睦族（下）

上一讲我们讲到睦族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赡族，要矜恤孤寡，要救济贫困，在现代法治社会这最容易引发争议。我的钱，送给你，你谁呀？凭什么呀？同为文化大师的胡适和钱穆两个人的观点也是如同水火，针锋相对。胡适认为这会养成族人怠惰之性，是亡国之本；钱穆则认为这是人伦之源，立国之本。两位大师的观点孰优孰劣？孰是孰非？

实际上，这是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对决，谈不上优劣，更难以分辨是非。因为文化的差异必然表现为价值诉求的差异和路径选择的差异。比如中国人认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典雅明丽，朗朗上口，英语语系的读者就不懂一对鸟儿和一对男女谈恋爱有什么关系，凭什么有关系。因为他们不懂或者不理解中国式的天人合一。所以，我们认为“梁祝”感天动地，西方人却一脸呆萌：蝶魂？蝴蝶哪来的灵魂？蝴蝶飞天飞地，跟年轻人谈恋爱有什么关系？

明白了不同文化语境的价值立场，我们才能评判两位大师之间的纷争。先看胡适的观点。先申明，作者对胡适先生的开明、真诚、宽厚等优良品格都十分感佩，但他对家族文化的反感特别是对赡族的反对确实存在两个方面问题。

第一个问题，评价标准错位。我们常说鹤立鸡群，是在同中求异，但问题是这评价标准是以鹤的高瘦清贵凸显鸡的痴肥低俗。换句话说，鹤与鸡之间，如果缺乏同一性标准，就不能放一块儿强生分别。胡适早年主张全盘西化，是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个人主义立场评判中国特有的族群主义，角度、标准、方法自然有问题。这是一种“错置”，就是用同一种价值观评价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两个：要么是“鸡同鸭讲”，要么是误解偏见。

第二个问题，以个人好恶替代理性立场。除了受美国学说影响外，作为极力鼓吹民主科学的干将，胡适也势必不得不表现出与旧传统决绝的勇气和姿态。但细加考证，胡适对家族制度的批判，深层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和他父亲有关系。1895年，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胡适父亲胡铁花从台东知州任上内渡，因病客死厦门。江湖上乱传，说是横死，只有尸身没有头。按照胡家族规，对这类非正常死亡子弟的尸体有三大禁条：不能进入祖坟安葬，不能上谱，不能入祠。后来还是胡适的兄长以极端方式才赢得了父亲下葬的权利。那时候，胡适才三岁。祠规对父亲遗骨的排斥引来了母亲的眼泪悲叹和兄长的怒吼悲鸣，这些对幼小的胡适必然产生负面心理效应。

另一个和他兄嫂有关。胡适的母亲比父亲小32岁，两个哥哥是父亲前妻所生，嫂子年龄与母亲相仿，对这位后母谈不上尊重，平时也难得有好脸色。大哥是烟鬼，经常欠债不还，浪荡家产。二哥倒是支持胡适读书求学，但胡适有成就后，他经常理直气壮找胡适要钱。这些拉仇恨的做法自然会激发胡适对家庭、家族的轻视甚至鄙视。

无论是西方留学背景的影响，还是童年、少年时期的不愉快记忆，都强化了胡适对传统宗族文化的非理性评价，这可以理解。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没有传统的赡族文化遗存和制度规范，这世上可能就没有大师胡适。

为什么这样说？胡家本是安徽绩溪小茶商，规模不大，盈利有限。几经战乱，胡家已经穷得叮当作响。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年纪轻轻，就不得不身陷家庭杂务，当上了小学徒。后来还是本家伯伯认为他为人聪明伶俐，人品很好，应该有更大、更好的前程，资助了他100银圆（胡适本人说是“借”了100银圆）。胡铁花就此由小学徒变成了读书人，这才有了后来的游学、中秀才、游幕、做官的人生际遇。当然，也才有了胡适成名成家的家底和资本。

