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信息需求调查与分析

教育信息需求调查与分析

虽然学生及其家长、教师、教育管理人员、教育研究人员以及社会公众都有权利了解教育，但由于群体之间存在差异，不同群体想了解的教育问题不一样，甚至群体内部也存在个体信息需求差异。了解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是提高教育信息公开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前提。

家长的教育信息需求

教育的直接服务对象是学生，教育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对于未成年的中小学生而言，他们的很多活动都是由他们的监护人（主要是家长）来代理进行。所以，家长的教育信息需求更为理性与成熟。为了了解中小学家长的教育信息需求状况，我们选取了北京市海淀区（城区）的一所私立学校和房山区（远郊区）的一所普通公立学校进行小型的问卷调查。其中在海淀区发放问卷92份，回收有效问卷80份；在房山区发放问卷115份，回收有效问卷108份。问卷简单地列举了46项教育信息（表2.1），由家长自己选择他最关心的5项信息，他认为最容易获得的5项信息，以及他认为最难得到的5项信息。

表2.1　46项教育信息

续表

1.家长最关心的信息

由于我国的教育信息系统从上到下主要分为四级:国家级、省（市）级、地（市）县级和学校级⁽¹⁾。为了调查之后能够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在统计分析时根据北京市的具体情况把这46项信息分为国家级、市级、区县级和学校级。对调查结果的整体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家长对学校级别的信息最为关心，在最关心的13项信息当中，其中有9项属于学校信息（如表2.2）。除了学校信息以外，其余4项信息主要是当前的教育热点和难点等问题，如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教育乱收费、教育经费问题和重大的教育事件。

表2.2　家长最关心的教育信息

而在学校级别的信息当中，学生成绩与升学情况位居榜首、最受瞩目。这说明在当前这种“喊素质教育口号，走应试教育老路”的教育改革中，升学与考试仍然是教育最大的使命。家长对孩子与教育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考试成绩方面。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家长对学校的安全状况也比较关心。一方面是由于孩子还处于未成年状况，身体各方面都容易受到伤害，因此需要格外受到保护；另一方面是由于媒体上时有报道学校发生安全事故，如学生中毒、各种暴力事件等，这些也增加了家长对学校安全状况的关注。

进一步对郊区与城区家长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在某些基本信息方面，双方都比较关心，如学校的基本情况、学校的教师情况、学生考试成绩与升学情况、高校招生与考试改革等。但郊区家长对于教育收费问题、教育经费问题、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问题，比城区家长更为关注。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家长的生活水平较低，因此对于钱的问题比较敏感。而对于城区家长来说，他们能够为孩子选择私立学校，说明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并不十分关心收费与经费问题。城区家长对于学校的财务状况、学校的重大决策以及教师的违规违纪事件更为关注，这说明城区家长对学校事务更具有监督与参与意识（表2.3）。这个结论同样也可以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中得到佐证。如美国的Mark Schneider及其同事对美国的四个学区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在纽约城（城区，生活水平低），参加教育讨论会的平均数是1.2，众数为0。与此相反，在新泽西（郊区，生活水平高），平均数为1.95，众数为3（表2.4）。⁽²⁾这说明家长的受教育水平与生活水平会影响其对学校事务参与的积极性。

表2.3　郊区与城区家长在信息关心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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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纽约和新泽西参与教育讨论的家长情况

关于家长对学校信息的需求方面，国外也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查家长在进行择校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家长的信息需求。美国在1988年的《公共政策论坛》中报道了电话采访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家长的结果，并列出了家长希望了解哪些重要信息（表2.5）。从这个表可看出，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学校时，最关心的是教师的资格与学校的财政，而学生的种族与经济背景并没有受到家长的重视。⁽³⁾此后，纽约州立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于2001年9月到11月对华盛顿特区的大约1000名家长进行了电话调查，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表2.5　家长想了解哪些学校信息？（美国）

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民营化研究中心的Mark Schneider教授及其同事采用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并得出了与上述报告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通过监测家长在网络上搜索信息的行为，来分析和总结家长最关心哪些信息。他们监测的网站是DCSchoolsearch.com，家长通过该网站，可搜索到哥伦比亚地区所有的公立学校和30多所特许学校的信息，包括地理位置、考试分数、学生的人口统计情况、学校理念、课程等。一些核心的信息，如考试分数与学生的人口统计情况，每所学校都会提供，但有些信息，如校外活动等，各所学校提供的信息参差不齐。通过这种方法来研究，不仅成本较低，而且不受很多制度的约束。该网站要求人们搜索信息之前要进行相关资料的登记，包括身份（家长、学生或其他）、受教育水平、使用网络的频率、在何处上网等（家、单位、学校等）。监测时间从1999年11月到2000年6月，共有2300多人浏览了该网站，其中60%是家长，10%是学生，剩下的包括学校官员、居民和教育研究者等。该研究主要对家长搜索信息的行为进行了分析。

