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厄运和困境面前

在2006年11月出版的河南省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统编教材《我们身边的榜样——河南籍优秀大学生群体启示录》中，郭艳滨被树为“自强自立的榜样”。

2007年1月，这位南阳师范学院的大四学生被人民网和大学生杂志社评为2006年中国百佳大学生。

每一个“榜样”的光环背后，都有着不平凡的生命体验。

2007年2月4日，立春。记者来到乍暖还寒的南阳，在师院刻有“凌云”二字的大石旁，在郭艳滨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探寻一名“80后”大学生的命运交响——

退学

我要去挣钱，养家，给父亲治病。这些比考大学更要紧。

我和洪战辉是老乡。他是周口西华的，我是商水的。我们那儿总的来说不富裕，但你走遍张庄乡郭庄村，像我们家这么穷的，也不多见。两间草房，全是用泥砌的，除了几张床，一套可破可破的桌子凳子，啥值钱的东西也没有。

家里有几亩地，父母种着，日子还能过。可是1999年，祸从天降。那年11月，父亲被检查出患有脊椎病，而且特别严重，病情急剧恶化，很短的时间，全身就失去知觉、不能动弹了。父亲是全家的顶梁柱，他可不能倒啊。治病需要钱，可家里哪有钱啊？我和母亲东拼西凑，借了6000多元，把父亲送进了周口市中心医院。医生说，我父亲即使能保住命，也会落下严重的后遗症，治疗费用需要准备6万元，而且是保守的估算。

就这保守的6万，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也是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当时，我正在读高三，半年之后就要高考。可我没有时间上课了，给父亲救命要紧。我让母亲和妹妹好好照顾父亲，自己又开始新一轮的借债。跑遍整个村子，问遍了所有熟人，又借来了快1万块钱。正是这些钱，暂时控制了父亲的病情。

可父亲的病情终究还是不稳定，严重时必须得住院，打一针就要110元。钱很快要花完了，再借，几乎没有可能了。

怎么办？

其实高三下学期，家里已经没钱供我上学了，可我不想走，我想考大学。我的成绩一直不错，考个本科还是很有把握的。学校里好多老师都知道我的情况，同情我，舍不得我，将缴学费的日子一推再推。

开学后两个星期，父亲的病又加重了，学费也不能再拖了。真的到了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了。

记得那一天，课间，我猛地仰起头，看着天花板，“啊——”大叫了一嗓子，然后冲出教室，站在楼前面，脑子里一片空白，脸上流得满是泪。好多老师和同学都在远远地看着我，不知道谁在问：“他是不是疯了？”

我没疯。我心里清楚得很，大学我暂时是考不成了。我要去挣钱，养家，给父亲治病。这些比考大学更要紧。

妹妹哭了，跪在我跟前：“哥，你别这样，你是咱家唯一的希望，你一定要上大学。让我出去打工挣钱吧！”几年前，因为家里穷，妹妹已经退学了。父亲身边离不了人，地里的活也需要人。为了这个家，我母亲、我妹妹付出得太多了，也太累了，该我顶上去了。

在离大学校门近在咫尺的时候，我退学了。尽管也喊了、也哭了，可我不后悔。我觉得，厄运面前，这是一个男子汉理所应当的选择。

打工

每天必须运完8000块砖，才能拿到15元钱，而且全部是自装自卸。

2000年3月，通过姨夫介绍，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洛阳一家建筑工地做运砖工。

累不累？肯定累，说不累是假的。每天必须运完8000块砖，才能拿到15元钱，而且全部是自装自卸。我整天光着膀子，和其他工人一起，甩开膀子大干。超量劳动可以加钱，我就尽量多拉一些砖。别人拉一会儿，就去背阴的地方歇歇，我年轻力壮，就一直扛着。想起父亲的病情，到手的每一块钱，都让我感到沉甸甸的。

