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具体分析了希腊人、罗马人、德意志人的氏族制度的解体及向国家制度的不同转变形式后，明确表示，他要研究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破坏氏族组织和在文明时代消灭氏族组织的经济条件。这些经济条件同时也使家庭形式、社会组织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同时，他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揭示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即随私有制而来的阶级社会必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呈现出其历史局限性，并最终为新的生产方式即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恩格斯的这部分论述，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人类的政治关系与家庭关系的经典。
（一）氏族制度解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发生过程——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
在研究完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及其向国家转变的具体过程后，恩格斯指出要研究“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242]。在此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惊人的一致。
1.氏族制度的解体
恩格斯首先概括了氏族制度的一般状况，并阐明其内在的局限性。氏族是在人口稀少、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产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243]他以美洲红种人的氏族制度为例，分析氏族社会的一般构成，指出包括氏族、胞族、部落及部落联盟的相互关系，并指出氏族这种简单的组织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状态完全适应。“它无非是这种社会状态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244]同时，一切外部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当然，战争的最终结果往往可能会导致部落的集体被消灭，但是在氏族制度下不可能产生奴役他人的情况。因此，恩格斯对氏族制度做了这样的评价：“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245]这一评价是深刻的。氏族制度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看起来美好，但也预示着其无法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在根本上不能适应接下来的私有制社会及阶级存在的现实状况。另外，在氏族制度内部，还没有权利与义务的分别，也不可能有阶级的区分。氏族制度的产生根源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态。人口极其稀少，分工纯粹自然产生，并且只存在于男女性别之间。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又分别是自己制造并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家户经济是共产制的，“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246]。这种条件下，只可能存在个人占有自己制造并使用工具的情况，而不存在财产的私有化和因此而来的财富及阶级的两极分化，总之，私有制时代的一切社会特征在氏族时代都尚不具备。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积累，私有制和阶级必将产生，而这些条件一旦出现，将会在平静的氏族社会内部打开缺口，引起整个社会制度的瓦解。这些历史条件都包含在氏族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接下来，恩格斯分析了三次社会大分工，揭示其为氏族制度的解体、奴隶制的产生准备了怎样的历史条件。
2.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出现了零星的奴隶制现象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猎取动物慢慢转向驯服并饲养动物，后来又有了繁殖和看管牲畜。这样就使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极大转变。“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247]在新的生产方式下，生活更加稳定，因此也能创造出更多的生活资料。乳制品、肉类和动物的毛皮随积累不断增多，甚至还出现了最初的纺织产品。畜牧业的发展第一次使经常性的交换成为可能。当然，交换在起初只可能是偶然的、零星的，并且只可能发生在部落内部，即便在内部也仍然是一种“例外的事件”。交换的东西也可能只是匠人们所制造的武器和工具。但是，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把交换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248]，并且在交换的方式和物品上也发生变化。“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酋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的时候，个人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249]牲畜变成了特殊财产后，部落之间交换的主要物品就是牲畜，并且它甚至还成为可以对其他一切商品估价的一般等价物，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交换刚刚产生的时候，对货币商品的需要，就以这样的必然性和速度发展起来了。”[250]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逻辑的方式展现的商品产生过程就在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出来，人类交换行为产生的逻辑和历史真正统一在一起。
农业的发展应当至迟出现在中级阶段的亚洲的野蛮人身上，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季，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成为必要。耕地一开始是部落内部公有的，后来逐渐由氏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给个人使用，让个人对耕地拥有一定的占有权。工业生产方面，织布机和矿石冶炼及金属加工是特别重要的两个发明。这时还是青铜器与石器共同存在的时代，只有到了后来铁矿石的冶炼和铁器的制造才让人类结束了使用石器的历史。
这一切生产的发展，畜牧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需的产品”[251]，生产力的提升同时也增加了氏族成员原有的劳动量。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生产当中。在氏族制度内部是不可能出现人对人的奴役的，唯一的也是最初的奴隶的来源只能是战争中的俘虏。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杀死战俘，而是将其收编甚至纳入氏族内部，这样就形成了奴隶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252]
在社会层面发生的变化也会引起家庭内部关系的变革。畜群和其他新财富的出现，特别是自从它们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财产转变为各家庭家长的财产后，家庭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于谋取生活资料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也是属于男子的财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能够拥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亦即财富。牲畜是属于他们的，同时用牲畜交换而来的商品和奴隶也同样是属于他们的。谋生所取得的财产都属于男子，妇女只能享用它们，但并不在法律意义上占有它们。这样，凭借这些财富，男子挤上了家庭中的首位，而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相比，妇女的家务劳动变得无足轻重。“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却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纯粹是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经不同了。”[253]父权制代替母权制、专偶婚制代替对偶婚制，标志着男子在家庭中确立了统治地位，并使之永久化。这种个体家庭在古老的氏族制度中撕开了一个缺口。恩格斯特别就妇女解放问题做了深刻的剖析：“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254]对于男女地位的差别，恩格斯早在其分析对偶制家庭向专偶制家庭过渡时就已提及。妇女从公共事业中退回到家务当中的程度越大，她们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也就变得越不重要，男权统治的根基也就越稳固。随着财富的积累，“个体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起来与氏族对抗了”[255]。
3.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为奴隶制转变成为社会制度的根本提供一系列社会条件
进入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明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器在人类生活中广泛运用，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铁是直到马铃薯出现为止的人类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它有硬度，又有韧性，适合被制作成各种生产工具。“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生产的发展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行进一步的社会分工，其结果是手工业从农业当中分离开来。社会分工给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重大变化。[256]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使之前只是零散出现的奴隶制不断演变成为社会制度的根本组成部分。“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星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257]生产的进一步革新让使用奴隶生产演变为社会上占大多数的生产方式。奴隶制在社会制度中进一步被巩固下来。
第二，商品生产与贸易出现了，贵重金属充当货币的现象也随之产生。社会分工及产业部门的扩展还在社会中出现了直接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商品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不仅部落内部和部落与部落之间接触的地方存在着商品贸易，甚至海外贸易的形式也已出现了。与贸易的频繁化和普遍化相应，贸易中所使用的一般等价物也发生变化。贵重金属充当的一般等价物即货币出现了，并被广泛使用在贸易当中，虽然此时它还不是后世的铸币，但其在促进社会交往方面的功能是一致的。
