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建立组织，开展演讲活动 我国有组织的民众教育始于清代末期。1906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要求各地设立演讲所，聘专门人员进行宣讲，对村镇亦应按集市日期派人员宣讲。宣讲内容包括：劝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启发美感；提倡实业；注重体育；劝导卫生等。讲演参考用书中有《卫生新论》《卫生治疗新书》《旅行卫生》等。1915年7月，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并公布了通俗教育讲演所规程、通俗教育讲演规则等，令各省市县遵照办理。1918年通俗教育研究会要求各地讲演机构特别注重劝诫儿童吸食纸烟一事，并设星期演讲会，编印防疫讲演资料等。据教育部1934年12月统计，全国共有通俗讲演所2 186个。
1919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团员39人，最多时达60～70人。邓中夏、许德珩曾是发起人之一，朱自清、俞平伯等都曾参加该团。平民教育演讲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起初在北京街头以城市平民为对象，利用一些庙会作不定期讲演，后又在北京大学旁边设点定期讲演。1920年春假起，开始到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农村对农民讲演。他们打着旗帜，带上留声机，利用农村小学、村头场地讲演。讲演内容为宣传爱国、民主和科学知识，包括破除迷信及落后陋习，反对封建道德，普及卫生常识等。1920年，铁路医官王吉民和女青年会的麦卡（Mack）在杭州发起一个健康婴儿运动。该运动的主要内容为：卫生教育，对母亲进行科学育养的指导；婴儿服装、食品、用具展览；婴儿体检等。
1922年5月，苏州成立了公共卫生联合会，开展卫生宣传，举办免费诊所。长沙也成立有类似机构，并在1915年和1923年举行过2次大的卫生运动，影响较大。
2．兴建民众教育馆、传授卫生保健知识
民国初期，各地教育部门开始兴办民众教育馆，作为推行社会教育的业务机构。1932年2月，教育部颁布了《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要求各省市县至少需建立一所民众教育馆，并设阅览部、讲演部、健康部、生计部、游艺部、陈列部、教学部、出版部。其中健康部的工作包括体育与卫生两方面。关于体育方面，如器械运动、球类、田径赛、国术、游泳、儿童游戏及其他运动属之；关于卫生方面，如生理、医药、防疫、清洁等属之。据教育部1934年12月统计，全国共有民众教育馆880所，其中数量较多的省份有：江苏210所、山东108所、浙江95所、广东66所、河北58所等。
20世纪30、40年代，南京、镇江等民众教育馆均设有健康教育股，负责承办卫生展览、卫生演讲、组织清洁运动等多项工作。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建于1915年。建馆后曾主办江苏省巡回讲演团，经常举行演讲会，向民众灌输卫生知识。1928年设大中桥实验区。1930年4月，江苏省举办民众教育宣传周，全省共印发卫生丛书10 000册，劝告民众改变不卫生恶习的画册7 000份，美术日历30 000份，纪念画片10 000份、宣传画30幅。省会镇江还特辟一室，张贴各种图表，安置各种病态的模型，并加以浅显的说明，指示人们怎样去防卫、怎样去医治，才可以成为一个强健的国民。同时，还组织了多场普通演讲、化妆演讲、流动演讲会，演讲内容有健康之幸福、健康教育的意义、卫生的重要、锻炼身体之道等。1931年5月，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在卫生署的支持下，举办了大型卫生展览。该展览共分生理、解剖、妇婴卫生、学校卫生、营养卫生、传染病预防、卫生化验、卫生行政、海港检疫、交通卫生等10部分，并配置各种标本、模型、图表等。展览于5月16日正式开幕，前来参观的民众每日千人以上，多则逾5 000人次，盛况空前。
1932年6月19日，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于当日起每周下午4～5时借中华电台举行播音大会，播放夏令防疫常识，属国内创举。
1933年1月，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陈列馆增设卫生馆并举办卫生展览，其展品大多由齐鲁大学医学院提供。展览分生理、病理两部分。生理部分陈列人体各部生理模型、胎儿发育程序模型等30种；病理部分陈列皮肤、内脏各种病症及花柳、白喉、天花等传染病的症状、标本或模型等共74种，四壁悬挂了卫生防病挂图71幅，其病理模型说明书分病理、症状、治疗、预防4项。展出后每日到场民众平均1 500余人，前3日观众达8 645人之多。此外，于同年2月下旬还举行了卫生周活动，讲演部全体职员每日在馆内讲演厅讲演各种传染病，如天花、麻疹、白喉、猩红热等预防及治疗的方法，并作关于卫生之化妆讲演。
1948年10月8～20日，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各医学院、市防疫协会等单位借复旦大学举办大型卫生展览会，展出生理、病理、解剖、细菌、学校卫生、工厂卫生、妇婴卫生、环境卫生、传染病管理等14个方面的图片、实物、模型和文字资料，观众达21．5万余人。
3．创办卫生实验区、培养居民卫生行为1925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在兰安生教授主持下，与北京京师警察厅协商，在北京市东城约10万人口的市区设立卫生示范区，同时成立京师警察厅公共卫生事务所（1928年更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全面开展城市卫生工作。该所除为协和医学院培训医护人员外，还举办公共卫生医师及护士进修班，以及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短期培训专科人员。该所设有卫生劝导组，为全面开展城市健康教育工作、培养居民卫生行为摸索出一些经验，也向社会显示了健康教育事业的重要作用。我国早期一些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专家，大多曾在此学习或工作过。
