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序言

1891年的第四版序言，除了说明对旧版进行修订和补充的原因外，恩格斯主要评述了巴霍芬、麦克伦南至摩尔根有关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批判了英国沙文主义者对摩尔根的错误态度，肯定了摩尔根的历史功绩。因此，该版序言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写作该版序言的原因；第二部分阐述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在家庭史方面的研究状况。

第一部分包含序言的前三段。《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曾谈到对待文本和理论应该随时随地以当时的时代条件为转移，在该版序言中，恩格斯同样秉持科学的学术态度，指出自1884年之后的七年间，人们“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9]然而，虽然人们对史前史已经有了更多认知，但是“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史前史学派，仍然尽一切可能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掠为己有”。因此，恩格斯觉得有必要将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过程在新版序言中做简要评述。^[10]

所以，序言的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家庭史观点的发展过程，阐述了巴霍芬、麦克伦南和摩尔根的家庭史观点。

首先，恩格斯肯定了巴霍芬在家庭史研究上的开创意义，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其研究中的固有缺陷。“在60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这一时期，历史学仍处在“摩西五经”（《圣经·旧约》的一部分）的影响下，欧洲学者普遍认为父权制家庭是最古老的家庭形式，同时还把父权制等同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后者自然就成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家庭形式。自有家庭以来它就毫无变化，因此也无所谓历史可言。除此而外，虽然人们也知道其他的一些家庭形式如“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度和西藏的一妻多夫制”，甚至还知道在一些地方存在依女性来计算世系的情况，但是“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它们”，去对待它们，甚至有人把这些现象看作“奇怪习俗”，把它们“与某些蒙昧人不许用铁器接触燃烧的木头以及类似的宗教上的滑稽怪事相提并论”。^[11]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自从巴霍芬的《母权论》一书出版开始，人们才逐渐形成对家庭史的正确看法。

约·雅·巴霍芬是瑞士人类学家和法学家，他的《母权论》主要根据古代希腊、罗马的文献论证了家庭的原始发展形式。这一文献让家庭史研究进入科学领域，标志着欧洲家庭史研究的开端。巴霍芬在书中提出几个与当时家庭史研究截然不同的观点：（1）“毫无限制的性关系”在人类产生之初普遍存在着。虽然他指出的这种关系并非最原始的杂乱性交关系而是群婚制的痕迹，但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他是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思想家，这也是他的研究弥足珍贵的原因。（2）当时人类的世系延续只能依靠女方，而不是像后来的父系社会那样。巴霍芬还指出人类最初的民族基本都是母权制，只是到了后来才转变成为父权制，这一观点，对于欧洲当时流行的狭隘的资产阶级观点即将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形式看作亘古以来就存在的东西的观点，无疑是致命的。（3）女性“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甚至“上升到了完全的妇女统治”，这对认为父权制家庭是最古老的家庭形式的观点无疑予以沉重的打击。（4）巴霍芬发现了由群婚制向个体婚制过渡的形态。^[12]

巴霍芬家庭史研究的主要缺陷就在于他总是用宗教的神秘主义来解读家庭形式的演变，而不是从现实社会的经济条件出发来理解。“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13]在这一点上，巴霍芬的观点和以往任何唯心史观没有本质差别。它们都是用彼岸世界的抽象观念来左右此岸世界的现实关系，从而以颠倒的因此在根本上虚假的方式来把握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虽然他对个体婚制之前的婚姻状态及其对母权制的伟大发现在根本上因为其“神秘主义的观点”而不可能得到明确的表述，但是，他搜集到的丰富的史料及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真实的家庭关系的发展历程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完全的革命”。^[14]

如果说巴霍芬因为其语言的原因而未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其后继者约·弗·麦克伦南则在英国可谓家喻户晓。他是苏格兰法学家和人类学家，是英国官方任命的原始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被普遍认为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个领域的第一个权威”。^[15]鉴于其在史前史研究方面的社会影响力，恩格斯自然不会忽略这个重要人物，就像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因重商主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给予专门讨论一样。

与巴霍芬不同，麦克伦南“不是一个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想象，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振振有词的推论”^[16]，当然，这不过是恩格斯的嘲讽之词。麦克伦南在史前史的婚姻和家庭形式方面的学说大多来自于他天才般的虚构和假设。他认为在古代至近代的许多民族中存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婚姻形式并称之为“抢劫婚姻”，于是他便“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僵硬的对立”，并将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当然，麦克伦南制造出的这种对立恐怕是未经实证考察的臆造，因此恩格斯将他的这个伟大论断判定为“即使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乃至一切场合，它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象中”。至于外婚制的由来，麦克伦南的论据仍然出于想象。他根据蒙昧人中间存在的“女孩出生后立即杀死的习俗”断定正是这一习俗导致男子过剩，出现一妻多夫制、母权制和“抢劫婚姻”。^[17]

当然，史学研究仅凭天才般的想象是不可能做得久远的。麦克伦南在史前史方面的权威地位主要源于他的两个方面贡献：其一，“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其二，“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18]当然在一些细节方面，他的这些论断就经不住推敲了，甚至在有些地方连他自己都认为“缺乏牢固的根据”而存在着无法周全的矛盾，毋庸置疑，这都是因为他的整套家庭史并非出自客观的史料、素材和科学的逻辑推理，而完全是根据假说人为地编造出来的。

恩格斯在原始家庭史研究中强调麦克伦南，可能更多地是出于其社会影响力方面的考虑，以避免让麦克伦南的错误理论流毒世间。对于麦氏，恩格斯认为“他那纯粹理解错了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并且在对待群婚制的态度上他甚至比他的前人巴霍芬还要落后。^[19]

最后，恩格斯着重论述了摩尔根在家庭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独特贡献。

摩尔根在1871年发表了《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探索了原始时代的婚姻制度和亲属关系。后来到了1877年《古代社会》的发表，他就非常清楚地阐明了内婚制和外婚制的相互关系，并指出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并明确指出在“氏族内部”而非部落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氏族实行严格的外婚制，但是在包含该氏族的部落来看，实行的却是“严格的内婚制”。这样，就把麦克伦南自以为是天才发现的观点给彻底推翻了。^[20]

摩尔根的研究为史前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这主要是通过对印第安人氏族的研究得出的。通过研究，他发现母权制是一切后来的“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原始形式”。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一发现：“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要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他认为摩尔根的研究“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21]。

在此，恩格斯还指出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史前史学家们对摩尔根所采取的不公正态度。一方面，他们肆无忌惮地窃取摩尔根的研究发现；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他尽可能地保持沉默。英国史学家们对待摩尔根所采取的沉默可能是蓄意进行的抵制行为，因为摩尔根一方面批判了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同时他也像马克思那样谈论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改造问题。

最后，恩格斯指出，在《古代社会》这部书出版之后，许多新的材料被挖掘出来，推翻了摩尔根的一些假说。尽管如此，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有效的。“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甚至可以说，越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越将获得大家的公认。”^[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