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进展
周耀林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近5年来文献遗产保护研究成绩斐然。总结这一阶段的成果，可以明晰当代研究潮流，指引未来研究方向。本文作者采用文献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从理论和技术两大方面进行了总结。理论方面，文献遗产保护体系、文献遗产保护学科基点、文献遗产保护方针等方面的研究在不断深化；技术方面，图书善本去酸技术、有害生物预防、光盘文献的保护等方面成果丰富。然而，当代文献遗产保护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憾，需要融入到世界遗产保护的潮流中去深入发展。
【关键词】文献遗产保护 理论 技术
On the Latest Five-Year Study on Documentati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Zhou Yaoli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P.R.China，430072
【Abstract】Great achieve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latest fiveyear study on documentation heritage conservation.How to evaluate theachievement is helpful to clarify modern research tide and guide the future research.The author in this article adopted documentation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in theoretical and technological aspects.In conservation theory，modern conservation system，its research basic point，conservation policy etc.have been studied in detail.In conservation technology，there are many items available in deacidification of rare books，prevention and elimination of insects/molds and CD conservation etc.However，there are still limitations in recent documentati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studies，which，in the future，should be more involved in the worldwide heritage conservation studies.
【Key words】documentati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eory technology
1 引 言
“文献遗产是指人类自社会活动中形成的，由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信息构成的、以不同类型符号表现的、借各种载体支撑的、记载着人类多样文化的各类文献的总和。”(1)文献遗产分布广泛，不仅广泛地存在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寺庙、藏经楼、文化馆、纪念馆、艺术馆、文学馆、科学馆、文史馆、考古研究所、中医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电视台、广播电台、电影制片厂等文化事业机构中，而且大量分散在个人手中。在遗产家族中，文献遗产地位比较独特，它不仅属于个人与家庭的记录，而且是民族与国家的记忆工具，在提高软国力、发展科学技术、保持民族特性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如此，文献一经产生，文献保护工作便随之出现。考古发现，早在5000年以前，两河流域的泥版文书和图书就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放置在王宫档案馆和图书馆内的；在古代中国，殷商甲骨文遗产的保管也很有章法，是按照朝代次序编连成册且收藏于宗庙的“窖穴”之中。可见，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文献遗产一旦出现，其保管方法就随之产生了，保护工作组成了管理工作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古代劳动人民还探索出了专门的收藏方法。譬如，约在3000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在每次雨季之后把纸莎草卷轴弄干和打开，以免雨水影响到墨迹；为了防止害虫、潮湿和灰尘，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把他们的卷轴放在木筒和象牙筒里；在印度，为了保护脆弱的棕榈叶手稿，人们先把它夹在木板或剖开的象牙板之间，然后再包上一层布，这种方法被称为“巴斯塔斯”(2)。随着文献的日积月累及其保护的需要，保护工作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专业分工。《周礼·秋官》记载，“翦氏掌除蠹物凡庶蛊之事”。“翦”既是“行政官员”，也是“技术专家”(3)。在西方，文献保护专业分工形成于近代，尤其是在18世纪，在引进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后，文献遗产保护工作作为一项独立的专业分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确认，并成为保护世界记忆的生力军。
正是长期历史经验的积累、保护试验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研究的支撑及其与实践的有机融合，文献遗产保护作为一门科学在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国家宣告诞生。在我国，以《档案保管技术学》的出版为标志，文献保护科学在20世纪中期正式形成。文献遗产保护科学研究也因此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起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停顿、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90年代初的发展顶峰以及此后的平稳的发展阶段，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档案保护技术和修复的方方面面，从传统的纸质档案到新型档案，从档案制成材料到档案保护技术方法，从库房建筑设备到档案保护环境，从经验交流到理论研究，从基本技术到基础理论，档案保护技术研究范围宽泛，成果迭出”(4)。粗略地加以归纳，我国文献遗产保护研究成果散见于“八五”至“十五”期间的综述性论文之中(5)。
进入21世纪后，文献遗产保护因为受到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冲击，如新型载体保护问题、电子文献保护以及文档保护一体化的客观要求等，研究的内容愈来愈分散，研究的问题愈来愈复杂，研究的手段愈来愈先进，不仅在文献遗产保护理论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在纸质文献去酸、虫霉防治、新型材料保护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何总结过去五年来的成绩，归纳存在的问题，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为今后的文献保护研究提供参考，这值得每一个文献工作者尤其是文献保护工作者关注。
2 文献遗产保护理论
自20世纪30年代始，文献遗产保护不仅进一步地发展成熟技术，而且积极地进行理论建设，进入了科学发展的阶段。在我国，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以档案保护技术为代表的文献遗产保护理论日臻成熟，并不断地影响到文献遗产保护的其他学科领域。进入信息时代后，受信息技术、电子文献以及多种文献载体共存的冲击，文献遗产保护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绽放出新的光彩。
