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讲到家风的两个内涵，一个是仁敬，一个是严毅。
良好家风的第三方面内涵是信义，防范家族子弟奸猾不实，害人害己。
浦江郑氏在族规当中明确规定：后代子孙增拓产业，自然是好事，但必须恪守两项原则：首先，要体谅出让产业人的苦衷，严格以市场价格估定价值，不得与中间人合谋串通，损人利己，这就是“义”；其次，自己的责任自己担，如果有欠账，必须按时清偿，不得将自己要纳的税款通过合同条款暗中转移给出卖人，这就是“信”。如果一味昧于信义——
天道好还，纵得之，必失之矣。——《郑氏家范》
凡是昧着良心损人利己，人道尽，天道还，即便偶尔占便宜，也会最终失去。如果子孙秉承奸诈一道，不仅不能积福增祥，反而会引祸上门。[1]
抽象而遥远的天道对一般人很难有说服力。宋代的倪思从正、反两方面用事例说明了诚信无欺的不同后果。
正面的例子是诚信之人必得善终善报。宋代临安有家著名的剪刀世家，名叫“青州刘家”。其他竞争者为了打开市场，纷纷制造伪劣剪刀，减价出售，一两百钱就能买一把。但青州刘家从不降价，每把必卖五百钱。对子弟、徒弟、佣工的要求却一如既往：用料精好，打造精致，锋利无比，经久耐用。自然，工价也高出一般剪刀数倍。刘家凭借优质产品树立了良好的市场信用，后来，很多同行纷纷倒闭，刘家剪子铺却一直存续下来。[2]倪思要说的道理是：在家族经营中，诚无愧于信，无损于利，无违于理。换言之，只有诚信，才能获得市场，获得利润，还能获得道德上的正义感和尊严感。
反面的例子是，贪官污吏的子孙必然败亡。倪思的理由是：父祖辈做官违信取利，违法牟利甚至贪虐无道，子孙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类人家的父祖辈之所以能够避开法网，逃脱惩罚，是因为这样的祖先一般都很有才能，能够驾驭、控制下级，掩盖贪赃本相，还能奉承上级，拉人入伙下水，应酬周旋，摆平方方面面。但遗憾的是，他的后代没有他这种本领，也没他这种耐心，只继承了他一样：贪婪。败家亡身，势成必然。[3]与其如此，父祖辈倒不如忠信传家，树立良好家风，遇到有贤能的子孙，必然家大业大，走向繁荣。
晋商八大家中的乔家，向来奉行信义高于利益，这既是晋商的立世之本，创业之基，也是晋商辉煌近百年的内在诀窍。20世纪30年代，中原大战后，乔家完全可以发战争财，用贬值的晋钞兑换存款。但乔家动用家藏硬通货兑付存款，最终毁家偿债，落下30万两白银的亏空。“大德通”当家人乔映霞一句话说得大气凛然：乔家生意虽然垮了，但子孙还不至于衣食无着；如果真的违背诚信，投机取巧，出手狠赚，无数人家将会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这种与其毁千家不如毁我一家的道义情怀折射的是晋商良好的家族风范，也是乔家赢得社会尊重、信任的真正原因。
良好家风第四方面的内涵是俭素。提倡居家清俭度日，为官清正廉明，防止后代子孙骄奢淫逸，坐吃山空。唐代柳玭教育子孙说：
余见名门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新唐书·柳玭传》
自古以来，很多名门大族，祖先忠孝勤俭，终于成就了大家大业，但后代子孙或顽劣任性，或骄奢傲慢，荡尽家产。立家之难，有如徒手登天，败家之易，有如以火燎毛。
曾国藩也有过相同的见解。他一再要求子弟辈克己节欲，保持寒素家风。曾国藩认为，按照人的习性——
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曾国藩家书》
一般人家子弟，由俭入奢，易如顺水行舟；再要由奢入俭，那就难于登天。
盛唐时期著名古文家崔沔，史载其——
俭约自持，禄禀随散宗族，不治居宅。——《新唐书·崔沔传》
廉洁自持，生活节俭，所得的工资薪酬，随手赡给宗族贫困人家，不添置任何不动产。
这种家风深刻影响了后代。他的儿子崔祐甫继承父志父训——
家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旧唐书·崔祐甫传》
治家以清俭为礼法，成为士大夫家族的楷模。
清俭的家风铸就了崔家特有的人文素质。崔祐甫一生居家清俭，居官清廉。《旧唐书》说他——
性刚直，无所容受，遇事不回。——《旧唐书·崔祐甫传》