1926年，民国时期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选择河北省定县的翟城村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实验区。经过3年的系统社会调查，摸清县情，制定了以县为单位的教育与建设相结合的整体改造方案，并于1929年将平教会总部迁往定县。数十位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和数百名大学毕业生，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优厚的待遇，风尘仆仆来到乡村；晏阳初也携全家移居定县，以满腔热情推行乡村平民教育。晏阳初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社会实践，总结出了当时中国农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为了通过教育达到改造和建设乡村的目的，他提出要在“除文盲，作新民”的目标下，推行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其愚，以生计教育救其穷，以卫生教育救其弱、以公民教育救其私”。实施家庭、学校、社会三大教育方式，提高和增强农民的“四力”，即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1932年初，陈志潜在美国、德国读完公共卫生学与健康教育学回国后，受晏阳初的邀请举家来到定县接替姚寻源的工作，担任实验区卫生教育部主任（图2－3）。陈志潜等首先对定县的医疗保健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当时全县40多万人口，人均年收入约40元，医药费用约3角。全县472个村庄只有近一半村有草药店和少数中医。全县只有县城有两名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开业医生。平均死亡率高达35‰，婴儿死亡率达200‰，各种传染病流行猖獗。鉴于此况，陈志潜等提出，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必须实行由下而上的策略，并决定在村设保健员，主要开展预防疾病的宣传和简单的医疗保健工作，如种痘、井水消毒、创伤处理及每周的生命统计等。村以上设区（联村）保健所，负责门诊治疗，布置区内的预防保健和卫生教育工作，并为所属各村培训保健员。区以上设县保健院，设置病床50张，除开展一般医疗工作外，还提供当地护士、助产士实习或作为举办各部培训班的基地。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的帮助下，经过试点和推广，到1935年全县基本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县、区、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图2－4、2－5），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状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此项创举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此外，该实验区卫生教育部开展的工作还有预防传染病流行、学校卫生、妇婴卫生、水井改良、环境改良研究等。当时采用的教育方式亦多种多样，有演讲、家访、秧歌、绘画、音乐、戏剧、曲艺、展览等形式，有些中心村还进行收音机广播教育，每周1次，由包片医生定期播放。仅据当时两年间的不完全统计，各村先后举办各种卫生知识讲座304次，听众达4．2万人次，办保健讲习班153次，召开保健会40次，家庭访问345次，个人谈话1 300次，分发图片和小册子19种6万多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在定县便提出了节育和晚婚的号召，如1934年卫生教育部便派员分别到15个村庄访问了835家，其中有142家实行了节育或接受了劝告。
图2－3 陈志潜博士于1934年在定县工作时与家人的合影，背景是居室；后排由左向右为陈志潜、岳母、妻子；前排是子女
引自：陈志潜著《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
1929年2月，卫生部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合作，试办晓庄卫生实验区。陈志潜刚从北平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毕业不久，即被委派担任实验区的主任，并在晓庄、燕子矶设立两处诊所，除担任疾病治疗及传染病预防工作外，还帮助农民打井改善饮水，向农民宣传卫生防病知识。为了农民上夜校学习卫生知识，陈志潜还编写了《农民卫生知识讲义》。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迫关闭后，乡村卫生实验区工作移到汤山试办，成立汤山卫生实验区事务所，其工作内容主要有：培训乡村卫生人员，开展防病治病、学校卫生、妇婴卫生、卫生宣传等工作。各学校成立卫生队，下设宣传股、晨间检查股、环境检查股。卫生宣传形式主要为个人谈话、医护人员到学校和村庄演讲、印发传单、张贴卫生标语等。
此外，还有一些地区开展了乡村卫生实验区工作。1931年，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合作在清河镇建立乡村卫生实验区。1933年，梁漱溟提倡乡村建设运动，并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办山东邹平县卫生实验区。上海市卫生局在吴淞、高桥、江湾也开办了卫生实验模范区。这些乡村卫生实验区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卫生教育工作。1935年，江苏省多数县市设有卫生教育指导员，淮阴、盐城、徐州、无锡等地也开展了乡村卫生教育实验区工作，并收到一定效果。
