睦族（上）

汉族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支系叫客家人，客家人最有特色的建筑是围龙屋。围龙屋通过科学设计，精巧布局，将一个家族几百甚至上千人集聚在一个共同空间。这种建筑和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南方干栏式少数民族住宅、云南的一颗印合起来称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五大民居典范。

围龙屋是客家人的心酸史，也是客家人的辉煌史。历史上，从秦始皇时期南迁五岭、融汇百越，到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乱、满人入关，再到太平天国，成千上万的中原人遭遇生存挤压，被迫背井离乡，一路向南，挣扎求生。好不容易找到栖息地，又要和当地的土著进行恶劣的生存竞争，沿海一带还得面临强盗、野兽和倭寇的侵袭。

为了生存，为了繁衍，为了防卫，围龙屋星罗棋布地散布于中国南方的山水之间。一座座或圆或方的土围见证了客家人对生命意义的积极认知，更见证了客家人的坚韧意志和团结精神。

一个大家族，上百户人家、几百上千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如何进行内部治理？如果大的吵，小的叫，单纯的声音污染就让人崩溃。但客家人几乎遇不到这类情形，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在同生死、共荣辱的生存压力下，家族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法则显示了强大的调控力，几乎每一个客家人都会在自己的祖训、祠规、家法中确证一个共同的道德诉求：宗族和睦。

睦族，在客家文化中似乎是迫不得已的道德选择。但纵观历史，睦族是中国宗族文化固有的本体元素，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和历史传统，客家人仅仅是将这种宗族自治的道德理念进行了空间位移。

睦族，就是强调家族的和睦，和谐相处，对内实现家族的有效治理，对外实现最大化、最优化的情感拓展与利益扩充。从这个意义上说，围龙屋为客家人带来的不仅是物理上的安全感，还是一种心灵上的归属感。

宗族社会为什么要睦族？江西义门陈家，自唐代开元十九年（731年）建庄立祠到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奉旨分庄，阖族同居达332年，人称“天下第一家”。在《家范十二则》中专设“睦宗族”一条，阐述了睦族的重要性：

克承古谊，垂裕后昆。——义门陈氏：《家范十二则·睦宗族》

宗族和睦，上可继承先辈的优良作风，下可为子孙留下精神遗产。如果家族子弟三心二意，家族自然就会四分五裂。长此以往，宗亲悬隔，日远日疏，打架干仗都不知道是一家人打一家人。

历代家法，对睦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列举了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身份认同。今天，在异国他乡的街道上，忽然遇见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陡然就会生出一股亲切之情。为什么？因为都是中国人。在古代，这种身份认同感更加强烈。在相对封闭的族群社会中，个体的自我认知都受制于群体的共同价值观，最终产生归属感并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就是这种身份认同的集中表现。实际上，在更早时期，家族本身就是最基本的战争单位。今天所谓的“族”，《说文解字》说是箭镞（zú），著名古文字学家丁山先生解释说，“族”就是军旅组织。实际上“族”就是同一血缘的群体从事战争、祭祀行为的基本社会组织。

正是基于这种血缘伦理和身份认同，这种家族性军队在战场上才会无私保护、拼死救助同类，具有极强的团结力和战斗力。晚清时期，曾国藩训练的“湘军”，凭借的就是这种法宝，军人们不是亲戚，就是同学，最起码也是老乡，正是这种亲情、乡情、友情使湘军具有高度的身份认同感和情感凝聚力，所以能够同生死，共进退，不会各自为阵，更不会临阵脱逃。

达尔文曾经说人有两种本能：利己和利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利他是为了更好的利己。人类如此，其他动物种群也是如此。吸血蝙蝠相互哺育，吸了血的蝙蝠会去喂养没有吸到血的同类，所以才保证了强大的种群繁衍。

儒家正是从伦理身份层面不断强化同宗同族个体之间应当相互帮助，在利他的道德前提下获得更大、更多的利己性效应。这既是一种同类相助的天性，也是人之作为人应当具有的善性。所以，我们把以舍换得、以退为进、以忍让换和谐、以仁爱换信任推崇为一种美德，一种智慧。

