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就业问题事关全局与长远

如前所述，韩国此次大规模集会活动与近些年日益严峻的青年失业问题密切相关。与其他年龄段的失业问题相比，青年失业的重要性在于这一群体经历了长期的正规学校教育，积累了较多的人力资本，却得不到相应的就业机会。对年轻人而言，一旦长时间失去进入社会的机会或不得不从事与自身能力不符的工作，会逐渐失去信心、消磨意志，影响整个社会的活力。在韩国，失业不仅对青年自身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还将导致其他社会问题与矛盾的出现。最突出的表现是，长期反复失业会弱化年轻人的就业意志和工作能力，导致社会失望、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诱发政治冷淡、政治偏激的行为倾向，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活跃因素。韩国此次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即印证了这一点。因此，在国家政策上对青年一代，尤其是青年就业问题给予足够的关切与有效的解决，是韩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与韩国的情况相似，中国以大学生群体为代表的青年就业问题也日益突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高校毕业生约为765万人，比2015年增加16万人，中职毕业生和初高中毕业以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约也是这个数量，青年的就业群体加在一起大约为1500万人。^[29]然而，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从大型跨国公司到中小民营企业都在逐步缩减人才招聘计划。因此，从总量上看，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青年的就业形势复杂而艰巨。除了人力资源的供给压力之外，我国青年还面临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往往选择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青睐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跨国公司等提供的稳定性好、预期收入高的工作岗位。然而，与之相悖的是，目前大量的就业机会大多集中在以技能操作为主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这一市场提供的岗位稳定性差、发展前景有限。另外，青年人更倾向于在大城市及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省份就业，而这些地区的人才已经相对饱和。这些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了我国青年面临的就业困境。

针对这一现实难题，韩国此次示威游行活动警示我们，应当对失业群体呈低龄化、高学历化趋势给予充分关注。自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接受高等教育给个体带来的显著收益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接受高等教育即意味着进入与之匹配的社会阶层。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高等院校扩招、产业结构调整，高等教育群体迎来了高失业风险的时代，教育投资风险明显加剧，这一群体实际获得的经济社会利益与人们对教育回报的普遍期望不尽相符，当现实与长期以来的心理预期发生冲突时，对未来不确定的情绪便会滋生蔓延，从而引发社会焦虑。当焦虑情绪积聚到一定程度，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因素则开始形成，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同时，青年一代属于国家的重要人力资源，关系到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青年失业即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与配置的低效率，因此，能否妥善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事关国家的长远发展。综上，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高等教育群体失业问题，为青年人就业保驾护航。例如，政府要综合施措，有针对性地制定青年就业计划，以城市为单位建立青年就业指导中心，并结合社会保障政策法规，保障青年人的各项权利；同时，政府应积极鼓励大学生创业，通过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简化程序，为青年创业提供绿色通道、创造良好环境，以有效缓解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