应，怀念的意味更浓，也强化了读者对藤野先生的印象。这种修改文章中材料的增加，无疑提高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作者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在文章修改的过程中，对材料进行了认真筛选，删削了大部分多余的材料，突出了主题。作者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修改过程。原来，作者最初写成的文章叫《自豪吧，祖国》，用了作者所亲历和采访的自认为最生动的事例一共二十多个，但作者认为不好，就没有发表。后来改写成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大的修改就是“只选择了几个例子，在写完后又删掉了两个”。可见，材料贵在“精”而不在多。著名作家徐迟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最初是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上发表，同年2月17日的《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转载时，作者对原文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主要是删掉了文中所摘引的陈景润论文中的几个数学公式。这些公式，即使著名的数学家，不是专门研究那个数学分支的，也不一定能看得懂，更不要说一般的读者了。删去这些公式，既缩短了文章的篇幅，又减少了读者的阅读障碍，也丝毫不影响文章内容的表达。这样的修改，何乐而不为呢？

《红楼梦》，原作者曹雪芹在书的前半部分，就通过一些诗词曲赋和对联、酒令等，暗示了故事情节的结局：宝玉入狱，黛玉因此泪尽而死，贾府从此家道衰落。高鹗的续书，却改变了作者原来的设计，让林黛玉死于掉包之计，特别是增加了宝玉出狱并和侄儿贾兰一同中举、朝廷发还抄家之物的情节，似乎预示了贾府的中兴。这种改变和增加，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相去甚远，反映了续书作者和原作者在社会见解和艺术修养上存在的明显差距。高鹗的续书，违背了曹雪芹的初衷，是一种不成功的修改。

四是语句的修饰。

作者是通过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语句是思想感情的载体，也是构成文章最基本的要素。所以，要提高文章的表达效果，就不能不在语言上下工夫。语言有艺术色彩，文章才能有艺术魅力。再好的文章，写成之后，语言的修改润色都是非常必要的；而写作的具体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语句不断加工逐步完善的过程。所谓的“出口成章”“下笔成文”，都是相对的。对语句不进行修饰而能成为好文章的，几乎不存在。语言的修改，是写作必须经过的一道工序。

这里先讲个关于修改文章语句的传说。唐代初期的年轻才子王勃，其千古名篇《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简称《滕王阁序》），被认为是“当垂不朽”的“天才”之作。其中的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历来被人们激赏的名句，也是作者的得意之处。他只活了二十七岁。相传他死后阴魂不散，常常在夜晚出没于滕王阁所在的赣江水面上，高声吟诵他的这一对偶句。一次一个游客坐船经过此处，刚好碰上他吟诵，于是大声喝道：“这两句太唆了！如去掉中间的‘与’和‘共’，就简练得多了。”王勃的鬼魂听后惭愧不已，从此不再出没江面得意吟诵了。今天看来，去掉那两个字，是有些道理的，比原来的文字更简练干净一些。这固然是传说，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世所公认的千古名句尚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何况一般的文章了。宋代文学家王安石的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有人曾见手稿，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初为“又到江南岸”，圈去“到”，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后又改为“入”，改为“满”，凡十许字后，始定为“绿”字。

据说曾国藩部下有个叫李元度的书生，带兵打仗时老吃败仗。曾国藩大怒，拟奏折弹劾，中有“屡战屡败”一句，曾国藩的幕僚同情那个倒霉的书生，抄文时暗中颠倒为“屡败屡战”，文意大变。

鲁迅先生的《死》，写他病重时的心境，从作者的手稿我们看出，原来写道：“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相信人死无鬼，虽在久病和高热中，也没有动摇的。”后来发表时删去了“虽在久病和高热中，也没有动摇的”一句。删去后，表达更精练，原意也无损。

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有婵娟怒斥宋玉的一句话：“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饰演钓者的演员张逸生建议把“是”改成“这”，句子成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这一改，情激辞厉，更好地传达了人物的感情。郭沫若于是称张逸生为“一字师”。

修改文章要有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为了增强表达效果。否则，可能就会无所适从。据说，一个卖瓜的人，写了一块招牌，上书“此地出售西瓜”。一人看后，说本来就在此处，不必非要“此地”二字，于是卖瓜人删去“此地”。又一人来，看了招牌后说，瓜摆在这里就是卖的，何必要“出售”二字，这样第一次改后的“出售西瓜”就只剩“西瓜”二字。第三个人来，看了招牌后，说，西瓜摆在这里，谁都认识，要“西瓜”二字何用？于是招牌上的字都抹完了。没有了字的招牌又有何用？干脆取去招牌。摆摊卖西瓜，有招牌好呢，还是没有招牌好？恐怕又觉得还是有招牌好。

唐代诗人杜牧，他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很为人们称道。偏遇上了一个爱改古人诗句的人，这人说第一句就不好，什么时节都可能雨纷纷，何必非清明不可，该把“清明”去掉。又说，行人自在路上，有“行人”不必要“路上”。“酒家何处有”本身就是一句问话，“借问”是多余的。路上的人都可以指路，为什么偏是“牧童”？这样，绝句就成了五言诗了：“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其人尚不甘心，说只留后三个字就行了：“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这改后，还能算诗吗？修改文章，是为了把文章改好；否则，不如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