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北京市盲、聋、智力落后学生生理和心理特点的研究》立项通知
特殊教育研究室也承担了一些课题研究工作，包括北京市盲、聋、智力落后学生生理、心理特点的实证调查。这个调查研究弥补了中国残疾青少年身体素质调查的空白，也为特殊教育专业以后的研究和课程打下了基础。顾老师、肖非到研究室工作后，我们才真正开始承担科研课题。1985年，中国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专家们正在进行一个全国青少年身体素质的调查。我咨询负责这项调查的北京医学院教授叶恭绍，结果她告诉我这项调查不包括各类残疾孩子，只针对普通孩子。我当场就表示了不满，说：“这个调查不公平，残疾孩子的调查你们不做我们来做！”于是，我们在北京市社会科学方面争取到一笔经费，就开始着手调查。为了便于比较普通孩子和残疾孩子的差异，我们的调查采用当时叶恭绍教授在全国统一使用的器材和标准，例如从沈阳购买磅秤等工具，用来测量身高和体重。除了生理方面的调查，我们还进行了心理调查，这些调查合起来就是盲、聋、智力落后三类残疾儿童身心基本情况的调查。我们选择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开展调研。
实际上，这项研究课题不仅经费不足，而且缺乏人力支持，调查的只能是最简单基础的数据，如身高、体重、肺活量、耐力、体力、立定跳远等。我们还调查了盲、聋、智力落后孩子心理方面的一些项目，比如盲孩子的触觉两点阈。苏联已经有关于盲孩子的手指、舌尖甚至皮肤感觉的调查。盲孩子的触觉是否更灵敏，国外已经有相关的研究数据，但中国还没有。调查中，我们还测量了聋孩子的视知觉速度、记忆，盲孩子的听觉记忆，进行了智力落后孩子的绘人测验等。测视知觉速度使用光电测速仪，这是最简单的调查。我们没有测触觉两点阈的心理测量工具，就自己想办法。当时教育系有个老职工叫朱怀斌，他把两个大头针针尖焊到一起作为测量工具，针尖的距离分为1毫米、2毫米、3毫米，进而刺激盲孩子手指的触觉。他焊，我用卡尺量，我们反反复复尝试。我们没有专业的仪器，只能使用这种原始的方法。从调查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来，残疾孩子的生长发育、快速增长期和普通孩子是基本一致的。但不同残疾类型的孩子有不同的问题，比如测立定跳远时，盲孩子站在沙坑边沿丝毫不敢跳，这说明他们的身体锻炼没有受到重视，可能他们从来都没跳过，不知道跳进去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再比如测肺活量时，智力落后孩子不会吹肺活量计，看了示范以后也不知道怎么控制气流。盲孩子的数字记忆容量、智力落后孩子的绘人测验这些很基础的测试，使用的也都是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我们也是从科学的心理学、生理发展的角度去做的，这让我们对中国的残疾孩子有了一些了解。比如对于盲孩子做不做梦的问题，有人认为，盲孩子看不见就不会做梦，而在调查过程中，盲孩子跟我谈了很多事，这些事说明他们梦到的是感觉到的东西，虽然不是视觉的，但是他们做梦。另外，盲孩子的物体知觉也有一定特点。我们在做调查研究的时候，也帮助被调查学校制作一些直观教具来改进教学。我问过天津盲校学生“五星红旗”一词。他们对“红旗”的理解没问题，但说到“五星”就五花八门的，有的说“五星”是中间有一个大五星，有的说是一个大星四周有四个小星。盲孩子产生这样的认识，是因为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没能给他们展示具体形象的东西。后来我建议做凸起的五星红旗，这样盲孩子就能摸出“五星”的形状、大小、位置。天津盲校的孩子中有团员，他们在用语言表达“团旗”和“党旗”方面没问题，但就是不知道“团旗”和“党旗”是什么样子。我建议学校做了团旗、党旗的凸起教具，学生摸了后说：“哎哟，这回我可知道团旗、党旗是什么样子了！”孩子通过触摸直观教具，把语言与具体的事物连接起来。这些调查结果为我们后来的课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北京市盲、聋、智力落后学生生理和心理特点的调查资料
整个调查过程是比较辛苦的。当时经费十分有限，我们乘坐从天津到上海的火车时，只有我能睡硬卧，顾老师和肖非只能坐硬座，他们白天就到我这儿来坐一会儿。这段经历肖非应该记得比较清楚。那时候条件艰苦，他是最年轻的，自然出力也就最多。当时为了保证测查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在三个城市做调查使用的工具要保持一致，去哪儿调查就把工具带到哪儿。在上海，我们为了省钱只能乘坐公交车，但是磅秤等工具又大又重，不能带上公交车，我们只好自己拖着沉重的工具走到招待所。住的地方也比较简陋，有时窗户一开，外面就是厕所。有时为了省钱，我们晚上只能住在五毛钱的澡堂子里。
后来我们给北京市做了一个小册子《北京市普及和发展特殊教育总体规划的研究报告》，并将其作为内部参考供有关领导阅读。除了以上的调查报告外，我在专业建立之前出版了《智力落后学生心理学》（以俄文翻译）、《缺陷儿童心理》《聋童教育概论》（两本书为与同行合作成果）等著作，在国内外发表了约50篇文章，包括在1981年第4期《心理学报》上发表的《特殊儿童及其心理发展》一文。这件事情是张厚粲教授帮我联系的。我的文章虽不是专门的心理学论文，但是综合阐述了残疾儿童心理。这篇文章发表的意义非常重大，表明《心理学报》有北师大特殊教育领域的文章了。那个时候我的英文还不太好，张厚粲教授专门为我的文章翻译了英文摘要。1981—1982年，我应邀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特殊教育方面的词条撰写，其中教育卷包括缺陷儿童（1000字）、盲聋哑教育（4000字）、特殊儿童教育学（3000字），心理卷包括缺陷儿童（3000字）、缺陷心理学（1000字）、盲人心理学（1000字）。我认为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让我思考“特殊教育”的定义是什么，广义和狭义的定义分别是什么；从特殊教育的定义出发，盲和聋怎么区分、怎么定义。以前潘菽的《普通心理学》讲过一些相关知识，但教育学领域还没人讲过。编写这种工具性辞书也让我学会了如何遵照严格的程序搜集、保存和整理资料。词条中的每个人名、每个数字都要有依据，并保留资料卡片，明确出处和原文。我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撰写不仅起到了很重要的宣传作用，而且为建立专业、教学做了准备，为我后来编写《特殊教育辞典》做了准备。
《北京市普及和发展特殊教育总体规划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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