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下）

上一讲我们讲了齐家和治国的关系，谈到了齐家的四大基本原则：崇家法、辨善恶、明节度、正本末。这些基本原则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目标追求？历代家法又通过何种措施来达成目标的呢？

遍览古代家规、家训，齐家的核心任务一般锁定在三个目标：振兴家道、养成家风、维护家声。

先看第一大目标，振兴家道。所谓家道，一般是指成家立家、发家兴家、持家保家之道，最重要的两大要素就是财富增长和人才培育。关于财富的积累、管理、使用，我们在“家政”篇中有详细讲解，本讲我们重点解读齐家之道中的育才。齐家目标下的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严和明。严是指严格要求、严格管理；明是指教育子弟明白世道人情及其应对之道。

人才，既是家的希望，也是国的未来。一般人家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皇家子弟本身就自比龙凤，所以人才培养更加严格。

清代史学家赵翼的《檐曝杂记》讲到了他在内廷亲眼所见的皇家家法。皇子读书必须在五鼓进书房。五鼓是什么时候？相当于今天的凌晨四点左右。那时候大多数成年人都还在梦乡里，皇子就进入读书房，按照排定课程读经典，背诗文，写作文。一直到未时，就是下午三点钟才结束汉学课程。稍事休息，满文师傅入场，教习满文和骑射，一直到傍晚才能回宫休息。^[1]赵翼衷心感慨：清朝皇家家法之严，单纯就皇子读书这件事上，就已经超越古今。^[2]

作为著名史学家，赵翼熟悉前朝旧事，对本朝皇子教育更有亲身经历。从他的叙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正规的文史经典、诗文书画、骑射礼仪等外，还有一项就是学习满文和满文经典，个别皇子还学外语、几何；二是赵翼所讲的皇家家法，皇子们不仅要遵守，还要学习，是每天的“日课”。这种家法范围极广，既包括历代祖先制定的法律，还包括各种祖训、宫规和实录。如此繁重的课程设置，远非一般百姓子弟可比。

清代皇室为什么如此重视皇子的教育？最直接的驱动力就是借鉴晚明的惨痛教训，避免乾坤颠覆。晚明皇家教育时盛时衰，关键就看家长的督导力度。前面讲到明孝宗宠溺皇子朱厚燳，家教失败。后来很多皇子教育流于形式，长于深宫之中，育于保姆之手，娇懒怠惰，几成常态，从身体素质到知识结构再到性格、人格都渐次扭曲，大明王朝虽然代代都有人即位嗣统，却无力也无心驾驭朝政和大臣，最终江山易主，社稷覆亡。

这是严，再看明，就是教育子孙知人知世，明断世务，修习存身、保家的功夫和智慧。比如，怎么对待小人、恶人、坏人？司马光主张，如果不能一举消灭小人，那就包荒、涵忍，静待时机。千万不能以身试险，挑逗毒蛇，调戏虎狼，否则，自己丧身，家人遭殃，朋友受累，善类为之一空，国家也随之覆亡。^[3]他说：

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资治通鉴》卷五十六

这“囊括”两个字很形象，是指眼里看得清，心里想得明，但不轻易表态，不轻率动手。司马光的观点是，清正廉明的时代，君子奋志于朝廷，矫正、惩治小人，天下无人不服，不敢不服；但到了昏暗污浊的时代，就应该睁开眼、闭上嘴，惹不起、躲得起，避免招惹小人引来祸端。

这种人生态度是不是投机骑墙，猥琐屈从？不是。这是教会子孙应有的应世策略和人生智慧。

明代著名思想家、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也认为：善恶不两立，但选择斗争得注意方式方法。只要不是大的原则问题，能包容就包容，能矫正就矫正。即便要除掉小人，也应当有理有节，不失公允中正。

薛瑄的观点是，疾恶如仇，这态度必须有。但应当冷静思考，审时度势，谨慎从事。切忌动不动就拍案而起，金刚怒目，自己先失去理性，否则就会产生两种后果。

一是损德。世间万事，善恶难辨，是非难明，一旦出现君子小人之争，很容易陷于偏激、过激，有损德行。宋真宗庆历年间的宰相贾昌朝告诫子孙：为官从政，绝不能以自己的喜怒爱憎变黑为白，以是为非。要那样，小人就真的得志了，有人愿意敲边鼓，有人愿意当后台，有人给你当先锋。当你被小人包围，你还能成为纯粹的君子吗？贾氏子孙绝不能成为这样的人。^[4]