该调查通过监测家长搜索信息时最初输入的五个关键词来进行，因为越先输入的词越能反映家长的信息需求，越往后的信息对家长的重要性越低。监测结果表明，超过30%的家长在最初的五步当中会搜索学生的人口统计情况，而且家长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对这一因素的搜索频率越高，而在电话调查中，只有不到5%的家长认为学生的种族和经济背景很重要。与此相反，在电话调查中受到多数家长重视的教师资格，在网络监测当中却发现很少人搜索那部分信息，考试分数与课程、还有学校地理位置反而更受重视，因为地理位置也在某个方面反映了学生的人口统计特征。⁽⁴⁾

2.家长认为最容易得到的信息

在这46项信息当中，家长认为学校信息最容易得到。在所选的10项最容易得到的信息中，除了A1全国性教育法规与政策和A9全国重大的教育事件外，其余8项均属于学校层次的信息（表2.6）。这可能与家长所关心的信息范围有很大关系。家长因为关心这些信息，才会使用各种途径去获取这些信息，在获取的过程中会发现，这些信息是公开的。而对于那些家长根本不关心的信息来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信息的存在，所以也就无从知晓这些信息是否公开，因此在答卷时自然不会选择这些题项。

表2.6　家长认为最容易得到的信息

在进一步对郊区与城区家长进行比较分析时，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是由于虽然两者在关心的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他们各自所关心的信息实际上并没有公开，这同样使他们无法获得这些信息。这一点可在后面的统计分析中得到验证。

3.家长认为最难获得的信息

调查统计分析表明，家长认为比较难获得的信息分散于各个层次，但主要集中于这几个方面:经费问题、决策问题、招标问题和择校问题（表2.7）。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我国一直在倡导并在不断改进的敏感问题，如要求财务公开、决策透明、公开招标等。但这个改进的过程似乎过于缓慢，所取得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有所学校的科研处长曾说，即使对于他们这样的学校中层干部来说，学校的一些决策也完全由院领导说了算，什么教代会之类的，都是摆设，领导的决策只要拿到会上宣布一下就定了，所谓的民主参与和科学决策都是空话。更不用说一般的老师和其他人员了。

表2.7　家长认为最难得到的信息

4.影响家长教育信息需求与获取的因素

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笔者还与一些家长进行深度访谈，结合问卷调查与访谈结果来看，在我国，影响家长对教育信息的需求与获取的因素有四方面:利益、意识、能力、渠道。

1）利益。从理论上来说，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把部分教育权利委托给学校，家长就不再是学校事务的局外人，而是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有密切利益关联的局内人，学校的发展状况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孩子的受教育状况，从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出发，他们需要关注学校各方面的信息。问卷调查显示家长最关心学校层次的信息，但在学校方方面面的信息当中，家长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孩子的学习成绩上，以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任课教师等，而对于学校的发展规划、财务状况、学校管理、校长的办学理念等并不十分关心。笔者最初认为家长对学校事务的关心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家长的素质决定，但通过与家长的深度访谈后发现，虽然家长的素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长对学校事务的关心程度，但最关键的还是家长们普遍认为学校其他事务与自已的孩子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笔者有一位好朋友，硕士毕业，现在一教育研究所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她有一女儿在读初中。我本以为这种特殊的专业背景会让她对孩子学校的情况更为关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只要我的孩子在学校身心健康，成绩优良就行了，至于学校的发展状况、财务状况之类的事情不是我们家长应该关心的，这些事情学校自己就会解决好。”这是这位家长的原话。有些家长则从最原始的成本收益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关心学校的发展情况，也希望了解学校方方面面的情况，但我们天天上班，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事。再说，知道了又怎样？我们又不能给人家提意见，我们又不懂教育，意见提得不好，学校记恨我们，找孩子的麻烦怎么办？”还有一位家长，费了好大的力气，花了好几万块钱才把孩子送进一所比较好的学校，当问到是否想知道学校收的择校费怎么花费时，家长表示无所谓。“钱是我们自愿掏的，而且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钱花出去，孩子能进这学校已经很满足了，还敢要求更多？反正这些钱怎么花和我孩子也没什么关系。”从访谈情况来看，家长只想了解那些与自身孩子有直接关系的信息，至于学校的其他事情他们认为并不重要。

