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讲到历代家法都特别重视子孙的容体、颜色、辞气等微小细节,看似繁琐冗杂,实际上,这三方面既是礼仪的外显,也是人格的再现,更是智慧的表现。
比如一个人衣冠不整,言语支离,手足无措,不敢直视,要么是自卑自贱,要么是心藏祸患,要么是身患疾病。比如一个人说话尖酸刻薄,句句如匕首如投枪,伤人不浅,自损也多——大者伤德,小者伤身。这类人或许有才多智,但一般气量不大、局度有限,伤人之后自己还不高兴,胸中随时都有一股不平之气,不仅人际关系差,还多疑多病,难享永寿。
当然,偶尔开开玩笑,顺便规诫朋友,即便有嘲弄的成分,只要无伤大雅、不伤脸面也未尝不可。晚唐五代的冯道,五次为相,虽然被欧阳修、司马光斥为“不知廉耻”“奸臣之尤”,但性情温和,亲民善政。冯道当宰相的时候,还有一位宰相叫和凝。冯宰相性情舒缓,和宰相性子急躁。两人同在中书省办公,按规定不得随意言笑。有一天,和宰相看冯宰相穿了一双新靴子,就问买成多少钱。冯宰相慢吞吞地举起左脚,说:900钱。和宰相一下就着急了,回头骂手下:他买的是900,我那双靴子为什么非要1800?等他骂得差不多了,冯道慢吞吞地举起右脚,说:这只也是900!一时笑声四起,和宰相羞惭无比,这就是“哄堂大笑”的典故。[1]
有些玩笑很过分。唐太宗有一次举行宴会,让大臣们相互调侃取乐。长孙无忌出口讽刺著名书法家欧阳询:
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mí)猴?——(唐)刘肃:《大唐新语·谐谑》
欧阳询瘦削矮小,人又长得特别委婉,所以长孙无忌形容他耸起胳膊埋下肩,活脱脱就像一只猕猴。
这骂得狠。哪知道欧阳询聪明绝顶,立马骂了回去:
索头连背暖,漫裆(dāng)畏肚寒。只由心浑浑,所以面团团。——(唐)刘肃:《大唐新语·谐谑》
“索头”和“漫裆”是鲜卑人的装束,为了防风避寒,帽檐一直拖到肩背,再加上裤子高扎齐腰,看着就是圆滚滚的一团。欧阳询嘲笑长孙无忌长得虚胖,穿得肥大,脑袋、脖子、背脊长成一团,脖子短而粗,圆滚滚、滑溜溜,智商还不怎么高。这明显是骂长孙无忌长得像一种双栖类爬行动物。唐太宗笑完,下令不准再嘲弄,否则不仅伤体面,还要伤情面。
言动颜色,看似小事,但细微处见精神,见品行。宋代晁说之说:知道了饮食言语这些基本礼节,就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能说,这就是“去就之道”。明晓“去就之道”,也就明晓了死生之道。所以,有道君子,都是从小处,从细微处修炼而成,最后明人伦,知世事,通大道。[2]
一户人家子弟家教有成,谨守礼法,自然就有一番独特风致,宋代著名学者吕希哲称之为“气象”,今天叫“主要看气质”。吕希哲自小家教甚严,虽出身名门,却恪尽礼数,清正自守。他总结教育子孙经验说:家中子弟和学生学习之初,应当注重形神气质。气质好了百事可为。气质并不玄妙,从一个人穿衣吃饭的容止上,从说话走路的轻重快慢上都可以显现出来。这些细微的生活礼节不仅可以区分出君子和小人,还可以判断出一个人未来是富贵还是贫贱,甚至可以看出一个人是长寿还是早夭![3]
生活细节如此重要,在历代家法中如何具体实施?修身的功能又有哪些?