无欲则刚。自己的清俭、清廉必然要求人格的纯净和高尚的道德品格。崔祐甫秉承家风，性情刚直不阿，坚持原则，遇事不妥协，不妄从，成为当时士林的道德模范。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崔祐甫的高标独立。有一年，陇右节度使朱泚（cǐ）上书，说陇州州将赵贵家里出了一桩怪事：猫鼠同乳！猫和老鼠不仅和谐相处，还相互喂养对方的子女！朱节度使认为这是国家的“祯祥”，是好兆头。当时的宰相常衮（gǔn）高兴异常，率领百官庆贺。但崔祐甫不仅不参与，还大唱反调，坚持说这违背了自然常理和动物的本性，是祸不是福。他上书皇帝说——
猫受人养育，职既不修，亦何异于法吏不勤触邪，疆吏不勤扞（hàn）敌？——《旧唐书·崔祐甫传》
人家养猫，就是为了断绝鼠患。今天猫不抓老鼠，那就是失职。如果这种反常现象都要庆贺，是不是鼓励法官们不纠弹违法，鼓励将士们不对外抗敌？
清俭、清廉必然导致清正。后来崔祐甫官居宰相，裁汰官场，整顿吏治，一销雍弊贪滥之风。
官宦人家如此，有成就的民家也是如此。凡由寒素起家的富商大贾，只要有远见，有智慧，就会时时刻刻要求子孙牢记寒素家风，这叫“不忘本”。
山西著名商号“大盛魁”从事边贸，塞外扬名，极盛时期仅运载骆驼就达到两万多头，分号分店遍及俄罗斯、新疆、蒙古等地。这家商号的号规规定了两个仪式：第一个仪式，每逢年节，必须向供奉在财神像下的一条扁担、两条麻绳、两个筐子叩头——因为大盛魁三大股东原来都是挑着小担，随军贸易，走遍蒙古、新疆，这是货郎发家的根本；第二个仪式，每年除夕之夜，必须喝米汤——因为三大股东有一年亏损，无钱过节，只能靠喝米汤度日。这两个仪式，每年必须举行，这是教育后代子孙和员工“忆苦思甜”，崇尚节俭。
良好家风的第五大表现是习劳。习劳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让一个人随时反省自思，磨炼意志。防止子弟骄惰成性，散漫无边。
东晋的陶侃大器晚成，到广州担任刺史的时候，成天无聊，白天端一百片瓦到书房外边，晚上又端着回来。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折腾，陶侃回答说：
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晋书·陶侃列传》
我的志向是收复中原，现在的日子过得太好太闲，不每天锻炼锻炼，真的打起仗来，恐怕身体不中用了。
与陶侃这种“励志勤力”不同，他的手下一闲下来不是喝酒就是赌博，陶侃对此深恶痛绝。把喝酒的器皿和赌博的工具全部扔进江里，对将领官员就用鞭子、棍子处罚。[4]陶侃的军队纪律严明，能征善战，和陶侃的习劳理念有着直接关联。
曾国藩治军、治家都以廉、谦、劳为目标。关于子弟习劳，他在家书中一再强调，不可贪闲游弋。他告诫弟弟们说：
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曾国藩家书》
个人和家庭清洁卫生不仅代表一个人的外在形象，还体现着一个人的内在品格，更可以养成习劳的好习惯。曾国藩认为自己都不算是太爱干净的人，但他的弟弟们比他还过分，这是败家的节奏。家中以后一定要认真收拾，废纸残线，竹头木屑都要收拾得整整齐齐，有条有理，为子孙辈们做好表率。
对于后辈，曾国藩更是要求——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曾国藩家书》
除了读书，子侄辈必须学会打扫房屋，洗抹桌凳，还要到外边拾粪增肥，到田间除草，不要因为是官宦人家子弟就摆架子，羞于做繁琐细微的家务事。
按照曾国藩的逻辑：今天摆架子，明天就是败家子。如果父母溺爱子孙，从小不习劳苦，长大后就会认为细小家务是贱事杂务，做了有损身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养成游手好闲的恶习，家庭败落那是迟早的事。
良好家风的第六大表现是谦慎。为人谦虚低调，做事审慎有则，防范子孙辈狂妄自大，骄矜凌人。
曾国藩草根起家，克勤克俭，清慎畏谨，随时担心家族子弟惹是生非，有违家风，有损家声。曾国荃性气粗豪，为人傲娇，曾国藩数次写信劝诫：
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弟过盛，万目所属。——《曾国藩家书》
你在外领兵，一定要牢记“谦谨”二字。现在我家好不容易成为显贵大族，子孙众多，拜官封爵，别人随时都会盯着我家，要是一有闪失，家声败坏，家道衰落，那就是最大的悲剧。