二是招祸。即便面对的是真小人，也得看时机和能力，否则除不了小人不说，还引火烧身，要么被小人暗算，要么自己悔恨交集。前面讲到的申屠佳就是典型。晁错是不是小人我们不评价，但问题是，政敌晁错还好好的活着，申屠佳却气得呕血而死，真正不值。

比较之下，薛瑄更赞同韩安国、娄师德等人的智慧，能忍辱含垢，能见机待时，能包容涵括。他有两句话说得很贴切，后来成为齐家教子的经典名言：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功。

自古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

——（明）薛瑄：《薛子道论·下篇》

能够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耻辱冒犯，才能建立一般人所不能成就的功业。

自古以来，大智大勇的人，都能忍受小耻小忿，不做匹夫之怒。

看得清，行得正，忍得气，容得人，这是一种明断功夫，也是一种处世技巧，更是一种涵容智慧！

第二大目标，养成家风。家风特指良好的家庭、家族风范。从齐家层面而论，家风养成涉及两个方面：对内传承世业；对外待人处世。

为什么很多人家在齐家方略中会选择“诗书传家”？这和家风养成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方面，修身立品，扬名显亲。诗书传家传递的不仅仅是父祖的事业，彰显父祖的事功，还是养成家风的最重要手段。今天所谓的书香世家、儒雅、书卷气，都是来自家族文化的熏陶。

汪辉祖谈到子孙职业选择的时候力主“业儒”。他的理由是：子孙每天接触圣贤的道理精义，听多了，想多了，自然爱惜名声，不至于流为败类。运气好，可以通过科考做官，即便科考不顺，也可通过就馆教书、充当文案糊口养家。哪怕是务农经商，都会爱惜羽毛，注重节操。简言之，诗书传家不仅是做官的阶梯门径，还是养家糊口的技艺，更是养成良好家风的法门。^[5]

汪辉祖早年科考不成功，只好当师爷谋生，成为一代名幕。他从成本投入和利益产出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观点：读书胜于经商谋利。首先，家藏万贯，最多三代人就消耗殆尽，但文字却可以传播美名，流传千古，子孙代代受益。其次，你家再土豪，大不了就在本地牛气冲天，文字则可以遍流天下，广为人知。最后，一般人家，家产光了，子孙就只能返贫，几代人才能恢复。但诗书传家，子孙还可享受父祖辈的余荫。^[6]所以，汪辉祖的结论是：

君子之泽，以业儒为尚。——（清）汪辉祖：《双节堂庸训》

大凡君子人家家风流播，家业传递，都以诗书传家为首选。

另一方面，入孝出忠，经世济用。为什么历代家法都特别注重保护读书种子？真正的原因是：凡读书人家子弟，一般都性格温和，彬彬有礼，居家孝悌，为官忠义，扬名显亲外，还可经世济用，一展胸中抱负，利国利民，利己利家。

明代永乐年间江西籍进士陈昌英年早逝，他对妻子的遗嘱就一条：

汝惟善视两儿，不可令断绝读书种子耳。——（明）杨士奇：《陈孟京墓志铭》

你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好好照顾两个儿子，让他们读书成业，千万不能断了陈家的读书种子。

明清之际的大名人傅山，两个儿子天资都不错，傅山很欣慰地说：

我家读书种子，要在尔两兄弟上责成。凡外事都莫与，与之徒乱读书之意。——（清）傅山：《霜红龛文·家训》

傅家的读书种子，就是你俩兄弟了。你们只管读书，其他任何事都不用参与，省得扰乱读书的心态。

为什么成为种子？因为可以岁岁播种，代代结果，世泽绵绵，永享福禄。

除了传承世业，家风养成中还需注意训导子孙为人处世。比如很多家庭都推崇的一个目标：宽和。

宽和是一种仁德，是一种恕道，更是一种心态和涵养，是彰显家庭风范的显性标志。傅山教诲子弟说：

容受地窄，则自隘自蹙，损性致病。——（清）傅山：《十六字格言》

一个人要是器量太小，必然狭隘偏激，这有损养性之道，还会带来心理和生理的疾病。

换言之，一个人要是不宽厚、宽和，就会产生两方面的毛病：一是器小易盈，自高自大；二是忌刻不容人，甚至嫉妒抑郁。

这是就个人品德修养而论，应当宽和自处。薛瑄则从处世的层面谈到了宽和的重要性：

接物宜含宏，如行旷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狭而无以自容矣。——（明）薛瑄：《薛子道论·下篇》