如何修身?古代家法的基本路径就八个字: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大处着眼,是指修身的功能和目标定位;小处入手,是指子弟的一言一动,父祖都得留意。宋代李邦献说:
以言伤人者,利如刀斧;以术害人者,毒如虎狼。——(宋)李邦献:《省心杂言》
言语伤人,如刀砍斧削;邪术害人,如虎狼肆毒。
姚舜牧教育子女要知道忌讳,不要张口就来,只图自己快意恩仇。
凡与人遇,宜思其所最忌者。苟轻易出言,中其所忌,彼必谓有心讥讪,痛恨彻骨矣。——(明)姚舜牧:《药言》
与人相遇相处,一定要考虑别人最忌讳的是什么。不要对着和尚骂月亮,当着小三骂贱货。你是有口无心,但碰到别人的隐私忌讳,他就认为你是有心讽刺挖苦,这样的深仇大恨,一辈子都拉不完。朋友没了,还结下仇冤。
对于这些细节,《礼记》中专门规定有“九容”: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礼记·玉藻》
脚步要稳重,不能蹑手蹑脚,那样走路,要么是窥探别人隐私,要么是小偷行窃;两手随时要摆放规矩,做出恭顺的姿态,不要乱晃乱甩,那是游荡子弟和醉汉的行径;眼睛要平平正正,长辈来了,可以低眉顺眼,但不要斜视,不要乱转眼珠子,那是淫邪小人的神态;平时无话可说就闭上嘴,养神养心,不要掉舌乱讲,不要当话痨;说话时声音要平静温和,不要疾言厉色,不要咋咋呼呼;吃饭喝汤要安静优雅,不要筷子勺子叮当响,喝汤喝个碗朝天,吃饱喝足还咂嘴打嗝通气;脑袋随时摆正,昂首挺胸,不要东倚西靠,斜七歪八不说还左摇右晃,那样不仅粗慢无礼,还有损颈椎;气息均匀,不要长吁短叹,狂呼乱叫,那样伤心伤身还伤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要东倒西歪,跷着二郎腿上下左右踢个不停;神情庄重,不能嬉皮笑脸,不能当着人的面打哈欠,不要当着人咳嗽吐痰,更不要一脸旧社会,让人看着就觉得上辈子欠你很多。
“九容”是礼仪规范,道德规范。很细微,很繁琐,但正是这些规范培育出了一个个真正的人,一个个大写的人,还缔造了几千年煌煌中华文明史。
大处着眼,是指修身的目标和功能的双向定位。综合各种家法家规,我们把修身的目标功能定位于三个方面:
第一,培德致福。良好的身心修养带来的是一种可贵的德行。在日常生活中谦逊有礼,语词柔顺;在人际关系中,尊重他人,忍让宽恕;在利益面前,恪守原则,勇于吃亏。高攀龙要求子弟们孝敬父母,忠心国事,廉洁自律,诚实守信。比如律己:
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明)高攀龙:《高氏家训》
有争端,让人一步,别人心态平和,自己也留有余地;有利益,要放宽一分,别人自然感恩,自己心里也安稳得多。
高攀龙劝诫子弟积善成德,不可坏了念头:
善须是积,今日积,明日积,积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丧身亡家者,岂不可畏也!——(明)高攀龙:《高氏家训》
善德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今天一点,明天一点,积小成大,善德齐备。怕的就是一个念头出错,一句话说错,一件事做错,极有可能丧身亡家,一定要敬善如神,疾恶如仇,严加防范。
这话不是凭空虚言,一言丧命的人,历史上的事例太多了。北周时期的侯莫陈崇(侯莫陈是三字复姓,现在很少见了),军功显赫,官居八柱国之一的大司空。据史书记载:
少骁勇,善驰射,谨悫少言。——《北史·侯莫陈崇传》
侯莫陈崇年少时骁勇无比,善于骑射,谨慎老实,不太爱说话。
可就是这位不爱说话的人却说错了一句话,后果很严重。有一次北周后来被追封为文皇帝的宇文泰本来在外面巡视,突然夜间回到京城。人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向不怎么说话的侯莫陈崇悄悄对自己的心腹说:前段时间我听算命先生说,晋国公宇文护今年可能活不过去。今天车架突然回京,肯定是宇文护死了。
