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允许鸦片进口纳税的同时,清政府对自产鸦片也不断征收税厘。这种措施实际上为国内鸦片生产大开绿灯,使罂粟种植面积迅猛扩大,种植区域不断增加。起初,罂粟只是在西南、西北边远省份种植,至19世纪70年代以后,已扩展到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各省。随着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国内鸦片产量不断增加,并对进口鸦片产生巨大冲击,最终自产鸦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成功的”进口替代产品。据海关报告,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鸦片是进口洋货中最重要的货物,实际上要占进口总值的三分之一以上；至期末,鸦片下跌到稍过五分之一”,“毫无疑问,外国鸦片消费量的减少,是由于土产鸦片供应的增加”[138]。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鸦片生产量近60万担,是同期进口鸦片的10倍。国内鸦片产量的不断增加暗示着罂粟种植面积的大幅扩大。
鸦片课税后一些偷种地区变得公开化了,而一些原本没有种植的地方也转而种植。于是,罂粟种植便以罕见的速度很快在各地发展起来。清末姚锡光曾说：“种烟人户,以山、陕、甘、新、滇、桂、蜀、西、奉、吉等省,苏之徐州、浙之台州等府为最。”[139]在此普遍种植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具有较大规模的罂粟种植区。
1906年中国政府实行禁烟,为了解全国鸦片生产的情况,清朝度支部和海关分别于1906年和1908年进行了调查。
关于1906年中国自产鸦片量有两份文献记录,一是《政治官报》,一是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议留下的海关资料。两项资料所留下的数字见表2-16。由表可见海关资料之全国鸦片产量为《政治官报》之三倍有余。《政治官报》资料的数字偏低,中国出席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议的代表指出系因漏税低报使然。而就以上各省逐年产量资料加以评估,海关资料产量大致可信者有甘肃、江苏、东北、福建、广东、四川、云南、贵州等地；陕西省资料则可能过度高估；浙江、安徽、湖北、广西、江西等省资料则可能偏低。故加总而言,1906年海关资料可能是如上海万国禁烟会议当中的中国代表所说较为正确,但还是偏低。[140]因此,本书遂以1906年的海关估计为晚清中国鸦片生产达到顶点时产量的保守估计。虽然《政治官报》资料与海关资料所载总量非常悬殊,但其所载全国各鸦片产区以及鸦片生产省份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例却极为一致。两项资料均指出,川滇黔产区是晚清最重要的鸦片产区。该区鸦片产量占全国产量一半以上（《政治官报》为50.9%,海关资料为62.2%）。晋陕甘产区则为晚清第二大鸦片产区,其鸦片产量占全国鸦片产量的比例约为20%（《政治官报》为19.7%,海关资料为19.5%）。其次重要的鸦片产区为直鲁豫产区与苏皖浙产区,由《政治官报》算出两区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10%（苏皖浙为12.7%,直鲁豫为9.2%）,海关资料算出两区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7%（直鲁豫为7.7%,苏皖浙为6.2%）。其他产区,内蒙古无产量资料,东北产区约占3%（《政治官报》为3.9%,海关资料为2.6%）,闽粤赣、鄂湘桂、新疆则均占3%以下。外国鸦片进口量由平稳而递减,自产鸦片产量不断增加,由此可以推知鸦片的自给率呈增加趋势,有替代进口的现象发生。由各通商口岸自产鸦片替代外国进口鸦片的情况可见一斑。
对1906年以前的中国各区鸦片的产量作过全面统计的资料,有《政治官报》所记载的1905—1906年间的资料,及国际鸦片调查委员会所记载的1906年的资料（见表2-16）。此两项资料下文分别以“官报资料”和“调查资料”代称。由“官报资料”计算出1905—1906年中国鸦片产量为14.5万担,“调查资料”则谓1906年中国鸦片产量为58.5万担。“调查资料”的数目为“官报资料”的四倍有余。这两项资料的调查方法均未交代。故只有就海关十年报告等有关各区鸦片产量的零星资料与前述两项资料互相比对,以验证其正确性。
表2-16 全国鸦片产量表 （1905—1906）
续表2-16
资料来源：1.“官报资料”由《政治官报》之1905、1906两年资料算其平均数得之。根据宪政编查馆：《摺奏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463页。此资料中另有1907年产量,因不在研究时限内不予算入。此1905、1906两年之平均数与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五十五征榷二十七,页8104之1909年资料几乎完全相同,唯《续文献通考》云南、陕西、江西资料似有抄误,且是1909年资料,故舍《续文献通考》资料而取《政治官报》资料。2.“调查资料”引自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VOL.Ⅱ,P57,1909.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7页。3.*可能低估△调整过的数字。
