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牵梦萦忆母校

首届学生　钱卓麟

作者简介

钱卓麟，籍贯浙江诸暨，1938年2月24日出生于陕西省延安，中共党员，副教授。1949年5月—1950年11月就读于东北第一育才完全小学校；1953年4月—1958年7月在北京第二十九中学习；1958年9月—1963年7月系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1963年10月—1983年5月在内蒙哲盟文教处教研室任教研员；1983年6月—1998年3月在河北承德教育学院任教师、学报编辑。

1949年5月，我去育才时已开学几天了，由于先来几天的李延、王连生在三年级，我也就不假思索地要求上了三年级。为什么要和他俩在一个班？因为他俩不但是我在哈尔滨干部子弟小学时的同班同学，还是好朋友，而且王连生还是我延安时期的小伙伴——家都在凤凰山后勤部大院，还是邻居，学龄前天天在一起玩，不是漫山野跑，掏家雀，捅马蜂窝，挖甘草，就是到延河戏水。老同学老朋友从哈尔滨来到解放不久的沈阳，又相聚于刚刚成立不久的育才，我当然非常愿意和他们在一个班。

可是不久我就跳了一级。这是怎么回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爱看书，有一天我坐在大楼门口的一块石板上专心致志、津津有味地读一本从图书室借来的新出版的苏联小说，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住了，正巧教导主任马淑性老师经过这里，看到这种情景感到奇怪了，就停下来，问我：　“看的是什么书？”我说：　“翻译小说《文件》。”她拿过来翻了翻，又问：　“看得懂吗？”我说：　“看得懂。”她把书还给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仍埋头看书。这是一部描写一个苏联红军战士，穿过战火纷飞的战场，历经千难万险，传送重要文件的中短篇小说。没过两天，学校就让我跳级到了四年级。

上了四年级，我当然也很高兴。因为也有老同学冯淬和稍微晚些来的伍曼曼、傅英、何安生、杨密如，都是我哈尔滨干部子弟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刘北延、杨密如是延安保小的校友，后来的阙连春还是保小的同班同学呢！本来三年级和四年级关系就很密切，年龄差不多，教室相邻，经常在一起玩，彼此都很熟悉，更何况还有那么多老同学呢！因此到了四年级我一点也没有陌生感，照样如鱼得水。

大家年龄相差无几，甚至同岁，经历也大同小异，抗日战争胜利后，都是随同父母从革命圣地延安，或其他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经过千山万水来到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辗转在白山黑水、东北大地，东奔西跑、走南闯北、“颠沛流离”。现在好了，当辽沈战役的硝烟散去，育才小学成立，大家相聚在母校，从此便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切都安定下来，开始走上正轨，可以安安静静、好好上学读书了！校园又很宽敞、美丽，更出乎意料的是竟然还有一座草木葱茏的假山——这在全沈阳都是独一无二的，此外，还有每年5月盛开的丁香花。一个能容纳全校师生尚且富富有余的大礼堂，不但可以用来开大会，而且还可以用来开晚会、演出节目，后来学校还买来许多各种各样的玩具，供我们节假日在这里玩。

大家都享受着供给制和住校生活，真正是同吃同住同学习，连衣服、鞋袜等都是发的。和革命、战争形势紧密相连的共同命运，相同经历，受到相同的教育，再加上整天生活、学习、游戏在一起，可想而知，那种在革命大家庭里形成的友谊、感情是多么深厚了，用“情同手足”“亲如一家”来比喻、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同学之间犹如兄弟姐妹，甚至胜过兄弟姐妹！并且这种友谊、这种感情历久弥新，一直保持到现在，60年一甲子不但毫无改变，而且更加深厚、纯真。

同学们那时也就10岁刚出头，但比较成熟，比较懂事。真正懂得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这并不完全是课堂、教科书上学来的，而更多的是从自己的经历、生活中感受、领悟出来的，许多抽象的大道理都化作了我们真诚的信仰，融化在我们血液里，深深扎根在我们心头，所以学习目的明确，学习动力充足，学习自觉性较强，因此一般来说学习成绩都较好，有的还相当优秀，老师都不用怎么督促、批评，家长更是放心、满意。