2）意识。在现代社会中，让更多的人获享更多的权利，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理想。而获享权利的前提是立法对权利的确认和主体对权利的认知和主张。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只有当公民意识到其权利应当给予保障时才可能为立法所确认，也只有当公民主张其权利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因此，权利的真正实现，有赖于权利意识的支持，没有权利意识，就不会有权利的真正实现。所谓权利意识，是指人们对于权利义务的认知、理解及态度，是人们对实现其权利的方式的选择，以及当其权利受到损害时，以何种手段予以补救的一种心理反应。权利意识首先表现为公民认知权利的意识，即公民不仅主观上意识到权利的存在，而且对权利有正确的认识；不仅知晓自己依法享有哪些权利，而且清楚享有这些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其次表现为公民主张权利的意识，即公民知道如何在法律赋予的权能范围内自由地主张自己的权利，知道如何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里所说的意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是否意识到自己享有教育知情权，二是是否有意识地去实现教育知情权。关于“你（家长）认为自己有权利了解学校的各种情况吗？”这个问题，少数家长明确回答“有”，多数家长表示“不太清楚”或“没想过这个问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有权利了解学校”，回答主要是“我们花钱送孩子上学”、“我们孩子在这个学校读书”。从这些回答来看，多数家长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知情权，即使意识到了也只停留于对教育知情权的朦胧意识，并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上意识到教育知情权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关于“你会主动向学校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吗？”这个问题，多数家长表示在孩子进学校前，会对学校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收费、管理制度等各方面的情况作大概的了解，但孩子进了这个学校以后，一般只询问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在学校的表现如何，其他的事情，即使想知道也不会主动去问，最多会私底下议论议论。“比如各种收费问题，学校总有各种明目收钱，很想知道学校收这些到底干什么用，但一般不会去学校问，因为别的学生同样交钱，也没有家长去过问，我要是找学校去问，学校会觉得我多事，闹不好会得罪学校。”在家长看来，虽然隐约觉得自己享有教育知情权，但真要实现这种权利，却又存在很多顾虑。一方面对学校存在敬畏心理，习惯了执行学校的各项要求。家长普遍认为向学校询问是对学校的不信任，是与学校为敌，会把关系闹僵，而没有意识到知情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监督、参与和改进学校管理与质量。另一方面存在从众心理，不愿当“出头鸟”，希望规避风险。认为自己碰到的问题别的家长也存在，既然别的家长都选择沉默，自己何必多事。从更深层次来看，则是中国几千年的“服从型”政治文化，造成家长对自身权利认识薄弱，习惯了被动地接受学校信息，缺乏主动获取和利用教育信息的意识。

3）能力。能力是指家长获取信息的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获得原始信息的能力，二是从这些原始信息当中挖掘深层次信息的能力。获得原始信息的能力是指人们通过利用一定的信息技术获取信息的能力，是人们能够利用信息的最基本能力。主要包括信息的搜集能力和选择能力。信息搜集能力，指掌握一定的信息检索的方法，运用基础的信息技术，获取信息的能力。信息选择能力是在搜集好的信息中进行有目的、有效率的选择。在获取信息方面，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还是以前面那位朋友为例，她的女儿在2006年小升中时考入了北京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而且是超出了朋友的期望），当问及当时取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时，她感叹掌握有价值的信息太重要了。由于择校考试是违背政策的，所有的学校都不会把这种信息堂而皇之的公开，必须自己亲自到想报考的学校现场去索取，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活动（很多学校通过这种方式来选拔学生），参加学校针对家长的现场发布会，通过熟人打听消息，上网浏览学校的网页等。但仅仅获得这些原始信息还不够，还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了解学校的文化和价值取向，明白学校到底想招什么样的学生，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做准备，在面试时打有准备之战。朋友同时还提到她孩子的一名同班同学，尽管非常的优秀，但最后却去了一所非常普通的中学。关键的原因是孩子的家长是普通的工人，在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方面缺乏能力，根本不知道如何着手，最终让孩子错失良机。我的朋友很为这孩子惋惜。在前面的问卷调查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郊区家长把无法获得信息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信息没有公开和自己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而城区家长则把原因主要归结为获取这些信息需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

4）渠道。在信息社会中，能否充分地利用各种获取信息的途径，对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非常重要。因此，在本次调查中，列举了六种途径供家长选择:电视、报纸、广播、网络、书籍和人际传播。调查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传统媒介仍然是家长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其中88.3%的人选择了电视、60.6%的人选择了报纸、46.8%的人选择了广播、36.2%的人选择了人际传播、而选择网络和书籍的分别是31.9%和13.8%（图2.1）。电视成为家长获取信息的最重要的途径，而网络则并没有发挥其在信息社会当中应有的显著作用。

