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十五年来我国图书馆学

论三十五年来我国图书馆学 研究的简史^[49]

本文拟将三十五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历史，作一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一

1949年以来图书馆学研究的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略述如下：

一、1949—1957年正常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大量引进苏联的体系和制度渗入我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准绳。在图书馆学方面，不仅广泛地翻译介绍苏联的著作，而且先后派留学生去苏联学习图书馆学。同时我们自己也发表大量论文，出版各种专著，推进我国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其表现为：

1.翻译著作，介绍先进思想。1949年12月，《苏联图书馆事业概况》一书由舒翼翚翻译出版了^[50]。书中除介绍苏联各大型图书馆的工作情况外，特别强调了列宁创建社会主义图书馆的光辉思想。这就是要求社会主义图书馆首先必须为广大读者服务，同时还要尽量吸收国外各馆有益的经验以及在国内建成图书馆网，这三点正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开创时期的当务之急。因此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全国图书馆界的巨大反响，不仅改变了我国图书馆工作的面貌^[51]，而且促进了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

2.组织人力，编制新型类表。由于新中国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重大变化。图书馆界感到过去一些图书分类法，陈旧而不适用，如果新的分类法不标好，图书馆的业务是无法开展的。中央文化部便负担起联系图书馆专家们同来从事这个工作的任务，于1950年6月2日由郑振铎部长邀请了北京专家们开了一次座谈会，又由这个座谈会，产生了一个委员会和研究小组。

图书分类委员会于7月2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科学思想（如历史、地理、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数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等）问题和分类表号码及排列问题，并研究了今后工作如何开展问题。由于工作小组曾积极收集了有关参考资料，于同年8月底编印出《图书分类法问题研究资料》专号^[52]。

1956年4月，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图书馆召开中小型图书馆图书统一分类法座谈会，讨论编制图书分类表问题，确定编制原则，随后成立编辑小组，着手具体工作，一个多月后，拟出了初稿，由北京图书馆分送各地征求意见，以后又在北京、南京等地组织讨论，进行修改，最后定名为《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

3.创办专刊，发表科研文章。随着1950年《文物参考资料》月刊的问世，又陆续创刊了一些图书馆学的专门杂志。如《浙江图书馆通讯》（1950年）、《广西图书馆简讯》（1953年）、《图书管理员》（1954年）、《图书馆工作》（1955年）、《江西图书馆通讯》（195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6年）、《图书馆学通讯》（1957年）、《乌鲁木齐市图书馆通讯》（1957年）、《广东图书馆通讯》（1957年）等等，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文章，尤其1956年以后，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被纳入国家科学研究规划之中，开始有领导、有计划的科研工作，研究的范围涉及图书馆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如图书馆学理论问题、图书馆教育问题、各类型图书馆建设、图书补充、分类、编目的研究、读者工作的研究等等。

4.举行科学讨论会，开展研究活动。

1956年7月和12月，文化部和高教部分别召开了省以上公共图书馆会议和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图书为科学研究服务的问题。以一个单位举行的科学讨论会，首推于1956年12月21日—30日南京图书馆举办的第一届图书馆学科学论文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十一个省市63个图书馆的一百多个图书馆工作者，宣读和讨论了15篇论文，其中，有杜定友的《图书馆建筑面积的节约问题》，钱亚新的《鲁迅和校雠目录学》，张遵检的《刘向、刘歆在目录学方面的遗产》，汪长炳的《对怎样编写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研究》，沈燮元的《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陆修栋的《论高等学校系图书室及高等学校图书馆分支机构设置问题》等。为配合会议，还举办有关图书馆学著述等图书展览。1957年4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也举行了科学讨论会。

二、1958—1965年迂回前进时期

这个时期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图书馆学研究随着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起伏，发展迂回曲折，但总的来说，还是在原有的水平上提高了一步，这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大致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普及，开展对基层图书馆的研究。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促使基层图书馆的数字上升很快，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图书馆，另一类型是工会图书馆。据统计，农村人民公社图书馆的数字，1958年达到473　800所，工会系统图书馆在1958年6月已达到25　419所。为配合基层馆的建馆和开展工作，图书馆界给予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于1958年8月曾组织了七个不同类型的图书馆调查小组，先后到北京地区各类型的一百多个图书馆进行调查研究，写成58篇调查报告；接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出《人民公社图书馆工作》（初稿），南京图书馆编印了《人民公社图书馆（室）工作》（初稿），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牟仁隆等编著的《工会图书馆工作讲话》，沈阳市图书馆编印出《工会图书馆工作讲义》，等等。由各地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关于基层图书馆的专书不下数十种，同时，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类型图书馆学方面的文章有80多篇，这些专书和论文，反映了当时的研究倾向，虽然有不少是属于赶时髦的，但大多数是强调普及。有不少还同当时浮夸风相混相杂。