1929年11月，由卫生、劳动及商业部组成工业卫生委员会，选择无锡市为工业卫生示范区，组织了4个免费诊所，开展预防及治疗工作，其中也有卫生宣传。1933年，实业部设立中央工厂监督处，内设工业卫生科，并与卫生署合作，设立安全卫生研究委员会。工业卫生科在上海、青岛、天津、汉口等城市开展了工业卫生调查和安全宣传，还编辑工厂卫生手册及有关宣传资料，制作有关工厂安全卫生的各种挂图等。1946年，中央卫生实验院与上海市卫生局商定，在杨树浦榆林区开展工厂卫生实验工作，该区计有工厂171个，工人2．5万余人。此后，中央卫生实验院又与中兴煤矿公司合作，在枣庄煤矿举办工矿卫生实验区，该矿计有工人2．5万人。以上工厂卫生实验区的主要工作是开设医院、配置设备、开展安全卫生宣传等。
4．举办卫生宣传周、开展夏令卫生活动
1940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处发文推行夏令卫生运动，要求各地政府组织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开展夏令卫生运动的时间为每年5月至8月底，各地可按气候酌情变更。各地推行时，应扩大举行夏令卫生宣传周，并将此运动由城市推行到乡村。
图2－4 定县乡村三级保健网
摘自《定县保健制度之实验》，1933年9月出版
图2－5 定县保健制度示意图
摘自《定县的实验》，1935年10月出版
1944年5～6月，重庆市开展夏令卫生运动，明确以宣传、防疫、清洁、服务四大工作为中心，举办主要项目如下：
（1）邀请卫生署长金宝善及卫生专家发表夏令卫生的广播讲话。
（2）《中央日报》等出版“夏令卫生专号”。
（3）制作大型布画、橱窗漫画、幻灯片、过街标语、厕所标语，以及散发传单等。
（4）举办夏令卫生巡回展览。
（5）中小学举行夏令卫生讲演竞赛。
（6）发布夏令卫生运动新闻消息。
（7）发动全市各公、私立医院及诊疗所举行义诊活动，如进行免费注射霍乱防疫针，发放免费处方、免费诊疗券。
（8）对街巷卫生组织清洁检查，召开取缔冷饮摊贩谈话会，设茶水站等。
1945年12月1～7日，上海市举办清洁运动周。该活动由市卫生、警察两局会同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发起，动员民众开展全市大扫除。商店、住户各自清扫门前、里弄、室内污物垃圾。同时，进行清洁检查，分最整洁、整洁、尚整洁、不整洁四等，在各户门前分别贴上不同颜色的小纸条，市长钱大钧巡视各处。12月22～31日，开展年终大扫除。
1946年5月，江苏省政府在省会镇江推行夏令卫生运动，成立了江苏省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其主要工作有：举行卫生运动宣传周，发动夏令大扫除，清除垃圾，免费注射防疫针，设置平民饮水供应站，改良厕所等，经积极实行，效果良好。
5．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医院候诊教育20世纪30、40年代，许多医疗机构在诊治病人的同时，也开展了一些候诊教育。医护人员采用演讲、散发宣传品、贴壁报、放映幻灯等形式，向病人及家属宣传卫生防病知识。
（三）医学科普教育
1．出版科普读物 据北京图书馆的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医药卫生书籍近4 000种，其中属卫生保健及疾病防治方面的通俗读物1 500多种。编著或编译者大多为当时有名的医学专家、公共卫生专家、教育家等，如丁福保、胡宣明、胡定安、薛德焴、李廷安、金宝善、周尚、毕汝刚、俞凤宾、程瀚章、谷韫玉、马客谈、丁惠康等。一些政府机关及医学团体，如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部（卫生署）、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华医学会、中华卫生教育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国防痨协会、中华医学杂志社、健康杂志社等也组织出版了多种医学科普读物。主要出版单位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以及医学专业出版社（医学书局、健康出版社、卫生书局）等。
丁福保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西医学家及医学书刊出版家。民国时期，他更加致力于译述、编著和出版医学书籍，至1942年，共出版医书达160余种，其中一部分为通俗的医学常识读物，如《民众新医学丛书》《肺病指南》《肺病实地疗养法》《食物与衰老》《食物最经济法》《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怎样创造我的健康生活》《长寿之条件》等。
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40年代，一些医学家为了更好地向广大民众传播医学卫生常识，精心组织编著出版了近百种医学科普丛书，其内容涵盖了传染病防治、养生保健、老年卫生、青年卫生、妇幼卫生、学校卫生、儿童保健、性卫生、节制生育、农村卫生、城市卫生、杀虫灭鼠、戒烟禁毒等方面。
（1）医学小丛书（蔡翘主编）：主要书目有《痘及种痘》（钱守山著）、《疟疾》（胡定安编）、《猩红热》（胡定安编）、《麻疹、风疹及水痘》（刘崇燕著）、《花柳病》（刘崇燕编述）、《便秘与下痢》（姚星叔著）、《高血压的预防和疗法》（牟鸿彝著）、《孕妇之友》（朱季青编译）、《糖尿病疗养法》（牟鸿彝著）、《失眠症之疗法》（周进安编）、《口腔与齿牙》（任一碧译）、《营养》（吴襄著）、《个人卫生》（尤寿山著）、《性欲卫生》（胡定安、谢筠寿编）、《遗尿及遗精》（赵建新编）、《运动与健康》（徐丰彦著）、《日常用水问题》（孙云焘著）、《通俗卫生》（金子直著）、《养生学要论》（朱建霞译）等。
（2）卫生教育小丛书（陈果夫、胡定安主编）：主要书目有《疾病及其预防》（司马淦、王培信著）、《疟疾及其预防方法》（赵慰先、金锦仁著）、《气候与健康》（余曼金著）、《夏令饮食卫生》（刘冠生编）、《饮水卫生》（刘德绮编）、《废弃物处置》（高梅芳著）、《休息与节欲》（陈邦贤著）等。
（3）儿童卫生教育丛书（马客谈主编）：主要书目有《牙齿保健法》（马客谈编译）、《眼睛的保健》（朱镜坚著）、《衣服卫生法》（王晋斋编）、《饮食卫生法》（潘仁著）、《旅行卫生法》（陈剑恒编），以及《卫生习惯故事》第1～6册，分别为《衣的卫生习惯故事》（朱镜坚著）、《食的卫生习惯故事》（吴和著）、《住的卫生习惯故事》（朱建侯）、《行的卫生习惯故事》（丁叔明著）、《育的卫生习惯故事》（黄坚白著）、《乐的卫生习惯故事》（乔一乾著）等。
（4）卫生丛书：主要书目有《肺结核之常识》（傅麓崖译）、《肺病疗养法》（景德益译）、《花柳病预防问题》（李文澜著）、《女性与结婚》（美：鲁宾逊著）、《婚后卫生》（周郁年编）、《育儿法》（黄仁惠编译）、《婴孩的食物与卫生》（吴廉铭译）等。