2.1 学科体系的革新
20世纪早期，“作为一门专业和研究独立的领域，保护的思想此时已经形成了”，“也正是这个年代，当代保护概念及其组分首次得到了讨论和检验”(6)。正因为如此，保护作为一门科学在20世纪30年代宣告诞生了。当时，工业化地区普遍认为，保护是“结合材料科学、人文历史及修复技术”的专业(7)。这奠定了文献遗产保护科学的学科基础和框架，使得文献遗产保护科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基础之上，并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以延长图书、档案和文物的寿命为己任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面对信息技术以及两个“一体化”的冲击，传统文献遗产保护学体系面临着挑战。赵淑梅提出，在信息技术面前，档案保护技术学科体系必须革新:这个“革新”是“整个体系的，而非在传统技术体系中的局部调整和修补……”(8)张美芳分析了数字时代档案保护的新问题，认为现代档案“保护的内容拓宽了，保护的范围变广了，保护的难度加大了”，传统的档案保护已经很难“正确地体现”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研究内容了(9)。字里行间渗透了变革传统文献遗产保护学科体系的要求和呼声。
革新传统的文献遗产保护学科体系并没有停留在呼吁阶段，一些研究工作者身体力行，提出了革新的思路与方法。例如，赵淑梅主张建立“电子档案保护技术学”，以“探索数字信息的完整、安全、可靠的技术手段和法规体系，其目的是保持数字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长期可读性”。电子档案保护技术学的主要内容由“文件形成技术”、“档案利用传输技术”、“保管技术”和“信息修复技术”等主干技术构成(10)。电子时代档案保护面临着挑战，更多地表现在载体的寿命问题、技术过时与设备更新问题、信息安全与保密问题等方面(11)。
刘家真对变革传统的文献遗产保护学科体系进行了尝试。新近出版的《文献遗产保护》不仅兼容了传统学科体系中有关文献储存环境控制、纸质文献、黑白与彩色胶片与照片文献、磁记录、录像文献保护的内容，而且新增了电子文献保护的内容(12)。
笔者曾从遗产的角度切入，倡导将文献保护技术建立在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平台上，使文献保护融入到遗产保护的洪流之中。这样，“从技术层面上看，可以整合档案、图书、馆藏文物的保护研究，并共享研究成果”，“从非技术层面上看，可以加强对档案、图书和馆藏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建立可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协调委员会或类似的组织机构，以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手段来协调相关部门的关系及其工作，通过管理教育和培训项目、制定政策法规等具体措施，使得整个可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协调发展，避免人、财、物的浪费”(13)。
透过上述代表性观点不难看出，受当代信息环境的影响，文献遗产保护研究面临着新的形势。各种新形势中，首推文献记录载体的不停变化。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不仅出现了硬磁盘、软磁盘、光盘等新型载体，而且每一种载体都在不断地更新。仅从技术规格上看，软磁盘从8英寸到5.25英寸再到3.5英寸，光盘则形成了CD—I、CD—G、CD—ROM、CD—R、CD—Video、DVD—ROM、DVD—R等20余个品种的大家族。可以说，在彻底弄清楚一种文献载体的特性之前，新的文献载体接踵而来。新型文献载体的保护方法与传统纸质文献的保护方法有着很大的差别，用老一套方法生搬硬套地解决其保护问题已无可能，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扩大，也增加了文献保护的难度。再如，OA环境下，档案无孕期出生，文件一经生成，便可以成为档案，档案与文件的界限越来越不分明。因此，档案保护不再局限于库内，而是渗透到文档形成之初。文献遗产保护的客体由此不断拓宽，文献遗产保护体系的变革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正是因为这些变化，现代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研究范畴。革新文献遗产保护体系不仅是一种感慨和呼声，更是大势所趋。这种革新，仅仅靠建立一门电子文献(档案)保护技术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纳入更多更丰富的内容。
2.2 保护学科基点的演进
20世纪30年代遗产保护科学诞生之时，它被认为是“结合材料科学、人文历史及修复技术”的科学。这是针对遗产保护整个学科而言的，文献遗产保护概莫能外。
在我国文献遗产保护学科建设发展历程中，档案保护技术学是最早成立的学科。1961年出版的《档案保管技术学》将档案保护研究的基点定位为“档案制成材料的损坏原因”和“保管档案的技术方法”两个方面，是为“两点论”(14)，直到21世纪初，郭莉珠仍然沿袭着“两点论”，并以此建构了档案保护技术学的学科体系(15)。在文献遗产保护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矛盾论”(16)、“档案材料主体论”(17)、“两点论中的重点论”(18)、“技术论”(19)等不同的学科基点理论。这些关于学科基点的探索从不同层面凸显了文献遗产保护学科的基本特征，反映了文献遗产保护界对本学科基点的不断探索。
进入21世纪后，受多种信息材料共存互补的影响及其对于保护工作的冲击，不仅引起了学科体系变革的尝试，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学科基点的讨论。
笔者提出，当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基点是“信息载体”(20)。以它作为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基点，不仅会带来学科研究体系和内容的变革，而且会促使档案保护技术学沿着不同的路径与其他科学发生整合: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相联系，融合在自然科学中；与材料学、计算机科学等相结合，聚合在技术科学中；与环境管理学、信息管理学、组织科学、行为科学等相交叉，整合在保护管理科学中。因此，以信息载体为研究基点，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化趋势，体现了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本质特征，提高了学科的理论性、科学性、技术性和应用性。
当代环境下，文献载体形式不断更新，这决定了保护的基础，也决定着保护的目的。文献载体所处的环境决定了环境控制的重要性；文献载体的损毁决定了修复工作的必然性；为了延长文献遗产的寿命，保护工作必然存在；为了确保文献遗产的寿命，不仅需要关注现成的文献，还需要注意可能成为文献的载体形式，实行预先控制、超前保护。因此，文献载体与保护工作息息相关，它决定着保护的基础。
2.3 保护方针的研讨
近年来，国际有关组织非常重视文化遗产的“预防”，并对其进行了界定。典型的定义有:预防是“采取措施防止藏书损坏或减缓其损坏速度，如:制定长期保护计划；建立并维护适于资料储存、使用与陈列的环境；开发适当的管理与入藏程序；采用文献批量处理(脱酸处理)及其他图书保护与处理的专门技术；装订易损资料；开展对工作人员、用户及图书保护人员的培训与教育工作；制定标准与非损坏处理程序；研制并使用‘永久性’材料等”(国际图联)(21)。“预防是在不危及物品真实性的前提下，延迟任何形式的、可以避免的损害所采取的必要的措施和行动(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22)可见，预防的目的和核心是尊重文献遗产(当然也包括其他各类遗产)的真实性，它对于变化的物品的保护“至关重要”，“有助于确保所有的文化财产物品的安全”(23)。因此，预防是施加于文献遗产保管环境的整体性、综合性行为，被用以减缓文献遗产的恶化和损毁。