2.除旧革新，编制新的分类法。如果说“大跃进”时期一哄而起出现大批基层图书馆与之相应而产生的一批基层图书馆工作的小册子随着时间推移而显得陈旧过时，那么，这时期出现的新的分类法，倒真是经受了实践的检验，直到现在有的还在为一些图书馆所采用。1958年—1965年之间，产生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大型图书分类法基本类表（资料）》，《建筑工程资料分类表》等。这些分类法力图以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对分类法的编制的原则作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具体的尝试，例如，科图法注意了学科系统性，武大法也较好地处理了政治思想性和科学性及编制技术三者的结合。总之，这个时期对于分类法的研制是有成绩的，这是应该肯定的。

3.总结经验，回顾图书馆事业的进程。195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之际，各地开展了对图书馆事业的研究活动，及时总结十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或地方图书馆事业的历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事业研究小组写出《十年来的图书馆事业》，广东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广东图书馆事业十年（公共图书馆部分）》等，都分别总结了不同范围的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基本经验。在这以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也先后编出了《中国近代、现代图书馆事业史》和《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初稿）。

对于某一个图书馆的历史的研究，也作了一些有成效的工作，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在1959年总结了该馆十年来的工作情况，在1962年北京大学建校六十周年时，发表了许世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六十年》；1964年，延边大学图书馆也总结了该馆十五年来的发展概况，等等。这些总结和介绍，从各馆不同角度，反映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进程。

4.联系实际，理论研究有成果。这时期其中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的专著，影响较大的是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学员集体写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本书着重从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任务，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建设，读者工作，图书工作，业务辅导工作，图书馆的分工和协作等内容加以论述，另外，关于藏书建设问题，关于分类法问题等也有人开展研究。不过，由于当时的不正常的学术空气使得学风不够严谨，学术讨论中也缺乏以理服人，动不动就批判，就“拔白旗”，使得“双百方针”不能得到很好贯彻。图书馆学研究在这个阶段走了一个曲折的道路。到1962年以后，全国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图书馆工作又走上正常开展的轨道，图书馆学研究也走上正常发展阶段。

值得提出的是，1958—1965年，编制出版了一些图书馆学工具书，如，冯炳文的《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李钟履的《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一辑），南京图书馆编的《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二辑）等都先后公开出版。还有，这个时期内各地图书馆工作者曾开展了苦练基本功的训练，成绩应该是肯定的。

三、1966—1976年十年浩劫时期

十年浩劫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是革文化命的重灾区之一，图书馆学科研究也遭到摧残。“史无前例”地浩劫图书，图书馆关闭了，图书馆工作人员不能从事正常的业务和研究。但是在严霜之下，仍有小花开放；在重石之旁，仍有小草生长。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大、武大图书馆学系先后编出《列宁论图书馆》，《国外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等教材和资料；197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印的《图书馆工作》杂志破土而出，给学术界带来图书馆学信息。继1964年《图书馆》杂志停刊后，十年间图书馆界几乎看不到一种“活着”的专业杂志。197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馆工作》诞生也给图书馆学研究带来新的发表园地，刘国钧先生的《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等文章就是由这个杂志首先介绍给读者的。

应该提出的是，从1972年起，北京图书馆、中国科技情报所等几十个单位几经协作，编制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中图法》虽然受到“文化革命”的影响而存在某些问题，但相信通过修订，它仍能成为图书馆界常用的类分图书资料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图书馆又和全国许多单位合作，编出《汉语主题词表》。

四、1977—1983年新生成长时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都得到了复苏，得到了新生，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图书馆学研究得到蓬勃的发展。

1.奋起前进，着眼于我国图书馆现代化的研究。经过十年浩劫，使得我国图书馆事业同一些较发达的国家相比，差距拉大。图书馆工作者结合我国国情，在研究图书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方法的同时，着手于起步和试验。研究和试验的内容，大致为两部分：一是关于文献工作标准化，规格化问题，另一是关于计算机在图书情报工作上的应用问题。