对于钱穆先生的观点，无论从价值层面考察，还是从制度规范层面考察，中国传统家族，包括西方很多家族，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所谓敬祖、孝亲、尊长等价值目标都必须以利益作为驱动力和保护力。如果缺乏利益关联，比如养老、扶贫、助学、资金融通等经济互助机制，传统家族文化最多倾向于一种抽象的精神认同与身份认同，很容易趋于衰亡。换句话说，如果一味强调单纯的精神关联而不注重利益的互助互动，中国家族文化本身就会失去其生存土壤，成为一种空洞虚幻的口号！

按照钱穆的人生体验和学术观点，睦族本身就包含了赡族，也就是对亲人、族人的帮护、救济。这在古代既是一种道德义务，也是一种法律义务，但因为不便强制执行，所以民间一般都是通过道德自律解决，赡族也成为历代家法的必要内容。

明代弘治年间学者、松江华亭人宋诩（xǔ）在家法中讲到三个原则：

贫困匮乏者，视吾亲疏，皆当周恤，但有轻重之差耳。若一概而施生，则是博施济众之蚤，非吾分力所任也。——（明）宋诩：《宋氏家要》

第一个原则，对家族贫乏者，作为族人都有救济义务；第二个原则，抚恤周济要遵循身份亲疏、贫乏轻重顺序；第三个原则，赡族以尽自己最大能力为限，不要动不动就想解放全人类。

清代王师晋在家训中严厉禁止族人之间放贷收息，鼓励救助帮扶。他说，家有余资，万万不可拿去放高利贷。自己落下盘剥骂名，借钱的亲戚也难以忍受催告之辱。与其放贷伤情面、拉仇恨，为什么不把这些闲钱拿去无偿周济族人，人我两忘，免生尴尬。^[1]

为了让子孙辈切实做到这一点，王师晋要求子孙治家理财必须要有“章程”可循。按照存量、增量分为十股，其中三股必须留下——

周济族中亲戚之困乏者，贤士之穷厄者，乡里之饥寒者。——（清）王师晋：《资敬堂家训》

也就是说，王师晋要求子孙将家族财产的三分之一用来周济贫困的族人，如果还有余，就帮扶乡邻中穷困潦倒的贤德之士，再有余，就资助乡里中的贫困家庭。

按照王师晋的行为逻辑，周济族众，直到推恩周济乡邻和乡里的贫寒家庭，失去的是财产，换来的却是内心的欣悦与安宁，这就是俗话所谓“人有苦处，天有补处。”——一个人看起来处处让财让利，吃亏付出，但按照天理人情，他可以得到三样回报：仁厚的品格，身心的安宁，崇高的社会声望。自古以来我们说“仁者寿”，根本原因不在于有多好的物质环境，而在于品格的高尚和心灵的愉悦。更何况，人生不可能永远都是一帆风顺、家业昌盛。俗语说：“人是三节草，三穷三富不到老。”——每个人都有窘迫无助的时候，唯有亲人、家族才是自己最有力的物质依靠和精神依赖。

还有一点，赡族不单纯是一种善行，还是一种机变和智慧。如果只管自己的小家蒸蒸日上而无视族人的艰难困苦，到了兵火盗抢的危机时刻，没有任何亲戚愿意出手相救。从这一意义上说，赡族不仅能积德培德，还能远祸避祸。

但如果财富仅能自保，无力赡族怎么办？这不是问题。因为赡族从来就是量力而行的一种道义之举，并非只有钱财才能解决问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在不行，还有善言。明代王士晋特别提到，善言也是一种赡族的精神安抚、激励方法。