实践过程中，一些国家和地区非常重视预防方针，并制定了预防策略。例如，欧盟将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策略分为领导、机构规划、培训、信息利用、公众角色5个方面(24)。捷克从培训、信息利用、方法论、公众参与、政府框架的建立、特别建议6个方面进行了构建(25)。澳大利亚提出，保护策略是“一系列方法的变化和结合”，包括“教育津贴和通报项目；藏品管理计划；标准、政策、立法的发展和执行；专业培训和开发；研究；适宜储藏和展览环境的津贴；脆化材料的处理；复制”(26)。美国国会图书馆保护专家雷登(Dianne von der Reyden)将纸质文献的保护策略分为藏品行政管理、文物拷贝及复制、藏品环境控制、纸质藏品保护、纸质文献修复、纸质文物保存科学、保护人才培训7大板块(27)。这些都是预防方针的具体化，适用于文献遗产的保护。
传统意义上看，文献遗产保护强调“以防为主、防治结合”，“防”与“治”的界限比较分明。张美芳列举了一个例子:害虫的防治分为防虫剂和杀虫剂。防虫剂只起到防的作用，类似于驱避剂，使害虫远离载体，但药剂本身不具有杀灭害虫的作用，如樟脑、花椒等。而杀虫剂则是通过呼吸、神经或表皮使药剂进入害虫体内，影响其正常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和繁殖，使其死亡。由此可以看出防虫剂的驱赶和杀虫剂的杀灭作用区别十分分明(28)。
在当代，尤其是针对数字文献遗产，“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保护方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数字信息一旦丢失就很难恢复，因此，数字文献遗产的保护尤其需要注意预防方针的贯彻执行。以电子文件为例，预防在“更多的时候则是惟一的，传统文件损坏了还有修复措施进行弥补，电子文件损坏了、丢失了，多数情况下是很难通过相关技术挽回损失的”(29)。
其二，数字信息环境下，“治理”、“修复”这些概念用得越来越少。保护方面更加强调数字的恢复。
其三，“防和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30)的原因是，“防”与“治”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们在档案保护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二者的界限不再清晰，到底哪些内容属于“防”，哪些内容属于“治”已很难界定。与此同时，“网络时代档案保护‘治’的内容更加复杂多变。”(31)因为，电子文献涉及的方面很多，既有技术的，又有载体的，涉及标准、软件、硬件、载体结构与性质等多个方面，其中之一发生了变化，就可能造成数据的丢失，因此，电子文献涉及方面更多，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
因此，数字化环境下，防治原则显然需要补充新的内容。“保护工作的关键是对文件内容和可靠性的保护，保证信息的适时、安全迁徙，换言之，保护除了载体的保护，更重要的是系统维护和自文件伊始的全程防护。”(32)因此，数字化环境下，电子文件的信息安全与保密问题更加值得关注，尤其是需要强调前端控制的思想，这是数字化环境下预防工作需要注意的方面。
“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形成了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基本方针。追根溯源，预防最早是在1930年罗马的国际会议上提出的，当时仅限于对博物馆温湿度的控制。20世纪70年代，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在11个国家的26个博物馆推广了预防理念。到了90年代，这一理念逐渐成熟了起来。进入数字时代，针对电子文献保护的新特点，保护方针必然需要注入新的内容。
2.4 欧美保护理论的引进
近年来，我国文献遗产保护界比较注重引进、介绍欧美保护理念。客观地讲，保护理论与保护学科发端于欧美，因此，借鉴欧美保护理论，以此解决我国的具体问题，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傅晓燕、彭远明针对美国文献遗产保护的现状，对与保护有关的两个专业词汇进行了辨析，认为与保护有关的两个专业词汇Preservation、Conservation“类似于我国的‘档案保护’与‘档案保护技术’，但与两个中文术语又非一一对应”，“美国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每年联合举行一次保护技术经验交流会。从这个角度讲，Preservation比‘档案保护’含义更广，称为文献保护更恰当些”(33)。
从技术实施的环节上看，欧美地区通常将保护(Conservation)分为预防性保护(Preventive Conservation)、治理性保护(Curative Conservation)和修复(Restoration)三个相互衔接的环节(34)。为简便起见，笔者将其简称为预防、治理和修复(35)。菲律宾将保护技术分成预防性保护(Preventive Conservation)和治理性保护(Curative Conservation)两大环节，前者包括控制区域环境的存储条件，例如温度、湿度和光线；后者包括现行的处理，例如去酸、消毒等(36)。
以上研究尽管比较粗浅，但从中可以窥探欧美技术性保护的轮廓。在我国，文献遗产保护技术通常分为保护和修复(37)、物理性保护和修复(38)、延缓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39)。中西方保护理论在此发生了碰撞。如何融合各国理论，推进保护理论的发展，将有待深入研究。
在保护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笔者介绍了法国图书馆的MEMOREL系统登记表。“系统既有图书分类、图书物理状况方面的信息，也有图书保护方面的记载，如图书的纸质状况、封面状况、装帧情况等，记录着每本图书的质量信息。”(40)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国际国内的保护信息系统划分为粗粒度的、细粒度的保护信息系统两种，并建议在现有的文献信息管理系统中添加有关保护的条目，形成嵌入式保护信息系统。
3 文献遗产保护技术
近五年来我国文献遗产保护技术开发了不少实用性科研成果。其中，获得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励的项目就达38项，这基本反映了我国近五年来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研究的盛况。从研究内容上看，图书善本去酸、虫霉预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
3.1 技术成果概述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国内外关于文献遗产保护的成果难以数计。经笔者初步调查发现，自1987年至今，国家档案局共奖励了近150项文献遗产保护科研成果，国家文物局奖励的120余项保护科技成果中也有部分涉及文献遗产的保护。在研究内容方面，从传统的修复、防虫技术到现代化的去酸技术、字迹与图像的计算机恢复技术、纳米技术等，都得到了研究开发，不少成果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近5年来，文献遗产保护成果喜人。以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研究为例，经国家档案局批准立项且评定为优秀科技成果就有38项(见表1)。
表1 2001～2005年国家档案局档案文献保护优秀科技成果一览表
续表
透过上述代表性成果可以看到，我国文献遗产保护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研究内容丰富，涉及文献载体、文献保管环境、修复、库房安全、灾害预防与人体防护等多个方面。
其次，文献遗产保护技术开发不再局限于纸质文献遗产(包括纸张和字迹材料)的范围，正从传统的纸质文献保护技术到现代电子文件、光盘技术开发、数字信息安全技术发展，新型文献的安全保护被纳入了研究日程。
这些特点，顺应了当代文献载体形式多样化的客观形势及其对于保护方面的基本要求，表明了文献保护工作的复杂性和综合性。
3.2 去酸技术
早在20世纪20年代，文献保护学家就注意到了酸对于纸质文献耐久性的影响，进而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和持续研究(41)。文献的测酸、去酸技术研究至今方兴未艾。近年来，去酸研究以纸质文献为重点，开展了纸质文献酸度检测、实用去酸技术开发等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为文献遗产保护提供了范例。