有一回，我去给二楼一个搭脚手架的工友帮忙，一不小心摔了下去。大伙儿一下子围了过来，我咬咬牙，扶着墙站了起来，说：“我没事儿，都赶紧去忙吧。”

秋收过后，听说广东很多工厂都在招人，我便去了广东，在一家鞋厂打工，主要工作是粘贴鞋面，计件工资。这种工作对于女孩子来说得心应手，我就显得有些粗笨，总也熟练不起来。

组长好心，看我老实，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回老家给这一带的工厂介绍工人。组长还告诫我，干这种事得能吃苦，还得冒一定的风险。这对当时急需要钱的我来说，算得了什么呢？我马上和这家鞋厂签订了一份合同：月工资800元，每招一批另加补助150元，每批招够10人再给1000元。在工人进厂之前，要是出现问题，厂家概不负责。

谁料想，我一回到家，就陷入了困境。往南方介绍工人的最好时机，是在农忙季节或春节过后。我回家时，外出打工的人已经基本走光。我挨家挨户地游说，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实诚吧，并且有一股子韧劲，很多原本半信半疑的人，态度慢慢开始松动。差不多有快一个月，我终于凑够了第一批10个人。

这还不是最难的，送人去广东的过程，才最艰苦。这些女孩子大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兴奋得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让我提心吊胆，只有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为了节省开支，我们乘坐的是普通列车，车厢里拥挤不堪，能有站脚的地方已经够不错了，更别说座位了。一路上，我一刻不停地“盯”着这些女孩，生怕出什么问题。1200多公里的路程，20多个小时，熬得我实在挺不住了。列车进入广东不久，我又向她们交代了一遍“纪律”，就钻到座位底下。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的，我感到头皮猛一阵疼，竟然是食品车碾着我的头发过去了。我也顾不上那么多，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两天之后，经过登记、体检，那10个女孩全部被安排进了厂，1950元钱到手了，我兴奋不已，马不停蹄地打道回府。可是这次，实在找不到人了。时间不能就这样白白地荒废啊，我就到周口市里的一家建筑工地打工，离家20多里。

那以后，能组织到一批人去广州，我便带队南下；组织不来，我就到周口打工。到了2002年的10月，我挣了差不多有5万元钱。靠着这些钱，父亲的病控制住了，甚至还能够勉强站起来。在我一手操持下，家里还盖起了三间平房。

在我忙着打工挣钱的时候，我的那些高中同学，很多已经通过高考，走进了大学校园。我知道，在那个队伍里，原本应该有我的。虽说我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可心底还是有一种隐隐的痛。

复读

凭我当时的水平想要考上大学，必须比人家多花费几倍的精力。

生活好像总喜欢和人开玩笑。我怎么都不会想到，一向自以为最孝顺的我，竟然违背了父亲的意思，在关键时候选择了逃婚。

逃婚，是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着一个上大学的梦。打工的那三年，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在工地还是鞋厂，高中课本我都会随身携带着，一有空儿，就抓紧时间看上一会儿。

父亲和我想的不一样，他总觉得自己没几年光景了，奶奶也一直盼着抱重孙，所以我们家的当务之急，是让我这个独子赶快成家立业。也许是为了给我收心，2002年7月，父亲没有和我商量，就给我订下了一门亲事，而且试图速战速决，将结婚的日子放在订婚后的第6天。

女方条件很不错，特别让人感动的是，人家完全不在意我的家境，连该我家出的彩礼，都是女方事先偷偷塞给我，让我订亲时再给她。

可是，我要上大学的心，一天也没有死过。如果结了婚，我的志向还怎么实现？不行！我对自己说：“这个婚你不能结，你要飞得更高一些！”

在办喜事的前两天，我偷偷“逃”到了广州。

婚是逃了，家却不能不回啊。2003年春节，我回了家，向长辈们郑重道歉，同时表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母亲从来没上过学，但她以最朴素的情感，坚定地支持我走每一步。父亲此时也无可奈何。

