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下）

上一讲我们讲到希文范世、报国兴宗、明理见性，是传统家法教育儿孙立志的最主要目标，还以江南“真儒”张履祥为例，说明了儒家义理在生活日用中的具体应用、实践。张履祥的成功固然是他学术和人生的成功，但这两种成功都有一个前提：他母亲激励他从小立下了远大的志向。

从个人成就考察，配祀孔庙，超凡入圣，张履祥算是功德圆满。但认真说来，张履祥的成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先说必然性。明清鼎革之际，张履祥一无功名，二无官位，作为一介草民，自然避开了晚明知识分子面临的节义纠缠和道义困境，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不变应万变，隐居田园，力田教馆。再看偶然性。清兵南下，他的老师刘宗周选择殉道死义，以67岁高龄绝食而死，这对张履祥触动很大。老师死节，他也只能守义，选择经世济用的道路治学、治生，以坚韧的意志身体力行，并要求子弟、学生选择渔樵耕读的生活方式。

换句话说，力农固然有自愿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迫不得已。就张履祥的本意而言，他更愿意子孙选择读书。他在家训中说——

士为四民之首，从师受学，便有上达之路，非谓富贵也。所以人自爱其身，惟有读书；爱其子弟，惟有教之读书。——（清）张履祥：《训子语》

张履祥认为，读书既可以保障清节、清德，还可以治生为官，士农工商四业中，士为首选。拜师受教，就有了跻身社会精英的机遇。既可以培育好的人品，还可以潜心治学。至于富贵，那仅仅是读书勤学的一种结果，有也可，无也罢。所以，如果一个人爱惜自己，就只有读书；父祖爱惜子孙，就必须教他读书。

张履祥的观点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立志不仅关涉品格培养和为人处世，还关系到知识技能和职业选择。前者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后者是怎样做自己想做的人。两个问题归总，还是一个问题：志向决定品格，品格决定性格，性格决定行为选择，最后的结果就是自己的人生和命运。

那么，读书、做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自先秦以来，儒家学说推崇的都是内、外功夫：对内修炼心性，对外忠君报国。朱柏庐总结说：

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清）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

读书做官的志向定位就两个：一是体法圣贤，修炼心性；二是忠心国事，尽职尽责。

晚明浙江慈溪人刘振之，性情刚直方正，忠义笃学。做官之前，他写下一张小纸条，锁在小箱子里。每年元旦，他都会打开箱子，默默看完后，又锁起来。全家人都很奇怪，不知道他藏的是什么宝贝。后来他担任鄢（yān）陵知县，农民军攻陷徐州，知州被杀，有人劝他弃城而逃，刘振之誓守孤城。城破后，他危坐公堂，农民军让他交出官印，他坚决不给。后来被绑起来扔到雪地里三天三夜，还骂不绝口，被乱刀砍死。^[1]

谜底揭开了：

及死，家人发箧，乃“不贪财、不好色、不畏死”三语也。——《明史·忠义传》

刘振之死后，家里人打开箱子，找到了那张神秘的小纸条，上面就三句话，九个字：不贪财，不好色，不畏死。

刘振之的小纸条就是自己的人生志向和信念。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也以悲壮决绝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志向：做清官、做君子、做忠臣。后来清人修明史，将他写进《忠义传》，名传千古。

立定志向后如何培志、养志？这是实现家庭教育目标的关键。纵观历代家法，一般秉承五大原则：贞、笃、信、恒、慎。

第一大原则，贞。贞体现的是志气与人格的关系，代表的是公正、忠义、清廉等正向价值。刘振之以生命捍卫了自己的道德操守和人格理想，展示的是正气、勇气。

面对是非取舍，善恶选择，死节、死义是一种贞，但保全生命，存续道统也是一种贞。魏禧生于晚明，年轻时聪慧过人，慷慨大气，致力于科举。但甲申之变，江山易主，魏禧痛心国家败亡，立志讲学，不事新朝。康熙十七年，一班朝廷重臣荐举他参与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严词拒绝，保持了清贞的操守。同年，拒绝参加科考的还有很多名人：顾炎武、孙奇逢、李颙（yóng）、黄宗羲等。