（5）国民健康丛书：主要书目有吴健庵译的《眼之卫生》《牙齿卫生》《精神卫生》《普通伤风》《糖尿病》，梅晋良译的《青春保持法》《运动与健康》等。
（6）医学卫生问答丛书（程瀚章主编）：主要书目有《传染病问答》（郭人骥编）、《呼吸病问答》（石锡祜编）、《性病问答》（姚昶绪编）、《健康术问答》（庄畏仲编）、《神经衰弱问答》（姚星叔编）、《四季卫生问答》（庄觉著）等。
（7）虹桥疗养院丛书：主要书目有丁福保著的《卫生延年术》《最正确之健康长寿法》《用科学来改造中年后之命运法》《现代最真确之生命观、最真确之卫生长寿术合刊》，丁惠康译的《肺病自然疗法》等。
（8）中华卫生教育小丛书：主要书目有中华教育卫生联合会编的《个人卫生》《牙齿卫生》《卫生丛书》《痨病》（胡宣明编）、《鸦片与吗啡之流毒》（俞凤宾著）等。
（9）科学知识普及丛书（薛德焴主编）：主要书目有《心脏保健法》（缪维水编）、《衣服与健康》（薛德焴著）、《营养的基本知识》（薛德焴、缪维水编译）等。
（10）国民科学集（叶楚伦、陈立夫主编）：主要书目有《烟酒之害》（瑞缪编著）、《维他命》（薛任著）等。其中《维他命》一书以故事形式介绍各种维生素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缺乏所带来的疾病。
除上述丛书以外，还有家庭医学丛书、医学常识丛刊、传染病小丛书、万病自疗丛书、保健文库、卫生常识小丛书、性科学丛书、妇女丛书、育儿丛书、健康文库、职业指导小丛书、体育丛书、通俗卫生教育小丛书等数十种。
1929年2月，卫生部编的《卫生要览》一书在南京出版（图2－6）。该书的内容为各种卫生“十二要”及其推行办法，是我国政府部门首次对个人、家庭、学校及各类公共场所明确提出的卫生要求。具体包括：个人卫生、家庭卫生、社会卫生、学校卫生、监狱卫生、工厂卫生、矿场卫生、饭馆卫生、理发馆卫生、澡堂卫生、旅馆卫生、戏院卫生、茶馆卫生、卫生警察13项。书中还收录了多条卫生标语和多首卫生歌词。
1935年，中国卫生社编的大型卫生科普书《国民卫生须知》在南京出版（大16开，315页、精装，图2－6）。该书共收集当时全国著名医师和教育家撰写的卫生科普作品70多篇，分公共卫生、学校卫生、妇女卫生、儿童卫生、起居卫生、痨病卫生、花柳卫生、拒毒卫生、各类传染病卫生、卫生概说10部分。文章作者有朱季青、李廷安、陈志潜、贾魁、诸福棠、杨济时、陈鹤琴等。
图2－6 卫生部编印的《卫生要览》和中国卫生社编印的卫生科普图书《国民卫生须知》
引自：王东胜、黄朋豪编的《民国时期健康教育文集》
1940年，湖南省政府为向全省人民普及卫生常识，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特命湖南省卫生实验处编撰《民众通俗卫生常识》科普小册子（图2－7），由省政府印行30万册。省长薛岳为该书写了序，要求将该书“发交全省甲保长各手一册，召集各该甲人民逐条宣读，详加解释，俾能家喻户晓，切实遵行。”该书的主要内容为环境卫生、个人健康生活、女婴卫生、常见传染病防治方法等知识。
图2－7 陈嘉庚编著的《战后建国首要——住屋与卫生》和湖南省政府印行的科普小册子《民众通俗卫生常识》
引自：王东胜、黄朋豪主编的《民国时期健康教育文集》
此外，还有陆清洁编的《（万病自疗）医学顾问大全》1～16册；茹十眉编的《（万病自疗）民众医学顾问》1～4册；俞凤宾著的《卫生丛话》，内分4集，收辑著者发表于《申报》常识栏、《时报》医学周刊等报刊上的医药卫生常识短文近200篇；卫生署卫生教育组编的《卫生常识演讲集》，该书为中央广播无线电台播音演讲的卫生常识稿汇编；林荫编著、箫剑青绘图的《卫生图书故事》（1～10册），该书是供低年级学生阅读的图书，全书分起居、睡觉、衣着、饮食、住房等10册；黄建业编的《卫生》（小学复习丛书）；毛震伟编著的《卫生学》（初中复习丛书）；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李劭青著的《瘟神和财神》，该书以故事形式讲述疾病对人类健康及庄稼、财产的危害等。
1945年12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二战结束之后，撰写了《战后建国首要——住屋与卫生》一书，由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出版（图2－7）。陈嘉庚先生侨居新加坡多年，他对当时祖国的卫生状况十分担忧。他在书中写道：“余前年代表南侨回国慰劳，经十余省所历城市乡村千数，见其街道及乡村屋宅之卫生状况，比新加坡20年前尚远不及”“我国政府自来放任，人民并不注意公共卫生，损害健康，促短寿命，莫此为甚。”针对这种不良卫生状况，他在书中引述了新加坡在卫生方面的市政改革经验，提出“今后重建须合卫生，可转祸为福。”
陈嘉庚先生在书中强调住屋对人健康的影响。他引“卫生家言，水、空气、日光为生命最重要之三元素。空气少到，氧气自减，屋内无日光，则细菌及害虫发生益盛，水不仅有关饮食，于洗澡及清洁亦甚重要。”他又说：“我国住屋不卫生，以乡村尤甚。盖来自建屋，原不注意空气与日光之需要；习惯又多畏风，故屋宅又都户小窗乏；不但空气不足，日光更难到达；池厕到处都有，沟渠不清，垃圾积滞；水井无栏，或距厕所仅数十步；凡此弊端，为害甚烈”。针对我国乡村民众不合卫生的旧屋建制，他介绍了新加坡在新式住宅上的建造经验，为我国民众提供了改造旧屋的许多具体做法，如每房至少开窗一个，窗上墙壁或他处，须开通风洞数个，屋内逐日所有垃圾扫置桶中，每早置于门口，市政局派役运往烧毁，市内不许饲养家畜等。
除了住屋要符合卫生要求，他还呼吁政府和全社会都要重视社会生活大环境的改造，减少垃圾、污水、粪尿等生活性污染因素。为此，他强调种花草，植树木，使城市建设园林化。他说“毅力进行，一二十年后，全国城市皆有园林之胜、寿康之福矣”。
2．发行卫生报刊 民国建立至抗战爆发是我国医药卫生期刊迅速发展的时期。辛亥革命后，西医医院和西医学校日趋增多，加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医药卫生期刊有如雨后春笋地兴起。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1937年共出版西医药期刊237种，中医药期刊190多种。1938年－1949年，由于处于战争时期，医药卫生期刊出版困难重重，出版发行的医学期刊总计只有100多种。在这些医药卫生期刊中，大多刊登有介绍医药卫生科学知识的文章，一部分期刊还刊登了各地开展卫生（健康）教育研究工作的学术论文和经验总结，这些均对我国近代健康教育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912年－1949年出版的与健康教育和普及医药卫生知识有关主要的期刊、报纸如下。