贫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财谷，皆阴德也。——（明）王士晋：《宗规》

一般人家对于族中贫困者，善言相劝，和睦以待，这和富家周恤钱粮一样，都是积累阴德的善行善事。

赡族的重要性已如上述，但针对一个大家族，族人众多且需求不一，事务庞杂且有轻重缓急，赡族从何入手？又如何形成长效机制？

古人的做法是：除个体化的私相赈济外，通过设立公产，制定规范进行持续有效的赡族活动。

这类公产称之为“蒸尝田”，一般由家族中富裕殷实人家捐赠或按照家族人口分摊，又细分为祭田、学田、义田等类型。祭田解决春秋两季祭祀祖先等公益活动所需费用；学田解决族中子弟就学、科考补贴；义田解决族中鳏寡孤独废疾者的救济抚恤。

清末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人均为中兴名臣，左宗棠封侯拜爵，胡林翼贵为封疆大吏，彭玉麟担任两江总督，收入、赏赐可观，却极少置办私产。积攒下的巨量财富都用到哪儿去了？绝大部分都用于地方慈善和家族赈济。比如家族每年的祠祭、孤寡抚恤、捐资助学就是最大的三笔费用。左宗棠在给儿子的家信中算了一笔细账：虽然一年的养廉银数目可观，但兰州书院的膏火钱，中乡试每人奖励八两，进会试每人奖励二十两，仅此一项每年就耗去近万两。第二年的养廉银还要拿出一万两为老家湘阴赈济灾荒；还要为族人、乡党、邻居准备度荒费用；还得补贴姨妹一家生活。说起来官高爵显，收入颇丰，但开列支出，往往还捉襟见肘。^[2]

胡林翼，湖南益阳人，号润芝，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清末“中兴名臣”。胡林翼出身于湖南益阳官宦之家，后来成为湘军重要将领，担任湖北巡抚。年俸优厚，赏赐也多，但他给叔父写信表态说：

惟望国山整饬，我必无钱寄归也，莫望莫望！我非无钱，又非巡抚之无钱，我有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或追崇祖先，断不至于自谋家计也。——《胡林翼家书·呈七叔墨溪公》

我现在成天想的是国家的安宁和发达，不会寄钱回家，请告诉全家老小，千万不要指望。我不是没有钱，当上巡抚更有钱，但这些钱，我要用作流传百年的好事、善事。或者捐资助学，为国家培育人才；或者捐给祠堂，作为祖先祭祀、家族赈济之用。绝不会只考虑自己一家的安乐享受。

彭玉麟与曾国藩、左宗棠合称“大清三杰”，创建湘军水师，常年带兵在外，每逢寄钱回家都要叮嘱子侄辈周济、留养亲属，万万不可独享尊荣，以遗后患。为引起后辈重视赡族，他还特别警醒自己的儿子——

须知居高势危，盛极必衰，享大名者，或得奇祸也。——（清）彭玉麟：《家书·谕子》

彭玉麟出生寒微，父亲去世后，族人又侵夺了他家的田地，只好避居衡州，后来太平军兴，跟随曾国藩出生入死，官位通显。虽然族人对不起自己一家，他还是劝诫儿子：自古以来位高权重，风险也大。盛极必衰，天下一理。历史上暴享大名的人，往往有奇祸。唯一的化解办法，就是敦睦族谊，多做善事。到了临死之际，他还捐出俸银一万二千两银子修建了船山书院。一万二千两银子是什么概念？按照2016年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一千万人民币。

上述这些措施，不仅提升了家族的凝聚力，还维持了地方的稳定与发展，最大程度减少了国家的治理成本，还为国家培育人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怎么评价历史上睦族行为的功效？到了现代社会，这些道德层面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规范还有现实意义吗？作者认为，睦族的功效和现代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联宗收族，凝聚人心。我们在前面的专题中讲到过，祭祖是塑造共同价值观的最原始、最有力的方式。对共同祖先的敬畏、感恩也是睦族的真正来源和最强大推动力。直到今天，很多家族都还特别注重春、秋两季的祠祭，这既是认知身份、明确责任的仪式，也是进行利益分配的时间。