到了四年级，同学们都各有所长，许多方面都比我强，我深感自己的不足，比如上历史课时，闵小吼等几个同学都知道，嫘祖是黄帝的妻子，是她发明了养蚕，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连“嫘”字还不认识呢！上地理课讲到长江、黄河的水利，老师让冯淬读这段课文，她念得很流利，可是我对其中的“灌溉”中的“溉”却不认识，这个“词”应怎么讲，也不清楚……在课下闲谈，我从张今弼那里才得知李大钊是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而徐力平的知识面就更广了，他不但给我讲《封神演义》中的哪吒闹海，而且还会讲《阿Q正传》中的一些故事。有了作文课之后，冯淬、傅英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表扬……

同学各有所长，令我很是羡慕和敬佩，就暗中使劲向他们学习。我许多方面不如同学，但有一个长处，就是愿意学习，特别喜欢看书，早在哈尔滨上二年级时就看了《李有才板话》　《暴风骤雨》，到了育才又读了《新儿女英雄传》　《吕梁英雄传》，这些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为轰动的长篇小说。翻译小说苏联的《军旗》《俄罗斯民间故事》，英国的名著《苦儿流浪记》也喜欢读。对了，还有一本《把秧歌扭到上海去》也很有趣，讲的是一个小姑娘随着去做地下工作的母亲到了上海（书出版时和我阅读时，上海尚未解放）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她如何暗中教亲朋好友扭秧歌，准备用扭秧歌欢迎解放军，迎接解放。由于喜欢看书，学习成绩也就有所提高，逐渐弥补了一些自己的不足，尤其是作文进步得更快些。

我们的老师都很好，很认真负责，特别是两届班主任都很优秀，对我们的影响深刻持久。王筠如老师，那时大约40多岁，是全校年龄最大的老师，知识渊博，教学有方，主要教国语（语文）、算术，还教过一段美术，她给我们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她的毛笔字很好，对我们的大楷、小楷学习抓得紧、要求严，使我们对学写毛笔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多同学进步很快，能写一手比较像模像样的楷书。最有意思的是，每当上完晚自习时，她总会到班上给同学们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演义》，如“徐庶走马荐诸葛”，吕布“大闹凤仪亭”　“甘露寺刘备招亲”，邓艾“偷渡取西川”……此外，还讲些民风民俗、神话故事。比如，农村农民大旱之年怎么求雨——全村男女老少都戴上用柳枝编的柳条帽，排着长长的队，到龙王庙里吹吹打打，把“龙王爷”请出来，由打头的几位抬着，走遍村里的街巷和田间地头，嘴里还不时地念念有词：“五湖四海七江八河龙王爷！”神话故事我记得有“唐明皇游月宫”等趣闻逸事，故事笑话也讲了一些，如“曹不兴画风筝”“白字县太爷”等。每次王老师讲得都生动有趣，同学们则听得津津有味。实际上她这是对我们进行文化启蒙教育，使我们初步接触到中华传统文化，开启了文化宝库的一扇窗户，使我们第一次看到文化瑰宝琳琅满目的光芒，使我们产生接受和学习的浓厚兴趣，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学习不致只停留在课堂上、书本上。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王筠如老师提倡下，我们全班人人都会背诵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要知道那是在1949年啊，这首词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才开始在重庆流传开来的，轰动一时，但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到1949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全国而言，绝大多数人尚且还不知道这首词呢，更不要说会背诵了！可是，我们全班却都会背了。这说明，那时我们的学习是丰富多彩的，绝不局限于课堂、书本，更不是只会死抠书本。