魏禧自己总结说：所谓志向的“向”，代表的就是一种取舍、选择。立志必须首先辨清是非，哪些是好事、善事，是我可以做的，是我必须做的；哪些是坏事、丑事，是我不会做的，是我绝不肯做的。^[2]

除了关键时刻像刘振之那样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外，要葆有清贞的品格，还必须坚持独立的人格操守。但民以食为天，要独立清贞，又必须活下去，有两样东西就特别重要：一是治生，一是忍穷。前者如张履祥，力田务农，谋生证道；后者如很多隐士一样，清贫淡泊，终其一生，布衣草履，志节双全。

在养志守节和治生养家的问题上，宋代的倪思注重两者的结合。

士大夫家子弟，若无家业经营，衣食不过三端：上焉者仕而仰禄，中焉者就馆聚徒，下焉者干求假贷。——（宋）倪思：《经鉏堂杂志》卷七

倪思指出，士大夫家庭，如果没有产业，寻求衣食只有三条路：最好的是当公务员拿工资，次一等的当教师，最底下的就只能仰仗别人的馈赠和厚着脸皮借贷。

比较之下，第三等人要让他奋志笃学，葆有节操，那是强人所难。但只要能维持基本温饱，读书人就必须咬紧牙关，立定脚跟。明代吕坤激励子弟们说：

把意念沉潜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明）吕坤：《呻吟语》

只要摒弃邪念贪欲，天下有什么理悟不透？只要奋发图强，天下有什么事不能成功！

清代的魏象枢教诲子弟说得更通透：

贫贱立品，富贵立身，方是天地间真男子。成德每在困穷，败身多因得志。——（清）魏象枢：《庸斋闲话》

贫贱的时候不丧失操守，富贵的时候知道谨言慎行，这才是天地间真正的男子汉！古往今来，很多名人良好的品德都养成于穷困之时，一旦得志，患得患失，节操碎一地，败身辱家，那是必然。

鉴于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切体察，清代汤斌在子女教育上提出了一个观点：

少年儿宜使苦。苦则志定，将来不失足也。——（清）汤斌：《潜庵语录》

子弟年少，最好让他多吃苦。艰苦度日才能有定志，到了将来才能抵御诱惑，不至失足。

汪辉祖更要求子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他人位高多金，与我何涉？依门傍户，徒为识者所鄙。且受恩如受债，一仰人鼻息，便终身不能自振。惟竖起脊骨，忍苦奋厉，方为有志之士！——（清）汪辉祖：《双节堂庸训》

别人家有钱有势，跟我有什么关系？要是依草附木，只能被有识之士耻笑。受人恩惠，就好像举债，一旦仰人鼻息，终身难以振作。只有竖起脊梁，忍苦耐穷，这才是有志之士！

第二大原则，笃。就是以诚挚之心养志、励志。王阳明教导弟子：

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明）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

既然立定志向要做君子，就当致力于读书。如果学习不勤奋，那一定就是志向不坚定。

曾国藩的四弟给哥哥写信，说在老家塾学就读，耽搁太多，进步不大，想外出游学，师从良师。曾国藩回信说：只要发奋立志，自立自强，无处不可以读书。家塾可读，旷野可读，茶楼酒肆可读。朱买臣挑柴可读，公孙弘放猪可读。如果志向不坚，哪里都不是读书处，连神仙居住的阆苑仙境都不可能潜心求学。曾国藩最后强调说：读书从来不择时，不择地，关键看志向真不真！^[3]