进一步对郊区和城区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不同区域的家长在获取信息的途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图2.2）。电视、广播和报纸成为郊区家长的三大主要途径，其中选择电视的家长高达94.40%。而且人际传播也成为郊区家长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占46.30%），而城区家长只有20.50%。与郊区家长相比，城区家长获取信息的三大主要途径是电视、报纸和网络，而且这三种途径所占比例比较接近，分别是79.50%、71.80%和66.70%。也就是说网络已经成为城区家长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而郊区家长选择网络的只占5.56%。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家长的受教育水平与生活水平的不同，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家长是否掌握一定的知识与技能，来运用网络这种现代化的手段获取信息；而生活水平的高低则会影响家长能否有能力来购买电脑和相关设备，以及支付上网的费用。这个调查结果与国内外的其他一些相关调查结果也是相一致的。

图2.1　家长获取信息的途径分布

图2.2　郊区与城区家长在获取信息的途径方面存在的差异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表明，在上网的人群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占网民总数的56.5%，而高中以下的仅占12.9%，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状态。⁽⁵⁾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民营化研究中心的Mark Schneider教授及其同事对登陆DCSchoolsearch.com网站（通过该网站能够搜索到哥伦比亚地区所有公立学校与特许学校的材料）的家长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进入该网站获取信息的家长，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⁶⁾

生活水平对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选择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随着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人们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加大。据联合国秘书处称，发达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只有16%，但上网的人数却占全球的90%，在世界上最贫穷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只有0.3%的人口有机会接触到互联网，曼哈顿的电脑主机比整个非洲所拥有的数量还要多。⁽⁷⁾在我国，据2002年12月CNNIC公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的分布情况是:广东9.5%、江苏8.1%、上海7.1%、北京6.6%、山东6.5%；而青海、宁夏、海南、西藏、贵州五省的网民总数仅占全国的1.9%。⁽⁸⁾Mark Schneider教授对进入DCSchoolsearch.com网站的家长进行监测后发现，多数家长是在家中上网获取信息，这就需要花费购买和维修电脑的费用，向提供商支付网络服务费，或长期占用一条电话线的费用，而失业人员和工作场所无电脑的人员则无法上网。⁽⁹⁾

就笔者所调查的房山区某中学而言，由于地理位置较偏，经济发展较落后，离市区非常远，除了学校为了配合计算机教学购买了一批电脑外，家庭拥有电脑数极少。即使是该学校的教师，购买了电脑和会熟练用电脑的人也非常少，更不用说受教育水平低和家庭收入也低的学生家长。对于处于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学生家长来说，人际传播就成为其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这里所指的人际传播包括邻居、亲朋好友、同事，还有教师。但这个调查结果似乎与Mark Schneider教授的调查结论相矛盾。Mark Schneider教授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家长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他们对信息资源的依赖性越低。受教育水平高的家长主要依靠他们的朋友（人际传播）来提供有关学校的信息。他们发现其他的信息来源没什么用，尤其是媒体中的正规信息来源。与此相反，受教育水平低的家长使用更多不同的信息来源，而且对正规信息渠道的依赖要高。原因是受教育水平高的家长有丰富的社会网络，而受教育水平低的家长并没有丰富的信息网络。⁽¹⁰⁾但仔细对比两个研究结果会发现它们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因为，我所调查的郊区家长依靠人际传播途径来获取的信息，只是一些普通的、基本的和常见的信息。而Mark Schneider教授所说的信息，则是一些比较深入的、细致的、甚至不为一般人所知的内幕信息。对于这样一些信息，自然无法通过一些正规的传播渠道来获得。而且也只有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才能有能力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来获取。而对于我国的郊区学生家长来说，对于一些基本的信息，还仍然无法充分利用各种传播途径来获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人际传播。

5.家长对目前教育信息公开状况的看法

在对家长进行调查时，还调查了家长对目前教育信息公开状况的整体看法。调查结果表明，69.10%的家长认为信息公开程度不够，该公开的信息没有公开，尤其是负面信息，报喜不报忧；52.10%的家长认为信息公开的时间不及时，总是延迟公开；51.10%的家长认为公开的渠道过于单一，无法便捷地获取信息；30.90%的家长认为公开的信息不真实，弄虚作假现象严重；29.80%的家长认为信息公开不规范，由政府部门说了算，随意性太强；26.60%的家长认为大量信息零散地分布在不同的部门，难以获得全面信息；而只有7.40%的人认为教育部门在公开信息时把不该公开的信息公开了，泄露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图2.3）。所以，教育部门在信息公开当中存在的最大问题还是公开程度不够。

图2.3　家长对教育信息公开状况的看法

教育工作者的信息需求

教育工作者的教育信息需求调查对象是中小学教师、中小学校长、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教育研究人员。调查对象来自全国各地。调查中共发放问卷167份，回收问卷154份，其中有效问卷148份。调查方法采用了五点量表法，问卷中列举了52项教育信息，针对每一项教育信息，要求调查对象从两个方面来作答，一是对该信息的关心程度（从5到1，5为关心程度最高，1为关心程度最低），二是认为该信息目前的公开程度如何（从5到1，5为公开程度最高，1为公开程度最低）。为了便于统计分析，我把这52项教育信息归为13类信息（见表2.8）。