寒假期间，我找到了高中时教我的老师杜长江。得知我的想法，他非常高兴，当即就和校长联系。学校马上同意我入学跟读，还免了我的学杂费。

本来我高三就没有上完，落了很多课程，不少知识在那三年打工时又渐渐淡忘了，凭我当时的水平想要考上大学，必须比人家多花费几倍的精力。那段时间，我夜里12点之前就没睡过觉，一遍遍地背诵，一次次地翻书，一道道地解题……其实我是背水一战，要是考不上大学，光女方那边都没法交代，以后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做人了。

第二天就要上考场了，2003年6月6日的晚上，我早早躺下，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明天的考试越害怕，索性抱着被子出了寝室。远远地，我看到整栋教师宿舍楼，只有一扇窗户还亮着光。我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而这一刻，对我来说，它犹如一盏导航的明灯。我抱着被子，奔着光亮而去。屋里是一位不认识的老师，却很热情地接纳了我。躺在老师家，我依然睡不着，不得已，辞别了老师，继续在校园里转悠。就这样，我转悠了整整一夜，早饭也没吃，就进了考场。

也真是怪了，考场上，一夜没睡，我的精神头还特别好，题答得特别顺利。

考完了，学校宿舍不让住了。当天晚上，我对着学校发的标准答案估过分后，再也管不了那许多，将被子铺在一幢还未完全建好的教学楼里，倒头便睡……

2003年8月12日，可以说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一封“南阳师范学院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再次改写了我的命运。阔别三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求学的轨道上。

为了筹集学费，我马不停蹄地接连向广东送了两批工人。第二次，我是揣着录取通知书上路的，从广东回来，直接来学校报到。上火车前，我花20元钱，买了一件红颜色的衬衣，我已经好几年没买过新衣服了。

我知道，在大学校园里，我依然是一个迟到者，在接下来的求学生涯中，我将遇到更多的挑战。不过，我不怕。最难的日子我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挡住我飞翔呢？

☆原载2007年2月16日《教育时报》

为了给父亲治病，学业优异的他毅然退学打工三年。

父亲的病情稳定了，他又重新参加高考，并如愿走进大学校园。

既要接济家里，又要养活自己，与贫困抗争依然是他大学生涯的主题。

2007年2月17日，除夕。记者再赴春意初露的南阳，在师院附近郭艳滨租住的小屋里，在越来越响的爆竹声中，在他做家教间隙的叙述中，梳理这名“80后”大学生的奋斗历程——

生存

我太需要钱了。为了家，为了学业，我想尽一切办法挣钱。

我至今仍记得非常清楚，从广州赶到南阳师范学院报到时，是2003年9月9日晚上，当时我身上只有2000多元，不够缴第一年的学费。核实了我的家庭情况后，学校准许我先入学，再补缴学费。

我一直在计算着花钱，可一些生活必需的，比如单子、枕头、饭卡，还有学习用品，很快就把我身上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到第二个学期，生活费都成了问题。我开始向同学借钱，但借一次、两次可以，不能天天都借吧？我也开始在饭菜上克扣：每天吃两顿，或者只吃一顿饭，每顿两个或一个馒头，青菜、稀饭慢慢也没有了。后来实在没钱了，又不想让同学知道，吃饭时，我就一个人到操场上去转，转到头昏眼花，才回寝室，跟同学说我已经吃过了，接着蒙头大睡。

但日子不能这样凑合啊，我必须得认真考虑一下，怎么才能生存下去？一次，很偶然，我发现，上计算机课，每个同学在进机房的时候，都必须要换上鞋套。鞋套如果在超市里成批购买，便宜很多。我尝试着买了一些，再卖给班上的同学。每个鞋套顶多赚到两三毛钱，但只要坚持下去，总可以赚到一些。后来，我又和其他班的班长联系，做起了全院的鞋套“生意”。