周崇润、李景仁针对图书，尤其是古籍善本中酸化的危害、图书馆纸质文献酸化的状况、脱酸的方法与操作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事实上，北京图书馆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检测了善本古籍、普通古籍、革命历史文献、名人手稿、中文图书、我国港澳台的图书和报纸、家谱、地方志及外文图书、期刊与报纸共2403册、1949种，平均pH值最高者为4.1，最低者为6.1；馆藏纸质文献95%为酸性，pH值低于6.1者占82%(42)。从质地出发，按照代表性和普遍性原则，选择了皮纸、竹纸、化学浆纸、机械浆纸、草纸、贝叶纸等，采择了唐、宋、元、明、清、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的藏品，基本涵盖了馆藏的全部善本古籍特藏类型，并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这些结论“代表了全国善本特藏文献的酸度概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43)。
在酸化机理研究方面，张美芳、郭莉珠、阎政等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研究了甲酸、乙酸、乳酸、顺丁烯二酸、富马酸、丙二酸、柠檬酸、草酸等有机酸对字迹的影响，以检测酸对不同字迹的作用效果。试验表明，一旦纸张长霉，纸张不仅含有无机酸(主要由造纸和污染气体带来的)，还含有来自霉菌分泌物的有机酸。后者同无机酸一样可能加大纸张的酸性。因此，研究纸张去酸方法时，不仅需要考虑除去无机酸，还应考虑除去有机酸(44)。
在实用去酸技术的研究方面，田育星、王秋喜从实验出发，论证了氢氧化钡－甲醇溶液中的钡离子与纸张纤维形成螯合物的基本原理，并介绍了氢氧化钡－甲醇溶液去酸的方法。实验表明，“Ba(OH)2脱酸不仅适用于水溶液，而且Ba(OH)2—甲醇—水有机、无机混合液脱酸克服了对被有机溶剂溶解字迹脱酸时扩散的现象……”这种方法对于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以及大量县市档案馆经费紧张，人才匮乏，技术条件落后，寻找一条经济、简便的脱酸方法”(45)具有重要意义。
在书画的去酸方面，邢惠萍、李玉虎分别对揭裱下来的画心进行脱酸，然后再进行修裱。与没有进行脱酸直接修裱的画心同时加速老化，对三者的物理强度(抗张强度、撕裂度等)和化学性能(α—纤维素含量、铜价等)进行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为了使珍贵的书画得到更好的保护，使其延年益寿，在修裱前，要对酸性高的画心进行脱酸。”他们研究了强力缓冲脱酸保护法，该法对熟宣画心的保护要比传统的碳酸氢镁法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46)。此外，张慧、李玉虎采用一种新型的强力缓冲液对熟绢进行沉淀中性强力缓冲处理，旨在提高熟绢的耐久性。采用耐折度、撕裂度、抗张强度、白度等分析手段对经热老化、热湿老化和光老化等人工老化对白色熟绢进行强度测定表明，该方法处理的熟绢物理强度保持率要比没有脱酸的好得多，证明了该种缓冲液对熟绢起到保护作用，可用于绢本古旧字画的保护(47)。
在国外，大规模去酸技术的应用已经发展成熟。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2002年预算中，用于脱酸的费用高达170万美元(48)。法国国家图书馆在位于巴黎远郊的比西-圣-乔治建立了技术处理中心，从事消毒、去酸等技术处理工作。该中心使用MP220型酸度计以“接触法”测量图书酸度。对于pH值小于3.0的图书，技术中心优先进行机械化去酸处理。去酸物质是氢氧化钙，浓度为33.5克/40升水，处理20分钟。去酸后立即通过设备进行补浆加固。对于更大规模的去酸，则用二乙基锌作为去酸物质，并用热胶合法加固去酸后的图书(49)。
除纸质文献外，非纸质文献去酸技术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
“醋综合症”是胶片文献保存过程中的通病。针对这种现象，杨业蓁、周萌等进行胶片去酸吸附剂及其包装材料的筛选研究，同时进行了胶片实测、吸附速率试验和吸附剂重复利用实验。所选吸附剂能够预防“醋综合症”的发生，同时能防止已产生“醋综合症”的胶片进一步酸化(50)。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去酸技术已经从以往单一的纸质去酸走向多种载体的去酸，从试验室去酸走向大规模的工业去酸，从单一的去酸走向去酸与脱酸保护相结合的道路。
3.3 有害生物普查与防治
危害文献遗产的有害生物主要包括害虫、微生物和啮齿类动物。近年来，不仅在害虫抗药性理论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实用性抗虫与除霉药剂也得到了成功开发，由此带动了药剂开发的规范性建设。
3.3.1 害虫
广西图书虫害调查与防治是省级图书部门预防有害生物的典型。通过调查研究害虫种类、危害现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馆藏图书防治方案，这对于推动全国图书害虫防治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20世纪末，国家档案局组织专家对档案文献遗产害虫进行了调查，长达7年的调查工作中，对30个省、市、自治区458个档案馆(室)进行了分层抽样调查，获得档案害虫54种。调查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主要害虫(5种)、次要害虫(27种)、偶发性害虫(22种)(51)。这对于认识、预防文献害虫至今仍然具有指导作用。最近，罗茂斌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在文献害虫种类、地理分布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分析了磷化氢熏蒸杀虫、气调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等技术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详述了近年来我国在植物性杀虫剂活性成分的分离、测定和杀虫机理等方面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这对于指导文献遗产的预防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52)。
近年来，张美芳在害虫的抗药性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不少有益的结论，为防治害虫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她分析了烟草甲和花斑皮蠹的抗药性机制，从不同虫态的分析、杀虫剂持续的时间、环境温湿度的影响等方面对这两种常见的档案害虫的遗产方式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害虫的抗性治理措施:“从用药量、用药方式和正确选择杀虫剂上控制害虫的大面积发生。”(53)她以高效氯氰菊酯、DA91杀虫剂为例，以3龄花斑皮蠹幼虫为材料进行实验，通过对药剂在不同时间对害虫的药效、杀虫剂在不同时间对害虫抗性发展的影响的分析，作者提出:“在实际工作中，要尽量延长两次杀虫的时间间隔。在使用杀虫剂前，需要基本准确地了解杀虫剂的最佳作用时间。每种杀虫剂都有其最佳作用时间点，到时间就要撤掉杀虫剂，从而减少害虫的选择压，避免害虫短期内获得高抗性。”(54)此外，她还以3龄花斑皮蠹幼虫为材料，选择了14℃、25℃、35℃三个温度段，55.3%、65.9%、76.2%、86%、95%五个湿度段为试验条件，以T1制剂原液、DA91杀虫剂药剂为代表，研究了温湿度环境与害虫抗药性的关系(55)。
杀虫防虫药剂必然带来了一些毒副作用。实践过程中，人们总是在探索毒副作用小、防治效果好、环境污染小的药剂。由此，杀虫药剂的规范化建设引起了关注。张美芳分析了目前我国在档案杀虫剂研发方面存在的诸如防治对象不明确、药品理化性能不合格、不合环保要求、低水平重复开发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从注册登记、杀虫剂标签、市场开拓及宣传三个方面研究杀虫剂的规范化建设(56)。
防虫治虫离不开有效的药剂。近年来，灵香草的防虫作用及档案防虫剂的实验、“诱集棒”诱杀白蚁应用这两项成果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分别被评定为国家档案局优秀科研成果一、二等奖。
3.3.2 霉菌