后来的班主任胡肇兰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岁，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充满青春活力，对我们满腔热情。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战火快烧到鸭绿江了，形势日益紧张、严峻起来，每天沈阳上空都有超音速米格飞机掠过，学校还进行了防空演习，也因此我们才知道那座假山是一个很大的防空洞，很深、很坚固。此时胡老师就有意识地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革命斗争教育，找了不少这方面材料，不但跟我们讲，而且还自己刻钢板、油印出来发给我们。其中有一个故事给人的印象很深，讲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个苏联少先队员被德国鬼子抓住，要杀害他，临刑前他提出个要求——用他心爱的小提琴拉一支曲子，经同意，他拉了一曲苏联国歌。周围的群众无不为之动容，对这位大义凛然、从容就义的爱国少年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潸然泪下……她组织全班同学去看歌剧《刘胡兰》，回来后还开了讨论会，并以此为题材写了篇作文。在组织看电影《乡村女教师》后，她动情地对我们说：“若干年后，我希望同学们也都像影片中的学生一样，每个人都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立下不朽的功勋，胸前挂满奖章，从前线胜利归来，回到原先的座位上，欢聚一堂，畅叙友谊和童年的美好时光，回顾自己的成长史和对祖国、对人民作出的贡献。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想每个人都会感到无比的幸福的！”讲得大家热血沸腾，兴奋异常，恨不得真有那么一天，每个人都战功卓著，胸前挂满勋章回到母校，回到自己的教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那真是充满憧憬、充满向往、充满幻想、充满激情、充满豪情的美好时刻，那情那景深深地铭记在同学们的心田上，至今难以忘怀！

当年我们虽然是住校，但并不自我封闭，学校是尽量让我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的，比如参观沈阳农学院，参观沈阳机务段毛泽东机车，参观气象台及展览会，还和南昌小学举行联欢会……还参加了市里举办的一些比赛，记得高启铭参加过市里的“演讲”比赛；冯淬参加过全市的“国语”比赛。

值得一提的社会活动还有献花，省里市里如果来了什么贵宾、英雄模范人物，开欢迎会时，献花的任务往往都是交给育才学校，学校则交给我们班。贵宾少，派出献花的就少，贵宾多派去的就多，有一次我们班都出动参加了献花。那年，苏联空军英雄，在卫国战争中一人击落德国法西斯72架飞机的阔日杜布，来到沈阳——这就不止是贵宾，而是国宾了，去机场献花的只有冯淬一人。过了几天，献花的大照片在教室外的墙上贴出来了，其中有一张冯淬满面笑容、手捧鲜花，站在阔日杜布面前。她笑得阳光灿烂，好一个天真、开朗、活泼、可爱的中国小姑娘！可惜，坏了——美中不足的是露出了豁牙子——她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正值换牙之时，掉了颗牙！但不知那位有着鹰隼一样锐利无比双眼的苏联空军英雄看到没有，反正我们班都看见了，哈哈！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苏联卫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大显神威的苏联空军英雄阔日杜布早已走进历史，甚至不为很多人所知了，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却是永垂不朽、流芳百世的！他那英勇无畏、无人能够超越的战绩深深铭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连同那张略有“欠缺”的照片……

这是那特殊年代我们所受的一次特殊教育吧，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最欢乐的时候是晚自习以后，别的班都洗脸睡觉去了，空阔、寂静的校园就成了我们班的天下。那时除了楼里以外，校园内没安电灯，因此，在有月亮的夜晚，我们就在明亮、皎洁的月光下唱歌、跳舞、做游戏；在没有月亮的黑夜，就藏猫猫捉迷藏；在下雪天，就打雪仗……我们尽情地欢乐，挥洒着过盛的精力和活力，直到尽兴而归，再进入美好的梦乡。

最有趣的是，当我们尽情歌唱、跳舞，尽情欢乐的时候，老师、阿姨却没一人来干涉、禁止过，反倒吸引来了一位年轻的大师傅，比我们大七八岁的样子，个子比我们高了不少，好像姓李，他也经常参加进来和我们一起欢乐一起玩，就如同是我们班上的一员，只是他高高的个子太显眼了，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时间一长，我突发奇想，给他起了个外号——“男阿姨”！全班立即认可，认为“构思巧妙、生动形象、符合实际”，就迅速传开并约定俗成，成了他正式的称谓，时间一长大家连他的尊姓大名都忘了，“男阿姨”的称号却流传至今。