表2.8　对各项教育信息的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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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工作者最关心的信息

首先对各类教育信息进行分类加总，得出每类教育信息的一般描述统计情况。再根据每类教育信息所涉及的题项数，得出各类教育信息的平均得分。从整体上对调查对象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调查对象对教育信息的关心程度普遍较高，平均关心程度达到3.7627，而他们认为目前教育信息的公开程度普遍较低，平均公开程度只有2.6232，关心程度与公开程度相差一个等级之多（表2.9）。这说明调查对象对目前的教育信息公开程度普遍感到不满意。

从图2.4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各类教育信息的关心程度方面，对教师信息的关心程度最高，平均分达到了4.3282，其次是教育收费，平均分是4.1531，然后是教育负面事件，平均分达4.1020，而留学教育与高校信息所受到的关心程度最低，分别是3.0850和3.4388。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人们普遍关心两类信息:

表2.9　各类教育信息的平均得分

图2.4　对各类教育信息的关心程度

1）与自身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什么社会，无论什么环境，人类社会生活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客观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利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由这个中心衍化出来的。⁽¹¹⁾利益是个人行动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当然，这种利益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也包括与物质利益相关联的精神利益。由于利益相关性不同，人们对事务的积极性也大不相同。当“事不关己”时，人们往往“高高挂起”。比如，长春市政府拟于2005年1月17日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打算邀请80位市民旁听。政府这一政务公开的举措，本以为会吸引市民踊跃参与，没想到，两天时间内，报名人数只占计划人数的50%，且多为离退休人员。记者就此情况采访了一些人员，其中多数人表示会议的内容离他们的工作、生活太远，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¹²⁾在对教育信息关心程度的调查中也同样反映了这一趋向。由于教师的招聘、教师的职称评定与职务晋升、教师的流动、教师的待遇以及教师的考核不仅与每个教师密切相关，而且也是学校校长及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同时也是教育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因此，相对其他信息而言，教师信息与这四类群体的利益相关性都比较高，从而受到的关心程度也最高。而高校信息与留学教育则与中小学教师、校长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密切程度较低，因而受到的关心程度也较低。

2）教育热点问题，如教育收费问题、教育负面事件等。曾有一项调查，以“不限选”的方式征询读者最希望从报纸上读到哪方面的报道内容，结果显示，有66.9%的人希望读到“热点人物或热点事件”，居第一。⁽¹³⁾人们之所以喜欢热点问题，一是因为许多热点问题都与人们的生活、命运或与一个民族、国家的前景休戚相关。二是热点问题就是那些受到人们广泛关注、议论的话题。既然大家都有关注、议论，那些还没有关注、没有议论的任何个人，一方面他不能不受大家都关注、议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从众心理”的压力也使他不得不关注与参与讨论。⁽¹⁴⁾也就是说，热点问题虽然并不一定与人们有直接的关系，但却与整个社会有关或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而且热点问题往往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会在短时间内被社会上的各种媒体所大量引用，进而成为社会公众议论的热点话题，因此受到的关注度比较高。教育收费问题与教育负面事件也是如此，这些问题关系到教育界的廉政与形象，因此备受关注。

本调查采用了独立样本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方法（One-Way ANOVA），对不同群体进行分类统计，看看他们对教育信息的关心程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统计结果表明，不同群体对教育信息的总体关心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调查所涉及的样本较小，无法反映出不同群体之间的显著差异，另一方面说明这些群体存在很大的同质性。

但对各类教育信息的具体分析可看出，不同群体对不同类型的教育信息的关心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图2.5）。在教育政策与法规类信息、教育行政信息、学校基本情况、教育收费、义务教育、教育负面事件、招生与升学信息中，中小学校长的关心程度最高，而且在这四类群体中，校长对教育信息的关心程度最高，平均数达3.8257。这可能是由于校长所处的职位所决定，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管理者与决策者，他必须熟悉学校方方面面的情况。另外校长作为教育政策的执行者，他必须与教育行政部门保持良好的联系，与社会各界保持良好的沟通，这也要求他们关心更多的事务。在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教育研究课题、留学教育与高校信息中，教育研究人员的关心程度最高，这几类信息与调查对象的工作与生活并无直接关系，教育研究人员关心这些信息主要是出于研究的兴趣。而在教师信息方面，中小学教师的关心程度最高，因为这类信息直接关系到教师的切身利益。