霉菌防治历来就是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过去，这些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纸质、胶片、光盘等文献载体方面，缺乏对文献字迹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有了起色。
李焕荣、郭莉珠、张美芳等以三菱签字笔、斑马签字笔、激光打印件、喷墨打印件、针式打印件、静电复印件、喷墨打印件为材料，以球毛壳、产黄青霉、拟青霉、球孢联孢、互隔交联孢、黄曲霉、黑曲霉、总状毛霉、黑根霉、青霉、混合霉菌为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温度、湿度和霉菌作用时间，多方面、广角度地观察和测定霉菌对字迹色差的影响，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例如，喷墨打印件、斑马签字笔等水溶性字迹色差的变化受水的影响较大，在短期(15天)内，色差值普遍偏大，随时间的延长，霉菌的综合作用效果表现为使染料字迹褪色；温度、湿度对激光打印件、针式打印件、复印件、三菱签字笔等字迹基本无影响，霉菌在短期内对上述字迹影响不大，但在长期作用下，霉菌对上述字迹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呈现的基本规律是时间越长，霉菌的影响越大；各种试验菌种及混合菌种对所选的字迹均有不同程度的作用效果(57)。
霉菌的分布与危害仍然是研究工作者关注的问题之一。总体看来，霉菌对于湿度的依赖性决定了其生长发育的地区性。对高温高湿地区代表性档案馆的调查发现，常见的霉菌类型包括:荷兰曲霉、产黄曲霉、宛氏拟曲霉、交链孢霉、黄曲霉、黑曲霉、巢状曲霉、毛壳霉、牙枝霉、圆孢霉等(58)。这项成果对高温高湿地区危害文献遗产的霉菌进行了具体化。
此外，挥发性档案防霉剂防霉效果测试方法与标准化、银盐胶片霉菌调查及其防霉剂研究这两项成果获得了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其推广应用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防霉治霉工作的开展。
3.4 新型文献的保护
近一个世纪以来，从载体方面考察，文献类型以加速度方式演进，新的文献类型不断产生。以光盘技术为例，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它发展成为拥有20余品种的大家族，足以表明其发展速度和应用率。正是因为光盘存储密度高、传递方便、便于检索和携带等优点，它一经产生，便成为了文献记录的重要介质，其保护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研究工作者的身上。
3.4.1 光盘
在档案部门，笔者从光盘技术顺应了数字时代档案信息存取的需要、提高了档案信息储存能力、增强了档案信息的传播、有利于档案原件的保护等方面分析了光盘技术的优点，指出了潜在的问题及光盘存档的风险，推动了光盘存档与保护问题研究的热潮(59)。
挑选优质光盘存档是档案部门保护光盘的基本措施。如何挑选优质存档光盘?近年来讨论热烈，至今尚无定论。在国外，有人采用媒体选择记分卡的方法，从寿命、容量、生存性、技术过时性、成本和易受损性等6个方面对存档载体进行了分析，认为CD—R和DVD—R是适于存档的光盘类型(60)。法国国家标准NFZ 42—013将只读光盘作为存档载体(61)。新近颁布的国家行业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推荐按只读光盘、一次写光盘、磁带、可擦写光盘、硬磁盘等的先后次序用作存档载体(62)。
其实，光盘的质量离不开光盘自身的理化性能。后者可以通过机械参数、伺服参数、光学参数、记录参数等各种参数加以衡量。其中，用于衡量数字耐久性的主要因素是块错误率(BLER)(63)。这不仅是挑选存档光盘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也是作为文献存取载体必须考虑的因素。在档案部门，试验表明，“最适于存档的光盘类型为结构完整的CD—ROM和含有酞菁染料的CD—R”(64)，也有研究表明，存档时，“CD—R光盘最好选择以酞青为染料，金、白金或铂为反射层的盘片”(65)。一旦涉及标记光盘，则需要优先选用黑色染料标记的光盘(66)。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优质光盘的必备因素。
尽管存在着争议，光盘进入文化事业机构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加强光盘的保护工作是保护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保护光盘，就需要明确影响光盘寿命的主要因素。“影响CD—R光盘寿命的主要环境因素是温度湿度和光……”《影响光盘可读性的因素》一文则从光盘制作原料、工艺过程、光盘的标记、光盘存储环境、光盘读取设备等多个方面比较详尽地分析了光盘的寿命(67)。这决定了光盘保护的基本方面。
鉴于影响光盘寿命因素的复杂性，需要采用多种途径制定保护光盘的措施。
在图书馆部门，收藏的光盘种类主要是CD-ROM。《馆藏CDROM长期可读的策略研究》一文从光盘可读性的界定出发，借助于试验数据的比较分析，通过正确选择馆藏CD-ROM的种类、有效控制馆藏CD-ROM的环境条件和建立馆藏CD-ROM的质量跟踪体系三个方面分析了保证CD-ROM长期可读的策略。作者提出:第一，ALE类型的可读性优于其他类型的CD-ROM，应该成为入藏的首选；第二，减少环境污染等环境控制有利于CD-ROM的长期可读性；第三，“CD-MEMO”系统的开发有利于馆藏CD-ROM质量的跟踪，为保证其长期可读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此外，作者还指出了有关国家标准的建立是保证CD-ROM长期可读的战略制高点(68)。
《光盘存档的风险及保障策略》一文提出，存档光盘需要从确定光盘的类型和格式、把好“入馆关”、定期检测馆藏光盘的质量、加强存档光盘的数据管理、监控存档光盘的生产、推进光盘技术的研究、制定政策法规7个方面制定保障机制(69)。
总体看来，保护光盘文献的信息不仅要加强不同厂家、不同技术、不同产品的兼容性，而且要注意技术的迁移和进步以后的兼容性。除此之外，还应该做到:
第一，国家制定光盘的质量标准，并采取一定的方法控制光盘的生产和应用，保证用于图书馆等信息部门的光盘质量。
第二，光盘生产厂家应该自觉地遵照《红皮书》、《黄皮书》、《橘皮书》的规定和相关的国际标准，将光盘的质量控制在一定的要求范围内。
第三，采取一定的措施，如检查方法、复制技术等，争取将技术变化带来的对光盘信息可读性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第四，在光盘的储存环境方面，国际上尚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要加强对光盘储存环境的研究，并建立合适的标准。现阶段，将光盘保存在合适的环境中，如尽量减少空气污染物、保证光盘储存的温湿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五，在使用过程中保护光盘，尤其注意不要用圆珠笔和铅笔书写标签，不要将光盘暴露于强光下和灰尘中，不可随意揭开标签，也不能用有机溶剂清洗盘片等。
第六，加强光盘可读性问题的研究。从内因、外因方面着手，研究提高光盘可读性的方法和措施，将高质光盘应用于信息领域，以提高信息的存取质量。
3.4.2 其他新型材料
陶琴、郭莉珠、金霞等通过相对灵敏度(dB，盒式录音带)、视频信噪比(S/N)、彩色信噪比(录像带)为测试指标，选择了4个厂家、5个品牌材料，对温湿度、霉菌对磁性载体材料信息耐久性的影响进行了测试，并评估了各种材料的理论寿命，得到了不少有益的结论:在温度0～45℃范围内，随着温度升高，盒式录音带、录像带电磁性能下降；在相对湿度45%～90%范围内，随着湿度的增大，盒式录音带、录像带电磁性能下降；随着保管时间的延长，盒式录音带、录像带电磁性能下降；高温(45℃以上)高湿(90%以上)保管条件会造成磁性载体材料耐久性降低；尤其是高湿对磁记录材料的影响较高温的影响大。例如:在温指标下降到温度0～25℃范围内时，湿度导致的磁性载体记录信号衰减不明显；但温度在25～45℃范围内时，湿度导致磁性载体记录信号衰减明显(70)。
