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堂教育的繁荣

经堂教育的繁荣

清初，开办经堂教育已成为清真寺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清真寺建筑布局中，除礼拜大殿以外，最主要建筑就是讲经堂了。各地的清真寺，普遍把礼拜殿南北两侧的经堂建筑称为“南讲堂”和“北讲堂”，在其中开办各种层次的经堂教育。清代经堂教育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制完整，有“小学”与“大学”之分；第二，人才济济，涌现了大批的著名经师；第三，教材完备，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十三本经”；第四，学派分呈，形成了传统经堂教育的三大学派；第五，出现了专门记载经堂教育传承的著作《经学系传谱》；第六，出现了专门的经书刻印机构，最著名的是成都宝真堂。这六个方面，下文将依次阐述。

经堂教育的“小学”与“大学”

成熟时期的经堂教育，已经形成了办学的层次性，具有相对稳定、完整的两部制，即经堂教育的“小学”和“大学”。经文小学实际上是一种普及教育，主要是对儿童进行宗教启蒙。各清真寺招收6—7岁的儿童入学，讲授初级阿拉伯语拼读和宗教常识。主要课程是：（1）阿拉伯字母拼读。其方法是由教师将每天要学习的字母用毛笔写在牛、羊或骆驼的肩胛骨上，让学生拼读。为体现阿拉伯文（回族一般称其为“经字”）的神圣性，回族一般对写有阿拉伯文的任何东西都很尊敬，不能随便丢弃。有的地区就规定儿童背记后，要把牛肩胛骨上的字母墨迹用舌头添掉，一方面是尊重经文，一方面隐喻经文已经进入了学习者的身体，希望他能够牢记。（2）《杂学》或《乜帖》。这两种都是基本宗教知识，包括清真言、作证词、六大信仰、礼拜念词等。（3）《古兰经》选本《亥听》。背诵一些简短的《古兰经》章节，最常用的称为“十八个苏勒”，即《古兰经》的十八个短章。不同地区的教学内容可能稍有区别，但基本包括以上三个方面，学完这些以后，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了。经文小学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也没有固定的学习年限、年级与班次等。学习优秀或有志于深造的学员，则可以转为正式的经学生，继续经文大学的学习。

20世纪30年代，一个宁夏回族儿童手持写有经文的牛肩胛骨

经堂教育的重点是经文大学，正式学员称“满拉”或“海里凡”，是专职、全日制的学生，享受清真寺提供的免费食宿，并通过协助阿洪主持宗教仪式来获得额外的生活补助。经文大学也没有固定的学习年限，一般要十年左右才能完成。学习的课程，首先是阿拉伯语语法和修辞学，然后学习教法学、教义学、《古兰经》及注释、圣训等；然后要学习波斯文，称为“过法尔西”，进一步学习波斯文的经注学、哲学、苏非认主学和文学课程。这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教材，逐渐形成了定制，称为“赛拜嘎经”或“十三本经”。由于一个清真寺一般只有一位开学阿洪，不可能擅长所有的学科，所以一个学生要学完以上所有课程的话，就不得不辗转投师，以到某地专投某师门下专攻某本经典。这种学习过程，就形成了明清以来“负笈求学者满载于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如清初著名经师舍蕴善，先是在杨姓经师门下启蒙，又先后师从冯四阿洪（冯二先生的孙子、冯养吾之兄）、马永安（冯养吾的弟子）、泉市头马五阿洪（冯养吾的弟子）、经学大师常志美和李延龄等，最后才成为一代名师。