“吃亏是福”是中国家族相处的一种柔性法则和显性教条，赢来了家族的和睦、团结、繁盛。在世界各大民族中，犹太民族也有着相同的理念和训诫。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创始人发迹于德国，后来将自己的五个儿子分别派往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奥地利和意大利，拓展世界性市场。老罗斯柴尔德用《圣经》中的故事告诉儿子们：一支箭很容易被折断，但要是五只箭合起来则很难折断。只有铭记兄弟名分，相互容忍、帮助，才能共同成为最富有的人。这种告诫，250年来成为罗氏家族的核心理念，后代子孙即便经营理念不同，宁愿退出家族股份也不愿损害家族主体业务，所以成就了今天世界上最庞大、最神秘、最具实力的金融帝国。

为什么愿意吃亏？因为伦理身份上的一致性，民间的两种表达很通俗：肥水不流外人田，肉烂烂在锅里。作为利益共同体，当利益发生冲突或争端时，历代家法都主张容忍、谦让，甚至牺牲、付出，原因很简单：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范仲淹教导家族子弟说：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宋）张镃：《仕学规范》卷七

苏州范家人口众多，对我而言，远近亲疏是很清楚的。但如果从祖先角度看，富可敌国也好，贫无立锥也好，当宰相也好，当淘粪工也好，都是自己的子孙，不能区分远近亲疏。

第二，心理满足。身份认同不仅能带来身心的归属感，还能带来心理满足感。聚族而居，和谐相处，互助互爱，排解的不仅是寂寞、无助等消极心理感应，还会产生自我身份确证后的各种积极效应，比如对家人、族人的信任和对自己的自信，比如对家族祖先善德懿行发自内心的崇拜、追慕，比如在传承、弘扬祖德的同时寻求自身价值的有效实现，最终实现家族的良性嬗（shàn）递，这就是所谓“世泽”“世家”“世业”发生的心理动因。前面讲到的“垂裕后昆”，也是这个意思。

第三，利益关联。伦理关联必然带来利益关联，这既是身份伦理，权利义务的相互链接，也是家族盛衰的关键。

明代万历时期的姚舜牧，虽然只是个举人出身，也只任过县令小官，但在儒学领域却有着极高的建树。他在《药言》中很精妙地解读了“仁”字：

桃梅杏果之实皆曰仁，生生之义也。虫蚀其内，风透其外，能生乎哉？——（明）姚舜牧：《药言》

桃、梅、杏的果核为什么都叫“仁”呢？这体现了《易经》生生不息、革故鼎新的哲学思想。如果家族子孙不团结，就好比果仁内部生虫，再加上外人煽风点火，果仁必然朽坏糜烂，哪还能生根发芽呢？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荣辱与共，休戚相关，这些成语都是对身份伦理产生的利益关联的高度概括。所以，当内部发生利益纷争时，应当首先考虑同出一祖，以忍让、和睦为宗旨，不能让外人或官府介入，不仅便宜外人，还内伤族谊，这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肉烂烂在锅里”！

汪辉祖是清代著名的刑名幕吏，官府的法律顾问，后来57岁考中进士，担任湖南宁远知县。无论为官，还是做吏，他都深知诉讼对一个家庭、家族的毁灭性打击。所以在家训中，他一再告诫子孙不可轻开讼端。他说，一打官司，最大的风险是官员可能会积极发挥自由裁量权，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这就是所谓“官断十条路”，没人敢说稳操胜券。即便官司打赢了，你还得等候判决，犒劳邻居证人，还得弯腰屈膝到官府去请求执行，还得去核对数据、证据，加上办事人员的辛苦费，往来的差旅费，不仅耽误正事，还耗费钱财，赢了官司但受伤的是自己。^[1]

汪辉祖从诉讼成本角度分析了争讼的危害性。宋代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戒讼诗，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些小言辞莫若休，不须经县与经州；衙头府底陪杯酒，赢得猫儿卖了牛。——宋《戒讼录》