罗茂斌介绍了硬盘保护的预防性保护、数据的预防性保护，例如备份0柱面数据、备份重要文件、保持文件的连续性、每年进行介质的测试等(71)。他还认为，电子政务系统涉及的安全问题量多面广，这些安全问题不可能仅在局部或个别系统的基础上得到根本解决，真正有效的办法是从安全意识、人员管理、制度规范、系统设计和技术手段等方面进行综合保障(72)。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各国对声像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速度明显加快，力度也在加大。例如:2003年4月2日，“数字化保护的实践经验”国际会议在英国举行。英国政府定下目标:在2004年底对所有新产生的文件用电子化的形式进行贮存和保护。2003年9月15～18日，加拿大保护协会和图书档案协会在渥太华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重要内容是研讨对电子文件和新型记录载体的保护问题。来自英、美、法、澳大利亚等国的保护技术专家的发言显现出国外对声像档案耐久性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73)。
3.5 其他方面
近五年来文献遗产保护研究涉及的内容很多，有些研究是零散的，尚未系统化，但反映了近年来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轨迹，构成了近年来研究工作的亮点。
3.5.1 破损档案文献的修复
目前，国内对于破损档案文献已经研制了不同的修复方法，如丝网加固法、纸浆补洞法等，但对单页双面字文献、底图以及霉变和碎片文献等严重破损档案文献的抢救修复，仍没有比较有效的方法。针对传统手工操作无法修复的单页双面字档案文献和底图，沈阳市档案馆研究开发了“破损单页双面字档案、底图档案修复加固技术”。该技术是采用热复合方法将半透明纸与破损档案相结合，达到破损档案修复加固的目的，解决了多年来单页双面字脆变档案文献、碎片及底图无法修复的难题(74)。
3.5.2 复印与打印材料的保护
彭远明分析了复印件老化的原因，从选择优良的复印纸和复印墨粉材料、使用符合要求的适当强度的复印光源、采用足够的作用时间、避免强光的破坏、选取合适的复印墨盒上粉量使字迹有合适的色泽密度、复印完后静置片段、待复印件冷却后进行处理以及防止复印件档案在保存时因墨粉融熔而生的纸页粘连现象等方面提出了保障复印件耐久性的措施(75)。此外，他还提出了减少复印纸粘连的技术方法(76)。
关于打印字迹的耐久性，姜守信、郭莉珠、李明贤等筛选了普遍使用的20种计算机打印字迹材料(色带7种、喷墨10种、激光3种)进行各项老化实验，分析研究计算机打印字迹的耐久性。结果表明，作为档案保存的计算机打印件，最好选择激光打印字迹材料；色带、喷墨类打印字迹材料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它们的耐久性都低于激光打印字迹材料，不宜选作档案字迹材料，尤其喷墨类中的水基墨，耐久性差，不能用于档案保存(77)。
3.5.3 氮气封存技术
氮气是一种惰性气体，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在常温、常压下不与其他化学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经常被作为保护性气体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将氮气保护技术应用于珍贵文物的保存和保护，国内外不乏先例。美国的《独立宣言》原件就密封于氮气环境中进行永久性保护；意大利、法国10多年前就成功地将气调技术应用于文物的保护；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纪念馆使用除氧剂进行珍贵文物的封存保护，也是应用氮气保护的一种形式；北京房山云居寺“99石经回藏”的成功，可以说是我国应用氮气库技术进行文物保护的范例。现代充氮封存技术具有防止文献的老化和虫霉产生等多种优点，并且技术成熟，成本低廉，可应用于图书馆的文献保护。有鉴于此，国家图书馆保护组认为，长久保护《四库全书》最为有效和可行的方法是进行充氮绝氧封存(78)。
3.5.4 可编程控制器
张建明指出，可编程控制器在文献库房温湿度管理方面具有独到的优点:它所用的A/D转换器采用11位精度的模块，将模拟信号分隔成1/1000，以数字信号0—1000输出到CPU模块，配用适当的温湿度传感器就能使温度的误差不超过±1℃，湿度误差在±3%以内(79)。可编程控制器由电源、CPU兼通信、数据采集(A/ D)、输入与输出等5个部分组成。既能够用于单机运行，也可以形成网络运行，在上海等多家档案馆得到了运用。
3.5.5 数字遗产的保护
正是由于担心人类记忆的缺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世界记忆工程”，旨在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人类记录进行抢救和保护，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又因为新技术本身所创造的信息和文化也正濒临被丢失的危险，信息媒体的不稳定和信息的丢失日趋加重，信息载体软硬件的过时淘汰使长期保存问题越来越复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颁布了《保存数字遗产宪章》，以便保护信息社会记忆(80)。
3.5.6 数字文献灾害预警
吴晓红、郭莉珠分析了影响数字档案安全的因素，系统地阐述了数字档案灾害的概念、分类体系和基本特征，并从制定减轻数字档案灾害预案、数字档案灾害日常管理和危机时刻管理三个方面探讨数字档案灾害管理，为数字档案的安全保护提供了参考(81)。
3.5.7 保护标准
近年来，一系列保护标准的推荐应用推动了文献遗产保护的标准化工作(82)。
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文献用纸—耐久性要求》、《信息与文献—档案纸—耐久性和耐用性要求》等效采用ISO9706:1994(E)、ISO11108:1996(E)，规定了文献用纸的性能要求和检测方法，给出了文献用纸的pH范围，规定了档案纸(即高耐久性文献纸)的纤维成分，以及耐折、撕裂、保留硷量、抗氧化性、pH值等性能要求和检测方法，对于提高文献用纸的耐久性，延长文献的保存寿命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行业标准WH/T14—2001《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提出了古籍修复的技术规范，如各种文献的修复方法、浆糊制作等，同时提出了修复质量的验收要求，对于提高古籍修复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4 当前研究的缺憾
近五年来，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的成绩有目共睹，文献遗产保护研究继续沿着技术性保护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同时也要看到，当代文献遗产保护及其研究工作也暴露出一些缺陷，诸如对文献遗产的结构与分布研究不够、对保护基础工作的重视不够、部门各自为政、部门间保护工作失衡、专指性保护法律缺位、专门性教育匮乏、技术研究项目重复、科研机构设置不合理等，主要表现在:
(1)文献遗产保护的基础问题尚未引起重视。
文献遗产保护的基础问题，包括文献价值评估、藏品环境评估、保护技术的评估与运用等，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研究。
(2)文献遗产的结构与分布。
文献遗产的结构与分布状态决定着保护的方法与措施。只有了解文献状态，保护工作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文献调查发现，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进行过图书文献的调查统计，此后，调查统计工作一直处于零散的自发的状态，缺乏系统的、有组织的调查统计活动。
(3)复杂的管理体制导致了沟通的困难。
管理体制缺位是造成沟通困难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仅以机构为例，各国文献遗产保护机构的设置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之内，由于分工的细化，其往往被分割成文物、档案、图书保护等不同部门，归属于不同的管理系统。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组织，各部门、系统造成了条块分割，严重影响了彼此之间合作，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4)国际公约与国内法之间缺乏良好的衔接。
国内法中，不少国家制定了文献法、文物法、档案法、图书馆法等行业法律。总体看来，关于文献遗产保护的法律既不系统，也欠健全，国际法与国内法脱位，形成了一个法律上的真空地带。
(5)保护信息管理普遍欠缺。
文献遗产保护的信息呈现分散、无序的状态，总体看来显得非常欠缺。从微观方面看，各藏品管理机构目前所采用的管理信息系统缺乏藏品的保护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保护工作的盲目性。从宏观上看，全球关于文献遗产保护的网站不仅数量少，保护信息也不丰富，有待加强和整合。