图2.5　不同群体对各类教育信息关心程度的差异分析

2.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信息公开的认识

就调查对象对各类教育信息公开情况的认识而言，统计结果表明，他们认为教育收费政策信息的公开程度最高，平均分达3.0417，其次是教师信息（2.9811）、招生与升学信息（2.8883）。而信息公开程度最低的则是教育经费问题，平均分只有2.0722（图2.6）。为什么会认为教育收费信息公开程度最高呢？因为早在2002年5月27日，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就联合制定了《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该制度规定，凡按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制定的教育收费，包括义务教育学校的杂费、借读费、住宿费和非义务教育学校的学费、住宿费等学校所有的收费，均应实行公示制度。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批准机关及文号）、收费范围、计费单位、投诉电话等。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收费减免的政策也应进行公示。学校要在校内通过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方式，向学生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内容。学校在招生简章中要注明有关收费项目和标准。在开学时或学期结束后，通过收费报告单等方式向学生家长报告本学期学校收费情况，让学生家长了解学校的实际收费与规定的收费是否一致。该制度公布以后，多数学校都实行了教育收费公示。如北京市截止到2002年9月30日，全市7869所院校，有7161所完成了教育收费公示牌的设立，占全市院校总数的91%，其中中小学全部完成，共发放公示卡180万张。⁽¹⁵⁾而且有的学校还明确提出“凡是未公示的收费，学生都可以拒交”，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教育收费的公开程度。当然，这里所指的教育收费信息，仅限于教育收费的标准、项目、依据与用途等规定性东西，而并没有涉及教育收费的实际行为。比如，国家明文规定高中择校实行三限，即限分数、限人数和限钱数。对于这样一些规定，媒体大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可谓人人知晓，但到了实际操作的时候，又有几人了解内幕？我曾亲耳听一教育部门官员谈论某家长为把孩子送进当地有名的附中，给该附中捐献了15台笔记本电脑。这样的收费信息能说是公开透明吗？

图2.6　各类教育信息的公开程度

而教育经费的投入与使用信息被人们认为是公开程度最低，则是因为教育界挪用教育经费、贪污腐败事件不断发生。如2003年10月至2004年1月，审计署组织17个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对17个省（区、市）的50个县（市、区）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及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调查。审计调查发现挤占挪用教育资金问题依然存在，43个县地方政府及财政、税务、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挤占、挪用、滞留各类教育资金4.45亿元。⁽¹⁶⁾还有，广东省吴川市教育局及所属17个教办在2002年初至2003年6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¹⁷⁾出现此类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务不透明，教育经费都花到了何处根本无人知晓更无人监督。

3.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信息的关心程度与教育信息的公开程度呈正相关

人们对教育信息的关心程度与信息的公开程度是否存在相关性呢？对此，我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关心程度与公开程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37。也就是说，关心程度比较高的信息，公开程度也高，反之亦然。当然，这里所指的公开程度并不是实际的公开程度，而是调查对象对实际公开程度的一种主观认识。主观认识可能如实反映客观现实，也可能与客观现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在这里，我把这种主观认识等同于客观现实。为什么会做这种假设呢？因为，一切客观现实只有引起人的关注与能动作用才具有根本意义。如果信息公开了，但公开的方式或方法有问题，根本不会引起人的关注和被人们所利用，那么这种公开也是有问题的。

关心程度与公开程度存在正相关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因为关心某些信息，人们就会特意去搜寻和关注这些信息，搜寻的结果往往会让人发现，原来这些信息早就公开了，只是自己一直没有注意罢了。所以，关心程度较高的信息，公开程度也较高。相反，如果我们对某些事情毫不关心，就会出现“熟视无睹”的情形，忽视它的存在，误以为它不存在。关心程度较低的信息，公开程度也较低。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某些问题都较为关心，社会的舆论也较大，这样就会对政府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在压力之下，迫使政府增加这些信息的透明度。其次，因为某些信息得到了广泛的公开，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各种教育负面事件，包括高考舞弊、招生丑闻、学校安全事故等，在以前往往是不对外公开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此类事件的存在，所以并不关心。现在，这类负面事件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内向社会公开，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如国家审计结果以前并不公开，公众也并不知道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2002年审计署根据《审计法》颁布了“审计结果公告试行办法”，2003年，审计署向社会公布了非典专项资金审计结果，2004年又发布了7个审计公告。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媒体更是用“审计风暴”来形容这一举措。而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更是成为了2004年度经济人物。

4.教育工作者对待教育信息的不同态度

在对教育工作人员的信息需求进行基本的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对不同的人群进行了深度访谈，发现不同的群体在对待宏观教育信息方面都有比较高的关注度和关注热情，希望能够了解各方面的教育情况。但对本单位的各种教育信息的关注却存在很大的区别，主要是态度方面。普通的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包括学校管理人员和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有一定职位的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对教育信息的关注态度有根本的区别，而在普通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群体中也存在个体差异。