待人接物应当宽大为怀，有如旷野行步，来去自如；如果偏躁苛刻，哪怕你功高盖世，才绝古今，别人难以忍受，自己也难容身，甚至招来横祸。

我们看看天下奇人刘伯温的事例。刘基是明朝的开国功臣，身材修伟，一口大胡子，慷慨大义，又精通天文地理，还善于识人，最终辅佐朱元璋争霸天下。朱元璋对他恭敬有加，比同张良，每次都不直呼其名，而叫“老先生”。民间传说中，刘伯温更是玄而又玄，直逼诸葛亮，俗语称作：天下三分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

就是这位知天知地知人的刘伯温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性格缺陷：不宽和。《明史》上说他“性刚嫉恶，与物多忤”。——性情刚直，疾恶如仇，跟很多人合不来。李善长罢相后，朱元璋想拜杨宪为相，这人是刘伯温的好朋友。刘伯温否决了，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有丞相的才智、才能但没有当丞相的器量。朱元璋又提到汪广洋，刘伯温很轻蔑地说：他比杨宪还心胸狭小，性子急躁。朱元璋又问，那胡惟庸怎么样？刘伯温打了一个很形象但很得罪人的比喻：

譬之驾，惧其偾（fèn）辕也。——《明史·刘伯温传》

偾，是败坏、跌倒的意思。辕是古代车上最重要的两根直木，用它来固定车架和牲畜。刘伯温的意思是：要是让胡惟庸当丞相，就好像马拉大车，跑着跑着，辕就断了，翻车是必然的。^[7]

朱元璋又试探着问，他们三人都不合适，那就只有请老先生亲自出马了？刘伯温明显不满意朱元璋把他列在三人之后，坚决推辞，理由朱元璋也理解、接受：

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明史·刘伯温传》

我这人性刚气傲，容不得一点沉渣；加上生性疏懒，最怕打卡坐班，成天处理繁杂事务，如果我当丞相，只能让你失望透顶。

谋天划地的刘伯温自己很清楚：正如刘邦对陈平的戒备一样，朱元璋对他口头上赞赏有加，内心却深加提防。虽然刘伯温知道这一点，但还是死于三个字：不服气！

后来的结果，三个人当丞相都没好下场，刘伯温算是料事如神！但算来算去，他却忽略了自身的安危。虽说是为国选才，但刘伯温评价人的语气、方法确实有伤厚道，有违恕道，这就产生了三个严重的后果：一是与胡惟庸结下死怨，招来暗算和仇杀；二是自己生气、怄气、叹气，患上疾病；三是影响了后代子孙的脾气性格，招来横祸。

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任职丞相，刘伯温恼怒恼恨恼火，说：但愿我说过断辕翻车的话不要应验！按照正史的说法，胡丞相没度量，没气量，谋杀了一代奇人。刘伯温患病，丞相大人特派医生前往。刘伯温吃了药，肚子里始终都有一块拳头大的东西没法消散，毒发身死。^[8]

悲剧的必然性就在于，即便胡丞相不出手，依刘伯温自己的个性，也会像申屠佳那样活生生气死自己！

更可悲的是，刘伯温的两个儿子都是横死。长子刘琏被胡惟庸党人胁迫，坠井而死；次子刘璟刚直过头，因反对明成祖朱棣篡位被捕，吊死在监狱。两个儿子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都难以解谜。