另外一个小大师傅，比我们顶多大两三岁，个子比我们高不了多少，也被我们吸引住了，不过他不喜欢参加我们的夜晚活动，他的兴趣是和我们白天到假山抓鸟。他对抓鸟、养鸟很有一套，用苞米秸秆里的小虫当诱饵，下网下套捕鸟，这是很好玩的。记得有一次套着一只很好看、个头不小的鸟，装进了鸟笼。他告诉我们这鸟是“吃软食”的，不是“吃硬食”的。就是说是爱吃虫子、肉食，不爱吃粮食的。鸟很好看，叫得也很好听，我们爱不释手，就放在我们教室了。过了好几天，他见我们没主动还给他，就怒气冲冲找上门来，一进教室就大喊大叫，要鸟来了！我们当然舍不得给他，于是就争吵起来，双方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他的脾气可真大，到后来他急眼了，一把抢过鸟笼，三下五除二把“吃软食”的从鸟笼里抓出来，然后使劲地往地下一摔！结果可想而知，可爱的小鸟就一命呜呼了，不要说“硬食”就是“软食”也不吃了，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同学们哗然、戚戚然，小大师傅则气呼呼，噔噔噔扬长而去。

我讲“男阿姨”和小大师傅的两则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平等。不但同学们一律平等，相互尊敬，团结友爱，相互间从来不比爹比妈——也根本没有这种意识，从来没有以父母的职务在同学中分三六九等，大家是同学，就一律平等相待，而且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同样也是不分高低贵贱、三六九等。比如对大师傅，我们也是平等相待，尊敬有加，友好相处，你愿意和我们一块玩，我们非常欢迎，把你当成我们中的一员，有了矛盾，有了分歧，即使发生争吵也是平等相待，没有人会“以势压人”“仗势欺人”，甚至连打架，骂人的念头都没有，更不会想到怎么打击报复、整治调理人。争吵归争吵，即使很激烈，当时很有气，但过后谁也不会往心里去，并且很快就会忘记。

是的，的确是的，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革命大家庭，我们把从母校受到的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教育早就融化进我们血液里、植根在我们的心田里，化作我们的信念和灵魂，甚至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即使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在待人接物，在与各式各样人物交往中，“自由、平等、民主”思想都在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指导着我们用来衡量是非曲直和为人处世，如果不符合“自由、平等、民主”原则我们就会不平则鸣，进行抗争，至少也是采取敬而远之不合作的态度，绝不会随波逐流，更不会同流合污！可是，社会是复杂的，不平之事十有八九，而怀抱着“自由、平等、民主”理想主义的我们就难免与现实生活发生碰撞、矛盾，而我们往往又不妥协，所以挫折、曲折甚至灾难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我们却不会退缩、屈服，更不会后悔！

我们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唱歌、跳舞、叠罗汉、踢足球……并且我们和三年级还经常到电台演出呢。唱歌、讲故事、演广播剧……记得1949年中秋节，冯淬到电台播讲了神话故事《唐明皇游月宫》，后来她还和我演出了童话剧《小红帽》，她演“小红帽”，我演“老山妖”。

那时，育才的文艺活动是很活跃的。最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组织排练、演出了童话剧《大灰狼与三只小白兔》，由江苏新、伍曼曼、王妞妞分别饰演“长耳朵”　“红眼睛”　“短尾巴”，我演“大灰狼”。说实在的，我很缺乏艺术细胞且五音不全，各门功课中以音乐课最为糟糕，总是得3分（当时实行的5分制），勉强及格。可是，不知为什么教音乐的王雅兰老师却偏偏相中了我，让我演“大灰狼”——真是不可思议！我呢，也不加推辞，不知深浅地同意了！