学员经系统学习之后，经讲学阿洪鉴定许可，管事乡老同意，由教坊的穆斯林为他“挂幛”、“穿衣”，即举行毕业典礼，有的还发给由执教老师签名的毕业证。这样，一个学员就取得了做阿洪的资格，可以到各地清真寺应聘任职或开学授徒了。由于经堂教育没有固定学制，执教者的水平本身也有差距，导致了毕业的学生水平不一。衡量一个阿洪学识的标准，就只能看他跟过那些老师，学习过哪些经典，以次判断他的水平。学识水平高的阿洪，随着在日后的执教生涯中名望日增，自然就会成为回族社会中的精英人物，其执教之处，多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大寺；学识水平较低的阿洪，只能在人口少、收入少的农村小寺栖身；因此，回族民间又有“大阿洪开大学、小阿洪开小学”的说法。也有的阿洪，感觉到自己的学识不足，想要继续深造，也可以继续投师学习，甚至出国深造。清末云南著名经师马复初，就曾经游学中东、印度各地，开阔了眼界，也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平，成为一代名师。

清代著名经师举要

有清一代，经堂教育趋于鼎盛，著名经师代不乏人。清初最著名的经师，当属有“东土学者之四镇”称呼的山东学派的创始人常志美、西宁李定寰、江夏马明龙、南京马君实。后来，则有山东学派的舍蕴善、常杰，陕西学派的中兴者周老爷黑云南。清朝后期，则有云南的经学大师马复初、普洱马阿洪、北京王四阿洪、河南二杨阿洪等。在西北地区，则形成了不少的苏非学派，涌现了既是苏非、又是经师的门宦领袖，这将在下文专门论述。

常志美（约1610—1670年），字蕴华或永华，原籍中亚伊斯兰文化名城撒玛尔罕。据说其先祖于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入华，定居山东济阳县，成化年间迁临清，后定居济宁。7岁与表兄李延龄（名永寿）同入儒学，11岁又同入经学，后来二人又往南京投著名经师张少山门下，学成后一同返回济宁，设帐于顺河东大寺。两位大师互为表里，使济宁发展成为清代经堂教育的一个中心。约在明末崇祯九年（1630年），常志美主持修建济宁西大寺，此后一直在这里执教，直至康熙九年（1670年）去世。常、李二师在济宁西大寺执教四十余年，授徒上千人，成为名师者就达一百多人，其中包括伍遵契、舍蕴善（起灵）、冯通宇、米敬公、马伯良等。他著有波斯文语法书《米诺哈只》，奠定了山东学派重波斯文的传统。由于其影响巨大，获得了“常仙学”、“常巴巴”、“布衣宰相”的尊称。据说他去世的时候，回汉民众数万人为他送葬。他主持修建的济宁西大寺，后来发展成为清代中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其礼拜殿81间，有柱子128根，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国内清真寺里最大的起脊式大殿。

济宁西大寺已无存，现存东大寺大殿建筑面积1057平方米，进深41.5米。内有40根木柱和12根石柱，有卷棚、前殿和后窑殿三部分，以勾连搭形式组成，后窑殿为3层楼阁，上复6角伞盖形楼顶，高30米。

与常志美齐名的西宁李定寰，青海湟中人，也有“仙学”之称，是清初西北地区最有名的经师之一。江夏（武汉）马明龙，先后师从胡太师再传弟子冯伯菴、冯少泉，学成后设帐于楚地，乃中南地区第一名师。南京马君实，师从张少山，则是江南一带的名师。当时经堂教育教育最兴盛的地方，乃是常志美开创的济宁山东学派，据说西北、中南、江南和河北一带培养出来的经师，还不足济宁的一半。除了常志美的学问和人格魅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济宁因地处运河岸边，经济发达，当时回族舍得为教育投资。《经学系传谱》的作者感慨说：“盖此方素多助教之耆，并供给之丰腴，敬重师生之多礼，洵非他学可比。”