第三，财产的私有化加剧，阶级分化更加严重。“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258]社会当中除了存在自由民和奴隶的身份差别之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这是新的阶级划分。这种贫富间的分化是私有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随着财富不断积累，财产分化日趋严重，使得家庭间的财富差别拉大，破坏了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也破坏了共同耕作的基础。耕地最终变成完全的私有财产。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第四，人口日益增多，社会交往日益频繁，部落之间结成联盟进而融合成为民族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259]由于人们的联系愈加紧密，因而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于是亲属部落融合成为民族。为了维护民族内部的统一与团结，民族的军事首长成为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他与议事会和人民大会一道共同构成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与民族发展相伴随，“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战争行为本身的功能和意义发生转变。“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260]总之，对外征服以获取财富、防止外敌入侵维护国内利益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迫切。战争的需要进一步巩固了军事首长的权力。随着时代进步，产生军事首长的方式也由以往从同一家庭内部选举产生逐渐转变成世袭制，由母权制转向父权制以后更是如此。如此，“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261]造成这般历史性变化的根由都必须归结到其经济根源即私有制，现代国家制度中所包含的有违人性的方面都出自人们对财富的贪欲。除此之外，一切道德的说教都不过是痴人说梦，无法抓住其本质。
4.第三次社会大分工进一步将奴隶劳动作为生产的基础确定下来
恩格斯考察了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时期，经济条件变化对氏族制度所造成的冲击。文明时代的演进逻辑在生产方式上还表现为产品的剩余到消费进而交换发生的程度上的变化。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消费，生产力低下的状况决定了直接消费之外的交换行为只可能零星发生，交换的物品也仅限于偶然的剩余物。到了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游牧民族的畜牧业得到发展，可以创造出超出自身消费之外的较多剩余，这样，经常性的交换便具备了形成的前提条件。而到了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生产进一步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使得社会当中出现了直接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商品生产出现了。
此外，以往历次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引起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使得更多人从土地当中脱离出来，而他们的生存势必将更多地依赖于从乡村而来的各种生活资料。这就酝酿产生了新的团体，即商人集团。因此，这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就表现为商业从生产中独立出来，商人从生产者中独立出来。在恩格斯看来，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分工。这次分工和以往的社会大分工一样具有非常深刻的社会改造作用。
第一，“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262]。商人阶级的出现与以往任何阶级都不同。此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但是商人出现后，“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由于该阶级的特殊性，他们很快便取得了生产的领导权，从原本依附于生产转向对生产的支配。商人阶级的特殊性就表现在他们能够免除以往交换中的不确定性，规避交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使“产品的销路扩展到遥远的市场”。这样，他们就使普遍的商品交换成为可能，因而很自然地就成为生产者间不可缺少的中间人。他们也借此在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上进行剥削。由于他们并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并自诩是对社会最有贡献的阶级，他们也被恩格斯称为“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263]。“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实际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264]
第二，商业发展促进铸币的出现。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货币—铸币也出现了，这是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货币拥有强大的权力，并以粗野的方式表现出来。“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值得向往和被向往的东西的魔法手段。”[265]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曾深入分析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所具有的抽象作用，揭示了货币拜物教及商品、资本拜物教的实质。商人手中握有货币，因此也掌握着货币的这种神秘作用。他们在现实中也是这么做的。他们要让人们知晓在货币面前，其他一切财富形式都不过是它的影子，一切财富都只有转化为现实的货币才具有存在价值。
第三，除了作为商品、奴隶的财富及这些财富的抽象表现即货币之外，还出现了表现为地产的财富。随着氏族制度的崩塌，作为氏族财产的土地已经不再存在，土地逐渐走向私有化，直到后来土地也彻底变成私有财产，形成了土地所有权。“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不折不扣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266]土地变成可以自由买卖和抵押的商品。这样，从氏族制度下刚刚挣脱出来的土地所有权一经确立，人类就又发明了土地的出卖和抵押，这就“像淫游和卖淫紧紧跟着专偶制而来一样”。[267]
第四，私有化不断深入，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也愈演愈烈。“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268]私有制总是将财富愈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又给下层人民带来贫困的普遍化。同时，新的财富贵族把过去的部落显贵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269]新诞生的奴隶制生产方式逐渐替代了传统的氏族制度。
面对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氏族制度显得软弱无力，完全没有应对能力。逐渐地，氏族制度丧失了存在的根基，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首先，氏族制度的前提即同一氏族居住在同一地区的生存方式已经不复存在。“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在一起，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公民中间居住着。”[270]况且，随着生产和商业贸易不断发展，居住地会受到来自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经常性的变化。这样，氏族团体的成员也无法通过集会来处理共同的事务了。其次，新的需要和利益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不断冲击甚至破坏氏族制度。“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城市的对立于乡村的特殊需要”[271]，而每个利益集团又分属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因此就需要在原有的氏族机构外重新构建新的机构来满足不同个体的特殊需要。很显然，这些重新设立的机构与原有的氏族制度是完全不相容的。此外，这些杂居在一起的人们内部利益冲突往往是多样的，可能存在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的冲突，而且人口众多，氏族之外的外来移民也不断冲击原有的氏族制度。这样，氏族制度逐渐由一种“原始的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272]，引发了社会的对立与冲突，但又无法调和这种对立冲突并反而使之日益尖锐化。最后，氏族制度缺乏有效的强制手段，并不适合新兴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状况。对于氏族制度来说，除了舆论，没有别的任何强制手段来推行自己的制度和措施。“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273]这就要求出现一种超越对立双方的第三方力量，它站在各个阶级的特殊利益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这些都预示着：“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274]最终，氏族就被国家所代替。
恩格斯从三次社会大分工出发把握传统氏族制度向国家制度转变的历史条件，最终揭示氏族向国家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二）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当氏族制度走向崩塌的历史条件都已具备，现实的转变过程就不可阻遏地发生了。国家诞生后，如何正确看待其实质及发展的走向成为摆在恩格斯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恩格斯也详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为我们合理地把握马克思早年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种种理论要点提供了理论素材。
1.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