在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中除了大量的普通教师和管理人员外，还有一小部分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统称为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包括中小学的主任、年级组长和校长（书记），高校管理岗中的处级以上干部、教学岗中的系主任、教学副主任，科研岗的所长、副所长等。这类人对单位的各项事务普遍抱有极高的热情和关注度。首先，主观上，这些人对单位、对自己都有相当的认同度，把自己看作组织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因此能够积极的了解和参与单位的各项事务。其次，客观上，由于这部分人都是部门的领导，需要对部门的事务负责，而任何部门的事务都与组织中的其他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促使这些人与其他部门进行积极的沟通，尽量通晓组织的全部事务。最后，由于这部分人处于单位的领导甚至核心层，享有一定的权力，拥有相当的便利条件去获取信息。如组织中的很多会议都是面向中层以上干部召开，而领导阶层之间的私人交往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渠道。

普通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在对待本单位的教育事务方面存在以下几种态度:积极关心、利益关心、无可奈何、淡漠麻木、猜疑抵制。这五种态度存在于不同的人群中，存在于人的不同发展阶段中，也存在于对待不同事情中。

1）积极关心。积极关心者一般具有以下特征之一:①对本单位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类人一般把自己作为组织单元的一个小分子，并以此为骄傲和自豪，如在名牌大学和中小学工作的教职工，了解单位的信息越多，对外炫耀的资本就越多。他们常把自己的发展与单位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单位发展好了，自己才能发展更好。②对自身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这类人对组织的认同度不一定高，但他们一般把这里当作事业的起点（甚至终点），因此他们需要了解学校方方面面的情况，以捕捉到自己发展的机会。③刚到单位工作。这类人一般是刚毕业到单位工作，对单位的一切都觉新鲜和好奇，希望尽可能多的掌握信息，以此尽快地融入到组织当中去，同时找准自己的定位和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④对于任何事情都具有高度热情和关注度。这类人属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者，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者气质。积极关心者在普通教师与教育管理人员当中所占比重并不多。

2）利益关心。利益关心者占绝大多数。职称评定、工资待遇、住房分配与补贴、继续教育、学生评教、课题申报和学术交流（主要是高校教师）等关系教师切身利益的事情从来都是教师关注的焦点，甚至由于利益之争而发生矛盾与冲突。而职务晋升、工资待遇、住房分配与补贴、岗位职责权力等则是教育管理人员关注的焦点。而对于那些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密切的事务，如学校（或所管辖区域）的整体发展状况、发展规划、财务状况、基建承包，其他部门的工作状况等并不关心。如关于学校经费这样敏感的问题，很多教师都并不关心。“校长有时候也给我们说，比如购微机花了多少钱等，学校也有校务公开栏。说老实话我们也不太关心这些。学校一年有多少钱我们不知道，除国家拨款外，还有一些创收，但学校出租房屋等租金多少我们不知道。老师之间很少涉及这些话题，我们还是关心工资等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学校有多少钱，和我有什么关系，不用来给我们发工资或福利，钱多钱少还不都一样。”⁽¹⁸⁾

3）无可奈何。无可奈何者是指那些对教育（学校）发展抱有很大的热情，但由于自身所处位置却没有渠道来了解详细的信息，从而感到无可奈何，甚至转化为淡漠麻木。有一位在高校教务处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教师，由于其所学专业为教育管理，刚到单位就感觉到学校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教学管理也极其不规范，她希望通过了解学校方方面面的情况，来找出问题的症结，提出相应的策略，从而改进学校的工作。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在这个学校当中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教学管理人员，领导只需要她把自己的工作干好就行了，根本不希望她提什么改进策略。而且她还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途径去了解学校发展当中比较关键的信息，学校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一般都是在中层干部会上（甚至更小更高层的范围）公布。另外，她有时和同事提到大家应该多了解学校，才能更好地工作，同事们很不以为然，还讽刺她说“管那么多闲事干吗？等你当了领导就有资格去了解了。”

4）淡漠麻木。淡漠麻木者也占有相当的比例，一般具有以下特征之一:①认为一切由领导决定，自己的关注并不能改变什么。这类人一般认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其他事情都由领导说了算，自己知道那么多也没有什么意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把自己置于旁观者的位置。而且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了还好，知道了更烦心，说不定还会给自己惹麻烦。有一位负责经费报销和资产清查工作的老师说，“要是外面知道我们部门的经费是怎么花的，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我，因为在我们部门除了领导，只有我知道经费的去处，领导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领导有几台笔记本电脑，别人都不知道，因为明的是部门的资产，实际上都在领导个人手里。”②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作第二职业，而把第二职业当作本职工作。这类人一般把所在的单位当作“提供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地方”，而把校外当作“事业发展的大舞台”。他们对单位内的一切事情都不关心，甚至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也不关心，因为这点利益相对于他的大事业来说算不得什么。③对任何事情都比较淡漠。