唐代宰相刘滋继承祖父两代家风，“廉谨畏慎”，其堂兄刘赞虽然父祖都是名儒大家，却从不读书，荫官后一味以“强猛立威”，搞得人见人怕。但刘赞特别会来事儿，杜鸿渐没当宰相前，刘赞精心结纳，后来杜鸿渐升任宰相，刘赞自然跟着升官。杜鸿渐的判官——政务秘书杨炎和刘赞关系很不错。后来杨炎升任宰相，刘赞又升官为歙州刺史，到了歙州，又和宣歙观察使韩滉（huàng）私交甚好，韩滉拜居宰相后，又将他提拔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
看起来刘赞虽然没读什么书，但人缘还是挺好的，官运更是青云直上。但这些风光的表象后面有两个问题：一是人缘好并不意味着人品好。正史上说得很清楚，刘赞的好人缘是送礼送出来的。刘赞担任廉察使，本应反贪防腐，却大肆收敛财富，上贡希恩；二是，当爹的如此，他家——
子弟皆亏庭训，虽童年稚齿，便能侮易骄人，人士鄙之。——《旧唐书·刘滋传》
家中子弟没有父亲的正面教育，年纪小小的就骄傲蛮横，瞧不起人，如此家风，在官场上没人瞧得起。
如此看来，曾国藩真是圣贤一流。一个人无论官有多大，位有多高，但品行有亏，名声败坏，子弟还不成才，这样的官，不做也罢。
我们从六个方面讲了良好家风的内涵，实际上也是家风的价值表现。这些价值在现代社会是否还有意义？对未来的家庭建设、社会建设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一种良好的家族风气就是一幅时代道德规箴图谱，其功效不亚于一部煌煌法典。家风，特别是世家大族的门风，育人有致，润物无声，往往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成为人们追慕、仿效的典范，影响整个世态人心。家风毁坠，小则导致家族败落中衰，大则危及社会稳定，甚至动摇社稷根本。
我们以范仲淹家族为例，说明良好家风在今天的时代价值。我们常说富不过三代，但范家昌盛发达到今天，已经接近一千年！根据宋代人的笔记：
范氏自文正公贵，以清苦俭约著于世，子孙皆守家法也。——（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三
范家从范仲淹开始发达，家风清苦俭约，为当时人家典范，更重要的是，范家子孙个个都能恪守家法，所以家声良好，家道兴隆。
范仲淹为了教育好子弟，专门立下了《诫诸子及弟侄》等系列家规、家训。
范氏家风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第一，提升个人修养，培育良好品德。
范仲淹在家训中训导子孙一定要仁恕宽厚。他的三儿子范纯礼做官以后，牢记父训，宽简待人。《宋史》评价范纯礼“沉毅刚正”，但存心仁厚。
宋徽宗即位，范纯礼担任开封府知府，治下出现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谋逆，有个农民居然头上戴着皇冠！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无数人头要落地。但范纯礼审查案子后，发现这只是个玩笑—— 一个年轻人看戏后，拿着戏场的皇冠道具，路上刚好碰上一个箍桶匠，就把皇冠戴到他头上，还说：看看你演皇帝像不像。箍桶匠吓慌了，抓住这小伙子不放，还报了官。范纯礼说服宋徽宗，没有以谋逆论罪，认为这是村野小民玩笑开得太大，判了很轻的杖刑。[5]一桩惊天大案，就此冰消瓦解。范纯礼没有罗织罪名，没有妄开杀端，更没有利用这种高度敏感的社会性事件捞取政治资本，范家仁恕宽厚的家风救了无数人的性命，也保住了无数的家庭。
第二，强化责任意识，兴家强国。
范家自奉甚俭，没有客人，最多也就一道荤菜。家里那么多做官的，剩下的钱到哪儿去了？两个去处：一个是范仲淹设立的义庄，救助亲族中的贫寒家庭，惠及姻亲、邻里、乡党；一个是府学，范家不仅捐资助学，还把相中的风水宝地修成了苏州府学。范仲淹的观点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虽有亲疏之分，但同根同源，都有相互赡给的义务；同一个地区的孩子，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这种基于仁德而产生的责任意识，不仅造就了简朴寒素的家风，还强化着子弟们的家族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实现了家国一体的良性互动。