首先，恩格斯表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对此前考察过的氏族制度向国家制度转变的三种不同类型进行总结。雅典国家最为纯粹、最典型，它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275]；罗马国家的建立则是为了解决氏族制度内部的贵族和该制度外部的平民之间的矛盾；德意志人的国家制度完全是为了适应广大被征服地区的统治需要而建立的。无论何种形式的国家，它们构建的根本目的都在于解决社会内部所涌现出的对立和矛盾。因此，恩格斯强调，国家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伦理观念的现实”与“理性的形象和现实”，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国家的出现表明：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为了使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无谓地在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把阶级对立和冲突保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国家就是“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276]。在理解国家的本质时，需要分清国家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其公共功能间的关系。国家似乎具有超越任何阶级的、不代表任何阶级的特殊利益的特性，能够保证国家机关的公共性、公正性与合法性。国家虽然自居于社会之上，但是需要看到，国家内部所制定、实行的法律法规、各项政策措施都以特定方式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只不过国家并不主动地展现自身的特殊性、意识形态性，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它作为统治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职能和实质。
其次，国家与氏族组织相比具有一些截然不同的属性。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在两点上有着差别。第一点，国家是按照地区来划分其国民的，而氏族组织则是根据氏族成员的血缘亲属关系来划分。“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而这种束缚早已不复存在。”[277]恩格斯还指出，用居住地的办法来划分国民乃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它们就将氏族内部成员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无情地斩断了，用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代替了。第二点，公共权力的设立是国家与氏族组织的又一不同。自公有制经济解体，特别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我武装已经不可能，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设立了公共权力。恩格斯举了雅典国民军的例子，指出这种公共权力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奴隶，迫使奴隶服从自己的统治。这种公共权力在国家制度中普遍存在，或是必不可少的。“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278]公共权力的设置和运行是阶级的出现及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权力设置的必要性也就愈加强烈。“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阶级对立和矛盾日益尖锐，“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279]而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的运转，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亦即捐税。官吏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因此他们就成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以前人们对氏族机关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自愿的，但是在国家制度下，公共权力自然也有其威严，但是“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280]。随后，恩格斯在权力和尊重方面分析了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巨大反差。“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281]国家制度下公共权力的产生方式与氏族制度下的权力机构不同，前者是站在社会之上并在根本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而后者则出自社会，并真正能做到民主和公正。
最后，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新手段。“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因此，国家在根本上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在不同阶级关系下，国家的具体性质可能有所不同，但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282]总之，有什么样的阶级关系，便会产生什么样性质和功能的国家。不过，国家的这种代表阶级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本质也可能有例外。比如当两个对立阶级势均力敌时，国家可能就“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暂时站到两个阶级之外获取某种独立性。正如17世纪、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等等。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对立的两个阶级之间维持平衡。但这只是偶然的历史现象，并未在根本上取消国家的本质特征，即国家在根本上代表的是统治阶级因此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
恩格斯还从公民权利分级的角度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揭示了国家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阶级性质。在有史以来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在古希腊、古罗马是如此，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和后来的资产阶级国家中都是如此。这直接说明了国家的阶级统治的本质，是有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但是，随着国家形式的变迁，国家又会否认这种财产的差别及其社会影响。现代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家的最高形式，正是如此。然而，“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财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较之前现代国家，财富在现代国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并且它的作用在现代政治体制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283]统治阶级运用普选制的所谓民主形式来实行统治，但是那些有阶级思想、阶级意识的被统治阶级是能够一眼看穿这种所谓民主背后的真正的不民主的。在包括现今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所有阶级社会中，所谓民主选举都很难逃脱被有钱的权贵阶层掌控的命运，因为普选制本来就是统治阶级为统治被统治阶级而设置的。
2.国家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恩格斯深刻地总结了国家的本质和命运，指出国家也有其产生、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284]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经典论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随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消失，国家也会消亡。如何让阶级和阶级对立消失，是什么样的力量来终结所有其他一切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引下经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才得出结论。他们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只有他们才能在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285]，并进而将一切国家机关连同国家制度本身都予以取消。
（三）文明时代将为共产主义取代的必然性
1.对文明时代总的论述
恩格斯指出，在文明时代之前的一切发展阶段上，社会生产还不够发达，社会交往也保持在一个比较有限的水平上。此时，生产与消费是直接同一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与之相应，消费也还保留着其原初的状态，“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286]虽然此时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还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但是生产者对其产品和整个生产过程有绝对的支配能力，产品的最终结局也受其生产者绝对支配。“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287]到了文明时代，生产、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商品经济给整个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形式。”[288]从此，商品生产的规律一直以一种自然的必然性的方式支配着生产者。
商品生产时代，偶然性遍布整个生产过程，但生产的一切方面又无不受到必然性的支配。商品交换的过程有很多偶然性，产品随着日益频繁而普遍的社会交往不断在除生产者之外的人们手中传递，生产者不仅无法掌握和运用它，而且还受其摆布。不仅产品成为商品，而且人本身也成为了商品，变成交换的对象，也变成被奴役的对象。“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289]然而，偶然性与必然性是对立又统一的。在看起来完全丧失必然性的地方，却又是必然性在起着作用。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身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超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越是超出他们支配的范围，越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实现自身。”[290]看起来完全偶然的商品生产过程，其背后同样有一种必然性在发挥作用。这种必然性就是支配商品的价值规律。价值规律不仅决定着商品生产者生产什么、采取什么方式生产，还支配着商品的现实交换。在私有制社会中，利润是第一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样，价值规律就以自发的形式发挥作用，通过供求和价格机制来平衡和调节着社会生产。整个文明时代都受这种必然性的支配。“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291]
恩格斯还指出了商品生产中劳动要素的历史性变化。他指出，在很早先的时候，“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292]，因此，劳动的剩余就成为可能，劳动力成为商品变成可以交换和任他人支配的东西。对财富的支配也能成功转变为对人的支配，以往的一切阶级社会就是这么做的。
2.文明时代经济、家庭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特征