2.建设四化，加强了图书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在突破了“四人帮”横行时期流行的“图书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禁地之后，为密切配合四化建设，图书馆界热烈地讨论了图书馆的性质问题，图书馆的管理问题，图书馆立法问题，图书馆学教育问题等等。有关专题不仅出版了专书，而且发表了大量论文，还有的举行了专门的科学讨论会。在武汉会议上，提出了要发展我国的图书馆学中等教育问题，多途径，多形式培养多层次的专业人员。

3.成立机构、组织，部署并联络图书馆学研究工作，管理图书馆事业的行政机构。文化部恢复了曾一度被撤销的图书馆事业管理局，1981年，教育部又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并设立了秘书处。接着，一些省、市也成立地方性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负责联络高校图书馆有关活动。同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系统也加强了本系统有关工作的组织管理，联结全国图书馆界最广泛的群众团体当推举于1979年成立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地方性图书馆学会，广东图书馆学会成立较早，湖北省图书馆学会于1978年建立。在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后，各地有更多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学会建立。学会的建立，成为联络图书馆学研究工作的纽带。尤其是全国和地方学会分别举办的科学讨论会，推动了图书馆学研究工作；各学会出版的专业杂志以及一些学会组织编辑出版的图书馆学丛书，更加促进了图书馆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4.壮大队伍，为图书馆学研究增添力量。为配合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教育部门和图书馆管理部门十分重视图书馆干部队伍的建设。一方面，对于在职人员，各地办了许多进修班，培训班进行短期训练，不少地方还办了业余夜大学，职业学校，函授班，这些，对于提高在职人员的业务技能和研究水平，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也得到加强。1977年，全国只有北大、武大两个图书馆学系有在校学生。到1978年，便增加了十多个图书馆学专业并招收新生，据统计，截至1982年底，全国图书馆学专业在校学生达1　651人。专业教育已分为多层次，除培养本科生外，从1981年起，我国已开始有图书馆学系的研究生毕业。另外，专科教育、中专教育，在近几年也得到一定的重视。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对于增强图书馆学领域科研队伍，提高研究队伍的素质，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

三十多年来图书馆学研究的历史，大致就是经历了“1949—1957年正常发展时期”，“1958—1965年迂回曲折时期，”“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时期”，“1977—1983直到最近的复苏新生时期”这几个阶段。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范围，从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到各分支学科如“行政和组织”、“图书宣传、流通”、“藏书建设”、“分类学”、“编目工作”、“特种图书工作”、“图书馆现代化”、“各类型图书馆”、“图书馆事业”等都有涉及。三中全会以来，图书馆学研究得到蓬勃发展，单单图书馆学专著的出版也大大增多，如，卢子博、倪波主编的《图书编目基础知识问答》（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南京大学图书馆编印的《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分类》编写组编著的《图书分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潘树广《书海求知（文科文献检索方法释例）》（上海知识出版社）等等。从下面一个统计表里，我们可以看出三十多年以来研究成果是丰硕的：

从这一表中可以看出图书馆学理论以及其各分支学科的论文、专著数量，从而可以分析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状况，以及它们研究的侧重点。从总的来看，侧重于对图书馆工作各个环节的研究，而对于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则次于对实践的研究。这是三十多年来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特点。

1949—1982年印发的图书馆学专著、论文分类统计表

第二特点是，图书馆学研究活动和研究内容，是跟各个时期图书馆工作内容和图书馆所面临的社会要求分不开的。在1949—1957年这个时期，研究的重点，放在图书馆为读者服务方面，其中包括图书馆借阅工作和书目参考工作，共计有640篇论文，占这个时期论文总数的31.8%；其次，在图书补充和整理上，有336篇占17.6%这个时期印出的专书，这两项也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前者计11种，占总数的13.2%；后者计20种，占23.8%。图书馆应为广大读者服务，这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任务，是社会的要求，而在1958—1965年这个时期，或因前一阶段的基层图书馆大发展而有关基层图书馆的文章，专书很多，或因1960年前后学术空气不正常的风气而随之出现乱批判的现象。1976年以后，图书馆学研究随着四化建设的需要，对于图书馆现代化的课题，图书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计算机在图书馆应用等等都有新的探索。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也有新的成果，像由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辛希孟、孟广钧编著的《图书情报工作概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82年3月）李纪有等编著的《图书馆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12月），张琪玉等编著的《图书馆现代化简介与展望》（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印，1983年4月），沈迪飞、余光镇编著的《电子计算机在情报及工作中的应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82年3月）等等，都表明这个时期研究的新的内容和要求，反映出这个时期研究的成绩。