为什么立志后必须读书？傅山的解释是，志气和学问互通共济：

有志气无学问，至欲用学问时，往往被穷，始知志气不可空抱。——（清）傅山：《霜红龛文·家训》

如果一个人有凌云壮志，但没学问，需要学问的时候，却不知所云，不知所措，不知所为何事，最终只能空抱壮志，一无所成。

关于志、才、学三者的关系，被《明史》称为一代名臣的郑晓在教育儿子时说得很清楚：

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明）郑晓：《训子语》

远大的志向必须有才能支撑，而大才大能必须要学习方能成就。

第三大原则，信。坚守信念，保有信心，随时自律自励，以期成功。为了心理强大，古人有题联自励的，有用座右铭自警的，还有向鬼神发誓的。比如清代蔡世远要求子弟发誓守志：

今日强毅立志，终身守此不移。盟之幽独，质之鬼神。则更获天人之佑助，非徒科名可必也。——（清）蔡世远：《示子弟帖》

一旦立下志向，就应当强毅直行，终身守志。向天地发誓，凭神鬼取信。只要能坚守，天人祐护，必然能成就大功，岂止考取一个举人、进士而已！

据说，这种矢志取信于鬼神的事范仲淹也尝试过。^[4]范仲淹微贱的时候，曾经求过签、算过命。只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辈子能不能当上宰相？第二个问题，如果当不了宰相，能不能当良医？有人该问了：高高在上的宰相和摇铃的郎中，你这两个志向相差也太远了吧？范仲淹怎么回答的呢？当宰相，就以仁心治天下之政；当良医，就以仁心治天下之病。

这就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志向选择！

第四大原则，恒。东汉孔臧教育孩子说：

人之进退，唯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山溜至柔，石为之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夫溜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岂非积渐之致乎？——（汉）孔臧：《戒子书》

人的一生，是进步还是退步，主要取决于他的志向。有很多因素可以决定志向是否能够实现，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积渐。山间细流，柔弱细小，但可以滴穿石头；蛀虫柔软无骨，却能钻透木竹。细流非石凿，蛀虫非木钻，之所以能以柔弱胜坚刚，这就是持之以恒的效果！

曾国藩总结了读书的三大法门并传递给子弟们：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事。——《曾国藩家书》

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识断，第三要有恒心。有志自然不甘下流贫贱；有识则明晓学海无涯……有恒则没有成就不了的事业。

第五大原则，慎。主要是指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关注志向定位。志向既可能带来正能量，也可能产生负能量。如果志向远大但品格卑微，雄心变野心，或交结匪类，或志趣低下，那样不仅害了子孙，还会累及家庭和社会。所以父祖辈对子孙的志向必须密切关注。

清代史搢臣就注意到了从小的生活环境和小孩的志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主张对子弟少年——

切勿顺其所欲，须要训之以谦恭。鲜衣美食，当为之禁，淫朋匪友，勿令之亲，则志趋自然朴实近理。——（清）史搢臣：《愿体集》

从小开始，不能让孩子纵心所欲，而要教导他谦恭有礼。不能动辄穿名牌、吃美食、住星级酒店、开豪华跑车，还要防范他结交淫邪奸诈之辈。只有这样，孩子所立志向才会趋于自然朴实，合于道义。

为了防微杜渐，浦江郑氏家规认为下棋、赌博、听曲、养鸟、斗虫这些所谓娱乐项目都可能蛊惑心志，引人走向邪路，荒废学业事业，败坏家声家产，所以明确规定郑家子孙，严禁沾染。^[5]

第二，避免人穷志短。众多寒素子弟，因为身份卑微，志向低下，所以浅尝辄止，小成即安，自以为时也命也运也，无非如此。张履祥深谙此理，教谕子弟们：

处贫困，惟有勤劳刻苦，以营本业。布衣蔬食，终岁所需无几，何忧弗给？——（清）张履祥：《训子语》

家道贫困，更要辛勤劳作，刻苦学习，务好本业，力求上进。至于穿衣吃饭，龙虾鲍鱼和野菜糟糠都能填饱肚子，绫罗绸缎和粗布麻衣一样遮羞避寒。只要能维持温饱，一年需要多少花费？一会儿担心差钱，一会儿担心破产，成天如此，只能消磨志气，混同凡流。

北齐颜之推较早发现了这一点，他劝勉子弟们说——

有志向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按今天的流行语翻译：有志向有操守，无论贫富，都能自我砥砺磨炼，成就梦想；反之则如水趋下，有钱就任性，逞奇斗艳，沦为土豪；无钱就认命，丧志图存，变成土鳖。