文明时代在经济上，一是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后面几种现象都是对货币所具有的神秘特征的普遍运用。二是出现了存在于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他们对于扩大社会交往、促进交换的普遍化和更加便捷有关键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货币的社会功能是一样的。三是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当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并可以自由买卖之后，统治阶级用来吸收社会财富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了。四是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文明时代到来后，家庭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也发生很大转变。在家庭形式上，彻底确立了统治地位的是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在社会组织上，国家完全取代了氏族组织，原来民主、平等的氏族社会及其各种机关都转变为催生社会差别的机关和制度，它们都将社会利益的天平转向更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方面。国家“在本质上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293]另外，文明时代还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并实行了所有者在死后也能处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294]
恩格斯指出，各种奴役制度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古代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295]。恩格斯分析了文明时代的经济制度、家庭制度、国家制度、城乡关系、财产继承制度等方面，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296]人类对财富的贪欲是人类文明时代发展的动力，在贪婪的物欲的统治下，人类的诸多行为被颠倒过来，目的成为手段，而手段反倒成了目的。这在近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形成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交代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生产过程的普遍异化已经随着商品的交换、资本逻辑的普遍化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到了20世纪，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一系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分析了社会生活中普遍异化了的诸现象及特征。
文明时代不仅充满着以财富的贪欲为纽带的奴役关系，同时更是将阶级社会中阶级分化的现实都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只不过它采取的是婉转的、合理的方式。“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297]随着文明时代的不断推进，财富分化更加显著，当财富日益聚集到统治阶级手中，被压迫阶级的经济状况进而生活状况必然面临日益窘困的境地。这在资本主导下的现代社会表现更加明显。“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298]机器应用于生产之于财富累积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人的排挤作用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曾进行深入剖析，这里不再赘述。现代国家机器在普遍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制造差异，毋宁说差异化正是现代统治的根本逻辑。“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299]现代国家制度蕴含着更加深刻、尖锐的阶级分化的实质，但是，展现给人们的却是充满民主、平等、自由的天堂般的生活，在现代生活中更是如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民主的政治氛围、自由的市场机制和任性的消费生活让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对西方的憧憬与向往。统治阶级采取一切措施在生活中极力消除阶级差异和阶级对立的事实。并且，社会越是向前发展，统治阶级就越是对社会生活加以粉饰。
文明时代充满了伪善的成分，同时，伪善也俨然成为现代人的普遍的生活方式。“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300]，并且社会越发展即通常所谓文明程度越进步，这种伪善的程度就越显著。在当今高度文明的情况下，统治阶级甚至会谎称其剥削、统治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和维护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谁不愿意服从，谁就是最忘恩负义之人。资产阶级的谬论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3.对全书的总结
最后，恩格斯引述了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的一段话结束全书。摩尔根指出财富的增长及其存在形式已经随文明时代的到来有了深刻变化，同时人类对财富的管理也越来越多样而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301]。财富的神秘性质就在于它的物质形态背后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他人的劳动进而人身的占有和剥削从财富的私有化伊始及随之而来的统治形式中就存在着。因此，财富才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一种神秘的姿态，让人不可捉摸。引发这种神秘性的是阶级社会产生的根源：私有制。一旦私有制被消灭，这些神秘性质都将随之消失。对此，摩尔根也相信“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302]。摩尔根将未来社会寄托在人类理智的进步上，要人们认识到社会的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要二者保持和谐的关系。文明时代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很短的阶段，而“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303]将为人类文明展开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古代氏族社会中普遍流行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将再度复活，然而已经不再是远古时代的简单重复了，而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回归。[304]如此，摩尔根就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所谓文明时代必将消失，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的结论。
但是，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寄托在实际的生活面前似乎显得过于软弱。既然所有神秘性都蕴含在私有制中，只有颠覆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摧毁原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机关才能破解这些神秘性质。任何妄图用和平的、过渡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都不过是痴人说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这一点在上文所提及恩格斯同考茨基的信中也有谈到：“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泰罗、拉伯克及其同伙所搞的整个骗局，不管是族内婚、族外婚，还是其他各种荒诞无稽之谈，现在都被彻底揭穿了。这些先生们在这里拼命抵制这本书，它是在美国印刷的，五个星期以前我就订购了这本书，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3页。）可见，思想意识上的不同取向在实际的思想传播与交流中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当时竟然达到如此可怕的程度！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第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第3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1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这一时期在原始社会研究特别是家庭史研究方面涌现出许多新材料，也形成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以至于恩格斯在1891年6月10日至左尔格的信中谈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新版发表的一事时指出他“重新翻阅了八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文献，并将其精华写进书中”。这确是项艰巨的任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19]恩格斯在这里用引号来强调“部落”，意在指出麦克伦南所发现的外婚制集团和内婚制集团其实是混淆了部落与氏族。他所发现的外婚制是存在于氏族之间、部落内部的，如果从部落的角度来看，严格意义上的外婚制可能就不会存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第2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第2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1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第4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第4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第5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第54页。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第56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第61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第6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第63页。
[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第66页。
[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7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7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第72页。
[7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8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8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第74页。