对于那些鸡零狗碎、细枝末节的纠纷，最好双方克制，不要动辄就打官司。各样成本摊下来，看起来赢了一只猫，输掉的却是一头牛。

汪辉祖还特别提醒族人一定要警惕那些唆使打官司的人：

彼激播唆讼者，非从中染指，即假公济私。——（清）汪辉祖：《双节堂庸训》

这些挑弄是非、唆使诉讼的人，不是想从中牟利，就是假公济私。最佳的办法是什么呢？忍让、反省。

明代有个官员叫马森，在太平知府任上，有两兄弟为争夺财产，对簿公堂。马森一看两兄弟鬓发已白，就让衙役搬来一面镜子。说，先不说案子，你两兄弟照照镜子。两兄弟在镜子前看来看去，一父所生，面容酷似，须发尽白。正在感叹，马森说了一句话：“若二人老矣，忍伤天性乎？”——你兄弟虽然有自己的家庭，但天生手足，同气连枝。现在你们都老了，还忍心伤害天性吗？两兄弟当场就哭了，相互推让，罢诉归家。^[2]

怎么睦族？历代家法特别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叙谱明伦，敬老尊贤。明代的王士晋在《宗规》中将睦族归结为三要：尊尊，老老，贤贤——尊敬官长，尊敬老人，尊敬贤者。^[3]为了让族人心服口服，王士晋谈到了西汉石家的发家史。石奋是汉高祖刘邦的侍从，既无文韬武略，也无奇异技能，就是普普通通一个端茶送水的随从，但石奋有个优点：勤谨恭顺。刘邦先娶了他姐姐为妃子，还将他全家迁进了“戚里”——汉初专门为皇亲修筑的贵人区。汉文帝时，石奋累官至两千石；汉景帝时，石奋的四个儿子均升为两千石，一家五个高官，加起来年薪就是一万石，于是“万石君”的名号不胫而走，连汉景帝都感慨石家尊崇显贵无比。^[4]石奋治家特别遵从礼法，即便身居太子太傅，无论在皇宫门楼，还是在家属区大门口，都要远远地下车步行。为什么呢？不是为了亲民，而是担心安全警卫部署和参拜，回避这些是为了不给尊者、长者、贤者惹麻烦。王士晋的意思是说，家族内，只要能做到上述三要，家族自然雍熙和睦、昌盛发达。

第二，兴学谋业，造福后昆。族人贫困，钱粮救济只能缓解一时急困，如何让族人走出贫困，奔向小康才是赡族的根本。可以说，赡族首先要救急，但最根本的还是“救穷”。怎么救？最重要的就两项：读书和学艺。

为彻底解决贫寒子弟的后顾之忧，一般家族都设有义学。义学，又称家塾义学，始于宋代的范仲淹。部分在外做官的族人捐助俸银或土地，聘请塾师教授族中子弟常用典籍，相当于今天的启蒙教育。学习优良者可以参加科考，为官为宦，彻底改变身份；即便学习一般，也能识文断字，明了忠孝节义，做一介良民。

江西义门陈氏同居共财数百年，宋真宗赞誉陈家“聚居三千口，人间第一；合炊四百年，天下无双”。为什么能够保证家族几百年繁盛不凋？就是族人捐资助学。兴学是陈氏家族的重大事务，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创办东佳书院，家族子弟免费入学，后来还推恩至外族乡邻子弟，以至于江南名士尽出陈家。^[5]其中学优品良者学习举业，以博青紫；中下之资者亦能知理达义。^[6]陈家到11世纪中期，30余人为官，40余人受朝廷封赠，中举人数达到120余人，官至宰相一级者就有2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家族创办义学，其本旨固在为家族培育人才，以便跻身仕途，提升宗族竞争力。但科考路途太过艰难，有些家族则改弦更张，专门传授子弟职业性技能，代代相传，加上姻亲戚谊，最终形成地域性、宗族性极强的社会化组织。

典型的如绍兴师爷。明代万历年间的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朱赓海量引进自己家乡的子弟担任不入流的胥吏，形成了绍兴籍秘书帮。到了清代，“无绍不成衙”，绍兴籍师爷遍布中央各大衙门，远达荒江大漠，形成了庞大有力的社会势力。雍正朝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师爷叫邬思道，江湖人称“邬先生”，自小家贫，读书刻苦，后来科考不如意，决意游幕，所学刑名、钱粮、文牍，样样胜人一筹，终成一代名幕。所著《抚豫宣化录》以东家田文镜之名刊刻发行，成为习幕子弟的“枕中鸿宝”。