(6)国际保护合作尚待加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合作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中国为例，迄今为止，我国已经与3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开展了遗产保护科技合作研究(83)。但这些国际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敦煌等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针对文献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非常少。
(7)遗产保护教育非常匮乏。
尽管前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设有遗产保护高等教育，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遗产保护方面的教育还是非常缺乏。不仅专业教育如此，大众教育更为缺失。在文明古国中国，目前尚没有一所专门从事遗产保护教育的高等学校，这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显然，对遗产保护教育的研究工作需要走在前面。
(8)部门间的不平衡。
“遗产”概念遍地开花，遗产保护逐渐深入人心。但对于馆藏遗产，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在澳大利亚，图书馆职业一直处于“文化遗产半球”的外围，其保护并没有像博物馆馆藏那样引人注目(84)。事实上，在不少场合，文献遗产被看成是档案馆藏品的代名词，博物馆、图书馆、艺术画廊、研究所等机构的收藏往往被无意地排除在外，由此导致了部门之间保护工作的不平衡。
可见，当代文献遗产保护过程中潜伏着危机。这些危机如果不能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21世纪文献遗产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5 发展趋势预测
进入21世纪后，如何克服技术性保护的片面性及其潜在的危机，如何在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受到重视的环境中推动文献遗产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每一位有事业心、责任心的保护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在国际上，有关研究机构和个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开始尝试各种应对措施。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记忆工程”中将文献资源遗产整理为清单式样，以保护濒临损毁的“世界文献资源遗产”(8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指出:“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预防、避免、制止和打击蓄意破坏无论是何地的文化遗产的行为。”(86)“一切措施”显然包括了技术性保护及其以外的各种可用手段。
(2)遗产研究部门。
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的网页将项目、组织、图书馆和文献馆等列为一级类目，打破了目前体制下各文化遗产管理单位条块分割的现象，表明了国际遗产保护研究机构对档案遗产和图书遗产进行整合的良好愿望和实际行动(87)。
(3)博物馆部门。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致力于博物馆和博物馆职业的发展和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以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并为职业合作提供便利。作为保护措施之一，它将处于危险中的文化遗产列成“红色名单”(Red List)，以便利于对遗产的“保护、持续和交流”进行管理(88)。
(4)档案部门。
国际档案理事会(ICA)致力于推动世界文献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为此，它通过会议、项目管理、出版物、培训等活动来协调世界各国档案遗产的保护工作，以实现对档案保护过程中技术性保护以外的方面进行管理(89)。
(5)图书馆部门。
国际图联(IFLA)从1984年正式创立了《出版物的保护与保存(PAC)》核心计划，其宗旨是“增强图书保护意识”、“开展合作活动的政策”、“鼓励各种图书保护的科学研究”、“进行图书保护实践的教育、组织实际培训计划”，并成立了PAC计划国际中心以及6个地区中心加以执行(90)。
(6)专业组织。
欧洲存取委员会(ECPA)绘制了“欧洲保存地图”(Preservation Map)。该地图链接了欧洲各国的保护保存政策、保护科研机构、主要研究项目、国家间的项目合作等，构成了区域间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协作平台，从中可以看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地区性合作正在加强(91)。
(7)个人。
福特(Helen Forde)在第19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上指出:“档案保护是抵制文献损毁以及处理损毁文献的过程与操作的总和。”(92)
蔡斐文认为:“文保工作范围广泛，可包括行政作业、文物环境、典藏维护、文物修护(或修复)、文保科学及文保教育。”(93)
章新胜通过分析遗产所遭受的威胁，提出遗产保护的全民意识，即遗产“是需要全民关注的，不光是各专业部门、专业机构、政府、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需要全民的参与……”(94)
李晓东指出:“文物管理的内容主要可分为法规管理、计划管理、技术管理、专项管理等，采用的管理手段主要有法律(法规)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教育手段和技术手段，管理的方面涉及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收藏单位、文物藏品、考古发掘、历史文化名城、私人收藏文物以及文物经营、文物出境等。”(95)
蔡达峰认为:“‘保护’是社会的需求，保护作为目的的具体内涵是:为保存物质或信息而采取的各种行为，包括制定政策法规、技术研究、组织管理等，所以，‘保护’既是学术研究，又是社会管理。”(96)
对“文物管理”概念进行了发展，认为它“是指为预防和克服破坏文物的人为因素而建立和采取的各种保护管理措施。相对于文物的科学保护而言，这是文物的社会保护”(97)。
“过去文物保护是抢救性的，所谓抢救性，就是文物被盗或被毁才实施保护；现代的文物保护理念是预防性，要求从事文物保护人员预想到文物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施行预防性的保护。”(98)也有人提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手段是极其多样的:制定合理的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规划；强制性立法；加强日常照料、养护、维修；实施保护工程；提高管理水平；培养社会性保护意识以及作为文化核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价值观与道德观；等等(99)。
笔者通过对当代科学发展趋势的分析，认为档案保护正逐渐融合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之中(100)。与此同时，除了技术方面外，保护工作的组织管理、档案保护科学研究、档案保护专业教育、档案保护专业法律、与保护档案相关的法律、档案保护政策、社会意识、保护经费的投入、保护信息管理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影响到档案保护的绩效(101)。文献遗产保护也遵循同样的规律。