[8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8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第78页。
[8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8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8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8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第81页。
[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9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9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9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9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9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9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9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9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第87页。
[9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9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10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10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1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1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1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1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1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第97页。
[1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1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1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第102页。
[1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1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1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1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第108页。
[1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1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1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1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1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1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1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1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1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1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1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1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1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1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第116页。
[1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1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1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1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1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1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1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第122页。
[1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1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1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1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1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1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1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1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1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1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1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1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1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128页。
[1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第129页。
[1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1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第130页。
[1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1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第131页。
[1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1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1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1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第133页。
[1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第134页。
[1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第135页。
[1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1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1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1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
[1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1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17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页141页。
[1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1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17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1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17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
[18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18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18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第146页。
[18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18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1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18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18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18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第149页。
[1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19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这种情形”指对偶婚。
[19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这种情形”指对偶婚。
[19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19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19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19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196]在1884年版的文稿里，恩格斯分析了fara一词在勃艮第和伦巴德人那里的涵义是氏族，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些不同，但是都和氏族有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注释②。
[19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第154页。
[19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19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20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20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第157页。
[20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20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20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20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20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20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20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第161页。
[2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2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2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2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2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2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2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2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2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2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2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2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2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2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169页。
[2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2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页。
[2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2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2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2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2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2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2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2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2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2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2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2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2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第175页。
[2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2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2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2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第189页。
[2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2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2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2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2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2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2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2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2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2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2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2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2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2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2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2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2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2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2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2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2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2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2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2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2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2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2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2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2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2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2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2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27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2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2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27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第190页。
[2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27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28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28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28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28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第193页。
[28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2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28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28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第194页。
[28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2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29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29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第195页。
[29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29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29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29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29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29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第197页。
[29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29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30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30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30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30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30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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