第三，产生示范效应，实现家族——地方——国家治理的一体化模式。
范纯仁位居宰相，但恪守父风。平生坚持俭、恕两大原则，并以此训诫子孙：
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宋史·范仲淹传》
只有俭素可以成就清廉，只有仁恕才能成就大德。俭素前面已说过。仁恕的经典例子是，范纯仁担任齐州知府的时候，当地民风凶悍，强盗出没。有人建议：对于这些暴力性犯罪一定要从严从快从重打击，否则无以震慑“凶民”，还会导致社会风气恶化。范纯仁认为，单纯的打击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监狱里面人满为患，多是些平民偷盗抢劫引发的追赃案件。范纯仁就问司法官员：为什么不把这些人保释出去凑钱还债呢？通判汇报说：这些都是惯犯，放出去没几天又回来了。倒不如关在里面省心，得病死了，反而为民除害！范纯仁厉声反问：
法不至死，以情杀之，岂理也邪？——《宋史·范仲淹传》
依据法律，这些人都罪不至死，你们居然想出这种招数杀人，还说是为民除害，这还有天理吗？于是把这些罪犯召集到公堂下，训诫他们改过自新，然后把这些人都放掉了。
范纯仁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推行德政、仁术。效果怎么样呢？正史上说——
期岁，盗减比年大半。——《宋史·范仲淹传》
到了第二年，盗抢案数量同比减少一大半！
《宋史》评价范家的时候有个结论，很公允，很高明：
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宋史·范仲淹传》
自古以来，一代王朝兴盛，必然有一代名臣辅佐。宋朝有了范仲淹这样的贤德之士，可以无愧于历史！
可以想象，也可以肯定：如果天下有几百、几千户像范仲淹这样的家族，有这样良好的家风引导垂范，家族和睦，地方稳定，国家兴盛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注释】
[1]《郑氏家范》：“增拓产业，彼则出于不得已，吾则欲为子孙悠久之计。当体究果直几缗，尽数还足，不可与驵侩交谋，潜谋侵人利己之心。否则天道好还，纵得之，必失之矣。交券务极分明，不可以物货逋负相准。或有欠者，后当索偿。又不可以秋税暗附他人之籍，使人倍输官府，积祸非轻。”
[2]倪思《经鉏堂杂志》卷五：“临安有世卖剪子者，曰青州刘家，他剪子铺随时逐利，每柄不过一二百钱可得，唯青州刘执价必五百，不减，然其打制精利，用之可过常剪数柄。彼其价高，非妄增也，盖其铁既精好，工价数倍，若稍减价，则不复能如此，人用其剪者，信之，买以五百，未尝少吝。执价守业，可嘉一也；久而使人信之，可嘉二也；好物价高，贱者不堪久用，其理可验，三也。事有可以类推者，故志之。”
[3]世之贪吏，或不至婴宪网者，盖其人实有才具，可以驾御官吏，可以藏匿踪迹，又善承迎上官，结托权贵，应副过客，故不至败露。子孙无其才具，而徒学其贪，此所以必败也。
[4]《晋书·陶侃列传》：“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赌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
[5]《宋史·范仲淹传》：“中旨鞫享泽村民谋逆，纯礼审其故，此民入戏场观优，归途见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与刘先生如何？’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之，对曰：‘愚人村野无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应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后人？’曰：‘正欲外间知陛下刑宪不滥，足以为训尔。’徽宗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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