第三，图书馆学研究的历史也是和科学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处于真空当中，而是受着科学、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所制约，所影响。综观三十五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什么时候政治工作做得实在，经济发展，这时图书馆学研究就得到蓬勃发展，从下面图表中，我们试作比较：上面，图Ⅰ表示从1949—1982年逐年的图书馆学论文数量的曲线；图Ⅱ表示从1949—1982年逐年的图书馆学专著数量比较示意曲线。图表中清晰地可看出：1953—1957年，1978—1983年这两个时期，图书馆学论文、专著发表的较多，各达到一个高峰，同时，曲线也清楚地表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图书馆学研究成果降到最低点，形象地反映了图书馆学研究受到“四人帮”破坏的凋零的景象。不过，从三十多来年来研究的历史来看，虽然几经曲折，总的来说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最近几年，图书馆学专著数量大增，论文发表的数量更是大幅度上升，例如：1978年发表的论文为106篇，1979年为367篇，1980年上升为898篇，1981年和1982年分别为2　279篇和1　691篇^[53]。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图书馆学研究的开展，不仅跟政治的、经济的因素密切相关，而是和学术空气是否活跃，思想是否解放，社会对其客观的要求等因素分不开的。

第四，随着历史的发展，图书馆学研究在广度上不断得到拓宽，在深度上不断得到加强。20世纪50年代，我国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大多停留在传统工作方法上面，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研究范围扩大了许多，如，图书馆立法，图书馆语言，图书馆教育，图书馆统计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关系，复制技术，图书馆自动化等等，都是新出现的课题，有的成为分支学科。在研究深度方面，进展也是可观的。如，关于图书分类，20世纪70年代以前往往把分类当成一般技术问题，或作为图书馆工作一个环节来讨论，随着研究内容的加深，已逐渐把图书分类当成一个分支学科加以探讨，白国应《图书分类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已从图书分类的理论，图书分类的历史，图书分类的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关于图书馆的性质和社会职能问题，1977年以前，人们一般都认为图书馆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后来，联系到“科学就是生产力”的论断，有的文章认为图书馆是一种生产力。最近，有同志提出“它既是上层建筑，又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即图书馆具有政治和生产两方面的属性”^[54]，把研究引向深入。至于讨论图书馆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也是对图书馆的性质和社会职能问题的新探索。又如，关于图书馆管理，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过涉及图书馆管理某些内容的著述，像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编的《图书馆经营法讲义》（1953）即是。但其概念不太明确。1958年，关一娴编著的《图书馆工作组织》（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油印本），也对管理的某些内容作了些论述。近几年来，关于图书馆管理方面的研究得到了较大的进展，在专著方面，有辛希孟、江乃武的《图书馆工作管理科学化概论》（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1年），于鸣镝编著的《图书馆管理学纲要》（大连海运学院图书馆，1982年）等。在论文方面，出现的文章数量也不少，单以1981—1982年统计，就有42^[55]篇。最近，黄宗忠先生在《建立和发展我国图书馆管理科学》［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一文中，对建立和发展图书馆管理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图书馆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现代图书馆管理科学的研究任务，图书馆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状况，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作为推动当前和今后图书馆学研究的借鉴，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图书馆学研究的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的。必须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加强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防止虚、假、空的现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期，浮夸风也使图书馆学研究深受影响。要结合我国国情，全面地、系统地总结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和图书馆工作实践成果，建立和发展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三十多年来图书馆学研究的历史表明，研究的课题大量为解决图书馆工作出现的问题的“小型”课题，这样的研究有其实用价值。当然，有的研究选题偏离现实，坐而论道，研究方法简单划一等，已有同志对此作过批评^[56]。我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当前，研究工作应面向现实、面向四化建设。要善于接受新事物，同现代科学的发展紧紧相呼应，这样的研究，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此外，还应健全专门的研究机构，加强对图书馆干部队伍的培养和补充，扩大图书馆学研究队伍，要制订并健全全国的、地方的、部门的、系统性的和跨学科、跨系统的图书馆学研究规则，把图书馆学研究纳入有计划的，统一管理的轨道上来。这样，才能不断开创图书馆学研究的新局面。

图Ⅰ　1949—1982逐年发表图书馆学论文示意图

图Ⅱ　1949—1982逐年发表图书馆学专著示意图

图Ⅲ　1949—1982逐年发表图书馆学专著论文示意图

（钱亚新合著）

《钱亚新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