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亲侄子,手握重权,两人共同操纵朝政。
这话说了也就算了,哪知道后来传了出去,搞得路人皆知。宇文泰很生气,召集公卿大臣在大德殿严厉批评侯莫陈崇,顺带“辟谣”,稳定人心。侯莫陈崇恐惧谢罪,当天晚上,宇文护派遣军队包围了侯莫陈崇家,逼迫他自杀。虽然以柱国的礼仪举办了丧事,却得到了一个令人啼笑不得的谥号,终生谨慎小心的他被赐谥为“躁”。[4]
换个角度说,说话不仅彰显人品,还涉及利害。《袁氏世范》明确告诫子弟:
亲戚故旧,人情厚密之时,不可尽以密私之事语之。恐一旦失欢,则前日所言,皆他人所凭以为争讼之资。——(宋)袁寀:《袁氏世范》
亲戚朋友,关系密切的时候,也不能将家里私密的事情倾心告知。将来一旦关系恶化,别人就会拿这些话作为争讼的依据和资本。
什么话对什么人说,这是交友的尺度,很难把握。况且,人心难测,谁知道今天的好友、密友、心腹什么时候会成为死敌呢?这些问题,古人提到了一些可以供识别的外显标准。清代早期重臣张廷玉有一次在大内墙壁上发现了明代祝枝山的一副墨刻:
喜传语者,不可与语;好议事者,不可图事。——(清)张廷玉:《澄怀园语》
大嘴巴喜欢传话的人,千万不要和他多说话;成天喜欢议事论事的人,千万不要和他图谋大事。
张廷玉认为这是精通世事之言,如获至宝。立即记下这两句话,回家要求子弟们背诵、体会。
第二,养性致祥。今天我们说谁是性情中人,谁是刀子嘴豆腐心,都带有一丝褒义,认为不隐讳,说真话,哪怕得罪人也是无心之过。但在历代家法中,这就是任性,不仅悖德失礼,还伤身招祸。
养性主要有养心、养气、养身三个方面。养心我们有专节讲述,这里说养气、养身。
家法中讲到最多的是和气。这既是养心养志的结果,也是为人处世之道。清代的唐彪写了一本书,名叫《人生必读书》。他说:德行高的人,心地平和中正,无人不可交;德行浅的人,刻薄骄傲,没几个人看得上眼。要观察一个人,如果他大多表扬别人的优点,这就是德行高的人;如果动不动就指责挖苦讽刺人,这就是德行浅的人。[5]
为人需平和,治家也是如此。曾国藩写信给父母说:
夫家和则福自生。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曾国藩家书》
家和万事兴。家庭和顺,福星自照。一户人家,孝道和睦,请从有道,和气蒸蒸,家业必兴,家道必盛。
曾国藩认为,养就和气必须去掉子弟身上的傲气。这种傲气又可以分为三种:自以为德高行洁,性情执拗,不协于人,不洽于世,这是德傲;言语粗暴或口出狂言或凌轹他人,这是语傲;神气昂然,鼻孔朝天,天地之大唯我独尊,这是色傲。曾国藩真切告诉弟弟,去此“三傲”,家庭自然和睦,处世必然平顺。
傅山教育儿子说:
血气未定,一切喜怒不得任性,尤是急务。——(清)傅山:《霜红龛文·家训》
年轻人,血气方刚,最难克制欲望,控制情绪。所以,最急迫的事务就是克制喜怒情绪波动,不得任性而为。
郑板桥对韩非子、商鞅、晁错的文章和褚遂良、欧阳询的书法,还有孟郊、贾岛的诗歌评价都很高,但却不愿意儿子学习这些人的作品和为人。有人问他,你自己明明喜欢,为什么又不让儿子学习?他的回答是:论文艺当求公道,论师承则需要讲私情。韩非子等人的文章刻削,褚遂良、欧阳询的书法孤峭,孟、贾两个人的诗歌寒瘦,孩子学多了,不利于修身养性。
换言之,郑板桥希望孩子学的东西都是“春江妙景”“悦心娱目”之类的明丽典雅之作,培育和气、喜气。
身是心志、神气的载体,养性必然包含养身。明代杜巽才撰有《霞外杂俎》一书,对养身和养性之间的关系说得特别风趣形象,发人深省。比如饮食方面切忌空心茶,饭后酒,黄昏饭;在性情和饮食之间,强调“怒后不可便食,食后不可发怒”。最有趣的是他开出了一剂人生“和气汤”:专治各种不良气症,怨气、怒气、抑郁不平之气。用药就两味:忍、忘。先忍,避当时之祸;后忘,避不平之气。忍、忘两全,终身无憾。如果忍、忘之后,加上五杯七杯陈年老酒,微醺半酣,那就和气融融,暖意生春,能够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6]