舍蕴善译《昭元秘诀》

常志美的弟子舍起灵（约1630—1710），字蕴善，是清前期的著名经师。他原为汉族，明清鼎革之际，因被回族将领舍应举收为义子，改舍姓，并立志学经，先后师从多人，最后在常志美、李延龄的共同执教下学业大成，先后在陕西渭南、洛阳、郑州、河南襄县、安徽亳州、太和、太康、考城、沈阳、北京、河北泊镇等二十一处设帐讲学四十余年，其弟子仅就《经学系传谱》列名者，就有五十人。他在执教之余，还翻译了三种著作：《推原正达》（苏非派教义学著作《米而撒德》），《昭元秘诀》（苏非认主学名著《勒默阿忒》），以及《归真必要》（苏非著作《默格索德》），从这些译著来看，他对苏非修行比较有研究，并且给自己起了道号为“真回破衲痴”。他治学有方，要求学生要达到“有学、有传、有德、有言、有守”的宗教学者。根据《经学系传谱》的记载，他还制定了明确的招生规则和授徒教学法，注重因材施教，严格考核；强调“诵念千句不如谨记一句，谨记千不如解得一句，解得一句犹不如注写解得之句于经旁”，也就是强调做课堂笔记，这种笔记，“谓之狭经”，实际上就是前文所谈到的“小经”，即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听课体会，写在正文之旁。这种学习方法，逐渐成为经堂教育普遍应用的方法。

小经注释《遭五·米素巴哈》

这本经堂教育语法教材《遭五·米素巴哈》的正文以外写满了学习者当年用小经作的注解。

舍蕴善的再传弟子常杰（1723—1795），字秀实，号宴滨，山东临邑县石家庄人，是山东学派的重要承传人，与常志美并称为“山东二常”。他著述有《舍哈雷哈凡拉以都》、《阿波字典》3册，在山东有长远的影响。据说他生前曾在德州、齐河、临清及内蒙古、河北、东北等地执教，弟子遍及华北和东北，山东一带的著名阿洪，其经学谱系大多上溯到常杰。常杰本人不仅继承了山东学派阿波兼授的传统，还工于阿文书法和武术，这一特点，对后来的山东经师影响很大。他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由主持修建的临邑县石家清真寺，至今藏有常杰手书的《古兰经》及波斯文经注《太夫西雷扎西底》。

到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陕西学派的中兴者周老爷。当时有谚语说：“王一角，周半边，黑云上来遮满天”。是说当时与周老爷（周半边）齐名的还有王龙阿洪（王一角）和黑云南阿洪，可能黑云南的学问比周老爷更胜，所以才有“黑云上来遮满天”的说法。周老爷师承摆阿洪，而摆阿洪是经堂教育一传弟子海太师的数代传人。据考证，周老爷原名周良俊（或作周良俊隽，约1770—1850），字默斋，陕西泾阳人。他学问精深，曾经六次出任西安小皮院掌教，执教数十年，弟子满天下，该寺中因此悬挂有匾额“六来堂”。据说他的弟子大成挂幛开学者有160余人，最出众的则有八大弟子和诸小弟子，在其晚年的小弟子中，就有清末著名的云南经师马复初，其事迹将在下文“汉文译著的鼎盛”中加以介绍。

清末的著名阿洪当中，还有北京的王四阿洪，云南普洱马阿洪，河南二杨阿洪等。王四阿洪，名崇名，字守谦，其家族从明代以来经师辈出，世掌牛街礼拜寺教务，其所居住的地方，就是老牛街的“王老师傅胡同”。王五阿洪到陕西跟随周老爷的弟子细摆阿洪学习十几年，终于学业大成。他长期在北京牛街礼拜寺执教，是咸丰、同治年间北方著名的经师，善讲认主学著作《尔歌一德》，逻辑学著作《满推古》，语法学著作《满俩》。他的弟子很多，他给毕业的弟子发有“阐一堂”毕业证，他的儿子王振益（字友三）特光绪年间著名经师。据说，当时华北与王四阿洪齐名的，还有钊北李、沧州李两位阿洪。云南普洱马阿洪（1814—1902年），名寿清，字仁山。他在陕西求学，师从剑川马阿洪、细摆阿洪、黑云南阿洪。学成后先后在陕西、呼和浩特、平凉、开封、成都等地执教，他的弟子众多，在四川、河南、平凉都有长远的影响。河南二杨阿洪杨振龙，师从陕西学派的著名学者周老爷，成为清末河南的著名经师。他是豫北桑坡人，出身经学世家，他的几个儿子也都是著名经师，其中四子杨泰贞有“阿洪之王”的美誉，民国时期的著名阿洪庞士谦，就是杨泰贞的弟子。