（1）医学白话报：1913年5月创刊于上海，由中华医学白话报馆主办，月刊、出版至12期停刊。
（2）中国红十字会杂志：1913年5月创刊于上海，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是目前见到的我国最早的红十字会会刊，出版2期停刊。
（3）中华医学杂志：1915年11月创刊于上海，由中华医学会主办。初为半年刊，后改为双月刊。开始由中英文两种文字对照出版，之后中英文分刊，中文由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英文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出版。所载文章以防病、治病为主，其中发表了许多有关卫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论文。该刊连续出版至今，是我国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医刊，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4）医药新闻：1916年创刊于上海，由医药新闻社主办，周刊，共出版175期。它是我国最早以传播医药新闻和信息为主的专业性报纸。
（5）卫生报：1918年创刊于上海，由卫生报社主办，周刊，出版至61期停刊。
（6）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21年10月创刊于上海，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月刊，共出版120期。
（7）卫生季刊：1924年3月创刊于上海，季刊，由中华卫生教育会主办。1928年1月上海市卫生局成立，为了加强卫生知识宣传，与中华卫生教育会合作，将其改为《卫生月刊》。其内容包括国内外卫生著作介绍，日常卫生常识，家庭医学及卫生教育、学校保健等。该刊1937年停刊，1942年11月复刊，1943年8月再次停刊。
（8）康健报：1927年3月创刊于上海，由中国康健学会主办，周刊，出版至1930年。
（9）丙寅医学：1927年创刊于北京，周刊，由丙寅医学社主办。
（10）卫生导报：1928年11月创刊于杭州，由杭州友爱诊所主办，小报格式，出版5期后改为杂志，出至9期停刊。
（11）卫生报：1929年1月创刊于上海，由卫生报馆主办，原为周刊，1931年4月改为月刊，1931年11月停刊。
（12）社会医报：1929年1月创刊于上海，由上海社会报馆主办，周刊，为大报格式，出至124期（1930年8月）改为半月刊，208期后合并入《新医药》。
（13）卫生周报：1929年创刊于杭州，由杭州市医师药师会主办，出版至208期（1934年）停刊。
（14）医药常识：1929年创刊于长沙，由湘雅医学院主办，半月刊，出版至18期停刊。
（15）幸福报：1930年创刊于上海，三日刊，停刊日期不详。
（16）大众医刊：1931年4月创刊，由广州大众医刊社主办，半月刊，自13期起改为月刊，出版至32期停刊。
（17）健康报：1931年8月创刊于江西瑞金，由中央苏区前敌委员会总军医处主办，主要面向苏区军民宣传卫生常识，进行卫生防病教育。1934年10月随军长征，坚持出版。抗战期间停刊。1946年8月15日作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的机关报，在黑龙江佳木斯复刊。1949年2月公开发行至今。
（18）医学卫生月刊：1932年5月创刊于北平，由博爱医院主办，原为旬刊，自28期（1934年）起改为月刊，出版至1940年9月停刊。
（19）大众医学：1932年10月创刊于上海，由大众医学刊社主办，月刊，内容为医学常识，出版至1935年3月停刊。
（20）中国健康月报：1932年创刊于上海，由中国健康月报社主办，月刊，出版至2卷6期停刊。
（21）妇女医报：1933年1月创刊于上海，由上海光华医院主办，月刊，内容为妇女卫生科学知识，出版至3卷2期停刊。
（22）文艺的医学：1933年5月创刊于上海，由通俗医药杂志社主办，月刊，出版至2卷5期停刊。该刊是我国近代报刊史上第一本医学和文学相结合的科普读物。
（23）康健杂志：1933年5月创刊，由上海康健杂志社主办，月刊，出版至5卷7期曾停刊，1939年复刊，出至6卷6期再次停刊。
（24）医事公论：1933年10月创刊于南京，由中国医事改进社主办，半月刊。自1934年11月迁至镇江出版。曾刊登多篇高梅芳等撰写的卫生教育研究论文。该刊出至1937年7月停刊。
（25）健康生活：1934年8月创刊于天津，由健康生活社主办，半月刊，自1936年起改为月刊，1937年后迁汉口、上海等地出版。出版25卷2期（1947年7月）停刊。
（26）大众卫生：1935年创刊于北平，由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主办，月刊，出版至3卷8期停刊。
（27）卫生教育周刊：1935年2月创办于镇江，由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卫生教育科主办，出版至114期（1937年6月）停刊。该刊是我国首家以卫生教育命名的刊物。
（28）公共卫生月刊：1935年7月创刊于南京，由卫生署主办，出版至1937年停刊。1941年在重庆复刊，3卷3期停刊。该刊第1卷第2期为健康教育专号，由中央大学健康教育研究会主编。
（29）性科学：1935年11月创刊于天津，由中国健康学会主办，出版至4卷2期（1937年8月）停刊。
（30）卫生常识：1935年创刊于长沙，由湖南卫生实验处主办，三日刊，出版至72期停刊。
（31）医药日报：1936年2月15日创办于苏州，由医药日报社主办，同年4月11日出版至第32期。该报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以医药为内容的日报。
（32）卫生教育：1936年6月创刊于上海，由上海卫生教育社出版，月刊，该刊提倡卫生教育，设卫生常识栏目，停刊日期不详。
（33）康健报：1936年8月创刊于上海，由同春堂国药号主办，半月刊，出版至33期停刊。
（34）大众健康：1936年8月创刊于南京，由中央大学健康教育研究会主办，月刊，1937年7月出版至1卷12期停刊。
（35）健康之路：1936年7月创刊于南京，由南京四牌楼卫生所主办，月刊，出版1卷停刊。
（36）健康知识：1937年1月创刊于北平，由北平医学院分院健康社主办，月刊，出版7期停刊。
