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

复旦实验中学　黄青涛

内容要求：懂得“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的主要区别，能汲取它们蕴含的主要信息。

一、“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我们要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必须要依靠史料。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将寸步难行。

史料是过往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它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往往会按照不同的标准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以距离历史事件的时空远近为标准，史料可以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或又称作原始史料和转手史料；以史料存在形式为标准，史料可以分为实物史料、口传史料、文献史料等。本文所要重点解读的“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则是以史料留存者的故意与否为标准来进行划分的。

有意史料是指人们有意记录或流传下来的史料，官方组织编写的史书和成文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都应属于有意史料。

如我们熟悉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书，都属于有意史料的范畴，又如我们日常所使用的教材，也是有意史料。西方史学家布洛赫以举例的方式说：“让我们把希罗多德的《历史》与法老时代埃及人放在墓穴中的游记加以比较，然后，对比一下这两大范畴的原型，将史学家所掌握的形形色色史料加以划分，就可以看到，第一组的证据是有意的，而第二组则不是。”（马克·布洛赫著，《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之所以称之为有意史料，是因为这些史书的作者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或后人的视听。

无意史料是指人们无意间留存下来的史料，例如私人信件、日记，遗迹遗物，包括官方遗留下来的文书档案、军事文件等，都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无意史料按照其存在形态，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实物遗留，例如古代建筑、生产工具、遗体遗骨等；二是抽象遗留，例如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域名地名等；三是文字遗留，如信函文书、条约文本、法规法典等。

说其“无意”，是因为留下这些资料的人没想过用这些史料来影响时人或后人以及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从其最初形成就不以讲授历史为目的，而是因为别的目的或原因而形成，给人们无意中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信息和知识。一些遗迹、遗物之所以保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是自然力的结果，并无人为因素可言。（张和志、鲍伟，《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历史学家的技艺〉读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7卷第3期）

二、区别“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

求真是史学存在的根基，是优良的史学传统，也是千百年来史家们追求的理想境界。然而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各类史料，数量繁多，内容庞杂，令人眼花缭乱。这些纷繁复杂的史料总是由各种各样的人记录和传递的，因此由人们的“意”造成的历史失真现象非常普遍，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

“意”指的是史料留存者的行为目的。由于人类是具有理性的动物，人们的诸多行动都有“意”的支配。作伪是人性中的一大缺陷，一个时代也如同一个人，并不愿把自己及祖先的隐私全部暴露在外，因此有意将精心粉饰的形象公之于众，史官便是它的代言人。这就为后人了解历史真相带来了困难，留下了许多千古之谜。随着史学的进步，史学家已经日益重视“无意史料”，自觉地摆脱“有意史料”的束缚，用敏锐的眼光发现无意史料，寻求历史真相。

有意史料带有历史研究主体，即史料留存者或转存者的主观意愿色彩。这类史料的真实性受到记录者的社会地位、阶级立场、史学观念、知识水平、观察能力及情感情绪等因素的制约。这类史料中除了客观历史内容外，又有主观性的成分，它渗入了观察者或作者的感情或价值观念。由于各人所处立场、所持观点、对事件参与程度以及与本人利害关系的不同，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记录和观点。

虽然有意史料具有相当价值，但若仅仅依靠有意史料，当代史学家就会成为前任思想的奴隶，对事物的看法难免带有旧时代的烙印，或是有失偏颇。例如中国古代史书记载的大多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史，而对经济文化、乡村历史等记录得较少。如果现代史学家不注意社会生活中的无意史料，便很难还原一个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

无意史料是人们无意间留存下来的，它的特殊价值在于：因其无主体之“意”的干扰而尤能保存历史之真。无意史料之作用表现为对有意史料的补失、纠正，可以帮助后人考辨历史的真伪，填补历史的空白，这是由无意史料的特点决定的。

当然，无意史料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但至少其留存者并未想到欺骗世人或影响后代史学家的看法。就像布洛赫所认为，尽管“无意的”史料也难免会掺杂欺骗，但至少不是有意识地欺骗后人。因而，史学家首先应当重视的，就是那些“无意的”史料。“如果允许偷听的话，我们总会竖起耳朵倾听人们不打算说出来的东西。”（朱华，《“有意的”史料与“无意的”史料》，《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

把史料按照“有意”和“无意”来进行划分和审查，是把史料留存者的目的视为鉴别史料可靠性的首要尺度。它充分估计到了史料形成的复杂性，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阶级分析法的要求，能使人们始终对史料中的阶级偏见、政治偏见保持足够的警惕。

三、从“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中提取历史信息

与人相关的留存物都是有意所为，关键是这个“意”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说，只要是人的留存物，就与人的目的相关。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不至于将有意和无意史料机械地从其存在形式上来划分，如正史就是有意史料、小说就是无意史料，史书就是有意史料、诗文就是无意史料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人的有意所为，但并非都是为了存史，如小说诗文自有作者之意，或娱乐，或刺世，或抒情，但绝非为了存史，只是无意之中流露出了历史的信息。（张秋升，《论无意史料与历史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只有这样看待问题，才能对它们的价值做出合理的判断，对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做出清晰的区分，从而从中提取出较为客观真实的历史信息。