成熟的经堂教材体系

经堂教育的制度化和成熟，集中表现在其教材体系的成熟上。经堂教育的基本教材俗称“十三本经”（但不止十三本），又称为“赛拜嘎经”，意为“逾过、竞争”，又引申为“步伐、教程”。就是说这十几部经典一部紧跟一部，如同长途跋涉或赛跑，要想达到终点，必需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走完这段路程。因此，这是一套循序渐进的成熟的教材体系。这十几部教材，从语言上可以分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两种，从学科上则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语法学和修辞学。包括5种：

1.《连五本》（أ），是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句法的基础课本。全书共5卷，原名《艾萨苏·欧鲁姆》，意为“基础知识”，编订者为印度旁遮普人穆罕默德·海亚特。民国时期杨仲明阿洪简译为《中阿初婚》。

2.《遭五·米素巴哈》（），意为“挑亮明灯”。是对《连五本》卷5《米素巴哈》的诠释，是阿拉伯文基础课教学中承上启下的一本入门书。作者是波斯著名学者艾布·法塔赫·纳司尔丁·穆图勒孜（1143—1213）。

3.《满俩》（），是伊斯兰世界公认的阿拉伯语法理论的代表作。作者是波斯诗人、苏非学者阿卜杜·拉赫曼·加米（1397—1477）。本书是对埃及学者伊本·哈吉卜（1175—1249年）所著语法著作《卡非》的诠释。

4.《白亚尼》（ا），意为“阐明”“解释”，是阿拉伯语修辞学名著。作者是中亚呼罗珊著名学者赛尔德丁·台夫塔札尼（1321—1389）。

5.《海瓦依·米诺哈吉》（），即《波斯语法》。书名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道路的方向”。是我国清真寺及经堂教育中使用最早的一部基础波斯语法教科书，由山东济宁著名经师常志美（约1610—1670年）用波斯文著成。

第三，教义学著作《阿戛依德》（），又名《客俩目》，即“教义学”。作者是欧麦尔·奈赛菲（1068—1142年），是伊斯兰教义学名著，陕西学派经师尤重此书。该书有杨仲明译本《教心经注》和马坚译本《教典诠释》。

民国山东阿訇杨世昌手抄本《虎图布》首页

第四，圣训两种。

2.《艾尔白欧》（），波斯文本40段圣训注解，选编者是哈萨谟丁，是纯粹道学方面的。

第五，哲学和认主学著作两种。

1.《米尔萨德》（），波斯文本，是专讲修身养性、近主之道的哲学著作。作者是伊朗德黑兰人阿卜杜拉·艾布·伯克尔，成书于13世纪中叶。伍遵契汉译为《归真要道》。

阿拉伯文译本《电光经学》

2.《艾什尔吐·来麦尔台》（），意为“光上之光”，作者为波斯著名苏非学者加米。该书为波斯文认主学教材，被中国穆斯林看作认主学的最高理论。舍蕴善汉译为《昭元秘诀》，当代阿洪阮斌汉译为《光辉的射线》。民间还流传有阿拉伯文译本《电光经学》。该书代表了正统伊斯兰哲学的观点。

杨万宝译《真境花园》

第六，波斯文学著作《古洛斯坦》（），意为“花园”“园圃”，是伊斯兰哲理诗著作，经堂教育中波斯文学读本，作者是波斯著名文人萨迪（1200—1290年）。有多种汉译本，如当代杨万宝阿洪译《真境花园》，张鸿年译《蔷薇圆》等。

第七，经注学著作三种。

2.《嘎最经注》（）。中国流传最广的经注之一。作者是伊斯兰教历14世纪的波斯沙菲仪派学者阿卜杜拉·本·欧麦尔，因他曾任法官（音“嘎最”），故该书被称为《嘎最经注》。有当代阿洪丁秉全汉译本。