（37）妇婴卫生：1937年11月创刊于上海，由妇婴卫生编委会主办，月刊，1957年改名《妇幼卫生》。
（38）通俗卫生：1939年3月创刊于杭州，由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卫生事务所主办，原为半月刊，自1941年11月起改为季刊，出版两期（1942年3月）停刊。
（39）中华健康杂志：1939年8月创刊于上海，由上海中华健康协会主办，原为双月刊，自13卷起改为月刊，出版至1951年12。月停刊。
（40）卫育：1939年10月创刊于贵阳，由卫生署卫生人员训练所主办，月刊，出版至2卷6期停刊。
（41）医学常识：1943年创刊于昆明，由医学常识社主办，月刊，出版至1卷10期刊。
（42）生卫旬刊：1945年创刊于长沙，由卫生旬刊社主办，旬刊，至1949年停刊，共出版91期。
（43）大众医学：1946年创刊于广州，由大众医学出版社主办，月刊，出版至2卷7期停刊。
（44）健康导报：1946年创刊于武昌，由湖北省政府卫生处主办，半月刊，出版至42期停刊。
（45）医潮：1947年5月创刊南京，月刊，由丙寅医学社主办，出版至2卷10期（1948年）停刊。
（46）长沙卫生报：1947年创刊于长沙，由卫生报社主办，月刊，出版至3卷2期停刊。
（47）医药新知：1948年创刊于杭州，由新医书局主办，月刊，出版至1953年7月。
（48）大众医学：1948年8月创刊于上海，由大众医学社主办，月刊，几经停刊、复刊，至今仍出版发行。
（49）医药世界：1948年9月创刊于上海，医药世界出版社主办，月刊，出版至1952年2月。
此外，一些新闻类报纸也定期出版发行医学副刊，向广大民众宣传医药卫生常识。1919年5月，上海《时报》率先出版《医学周刊》，并随报分送给读者。后来，《申报》《世界日报》《新中华报》《大众报》《文汇报》《时事新报》《浙江商报》、南京《中央日报》《中国日报》《山东日报》《上海晨报》《北平晨报》、上海《新闻报》、河南《民国日报》《硖石商报》等也先后开辟了由医学团体主编，并定期出版的医学副刊专栏。
3．进行形象宣传
（1）开展美术宣传：20世纪30、40年代，各地卫生部门制作了多种美术宣传品，对广大民众进行卫生防病宣传教育，如印发卫生漫画、卫生宣传画，各种图片、连环画册、卫生模型等。学者吴文峰在一本1916年出版的《延年益寿》杂志上发现一篇控烟的文章和两幅劝阻吸烟的漫画。文章尖锐地指出：“烟草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毒物，它能麻木神经以至心跳不匀，还能伤害咽喉、气管、肺和胃，使人的嗅觉和味觉器官迟钝”。此文附有两幅漫画，一幅是吸烟者病态与不吸烟者健康之比较；另一幅是“香烟害人，如蛇缠身；男女老幼，切勿沾唇”。漫画做到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1931年成立的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卫生教育系就设有绘图印刷室、模型室，承担设计制作卫生宣传挂图、模型等宣传品。1932年印发了郦定摩绘制的卫生挂图一套4种，以及卫生习惯画片一套10份。1941年在重庆组建了中央卫生实验院，其卫生教导组设有美术室、模型室及器材制造厂。1942年该院曾印发《饮水消毒》《要防病先灭蚊》《沙眼危险，快快防治》《霍乱、伤寒、痢疾传染的途径》《肺痨病，直接传染》等宣传画（彩图4），还有宣传营养学的挂图及卫生模型若干套。1943年，该院卫生教导组用土法试制成功《痢疾》幻灯卷片和介绍营养常识的便携式成套小型展览。此外，江西省卫生处曾印制《霍乱流行，死亡秘籍》和《防免疟疾、快灭蚊虫》的宣传画（彩图5）；江西省卫生处防疫总队还印制一套10幅卫生防病挂图，其内容分别为：①扫疟灭蚊；②灭虱防疫；③扑灭苍蝇，预防疫病；④快灭鼠蚤，预防可怕的鼠疫；⑤污水莫乱倾，沟渠要畅通；⑥垃圾莫乱倾，勤扫户内外；⑦改良厕所与粪窖，填平露天粪坑；⑧保护水源；⑨人畜分居；⑩要空气流通光线足，快开大窗户。
（2）卫生电影宣传教育：20世纪20、30年代，科技电影在中国兴起。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在20年代就拍摄了《驱灭蚊蝇》《盲童教育》等教育影片。1936年，教育部电影教育委员会委托卫生署代摄了《预防天花》《饮水卫生》等卫生教育影片。1936年－1937年，中央卫生实验处摄制的卫生教育影片有：《婴儿破伤风》《卫生习惯》《学校卫生》（上下两部）、《皮肤传染病》《肺痨》（上下两部）等。1936年，江苏省制定的各民众教育区辅导机关实施电影教育暂行办法中规定，将全省划为8个电化教育实验区，区内的电影教育由各民众教育区辅导机关办理。所放映的教育影片，除由教育厅选制外，不得向其他部门租用或购置。还须尽量赴区内各县巡回放映。实施电影教育时，还放映卫生幻灯片，利用播音机说明卫生幻灯片之内容。当时，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备有的卫生教育幻灯片有：预防疾病、注意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急救法、家庭用药等41套。
（四）开展学术研究
民国时期，我国的健康教育事业得到了初步发展。当时，一些仁人志士忧国忧民，希望通过普及健康教育来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他们不仅在学校和民众健康教育方面作了初步尝试和实践，而且在学术理论方面也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为拓展中国的健康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作用。
1．关于健康教育的概念 我国的健康教育理论，最早是由欧美传入的。1940年，滕树谷在《健康教育释义与辟谬》一文中指出，健康教育名称“也不过是由西文翻译过来的一种舶来品，是Health Education的化身”。由于“Health”这个单词既可译成“健康”，也可译成“卫生”，所以20世纪30、40年代健康教育与卫生教育一直是并用的同义词。就各省、市成立的专业机构来说，有13个省、市称健康教育委员会，11个省、市称卫生教育委员会。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名称也是如此，1935年成立了中国卫生教育社，1936年成立了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1934年，高维在《卫生教育浅说》一文指出：“卫生教育之名词，已采用十余年，近有人提议改用健康教育，因卫生乃系一种方法，而健康始算达到目的”。由此可见，健康教育这一名称于20世纪30、40年代就已在我国开始流传和使用。