现在想起来，我入选的原因大概是：我在同学中是很能闹的，不是循规蹈矩的“乖孩子”，总喜欢逗人说笑话，有时甚至不分时间、地点，憋不住，总要说些笑话逗同学乐，“滑稽好闹”“不守纪律”曾作为我的一个重要缺点，受到过批评。可是，这一缺点在王雅兰老师看来正是一大“优点”，正符合大灰狼的品格、特质，“不守纪律”正是大灰狼的特点，哪有“遵纪守法”的大灰狼呢？！至于“五音不全”那就更符合大灰狼的特征了，　“反面人物”就应当是这样的嘛。如果字正腔圆、唱念俱佳，那还是大灰狼吗？那岂不成了“正面人物”了吗？结果，我的所有缺点，“不守纪律”“五音不全”，都成了最大的不可多得的“优点”，结果，我以不可比拟的“绝对优势”、毫无悬念地当选为大灰狼了！

另外，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次学校开晚会，各班都有演出，何安生心血来潮，忽发奇想，一定要我和他一块儿上台说相声。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头脑一热也就同意了。二人临时密谋一番，商量了个大致路子，就登台演出了，按照事先商量的路子现场发挥，尽量往逗乐方面说，结果舞台效果还很不错，时时引来全场的哄堂大笑，轰动一时。何安生是我哈尔滨干部子弟小学时的同班同学，我可知道他，要说“滑稽好闹”，他可是把好手，胆子大、点子多，可比我强十倍百倍！要不是他先随父母去了北京，我想，“大灰狼”一角就非他莫属了！不过，大概那次演出，给王雅兰老师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认为我有了“舞台经验”，至少可以不怯场，既然何安生走了，退而求其次，　“大巫”不在，就让“小巫”来演大灰狼吧！

说起何安生的好闹，不安分，我举一个例子，可见一斑。有一次学校吃饺子，他那不安分的头脑突发奇想，眨眨眼问我们：“你们相信不相信，我能把这半碗醋一口气喝下？”大家觉得好笑，半信半疑之时，只见他端起半碗醋咕咚一口气喝了下去，皱皱眉，有些龇牙咧嘴了，就在大家诧异时，他竟意犹未尽，又倒了小半碗醋，一饮而尽！这次不行了，两次喝了有三四两，太多了——他喝醉了，心里翻腾闹得慌，要吐，脸色也不太好看，大家赶快把他送到后边医务室进行“抢救”。

《大灰狼与三只小白兔》在学校大礼堂首次演出大获成功——这是当年最大型的演出剧目了。四个“演员”除王妞妞是三年级的以外，其他都是我们班的，因此这是两个班成功合演的剧目。

在另一次晚会上，三年级演出的大型童话剧《拔萝卜》也很精彩，获得好评。最有趣的也是最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最后硕大的圆萝卜终于在众人共同努力下拔出来了，突然萝卜打开了，令人惊讶的是，从里面居然走出了一个人——王妞妞！大家惊讶不已，赞叹不已！

从此以后，全校就传唱着这么一句歌词：“拔萝卜，拔萝卜，一下拔出个王妞妞！”

这年，来了几位记者，深入全校，照了不少相，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镜头，真实地反映了学校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张《大灰狼与三只小白兔》的剧照——我是这年暑假在《东北画报》上，看到一组反应育才小学生活的照片，其中就有这张剧照，拍摄者署名“葛力群”——为什么我对这个名字记得这么牢？一是和我有关，二是他和李校长同名不同姓，还能记不牢吗？

上了《东北画报》，肯定会产生一些或大或小的社会影响，起码在东北几省吧！如果哪位同学校友有兴趣，有条件查一下当年的《东北画报》，一定会查到的。

后来，我从王雅兰老师那儿看到不少相片，就特意要了其中的这张剧照，珍藏至今已60年了！我们的演出还产生了“国际影响”呢！1950年1月7日，全校到中长铁路办事处和苏联专家过圣诞节，开联欢会，我们演出了《大灰狼与三只小白兔》。