3.《侯赛尼经注》（）。波斯文经注，作者为伊斯兰教历15世纪波斯学者侯赛尼·卡希菲。该经注文字简明，注重用苏非理学阐释经文，并穿插着优美的哲理诗，对我国伊斯兰教阿洪有重要的影响。有当代阿洪李元珍汉译本。

以上的15种传统经堂教育教材，大都是伊斯兰世界公认的名著，涉及到了伊斯兰教的各个传统学科。当然，在不同地区，其选择使用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从这些教材来看，明清中国伊斯兰教及其经堂教育基本是属于波斯经学传统的，除大量使用波斯文著作外，还有两个互相补充的重要方面，即：一方面重视发掘信仰当中的理智（阿格力）成分，一方面有浓厚的苏非神秘主义特征。反映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传统当中，前者就是对“理学”（哲学思辨）的重视，后者就是对“道学”（苏非行知）的重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得中国伊斯兰教历代经师把握到了伊斯兰思想史的主流，并催生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著译活动。这与重传述（纳格力）、轻理性（阿格力）的阿拉伯半岛经学传统是有明显区别的。清末民国以降，中国伊斯兰教开始转向阿拉伯经学，表现为强调回归经训、尊经革苏，尤其是强调圣训（哈迪斯）、圣行（逊乃）的实践。这种变革今天仍在持续，而其中的谁是谁非，孰难预料。

经堂教育的三大学派

清代经堂教育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因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特点不同，发展出了不同的学派。民国时期著名阿洪庞士谦在《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回文大学，向有陕西派（包括西北豫皖及南部诸省）及山东派（包括直鲁及东北诸省）之分”，他又指出，这种所谓学派，并非学理上有区别，只是习惯上不同而已。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传统经堂教育有三大学派，即：以胡太师数传弟子周老爷为代表的陕西学派，以常志美为代表的的山东学派，以马德新为代表的云南学派。还有学者提出了第四个学派即以张少山、马真吾为首的“金陵学派”，笔者认为，金陵（南京）早期是陕西学派的承传而已，虽然在汉文译著方面建树最大，但尚不能成为经堂教育的一大学派。

陕西学派

陕西是经堂教育的发源地，经由胡太师的倡兴，中经冯、海二师，兰州马、摆阿洪等几代弟子的传承，至周老爷时发扬光大，奠定了经堂教育的陕西学派。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中说经堂教育发展到周老爷时，“学问更为渊博，其讲解之严密，追求之细致，较前大为进步。而回文大学之林立，人才之辈出，亦皆在于此时。”因此，“周老爷”当为陕西学派的实际奠基人。该派经学风格是专攻阿拉伯语，尤其重视“认主学”的研究，讲授方法“精而专”，一位阿洪往往只专一门课程，有以二十年功夫讲授一本经典的，经堂学生如欲兼学另一部经典，则需另投一位经师。早期西北、河南、安徽、江南多属此派。在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以后，陕西学派的中心转移到了甘肃平凉，后来又经著名阿洪马良骏而在新疆发扬广大。目前，西北地区所谓的“格底目”或“老陕”，即多指陕西学派的承传。

山东学派

系出自陕西学派，由胡登洲的四传弟子常志美创立。其学术中心山东济宁的经堂教育约在清初时盛极一时，常志美亲手培养了百余名阿洪。山东学派的风格是“博而熟，重兼（阿波）兼授，讲礼法（舍勒阿提），顺序进，表（凯俩目）里（苏非）哲学同时讲”。常志美著述的波斯语法书《米纳哈只》，不仅是经堂教育的传统教材，也被称为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独立完成的波斯语语法著作，受到当代伊朗学者的关注与赞誉。与常志美并称为“山东二常”的常杰（1717—1801），相传为舍蕴善的再传弟子，发展了山东学派的教学风格，尤其是对波斯语教学的贡献很大。清末以后，济宁运河经济衰落，经堂教育也随之衰落，河北沧州继之成为山东学派的学术中心。山东学派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和华东一带。