经过“市场调查”，我还发现，每个同学——尤其是新生——都需要电子辞典，物理、化学、生物等院系的同学还需要计算器。另外，还有电话卡、练习本、笔、鞋等等，凡是能赚钱的我都干。我只要一有空，就一个寝室一个寝室地跑。可能因为我“做生意”比较讲信用吧，商品能够按时按点送到，凡是在限定时间内出现问题的，我都马上退货，所以小生意一直做得比较红火。

我太需要钱了。为了家，为了学业，我想尽一切办法挣钱。我始终坚信，用自己的双手，可以冲破所有的困境。

我最忙的一段时间，是大二寒假。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参加护校队，白天要做5份家教。

放假了，学校成立了护校队。我报名了，一天工资12元，每天晚上10点签到，早晨6点半签退。2005年的冬天特别冷。第一夜，我根本没想到会有多冷，穿得比较薄。外面大雪纷飞，一把方凳，一个手电筒，就那么守着一个墙角。腿冻麻了，赶紧站起来跳跳，各处去转转，一直到跳得劲儿也没了，仍然不敢睡。当然，护校的纪律也不允许睡。后来好不容易发现有一辆校车，钻进去，关了门窗，还是冷，又用擦车的抹布裹了腿，似睡非睡地熬到天亮。

回到寝室，来不及休息，我又要起程去做家教了。一天5份家教，每家两个小时。每天出发前我总会设计好路线，骑着车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赶。两家的间隙，吃几个包子，喝几口水。因为晚上护校，白天在路上精力无法集中，再加上道路结冰，在路上摔跟头简直太平常了。上课时，还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实在没精神了，就到门外抽一会儿烟，揉揉眼睛，进屋接着讲。我辅导的学生成绩都提高很快。高考数学满分是150分，我有一个学生，从58分提高到120分，考上了军校。

白天讲一天，晚上又该彻夜护校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都不太敢相信那是自己做的事。不过，仅那一个寒假，我就挣了3000多元。大学这几年，我每年基本上都可以挣到1万元。目前，还欠学校7000元贷款，我想，只要我一工作，就把这部分贷款先还上。另外，家里的债务也只剩下2万多元了，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责任

可能是在社会上经历得多一些吧，有些事情我觉得就该自己去做。

毕竟多接触了几年社会，刚入校的时候，我看着其他同学，就像看弟弟妹妹一样。可能是在社会上经历得多一些吧，有些事情我觉得就该自己去做。一开始别人认为我是愣头青，喜欢出风头，时间长了，都知道我就这么一个热心肠。于是，在外面受委屈了，或是买东西上当了，就都叫我去帮忙，后来还推选我当上了班长。

从入校那天起，学院领导就多次劝我申请特困补助。可我觉得有困难的同学不止我一个，他们更需要救助，我的困难自己能解决，就一直没有申请。

我们学院2005级有一个学生叫王长风，他父亲患了尿毒症，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用。他写了一篇《我以我肾救我父》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我看到以后，非常吃惊，也深受感动。我们专门做了宣传版面，在全校范围内为他捐款，募集到了4000多元钱。

大二开始，我又担任了校学生会社会实践部部长和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一直到现在。做这些工作，肯定要占用一些时间。为了不耽误工作，我把家教全部安排在双休日和节假日。每周要参加三到五次各种会议，并及时准确地上传下达。每年全校开展的各种活动至少有50次，我都要参与组织，真是千头万绪，今天跑汉画馆联系义务劳动，明天又组织各个学生社团开展比赛……不过，等活动效果一出来，反响还不错，我就成就感特强。

2006年4月份，在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学校党委作出决定，号召全校同学向我学习。其实，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不是我自讨苦吃，也是没有办法啊。有困难的人那么多，在困境面前，你能指望谁？只有靠自己。把自己的翅膀锻炼得更坚强，才能飞越命运的巅峰。我想，每一个遇到和我类似磨难的人，都会这样做的。