综上所述，不同机构和个人尽管对文献遗产保护未来走向的认识不尽一致，但都突破了技术性保护的范围，这预示着文献遗产保护的未来发展趋势:文献遗产保护已经越来越多地突破了体制的沉疴、行业的隔阂，走向合作。在此过程中，保护越来越多地从对技术性保护的关注转移到对有关保护的法律政策、保护的管理体制、保护的组织体系、保护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关注上来，即从单纯的技术性保护向技术性保护与保护的管理相协调的方向发展，由此导致了文献遗产保护内容的极大丰富。归纳未来的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内容，在继续强调技术性保护的同时，在以下方面的研究会得到加强:①文献遗产的结构与分布；②文献遗产保护基础理论；③文献遗产保护的组织；④文献遗产保护政策与法规；⑤文献遗产保护信息系统建设；⑥文献信息保护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⑦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的应用及其产业化；⑧电子文献遗产的保护；⑨文献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关系；⑩文献遗产保护的国际交流。
我们期望，文献遗产保护今后的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手段更加多样，研究队伍更加庞大，研究气氛更加活跃，研究成果更加丰富，为守护人类的记忆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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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耀林，男，汉族，1965年7月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中国档案学会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保护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有:信息记录技术、档案保护技术、档案学理论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等。1999年9月由国家留学基金委派往巴黎第一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修复部留学一年。曾参加“法国国际档案技术培训”、“分享保护科学——面向共同语言”等国际培训。正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批准号为05JA870003)1项。曾主持过3项部级、多项厅局级科研项目，并获得1项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和9项厅局级、校级奖励。主编著作3部，发表出版论著40余篇(部)。代表作有:《论现代档案保护技术学研究的基点》、《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档案遗产保护策略》、《档案价值层析》等。
【注释】
(1)梁广寒.中国记忆工程文献遗产整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
(2)［印］雅·帕·凯思帕利亚著，黄坤坊译.档案材料的保护和修复.档案学通讯，1981(增刊):5
(3)王良城，杨继波.中国古代档案保护方法与技术.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18
(4)周耀林.对1949～2000年我国档案保护技术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档案学研究，2002(4):37
(5)王良城，黄丽华.回首“八五”(之六)——硕果累累的档案保护技术.中国档案，1996(6):12～14；冯乐耘，郭莉珠.档案保护技术学术研究十年回顾.1996(4):60～64；安小米，郭莉珠.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其前景.档案学通讯，1996(5):20～23；赵淑梅.档案保护技术的回顾与展望.兰台世界，2000(1):28～29；徐义全.档案保护技术发展总趋势漫谈.山东档案，1995(2):22～23；彭远明.20世纪文献保护技术学.见:戴维民.20世纪图书馆学情报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242～256；周耀林.对1949～2000年我国档案保护技术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档案学研究，2002(4):33～43
(6)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onservation Theory.In:Nicholas Stanley Pric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Los Angeles:The Paul Getty Trust，1996:204～205
(7)Marie Berducou.La Formation des Restaurateurs en France et en Europe. La Ligue Urbaine et Rurale，Art et Restauration，1999(144-145):34
(8)赵淑梅.21世纪档案保护技术体系的革新.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57
(9)张美芳.数字时代档案保护指导思想的变化.档案与建设，200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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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曹书芝.电子档案保护技术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中国西部科技，2005(6):45～46
(12)刘家真.文献遗产保护.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49～300
(13)周耀林.从档案保护技术到可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北京档案，2004(7):23
(14)冯乐耘.档案保管技术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1
(15)郭莉珠.档案保护技术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
(16)刘家真.文献保护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17；罗茂斌.档案保护技术学.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4
(17)周耀林.新编档案保护技术学.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1
(18)金波.档案保护技术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
(19)周耀林.档案保护技术学体系结构之我见.档案学通讯，2000(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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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周耀林.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5:87，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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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周耀林.基于层析分析法的档案遗产保护策略研究，档案学研究.2005(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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