山东学派流布的地区，形成了迥异于西北、西南回族的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如举行葬礼的习俗就与西北回族有较大区别，其中使用了大量的波斯语的念辞。究其原因，可以认为山东学派之形成与明末清初一种外来的宗教学术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但现在尚不能获悉其真实情况。按山东学派有明显地“改革”意味，可以视为清初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次分化；此后又有乾隆年间马明心与马来迟的“新教老教”之争。常志美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是该“连班制”（礼拜时领拜者站在第一排当中）为“独班制”（领拜者在第一排之前单独站立），这是他从济宁东大寺分离出来另建西大寺的主要动因；另一个重要举措是禁止三掌教世袭制，在西大寺内立有《永禁三掌教世袭序》碑。这两个举措都在东部回族地区激起了强烈的反应，不过历史证明，这两项改革也都最后得到了贯彻，连班制和掌教世袭制今天都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云南学派

清末以后，以周老爷的小弟子马德新为代表中心，在云南临安（今建水）回龙、玉溪一带兴起了经堂教育的云南学派。马德新（1794—1872年），字复初。经名优素福，号鲁哈丁（意为“宗教之魂”），云南太和（今大理）人。幼年随父学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及长，赴陕西长安，从著名经师周老爷学习。1841年赴麦加朝觐，后游学开罗、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塞浦路斯、伊斯坦布尔、罗德岛、亚丁、新加坡等地，博搜典籍，历时8年归国。在云南建水、回龙、玉溪大营等回族聚居区设帐讲学，“四方从学之士，星列云集，可谓盛矣”，时人尊称为“老巴巴”。马联元（1841—1903年），云南新兴人，经学世家。幼随父念经，兼学国文。后随舅父赴麦加。并游学土耳其、伊拉克。回国后广招生徒，提倡中阿并授。玉溪一时成为云南经学教育中心。他执教30多年，培育学生两干多人，云、贵、川三省的清真寺里从事经学教学者，很多都是他的学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非常重视教材和教法的改革，陆续编写了《字法学》、《文法学》、《简明教法学》和适应穆斯林学习的一套教材。马联元用阿拉伯文和汉文撰写了20多部学术著作，又与胞弟马启元倡导刻印《古兰经》30卷。该学派的特点是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兼学并授，还注意学习汉文，及用阿拉伯文、汉文两种文字著译教义学著作。云南学派两位大师都有到中东游学的经历，又都重视中阿并授，这使得云南经堂教育在近现代迸发出活力，从中诞生了一大批回族现代知识分子，包括著名的马坚和纳忠教授。云南学派主要分布在云贵及四川部分地区。

经堂教育的珍贵文献：《经学系传谱》

《经学系传谱》由经学大师舍蕴善的弟子赵灿（裕心贫者）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完成，并由舍蕴善（真回破衲痴）做序的一本记载经堂教育传承历史的珍贵文献。该书记载了从胡太师首创经堂教育到作者生活的年代，历代经师的师承及其事迹，正文共记载了27位经师的传谱，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经堂教育的状况及师承关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整理出版的《经学系传谱》

据作者赵灿在“阅谱正义凡例”中所述，“此谱原稿一样两本，一存襄阳蕴善先师府上，一存余笥”，“复誊录二本，微增损之，一附南都远呈懋翁袁老先生台下，一存燕台金府。”这四本手稿，经历了270年的社会变迁之后，还有一本流传在世，也算是个奇迹了。这唯一的流传抄本保存在济宁东大寺，后根据这个抄本誊录的版本，保存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1989年，根据这个版本整理后的《经学系传谱》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专业的经书刻印机构