刘伯温家族的悲剧告诉我们：宽厚家风可以养德，可以和家，可以怀人，还可以免祸。

第三大目标，维护家声。家声，就是一个家庭、家族的社会声誉。晚明时期的吴麟徵认为，家族声誉高于家族产业。他对自己儿女要求并不高，但特别看重家声：

家业事小，门户事大。——（宋）吴麟徵：《家诫要言》

齐家的根本不在于家族产业有多大，而在于家族声誉是否良好。

家声的评价标准有很多。一般无外乎忠信、孝义、宽仁、勤俭等，其他三方面我们都讲过，这里我们说说孝义。

孝义，意味着孝道不仅仅是一种伦理美德，还具有一种美学上的惊赞感甚至悲壮感。历代被皇家赐封为义门、孝义之家的，大都有比较震撼人心且足以规范当世的义行、孝行。

古老中国有一个禁忌：杀孝子不祥，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东晋孙恩之乱，叛军攻城略地，有个叫潘综的人跟父亲一起逃命。父亲年老跑不快，要潘综独自逃命。潘综誓死保护老父，义不独生。后来叛军追上来，潘综挡在父亲身前。有个叛军上前就砍老人，潘综赶快把父亲压在自己身下。叛军恼怒地连砍潘综四刀，潘综当场晕厥。这时候，其他叛军赶过来，立即谴责凶手：别人保护亲爹，你还下得了手？杀孝子是要遭报应的。那叛军只好罢手，潘综父子由此保全性命。^[9]

宋代黄庭坚在《家戒》中主张孝义立家，也就是以孝义为齐家根本。为什么呢？黄庭坚认为，一个大家族，人口日渐增多，利益纷争就会越来越激烈。如果不倡导、弘扬孝义，子孙必然会堕落为“人面狼心”，家业也会“星分瓜剖”。子孙要么返贫，要么流于低贱，要么触犯法令陷身牢狱，所谓的“家声”也就从正面转向负面。反之，如果一户人家能够保全孝义，必然家庭和睦，美名外扬，不仅内部雍熙肃穆，还能避免各种意外和灾难。他讲到唐代一户姓李的人家，孝义传世，家声很好。安禄山、黄巢两次战乱，烧杀抢掠，残灭人家无数，但两次都绕开李家，还大张旗鼓地表态：“不犯义门”——不侵害孝义之家。黄庭坚的感慨是：

此见孝慈之盛，外侮所不能欺。——（宋）黄庭坚：《家戒》

这种慈孝之家，声名远播，连盗寇兵匪都知道尊重、回避。

揭开历史的帷幕，无数的精英人家正是因为坚守了正确的齐家原则，振兴了家道，养成了家风，维护了家声，世世代代嬗递不绝，子孙品行优良，家庭和谐美满，既传承了优秀的家族文化，又推动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成为中华历史天幕上耀眼的星斗！

【注释】

[1]赵翼《檐曝杂记》卷一《皇太子读书》：“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谓闲散自身人在内府供役者）。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因忆昔人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如前朝宫庭间逸惰尤甚，皇子十余岁始请出阁，不过官僚训讲片刻，其余皆妇寺与居，复安望其明道理、烛事机哉？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2]（清）赵翼《檐曝杂记》卷一：“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

[3]《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八》：“孝桓皇帝建宁二年（己酉，公元一六九年），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4]（宋）贾昌朝《戒子孙》：“复有喜怒爱恶，专任己意，爱之者变黑为白，又欲置之于青云；恶之者以是为非，又欲挤之于沟壑。遂使小人奔走结附，避毁就誉。或为朋援，或为鹰犬，苟得禄利，略无愧对耻。吁，可骇哉！吾愿汝等不厕其间。”

[5]（清）汪辉祖《双节堂庸训》：“子弟非甚不才，不可不业儒……治儒业者，不特为从宦之阶，亦资治生之术。”

[6]汪辉祖《双节堂庸训》：“不特此也，文字之传可千古，面藏镪不过数世；文字之行可天下，而藏镪不过省、郡；文字之声价，公卿至为折节，而藏镪虽多，止能雄于乡里；文字之感孚，子孙且蒙余荫，而藏镪既尽，无以庇其后人。故君子之泽，以业儒为尚。”

[7]《明史·刘基传》：“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8]《明史·刘基传》：“未几，惟庸相，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

[9]《宋书·孝义传》：“潘综，吴兴乌程人也。孙恩之乱，妖党攻破村邑，综与父骠共走避贼。骠年老行迟，贼转逼，骠语综：‘我不能去，汝走可脱，幸勿俱死。’骠困乏坐地，综迎贼叩头曰：‘父年老，乞赐生命。’贼至，骠亦请贼曰：‘儿年少，自能走，今为老子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儿。’贼因斫骠，综抱父于腹下，贼斫综头面，凡四创，综当时闷绝。有一贼从傍来，相谓曰：‘卿欲举大事，此儿以死救父，云何可杀。杀孝子不祥。’贼良久乃止，父子并得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