一、西南区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
西南省区是中国土烟传统产区,而西南省区的土烟又主要产自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由于这几个省在鸦片战争前就有着种植鸦片的传统,虽几经禁种,但终究未绝迹。因而弛禁以后,在原有基础上便迅速发展起来,以致形成“云、贵、川境内之罂田,连畦接畛,种植罂粟花,借以渔利”[141]。光绪年间,英人卑柏尔游历中国,在其日记中记载：他说：“初涉湖北、四川交界之地,即见罂粟；入四川,栽种尤盛,云南则遍地皆是。计行云南数百英里,所见无非罂粟者。行程自正月至五月初,见罂粟布种,而生苗,而抽条布叶,而结蕊,而开花。通计两省之地,栽种罂粟几至三分之一。始入云南境,持枪出猎,见罂粟田中野鸭甚多。”[142]鉴于第四章对西南三省进行区域研究,在此不做赘述。
二、西北区的陕西、甘肃、山西诸省
这一区域属于后起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地。陕、甘两省是比较闭塞的地方,但在鸦片战争前也有吸食洋鸦片的记录。
据相关史料记载,郭嵩焘说甘肃鸦片生产是由四川传入。一说甘肃省引种鸦片罂粟始于道光年间,购种于陕试种成功。接着,“甘肃立刻仿种,凉州和甘州一带生产最多,品质最浓”。到咸丰时期,已开始大量种植。咸丰九年（1859年）,“罂粟花布满于陕甘各县”[143],“各县皆种矣”。[144]19世纪60年代该省鸦片除满足本地消费外,其剩余部分还向邻省输出[145]。甘肃之宁夏本是“夙称福地,产粮极广”,但到光绪初年则是“罂粟之繁滋,几遍地皆是”[146],特别是河东地区,每亩可出烟土七八十两。1872年,德国人Richtofen伯爵到达甘肃,说甘肃有鸦片输往该省以东、以西各省,而未由其他地方输入鸦片,并估计该省产烟数量为5,000担。[147]1872年,左宗棠的军队进取肃州,对暴动回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并在甘肃禁种鸦片。当时主要生产鸦片之地,据左宗棠奏报,有宁夏府（银川）、宁朔县、宁灵厅（金积）、中卫县、灵州、平罗等地,均在现今宁夏东部（当时宁夏隶属于甘肃）。回变平息之后,甘肃的鸦片生产又恢复。西人瓦格勒（W llnelm Wagner）所著《中国农书》,将四川、甘肃、陕西、山西并列为全国四大鸦片产区,罂粟种植最广。[148]1896年,按总税务司赫德估计,甘肃鸦片产量为1万担。[149]到1906年,甘肃凡有条件的地区如崦歌集、罗家川、西河川、黄茨滩等地几乎都种上了鸦片。由于种植普遍,1901年甘肃全省的罂粟种植面积达305,866亩之多,其中水地134,042.74亩,平原地88,065.53亩,山坡地83,757.73亩,[150]分布于兰州府属、甘州府属、西宁府属、平凉府属、庆阳府属、宁夏府属、凉州府属、鞏昌府属、秦州直隶州属、阶州直隶州属、泾州直隶州属、肃州直隶州属、安西直隶州属、固原直隶州属。1905—1907年,甘肃省的土产鸦片产量分别为4,818、7,988、4,142担[151]。这些数字显然低估,以如此低的产量,不可能成为四大鸦片产区之一。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甘肃当年的鸦片产量为3.4万担,这一数字似较为符合实际。清末甘肃的主要产烟地区为皋兰、永登、古浪、武威、张掖、武山、甘谷、靖远等县。其中皋兰五泉山和武威所产烟土最为出名。该省所产鸦片还拥有“西土”的美誉,与四川的“川土”、云南的“云土”一样享誉全国,和“广土”相媲美。
陕西的鸦片生产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由云南省间接传入,但具体情形不详。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称罂粟种植由甘肃传至陕、晋。当时最称上品的是“广土”,但由于广土价格很高,于是就有人从广东买来罂粟籽在陕西试种,“成绩很不差”。据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自回匪削平以后,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央,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152]福克的《西行琐录》也提及豫陕交界处的荆紫关以前产鸦片最多。[153]陕西大规模的鸦片生产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产地位于秦岭与大巴山脉之间的汉中地区。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成为陕西著名的鸦片产区。