第三，防范志得意满。很多人家子弟小有所成，就心高天下，目中无人。这些都是小志而非大志，是小成而非大成，不是成就大事业的料。唐翼修教诲生徒、子弟说：

无如人只要自己好，总不知有他人。一身之外，皆为胡越。志既小，安能成大事哉。——（清）唐翼修：《人生必读书》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不要总以为自己天下第一，什么都是自己好，别人差，就自己一个人是文明人，舍我之外都是野蛮人。这样志气太小，哪能成就大事？

志得意满的具体表现就是自傲。曾国藩深知其害：

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曾国藩家书》

从古到今，凡是傲气一涨，人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所以往往终生潦倒，一事无成。

第四，提防志大才疏。严格意义上说，志大才疏应当叫“心”大才疏。当一个人的志向远非他的才能所及，那就不是志向本身的问题，而是自我定位出了问题。王永彬对此有过精当的评论：

志不可不高，志不高，则同流合污，无足有为矣；心不可太大，心太大，则舍近图远，难期有成矣。——（清）王永彬：《围炉夜话》

立志一定要高远，否则很快就被环境同化，难有大的作为。但志向一定要和自己的才能、才德相配，否则，心太大，往往舍近求远，好高骛远，难以成功。

第五，鼓励折节改志。好人未必永远是好人，坏人也未必永远都是坏人。佛家主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儒家特别赞赏折节改志。宋代大儒胡安国，年少时桀骜不驯，无从矫治。他爹一气之下将他锁进一间空屋子，让他反省。刚好空屋子里面有几百块小木头，胡安国闲着无聊，只好搞搞雕刻，把小木块雕成各式各样的小木人。他爹一看，心气收敛了，就把一万卷图书放进去，胡安国很快将万卷图书一扫而空，折节改志，努力勤学，最后成为一代宗师。^[6]

志向决定着人一生的方向和成就，关系着子孙的品格心性和成败得失。古人的智慧和策略告诫我们，人生必立志，天下万般事，有志必成功，唯其如此，子孙才不会随波逐流，和光同尘。古人还告诉我们，有志必修德，必敬业，必勤学，唯其如此，子孙才不会傲娇狂妄，目空一切，最终成为一个有内涵、有修为、有贡献的人！

【注释】

[1]《明史·忠义传》：“刘振之，字而强，慈谿人。性刚方，敦学行，乡人严重之。崇祯初，举于乡，以教谕迁鄢陵知县。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许州。知州王应翼被害，都司张守正，乡官魏完真，诸生李文鹏、王应鹏皆死。自许以南无坚城。有奸人素通贼，倡言城小宜速降，振之怒叱退之。典史杜邦举曰：‘城存与存，亡与亡，人臣大义，公言是。’振之乃与集吏民共守。贼大至，城陷，振之秉笏坐堂上。贼索印，不与，缚置雪中三日夜，骂不绝口，乱刃交下乃死。初，振之书一小简，藏箧中，每岁元旦取视，辄加纸封其上。及死，家人发箧，乃‘不贪财、不好色、不畏死’三语也，其立志如此，赠光禄寺丞。”

[2]（清）魏禧《日录》：“人如何谓之立志？先要辨得何等好事，是我断做得的，是我必要做的；何等不好事，是我不会做的，是我断不肯做的。”

[3]《曾国藩家书》：“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4]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5]《郑氏家范》：“棋枰、双陆、词曲、虫鸟之类，皆足以蛊心惑志，废事败家，子孙当一切弃绝之。”

[6]此事不见于正史。出自清人汪辉祖《双节堂庸训》：“子弟才质，断难一致。当就其可造，委曲诲成；责以所难，必致偾事。昔宋胡安国，少时桀骜不可制，其父锁之空室，先有小木数百段，安国尽取刻为人形。父乃置书万卷其中，卒为大儒。大杗细桷，大匠苦心，父兄之教子弟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