那天真热闹，中长铁路办事处喜气洋洋，一派节日气息，二楼大厅布置得富丽堂皇，有一棵高大的圣诞树苍翠挺拔，布满一串串小彩灯，闪闪发光。有个穿红袍，满脸大胡子的冬老人正在为同学们发糖果之类的礼品，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冬老人？何谓冬老人？其实就是西方国家的圣诞老人吧，只不过在俄罗斯等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则叫“冬老人”——这是我长大以后才弄清楚的，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我还以为是翻译错了呢！演出很成功，苏联专家非常高兴，最后把剧本都要去了，准备带回国。

这次晚会很晚才结束。全校一二百同学，是坐大轿子车去的，回来时，苏联专家高兴了，就把他们所有的小卧车全用上了送我们回校。当时那景象是很壮观的，几十辆苏联小卧车，在深夜排成长长一队，鱼贯而行，雪亮的车灯，穿透夜幕，“吉斯”“吉姆”“莫斯科人”浩浩荡荡疾驰在宽敞的马路上，形成那夜沈阳罕见、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我们的演出，受到苏联专家的赞许和夸奖，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贡献了绵薄之力。可以说，我们的演出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我们在母校的怀抱里，度过美好的童年，开始迈入少年时代，每天过得都很充实、有意义，快快乐乐、欢欢喜喜、无忧无虑、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幸福、美满，这就是我们的童年。

由于我们班的同学比较成熟、懂事，自觉性高，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优秀，为全校其他班起到了示范作用。我们班受到了学校表扬并奖给我们一面奖旗，上面有四个大字：“带头作用”。激励着我们继续努力向上，各方面做得更好，为全校各班继续起到“带头作用”！

由这面锦旗我又联想到另一面锦旗，上面的四个字是：“育我英才”。我记得是母校刚建校时东北局赠送的，这面锦旗对母校给予了深切的厚望和期待，是一种鼓舞、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策！60年来母校没有辜负这一厚望，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培养、教育出一代代、一批批“英才”和栋梁，在共和国光辉的教育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把战火快烧到鸭绿江边了，为了预防不测，避免无谓的损失和牺牲，刚刚过上一年多安定、快乐、幸福生活的我们不得不告别亲爱的美丽的校园，踏上随母校流离到哈尔滨的征途。不久后，我就泪洒校园，惜别同学，去了武汉，但母校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所幸，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班的许多同学又在北京相聚了，并且半个多世纪再也没有失去联系，经常见面，共同回忆美好幸福的童年和亲爱的母校。

育才是我们的自由天地，校园是我们的童年乐园，我们如同一棵棵幼苗在党的阳光雨露抚育、滋润下茁壮成长，欢度着欢乐童年的幸福时光。母校为我们的一生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知识基础，甚至健康的体魄都是母校给予的。学校不但引导我们锻炼身体，而且注意增加我们的伙食营养，每学期还要到医务室检查身体，得了病能及时得到治疗。为了增强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体质，老师、阿姨还积极为我们献血输血——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老师、阿姨输给我们的血在涌动！我们在母校的怀抱里、乐园里，初步树立起了正确的人生观，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正是由于母校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坚固的基础，才使我们在以后几十年漫长的人生之路上有着坚定正确的方向，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作为、正直善良的人，为党为人民尽自己的能力，努力工作，作出贡献！

母校是我们童年成长的摇篮和乐园，在母校的怀抱里，我们受到很好的启蒙教育，我们之所以能长大成人并有所作为，是离不开母校的教导和养育的，离不开为我们健康成长而付出全部心血、热情、知识和辛勤劳动的每位老师、阿姨和员工！

母校的恩情天高地厚，时时魂牵梦萦在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每一个同学的心头！我们怀着万分的感恩之情，永远怀念母校和那美好幸福、欢乐的年代。

我们怀着真挚、火热的心，千万次打心眼里喊出：亲爱的母校，我们永远热爱您！我们永远想念您！再让我们回去一次吧，走进那间再熟悉不过的教室，让我们重新坐到自己原先的座位上吧！虽然我们许多人胸前并没有挂满勋章，其实连一枚都没有，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您捧出并献上一颗炽热的童心——和当年的一样真诚、炽热、红亮、纯粹、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