2．关于健康与健康教育的内涵 关于健康的含义，1932年王庚在《民众健康教育问题》一文中提到：“我要讲的健康，不但身体要健康，同时道德、情感、知识等都要健康。”作者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譬如这次在上海帮助日本的中国人，身体都强健的，而这种人仍不能说是健康的”。这里着重讲了人的道德、情感也要健康。1937年周尚在《心理卫生与教育》一书的译者序中指出：“健康是包含身心两方面的，心理不健全难有健全的身体，身体不健全难有健全的心理。”“我们讲求健康，莫侧重了身体而忽略了心理。”张文昌在一文中提到：“健康之身心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民族复兴的基本条件。”这里强调人的健康必须是“身心的健全”和“健康之身心”，已把心理健康纳入健康的标准之中。由此可见，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健康定义之前10多年，我国许多学者对健康的含义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关于健康教育或卫生教育的含义，当时也有许多论述。1936年，龚剑嘘在《民众健康教育之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形象地指出：健康教育是科学的名词，它的祖先是公共卫生，公共卫生与教育结婚，产生了健康教育。同年，高梅芳在《医事建设者与卫生教育》一文中指出：“卫生教育，简单地说，就是以教育的手段来达到卫生的目的。它非但要教人民知，并须教人民行，不是知而不行，也不是行而不知，所以它的目的是灌输国民的卫生知识，养成国民的卫生习惯，引起国民注意卫生的兴趣，培养国民对于卫生的信仰和正当的态度。有了这种知识、兴趣、信仰、态度、习惯，对于个人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生活；对于社会，能帮助医事建设的推进，真能如此，社会科学的卫生文化提高也可指日而待了。”这段话比较精辟地阐述了健康教育的定义和概念，并强调健康教育不仅要使全体人民掌握卫生知识，还要树立卫生的信念，养成卫生的行为习惯（即知、信、行），并达到个人健康幸福、社会进步昌盛的目的。
3．关于健康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20世纪30、40年代，由于健康教育事业的兴起，一些学者对健康教育的目的和任务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当时胡定安提出卫生教育的目的，“积极的，在于强健每个人之体格，增进全国人平均之年寿；消极的，在于杜绝传染病之侵袭，避免意外之伤亡。”这一论述，正确地阐明了当时健康教育的目的是：预防疾病，降低伤病的发生与死亡率，提高全国人民的平均期望寿命。在1948年公布的各省、市卫生教育委员会工作大纲中，即规定了其工作目标是：“启发国民卫生知识，培养国民卫生习惯，增进国民身心健康，使学校、家庭及社会实践合于卫生之生活，促成民族之健康”。这一论述更加具体明了地表达了健康教育必须达到的目的。
在健康教育任务方面，当时中央卫生机关认为有3条。
（1）使个人具备医学卫生常识，以达到保障个人健康的能力。
（2）设法使他人亦可享受和自己一样的健康。
（3）使一般民众对于政府社会的卫生设施，有相当的认识与合作。
中国卫生教育社提出了四大使命（即任务）：灌输合理而有效的卫生知识；纠正不合理有碍健康的不良习惯；实现清洁整齐的理想环境；推行健康的新生活。这些论述将健康教育工作的任务从改变人们的“知、信、行”延伸到环境的改善和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方面，是卓有远见的观念。
4．关于健康教育的对象 许多学者认为，健康教育的对象主要分学生和民众两大部分，故有学校健康教育和民众健康教育之分。龚福慧于1936年发表文章指出：“卫生教育的对象是每个人，分开来说，是大部分散居的民众与小部分有组织的学龄儿童。对着这大部分的民众实施卫生教育，也便是真正的卫生教育，有时被称为民众卫生教育；对着小部分的学龄儿童所实施的卫生教育，便是教育者所说的狭义的学校卫生教育”。他还说：“整个卫生教育是全民卫生教育，不是教育者所谈的狭义的学校卫生教育。学龄儿童卫生教育是很重要的，然而学龄儿童是全民的一小部分。”各省市卫生教育委员会工作大纲也规定：应以全省市学生及民众为对象。可见，当时以全民为健康教育对象的观念已经形成。
（1）利用假期对现任小学校长、教员进行短期训练：修业期满给予证书，并建议仿照欧美办法，未经卫生教育训练者不得担任小学校教师。
（2）对医师、药师、助产士、护士进行卫生教育训练：他们有着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技能，但所缺乏的是教育上的训练。所以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心理、教学方法的短期训练。
（3）社会优秀分子的卫生训练：即在妇幼农工商等集团里选出优良分子，接受卫生教育的培养，担任各集团内卫生教育指导任务。
（4）“小先生”的卫生训练：采取即知即传人、“细胞分裂”的办法，一人有知教之众人，一人有能传之众人，一人有善诲之众人。即要重视小学生的卫生训练，并把他们作为卫生教育的生力军。他们可将已获得的卫生知识去传给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邻居；把已养成的卫生习惯转移到家庭，转移到社会。高先生称这是为中国卫生教育的普及创出一条别开生面的出路。为了民族的健康，我们正应该挑起这个担子，小学校卫生教育的推广事业，于此更有其重大的意义。最后，高梅芳还提出：社会医疗机关、卫生机关、实验区，对于民众卫生教育普及的责任，应该比小学校还要重大。原有的卫生教育设施不但要使其内容充实，并且应该使施教的范围日益扩大，受教育的群众日益增多。高梅芳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即提出以上比较完整的、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健康教育实施策略，真是难能可贵的学术成就。