实际上，所有的文字都是人留下来的，毫无疑问，这些文字都含有人之“意”。人之“意”多种多样，各不相同。

要重视主体的“意”。我们应该做的是分析史料留存者有什么样的“意”，此“意”对史料的真伪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进而排除其故意的干扰，从有意的史料中提取出其无意的留存，以备历史研究之用。人虽是理性的动物，常常为了趋利避害而在言语上作伪。但人本能的思想和表达总是趋于统一的，二者冲突时必然会露出破绽，真实的信息总想冲破理智的缠裹，与其语言达成一致。

有专家指出：“无意的史料不是没有目的，而是指它具有当时另外的实用目的，例如账册、契约、田亩册、户籍、官私文书、犯人的口供、遗风遗俗、俗语，乃至报纸的广告、寺观的签文、信函、便条、日记以及古代遗址的瓦片、居室、墙壁、墓葬等等”（宁可，《史学理论研讨讲义》，鹭江出版社2005年版），必须值得我们注意。

在无意史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恐怕就是文学作品。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只是曲折地反映它所依托的社会背景——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但这种反映却是逼真的、确凿的，尤其是经过筛选、取舍后，就更加如此。因而人们能从这种反映中理解和认识当时社会的真面目，从而取得大量有用的材料。很早以前，史学工作者就知道从无意史料中，即文学艺术作品中寻觅资料，以获得更丰富的素材。如陈寅恪先生提出了“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方法，并写出了《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诗史互证的著作，使对诗和史的理解与认识都更上一层楼。

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是并存的，不能做绝对的区分。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无意史料应与有意史料互相对照使用，方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四、实施案例

目标1：从“有意史料”中提取历史信息。

教师在讲述完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总路线，并在全国城乡开展以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大跃进”运动的大背景后，引导学生挖掘当时留下的“有意史料”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

师：请同学们阅读以下图片。这是1958年9月《人民日报》的几篇报道，其中写道：广西有中稻亩产130434斤的高产纪录；河南玉米亩产35393斤；河南高粱亩产22720斤；山东大豆亩产4517.12斤；福建茶叶亩产1635.15斤。你们认为这些报道属于“有意史料”还是“无意史料”？

生：《人民日报》是国家级的机关报纸，所以几篇来自于官方的报道显然应该属于“有意史料”。

师：相信你们一定注意到了报纸上醒目的两个标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谷子跃过万斤”，你们对这两个标题怎么看？

生：根据我掌握的科学常识，以及对中国历史上“大跃进”这一特殊时代的了解，我觉得这两个标题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略了客观的农业生产规律，而“谷子跃过万斤”，指的是某一人民公社亩产达到了10546斤，据我了解，袁隆平培育的超级杂交稻在2000年的亩产为700公斤左右，在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1958年，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

师：很好，同学们借助自己的哲学和科学常识，一下子就判断出这则“有意史料”中存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大家能不能换一个视角，从这则“有意史料”中找一找能为我们所用的历史信息？

生：我看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豪言壮语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另外根据材料提供的内容“广西有中稻亩产130434斤的高产纪录；河南玉米亩产35393斤；河南高粱亩产22720斤；山东大豆亩产4517.12斤；福建的茶叶亩产1635.15斤”，我发现，当时的中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都有放高产“卫星”的现象，“大跃进”率先从农村发动，也以农村最甚。而且各地为了让自己放的高产“卫星”显得更加真实可信，还会故意把数字精确到个位甚至是小数点后面第二位。

师：说得很好。尽管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接触到的“有意史料”或多或少会存在着歪曲、造假现象，但是大家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积累，以及换位思考，站在留存者的角度去分析“有意史料”之“意”，便能最大限度地去伪存真，提取出自己需要的历史信息。

目标2：从“无意史料”中提取历史信息。

教师在介绍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相关背景和表现后，引导学生探寻一些看似与事件关联不大的“无意史料”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

师：在山东曲阜孔庙内，有一块明代的石碑，它曾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毁坏，后又得到了重新修复。

请大家思考一下，对于研究“红卫兵运动”性质而言，它是否属于有意史料？简要说明你的判断。

生：我认为，这块石碑对于研究“红卫兵运动”性质而言，并不属于有意史料。从史料留存者的目的来看，石碑的最初留存者是明代人，其立下石碑的本意不可能与“红卫兵运动”有关。“文革”之后对石碑修复的目的，应该是对文物的修缮与保护，而非为了影响时人或后人对“红卫兵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所以对于研究“红卫兵运动”性质而言，它应属于无意史料。

师：很好。我们从留存者的本意来看，这块石碑的确应该是属于无意史料。无意史料是人们无意间留存下来的，因为少了留存者的特殊目的的干扰，而更能保存历史真相，可以更好地帮助后人考辨历史的真伪，填补历史的空白。那么这块石碑的无意史料，能为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性质提供哪些有效信息呢？

生：我从这块石碑的命运上看到了红卫兵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将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红卫兵运动”中的抄家、打人、砸物等行为，对于社会秩序和民主法治是极大的破坏，影响极其恶劣。

师：非常好。由此可见“文革”中被毁、后又被修复的明代石碑虽然只是曲折地反映它所依托的社会背景，但这种反映却是逼真的、确凿的，因而人们能从这种反映中理解和认识当时社会的真面目，从而获得大量有用的材料，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认识“文革”以及“文革”后的政治和文化。

在以上学习过程中，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学习区分“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报纸、遗迹等史料的内容分析，以及透过史料折射的时代背景，来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的政治、文化等多个侧面。以此告诉学生：在借助史料来学习与了解历史的时候，应懂得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是并存的，不能做绝对的区分。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无意史料应与有意史料互相对照使用，互相补失、纠正，方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