如此辉煌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徽商、晋商、甬商，都是以家族集团形式集聚、扩张，绵延数百年。

第三，矜恤孤寡，周济穷乏。汪辉祖在家法中曾经谈到过一种现象：一个大家族，有一户人家富贵，就有很多族亲贫贱，这是自然之理。^[7]那富贵人家对贫贱人家是否有义务赡族？范仲淹的回答是：必须有。

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宋）朱熹：《小学·嘉言》

范仲淹的观点是，祖先积德数世，才有了今天一家的发达。如果就此高高在上，对贫困族亲不管不顾，甚至鼻孔朝天，死后如何见列祖列宗？活着还有什么脸面进家庙祭祀祖先？

范仲淹的理论属于典型的传统宗法伦理。后来一直受追捧，直到20世纪初期遭遇了猛烈的批判。比如，新文化干将胡适就说：父母养儿防老，把子女当作理财产品，是一种依赖性；子女理所当然地继承父母遗产，把父母当作提款机，也是一种依赖性；弟弟帮哥哥，出钱出力跑人情，哥哥还认为理所当然，最终一子成名，“六亲聚咬”，这是奴性，也是亡国之根！

比较之下，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家族的温暖。钱穆与胡适同时代，父亲去世时，钱穆才十二岁，孤儿寡母，度日艰难。族人要求钱穆家接受钱氏义庄抚恤，但钱穆母亲硬气，坚决拒绝。后来族人搬出列祖列宗，才说服钱穆家接受救济。正是家族和兄长的共同帮扶，钱穆才免于饥困，顺利入学，终成大家。钱氏义庄的良性效应还反映在钱穆兄长钱挚中年猝死，他的儿子年仅十六岁。全靠族人和叔叔钱穆尽力维持帮护，修成学业，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这人是谁呢？钱伟长。后来，八十高龄的钱伟长以无比感恩的心情赞颂家族制度，而钱穆更将家族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石。

胡适、钱穆，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文化大师，他们对传统家族的认知为什么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论？传统家族的睦族和赡族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当家族成员遭遇不幸，家族自治规范又如何进行救济？

请看一下讲。

【注释】

[1]（清）汪辉祖《双节堂庸训》：“不惟官断十条路，难操胜券也。即幸胜矣，候批示，劳邻证，饶舌央人，屈膝对簿，书役之需索，舟车之往来，废事损财，所伤不小。”

[2]《明史·马森传》，郑瑄《昨非庵日纂·宦泽》更为详细：“（兄弟）见面庞相似，须发皆皓然。悟泣，交让而出。”

[3]王士晋《宗规·宗族当睦》：“尝谓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贤贤。名分属尊行者，尊也，则恭顺退逊，不敢触犯；分属虽卑，而齿迈众，老也，则扶持保护，事以高年之礼；有德行族彦，贤也。贤者乃本宗桢干，则亲炙之，景仰之，每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谓三要。”

[4]司马迁《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文帝时，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免。选可为傅者，皆推奋，奋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为九卿；迫近，惮之，徙奋为诸侯相。奋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皆以驯行孝谨，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5]南唐徐锴《陈氏书堂记》：“陈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者皆就学。”

[6]《义门陈氏家训·推广家法》：“子孙于蒙养时先当择师。稍长，令从名师习圣贤书，教给礼义。不可读杂字及学刁滑词讼之事，以乖行谊心术；亦不可学诬罔淫邪之说。如果资性刚敏，人物清醇者，严教举业，期正道以取青紫。中人以下，亦教之知理明义，使其去其凶狠骄惰之习，以承家教。”

[7]汪辉祖《双节堂庸训·治家·宜量力赡族》：“同一祖系，一支富贵，必有数支贫贱，非祖荫有厚薄也。气之所行，盈虚相间，有损始有益，此盛则彼衰，理固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