5）抵制猜疑。这类人对单位的现状感到极大的不满与失望，且对自己的发展前途不抱什么希望。笔者曾询问一教师年底评优的事，想了解她们部门是如何评优以及谁是优秀，没想到她一脸的不屑，回答说“不知道，管他谁是优秀呢，反正轮不着我，开会的时候我都没来”。也许是评优程序的不公正伤害了这位教师了解和参与学校事务的积极性，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她对学校及自身的定位。这位老师来学校工作四年多了，由于性格比较直，不会事事都顺着领导的意图，因此得不到领导的赏识，工作部门换了好几个，她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没有什么发展，一直在准备考取博士，以另谋出路。另外这个学校的整体发展状况也令她深深的失望。她拒绝去了解学校，拒绝去参与学校活动，因为她觉得了解越多、参与越多，失望就越多。但她在拒绝以正规渠道了解与参与的同时，却在内心深处不断地猜疑和推测，“肯定是某某老师得了优秀，他平时最喜欢拍领导马屁了。”表面的拒绝隐藏着深深的失望与猜疑。

美国政治学家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中写道:“处在一个政治体系之内的个人，对政治生活的关心并不完全相等。有些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其他人则深深地卷入了政治。甚至在那些深深卷入政治的人中，只有一些人积极地谋求权力。在谋求权力的人中间，有的人比别人得到了更多的权力。”并进而分析说:“人们为什么不愿介入政治，似乎有这样几个理由:①如果你认为同可以期望从其他活动中得到的报酬相比，从政治介入中得到的报酬价值较低，你就不大可能介入政治。②如果你认为你所面临的各项选择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差异，因此你的所作所为就无足轻重，那么你就不大会介入政治了。③如果你认为你的所作所为无足轻重，因为你无论如何不能有效地改变结果，那你就不会介入政治了。④如果你认为没有你的介入，结局也会相当满意，你就不大会介入政治。⑤如果你觉得你的知识太有限了，不能有所作为，你就不大会介入政治。⑥最后，你遇到的障碍越大，你就越不大会介入政治。”

达尔的分析可谓至理之言，在任何社会中，尽管从主观上讲，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对民主发生兴趣，或介入民主活动。但是当民主还不能成为人们的必然要求时，人们的政治参与就可能发生分化，就会既存在政治冷漠，同时又存在政治狂热。达尔的这段精辟入理的分析同样可应用于教育知情权的分析。有的人对教育信息有大量的需求，而且积极地去搜索与获取。有的人也需要教育信息，却没有能力去获取。有的人却采取无动于衷，甚至抵制猜疑的态度。任何一种态度与行为选择都是在付出与所得之间衡量的结果。

【注释】

(1)张力.教育政策的信息基础——中国、新加坡、美国教育指标系统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8.

(2)Mark Schneider.Information and Choice in Educational Privatization[A].in Henry M.Levin，Privatizing Education，Westview Press，2001:78.

(3)Mark Schneider.Information and Choice in Educational Privatization[A].in Henry M.Levin，Privatizing Education，Westview Press，2001:90-91.

(4)Mark Schneider，Jack Buckley.What do parents want from schools？Evidence from the Internet[J].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Summer 2002（24）.

(5)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EB/OL].http://www.cnnic.net.cn.

(6)Mark Schneider.Ca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ologies Cross the Digital Divide to Enhance Choice and Build Stronger Schools？[M].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rivatization of Education，Columbia Teacher’s College，October 2000:26.

(7)张力，白洁.互联网与国际关系[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8)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EB/OL].http://www.cnnic.net.cn.

(9)Mark Schneider.Can Modem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ross the Digital Divide to Enhance Choice and Build Stronger Schools？[M].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rivatization of Education，Columbia Teacher’s College，October 2000:27.

(10)Mark Schneider.Information and Choice in Educational Privatization[A].in Henry M.Levin.Privatizing Education，Westview Press，2001:77.

(11)谢志平.论利益、权利、权力及其关系——人类经济活动基础的辩证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1999（3）.

(12)彭冰.长春市政府会议邀民旁听　一半名额无人问津[N].中国青年报，2005-01-16.

(13)喻国明.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95.

(14)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8-99.

(15)朱伟东.北京有7000多院校设立收费公示牌[EB/OL].http://learning.sohu.com，2002-10-24.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2004年第1号（总第02号）。

(17)漆江梅.审计署揭开广东省吴川市教育局豪食案黑幕[EB/OL].http://www.sina.com.cn，2004-11-18.

(18)本案例摘自韩保来的博士论文《学校民主管理制度研究》（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