学校那次还补助给我1500元。我当时就想，这钱我不能要，要给比我更困难的人。我们学院有个贫困生，他妹妹在商水县一中读高二，学习很好，但因家庭特别困难，几次都差点辍学。这种感觉我经历过，这种痛苦我最清楚，既然知道了，我就不能让小妹妹再像我一样走那么长一段弯路。我决定用学校给我的补助来资助她，每个月50元，这样她至少可以安心地准备考大学了。

人是要有责任心的。对自己负责，我的功课门门过关。对工作负责，我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还入了党。就是做家教，我也给自己制定了四项原则：认真负责，不误人子弟；准时正点，不耽误时间；自食其力，不在雇主家吃饭；恪守承诺，不多收一分学费。

还有就是对家庭负责，使出自己全部的力气，支撑着这个家不垮掉。正是由于对家负责，上大学后，我已经四年没回家过年了，因为路费太贵，也因为我不愿耽误寒假中做家教的时机。

今天已经是大年三十了，我白天还在做家教，晚上才回到这租的房子。房东很热情，每个我不回家的除夕，他都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饺子、看“春晚”。可我一次也没去过。万家团圆的时候，我内心的孤单不想跟家人以外的人分享。我回来自己做碗面条吃，然后就去网吧上通宵，在网上看“春晚”直播。明天，大年初一，我要在屋里睡一天。后天，我又该开始“连轴转”了。

今天做完最后一份家教，在“话吧”，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说：“妈，我在这里挺好的，可我还是想家……”

理想

我会成为一名好老师的，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学生们听。

高考后填志愿，我的第一、第二、第三志愿，填的全部是师范类院校，原因非常简单：一方面因为我想当老师，另一方面也因为师范类学校学费要低一些。这两点，对于我的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当老师的念头，我很早就有了。我上学就没有说顺顺利利过。上初中一年级时，没钱缴学费，我的班主任孙瑞林——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女老师——就一直帮我拖着。辅导课后练习的时候，孙老师见我瞪着眼睛，光是看，却没有本子写，就把自己那一套本子都拿过来让我用。只要我的英语有一点点进步，她就热情地鼓励我，给我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种老师对学生的爱，我啥时都不会忘。也正是孙老师，教会了我如何去爱护别人、帮助别人。

高一时，我的班主任是杜长江老师。记得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学生病了，那个学生家里也很穷，杜老师就带头捐了50元，要知道那时候教师的工资还不是很高啊。他的行动激发了全班同学捐款的积极性。对于我，杜老师更像一位亲人，我心里有困惑，他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我经济上有困难，他经常帮助我渡过难关。今年过年前，我找工作急着用钱，杜老师刚刚给我寄过来3000元钱。

正是这两位老师，让我感觉教师真的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可以去教书育人，也可以把自己的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我如果选择职业，就要做孙老师、杜老师那样的人民教师。

从父亲生病以来，母亲就操持着家里的活，没有享过一天福。妹妹为了家，也早早退了学，尤其是后来母亲患了子宫肌瘤，妹妹简直要累坏了。我在外面上学，能省下一分钱就省下一分钱，好让他们能早日过上好日子。恰好师范院校学费稍低一些，正符合我的心愿。

原来我一直准备考研的，现在决定不考了。我算了一笔账，如果继续上学，像我们的化工专业，读完硕士读博士，还得6年。6年的学费至少再用三四年时间来还。前后加起来，估计得到10年以后，我挣的钱才能供养家里，那时候家里还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我不能那样做。父母把我拉扯大，我还是想选择一条现实一些的路，早点自食其力，早点回报他们。

校园里的郭艳滨

这一段，我正忙着找工作，到学校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已经有点眉目了。对于工作，我不怎么发愁，我自己最清楚，我的大学生活没有白过，我会成为一名好老师的。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当一名高校的辅导员。目前，大学里的贫困生仍然占很大的比例，我可以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我想告诉他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无论你面对的是厄运，还是困境。

☆原载2007年2月27日《教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