抄写于1269年的《古兰经》

宁夏明代《古兰经》手抄本

经堂教育的繁荣，产生了对伊斯兰教经书的大量需求。古代没有发达的印书行业，阿洪和满拉在学习的过程中都要靠自己抄写经籍。阿拉伯文是用硬笔书写的，经师和学生们一般要自制纸和笔。写经用纸是用中国古代很薄而粗糙的几张纸裱糊成一张厚纸，晾干后用鹅卵石在纸上打轧至光滑，然后装订成册，有的还要打好暗格，以便书写整齐。笔一般用竹子、木头等自制。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一般边学边抄，学习的生涯很大一部分是花费在抄写经书上的。有时从国外或其他地区传来的经书，往往只有一本，各地经堂都会争相传抄。伊斯兰教的著作，就是以这种方式散布各地的。在这一传抄过程中，也发展起了阿拉伯文的书法艺术和书籍的制作工艺。清中期的时候，抄写经书最有名的是一为称为“花巴巴”的经师。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海南回族经师海富润在西北游学多年后自陕西返乡，在汉口清真寺结识刊印伊斯兰教经籍的南京回族袁国祚并受其赠书多本，结果在桂林被当地政府搜查逮捕，造成清代针对回族的“文字狱”海富润案。这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回族经籍的刻印和流传状况。在汉文译著出现以后，逐渐出现了雕版印刷的伊斯兰教经书，出现了专门的经书刻印机构，集中在西安、昆明、广州、南京、镇江等地，有的雕版至今仍保存着。

中国最早的木雕版印刷的《古兰经》，是同治元年（1862年）杜文秀在大理刊刻的《宝命真经》，线装30卷，每册28至29页，浅蓝布裱糊硬书壳。该经雕版后毁于战火，现幸存有一部原版印刷本。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云南著名经师马联元倡议第二次板刻《宝命真经》，在昆明南城清真寺组成“刻经处”，，由书法家田家陪阿洪执笔书写，雇佣四川刻工32人，历时3年完工。板刻《宝命真经》三十卷，印刷与装帧采用古典工艺，质朴典雅，古香古色，初板发行一千多部，广东、上海、南京、北平、大西北以及泰国、缅甸等地穆斯林都踊跃邮购，每部售价纹银二两八钱。穷寺可自备纸张、油墨，借板印刷，不取分文，在于推广普及，开展正常宗教活动。这部木雕版《宝命真经》，共分30卷，946块雕版，3570页，至今完整无损地保存在昆明南城清真寺。除《宝命真经》木雕版外，该清真寺还保存着其他130余种经籍的木雕版，其中70余种保存完整。

清末木雕版《宝命真经》

成都宝真堂是清代兴起并持续到民国时期的一个著名的伊斯兰教经籍刻印机构。清康熙年间，成都已成为四川乃至西南地区一个经堂教育中心，其中以皇城清真寺为最。道光年间，有陕西汉中回民马大恩先后刊刻刘智著作等汉文典籍，其木刻经版遭火灾焚毁，其弟子成都回民马品石继承其遗志，在成都重新刊刻汉文经著。此后成都回民刊刻经典蔚然成风，先后有王占超、冶世俊、马长青、余海亭、马云帆、马晋锡、周作祯等参与此事业，其中以余海亭等创办的“宝真堂”最为著名。余海亭原为汉族，后皈依伊斯兰教，练就一手漂亮的阿拉伯文书法，并成为有名的厨师，开办“长发园”饭馆。清同治年间，他将饭馆交与长子余海洲经营，自己与王占超、冶世俊、马长青、马云帆、马晋锡等集资创办了“宝真堂”经书刻印社，后来由他独自经营。经费不足时，他曾变卖妻子、儿媳的首饰；也曾全家参与经典的印刷、装订工作，并且都是做了小净之后才动手；他也曾奔波千里寻求各种经籍版本，带回刊刻；还曾亲手抄写、装裱《古兰经》三部，译有《汉文赫厅》等。斯人虽逝，但其刊刻、抄写的经典至今仍存，见证着四川回族伊斯兰教史上最为虔诚、辉煌和令人神往的一幕。他的儿子余海洲继承父志，继续惨淡经营“宝真堂”。1929年，余海洲以七旬高龄赴麦加朝觐，于圣地归真，获得了完满的结局。他临行前将书版、经籍交付中国回教俱进会四川支部，至今仍保存在四川成都皇城清真寺，其刻板计有二千二百四十多块。余氏父子不计收益，以家财支撑刻经事业数十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