5．关于健康教育的策略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内健康教育的呼声日高一日。各地卫生教育实验区和学校健康教育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许多社会教育机构，如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也把健康教育列为主要工作内容，开展了许多活动。但是就全国而言，受教育的对象仅仅是极少数学龄儿童和成人。为此，一些学者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普及中国卫生教育的实施策略，其中以高梅芳于1935年发表的《中国卫生教育普及论》一文最具代表性，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指导价值。高先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剖析了中国卫生教育的途径为：确定卫生教育系统；制定卫生教育法规；筹备卫生教育经费；训练卫生教育人才；普及学校卫生教育设施；推广学校卫生教育；普及民众卫生教育事项等。
高梅芳先生在文章中呼吁：今日普及卫生教育的实施，应该有个统一的系统，在中央可以组织卫生教育委员会负责推进、设计、指导、考核全国卫生教育普及实施的责任；同时，建议各省、市、县也设立卫生教育委员会。对文化落后的穷省、县在人才、经费和材料上应予实质的补助。他认为：卫生教育法规的订立与颁布，该是今日卫生教育普及上的一大设施，因为法律的订立，可以用作事业的根据。并建议，今日急需订立的法规如：学校卫生教育实施法、民众卫生教育实施法、教育及卫生机关卫生教育实施标准、中央及各省、市普及卫生教育实施标准、中央及各省、市普及卫生教育计划大纲等。在筹集卫生教育经费方面，高先生认为这是今日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建议：在教育、卫生经费和欧美各国贷款中拨出若干为卫生教育普及之费用；在经济情况较好的省份，经教育主管机关批准，可征收学生卫生费。在培训卫生教育人才方面，高梅芳更有远见卓识。他认为：在大学教育学院、师范学校应设立卫生教育系或卫生教育专修科，各中等师范学校内应将卫生教育列为必修科。即使如此，作为卫生教育普及运动来说，力量实在是太小了。为此，高先生提出了几种培训卫生教育师资的办法。
6．关于健康教育科学研究 1932年初，陈志潜先生刚从美国和德国进修学习完健康教育学归国，就立即投身到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区工作，担任了实验区卫生教育部主任的职务。他在定县工作期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农村保健制度实验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究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运用了先进而科学的健康教育规划设计的原理，以及坚持科学、创新、求实和不懈努力的精神。陈志潜先生在《定县保健制度之实验》一文中说：“科学方法能增加工作效率及确定工作基础”。他指出：“如何发现民众的健康问题所在（即当今的社区需求评估），可利用观察与调查两种方法”。通过观察，他得出定县农村的五项结果：①清洁卫生习惯不良；②环境卫生不良；③医药状况不良；④妇婴卫生不良；⑤传染病处置不良。同时他又指出：“为科学起见，这些普通观察的结论是不够的，必须更进一步做确实的调查。”他认为：“这种明了民众健康问题的方法，完全是客观的，可靠的成分很高，所得结果能够在帮助解决健康问题的时候运用”。他通过对13 556人的入户调查，得出了当时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主要疾病死亡率，以及医药设备概况等，为制定定县农村保健制度实验的规划奠定了基础。
在制定该实验计划的过程中，陈志潜先生强调必须遵循“采取科学态度”、“以问题为对象”和“注重创立制度”这三项原则。他分析，定县每千死亡者三分之一在死前未得任何医药的照护；霍乱流行时，死者络绎不绝，且由于井水不洁而传染。因此，农村这种缺医少药和毫无预防的状况，是民众急需解决的主要健康问题。为此，他根据定县农村的实际情况，创立了县（保健院）、区（保健所）、村（保健员）三级农村保健制度，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基础上，基本解决了实验区内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在这项保健制度实施一年后，陈志潜先生做了研究区内61村和非研究区的对照评价，其差别是非常显著的。由此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陈志潜先生就能成功地运用健康教育规划设计的原理开展科学研究，并在解决民众健康问题方面取得领先于世界的成果，从而也开创了我国健康教育史上科学研究的先河。
7．关于健康教育的特点 20世纪30、40年代的健康教育学术思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1）带有鲜明的救国救民的进步意识：正如高梅芳先生所说：“归纳若干点，国家民族的危险现象，其症结常在卫生教育不能普及”。“今日新医同志的使命，不只是从事医疗的工作，更应从事疾病的预防工作；不只是救一人于生死之间，更应救民族于生死之间。”并呼吁鼓起全国卫生教育的思潮。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卫生救国的进步思想。
（2）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许多学术论文都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探讨普及健康教育的目的、任务和实施方法。
（3）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4）实际工作困难重重。尽管如此，这一时期许多健康教育开拓者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的成绩是值得颂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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