颁胙（zuò）是古代祭祀祖先后的一种重要仪式，也是和睦宗族、教化子弟的重要手段。颁胙最早是指到了年节时期，对家族成员按照身份和比例分配紧缺的肉类等祭品，显示祖先恩德，集聚宗族力量。后来演化为对特定财产进行有序分配的规则和仪式。比如广东南海黄氏祠规就有专项条款规定“额胙”，区分为绅胙、耆胙、寡妇胙等类型，分别解决士绅、老人、寡妇等特殊人群的待遇。^[3]

第二，敦伦联谊，弘扬祖德。也就是劝诫子弟敦睦族谊，恪守祖训，弘扬祖德。安徽省怀宁县丁氏祠堂有一副堂联：

书香誉世　一楼汇集八千卷

仁爱传家　五代同居三百人

——安徽省怀宁县丁氏祠堂楹联

丁氏家族源出江西义门陈氏，秉承了陈姓先祖的最重要两大原则：书香传世，仁爱传家。这副对联显然是以祖德激励后代，以仁爱之心睦族，以诗书之道兴家。

传承祖业是弘扬祖德的一种表现。前面我们提到过，在科考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有的家族审时度势，调整方略，修习技艺。典型者如太湖洞庭席家，自明代先祖开始就传下家训，如果科考一路不通，家族子弟必须即刻转身从事其他技艺，借以养身、兴家、赡族。到了明代，席家和徽商齐名，成为扬名天下的巨商大贾，这就是“三言两拍”中著名的“钻天洞庭遍地徽”。到了19世纪，席家转战金融界，成为金融巨鳄，上海开埠以来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家族，后来又与宋子文一家联姻，铸就了近150年的辉煌。今天上海外滩沿线残存的众多恢宏建筑，很多都与席家息息相关。

第三，解纷排难，休戚与共。家族大了，利益纠纷势所难免。如果缺乏有效的调处机制，睦族的目标不仅不能实现，还会导致家族分裂，族人星散。

中古时期，今天的青海、甘肃、川西北一带有个小国家叫吐谷浑（tǔ yù hún），有个首领叫阿豺。阿豺雄才大略，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死之前，他把二十个儿子和弟弟叫到身边。要求每个儿子拿一支箭折断扔到地上，儿子们轻易地做到了。接着他叫弟弟慕利延折断一支箭，慕利延也轻松地做到了。阿豺又让慕利延将十九支箭一起折断，慕利延面红耳赤也没法办到。阿豺告知弟弟和儿子们说：

汝曹知否？单者易折，众则难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也。——《魏书·吐谷浑传》

你们这下该知道了，家族不团结，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如果团结一致，国家才可能稳固长久。读者可能发现了，阿豺的教诲和老罗斯柴尔德的教诲惊人的一致。

但利益纷争在任何家族都是必不可免的，所以家法、家规除了要求族人忍让宽恕外，还要求族人相互排解纠纷，避免对簿公堂，伤族谊，破家财。前面讲到的胡林翼，虽然忧国如家，军务繁冗，但对于家族因分家析产引发的争端十分重视，几次修书专门要求弟弟居中调停，两相通融，即便自己受委屈也在所不惜。^[4]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无论推行什么社会体制，无论国家富裕到什么程度，无论文明进化到什么高度，只要人类种群存在，血缘身份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精神依赖和经济互助都是人类族群优势发展的最佳、最有效的选择路径，是实现家庭——家族——国家和谐共进的最有力保障！

【注释】

[1]（清）王师晋《资敬堂家训》：“处家之道，有余断不可放债，放债之弊不可枚举：一则己受盘剥之名，人受催迪之累。伤情面，结怨毒，莫此为盛。族谊亲情有过不去者，不如周恤之，人与己可以两忘。”

[2]《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34页。

[3]额胙，由始祖至房祖每男丁颁额胙一份；绅胙，正途者由生员起颁每进一步即加一份，如生员一份，贡生二份，中进士者三份……耆胙，由六十起颁，每十年加一份……寡妇胙，凡妇人夫死守节者颁胙一份，若无夫有子及有继子者则不颁额胙。

[4]《胡林翼家书·致枫弟》3-1231/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