第三,惜生致和。无论科学研究,还是经验实证,动物行为中蕴含有人性的光辉,人类行为中也遗留着兽性的残渣。修身的最大功效就是克制人性中的暴虐贪婪,最大程度激活人的善性美德。
惜生主要是爱惜生命。不仅爱惜自己的生命,也推及爱惜别人的生命;不仅爱惜人类的生命,还推及爱惜一切有生命的动物。这是儒家的仁术、仁德、仁道,也是家法的重要旨归。
儒家将爱惜自身身体作为孝道的必然内涵。曾子说:
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吕氏春秋·孝行》
为人子者,应当随时为父母祖先考虑,不能蹈险履危。行水路要坐船,不能横游大江;行旱路要走大道,不能走小路。如果能够保重自己的身体,赡养父母,祭祀祖先,这就是孝。
对待下人,严管是必须,但善待更难得。只要考虑到下人也是父母所生,天地所寄,自然会善心发动,家庭和睦,不会有意外之祸。纪晓岚听说家中儿女染上官宦子弟习气,对奴婢视若牛马,动辄打骂,很生气,给夫人写信,讲明治家要道:
家庭间时闻叱奴骂婢之声,必非兴旺之兆;并且奴婢衔恨日深,必图报复。——(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
凡是居家过日子,随时听到打骂奴婢的声音,绝不是兴旺的兆头。这些挨打挨骂的奴婢会记恨在心,随时想到要报复。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报复,一般人家都承受不了。纪晓岚讲了自己学生的遭遇:两父子外出做官,有个仆从犯错被打骂,就捏造凶信,说他父子俩死于瘟疫。让老家的全家老小,破财伤心,悲痛欲绝。
明代张履祥教育子女如何对待仆从:
御仆人之道,严其名分,而宽其衣食;警其惰游,而恤其劳苦。——(明)张履祥:《训子语》
管理仆从,要让他牢记主仆名分,但厚待衣食;告诫他们不得懒惰荒游,但要体恤辛苦。
如果培德、养性、惜生三个修身目标都实现了,会有什么效果呢?借用《菜根谭》的话,就八个字:和气致祥,喜神多瑞!
简言之,一个人做足了修身的功夫,就能体会到人生的欣悦,感知家庭的温馨,友情的温暖,世道的温情,自然就能心神安宁,身体康泰,百事和谐,万事大吉!
【注释】
[1]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冯道和和凝》。
[2](宋)晁说之《晁氏客语》:“能尽饮食言语之道,则可以尽去就之道;能尽去就之道,则可以尽死生之道……故君子之学,自微而显,自小而章。”
[3](宋)朱熹《小学·嘉言》:“后生初学且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是当。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贵贱寿夭之所由定也。”
[4]《北史·侯莫陈崇传》:“保定三年,从武帝幸原州。时帝夜还京师,窃怪其故。崇谓所亲人常升曰:‘吾比日闻卜筮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忽夜还,不过是晋公死耳。’于是皆传之。或有发其事者,帝集诸公卿于大德殿责崇,崇惶惧谢罪。其夜,护遣使将兵就崇宅,逼令自杀。葬礼如常仪,谥曰躁。护诛,改谥曰庄闵。”
[5](清)唐彪《人生必读书》:“盛德者,其心平和,见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鄙。观人者,看其口中所许可者多,则知其德之厚矣;看其人口中所未满者多,则知其德之薄也。”
[6](明)杜巽才《霞外杂俎》:“专治一切客气、怒气、怨气、抑郁不平之气。先用一个忍字,后用一个忘字。右二味和均,用不语唾送下,此方先之以忍,可免一朝之忿也;继之以忘,可无终身之憾也。服后更饮醇酒五七杯,始醺然半酣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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