除此之外,大荔等地也都盛产罂粟,鸦片质量可与印土媲美。如在泾阳县,“罂粟之种前二三十年尚少,即有种者每村不过二三家,十数亩而已。近年来不必家种户植,而所种之地每村动辄数十亩,且有过数顷者”[154]。华州“乡民贪其利,不惜肥美之地广种植之（即指罂粟）”。到1885年前后,陕西出现了“烟苗广植,无地无之,惟其处处繁滋,遂至人人癖嗜”[155]。陕西的汉水流域,鸦片产量以汉中为多,兴安较少；汉中以府城之黄官岭所产为最,城固西乡等处次之。[156]陕西1906年种植罂粟面积估计为53万亩[157],据1905年H.B.马士的估计及1906年清廷户部的估计均在1万担左右,可能偏低。据清朝户部的调查,1906年,陕西罂粟栽种亩数为53万余亩,以亩产鸦片50两计,应有2.21万担。而清廷户部的调查,系来自地方官员的奏报,也低于实际,因此,陕西在清末的鸦片产量应在2.21万担以上。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为5万担。这一调查结果是否偏高,难以判定。[158]1906年产鸦片不下3万担,[159]由此可见,罂粟种植已成泛滥之势。
山西省罂粟种植在18世纪60年代以后（即同治年间）发展势头也极为猛烈。《清实录》记载,同治四年（1865年）晋民即多以种植鸦片为业,始而山坡地角,继之沃壤腴田,种植殆遍。在同治年间,山西的罂粟栽种已达60万亩,到光绪年间进一步增至96万亩。[160]山西的鸦片产地遍布境内各州县,光绪八年（1882年）山西巡抚张之洞考察后奏报：“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使亩无栖粮,家无储粟。”[161]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归化（在绥远）等地以产烟闻名。光绪年间一份关于山西罂粟种植的资料,揭露了当时罂粟种植情形：“省南以霍州、洪桐、赵城、汾阳、永宁、交城、文水等州县为最多,夏县、曲沃、河津、长子、长治、潞城等县次之；省北以代州、河曲、浑源、丰镇、归化、萨拉齐各厅州县为多,五原、托克托城、五台、繁峙、崞县等处次之。”[162]“太原一百七十六村,共种土药四千五百三十五亩七分；榆次一百五十村,共种土药三千零十三亩三分；交城一百四十五村,共种土药三千五百七十三亩八分；文水一百七十五村,共种土药四千三百零二亩五分；代州一百九十四村,共种土药五千零九十六亩七分；归化一百六十一村,共种土药四千八百八十五亩一分。”[163]据民国年间的山西人回顾,“在清季,咸丰年至宣统间止五十余年,人民已大受其害。光绪三年,邑遭大棂,饿殍载道,非粮价之昂,实因上地尽种罂粟,粮无来源耳。当光绪中叶,沁源全县按少数计算,种罂粟之地亩约在四百顷以上”[164]。“太行以西南渐曹、毫、徐、泗,往往种罂粟取利,旁近数百里间,颇染其俗。”[165]巡抚丁宝铨也曾说：“晋系自种自吸省份,通省百十有余属,几无处不种,以致无人不吸。”[166]虽然张之洞在晋任职期间进行了禁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南滨黄河,北抵边外,或十去八九,或十去六七”。[167]但随着张之洞调任他处,罂粟种植即死灰复燃。山西鸦片年产至少为11,620担,多时达3万担。[168]1904年全省土药税收23万两白银。[169]
西北作为中国第二大鸦片生产地区,据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的估计,上述三省生产的鸦片约有11.4万担。[170]人均占有烟土的比例很高,以1906年为例,甘陕晋三省人均占有烟土分别为7.2两、6.2两和3两,不仅都超过全国人均占有量1.5两,而且在全国20多个产烟省份中分列第2、第3和第6位。[171]
三、华东区的江苏、浙江、安徽等省
江苏鸦片生产始于何时,无资查证。同治七年（1868年）,丁日昌在江苏任巡抚时已发现宿迁、萧县、丰县等地有鸦片生产,且“种植之区,已十居其一,小民贪利,相率效尤”,因而饬令禁种。[172]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鸦片生产大幅提高。光绪年间朱之榛在《上许星叔宫保书》中道：“人指徐属几乎半植罂粟,此言固难尽信。请以少言之,十分之一种罂粟,亦可得土六千万两,是为彰明较著之说,非一己之臆断也。”[173]六千万两折合5万担,有多估之嫌疑,但不可忽视徐州鸦片的产量,尤其是徐州砀山所产鸦片,品质极佳。据《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这一时期运销上海的土产鸦片总数为1万担,其中75%是砀山鸦片,即7,500担。[174]南京的《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指出苏北的徐州1879年已有鸦片生产,1891—1900年徐州鸦片产量每年平均为5,750担,[175]见表2-17。
表2.17 徐州的鸦片产量（1891—1900） （单位：担）
资料来源：根据《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第42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江苏省的罂粟种植地区主要集中在该省西北部的徐州府。徐州属之铜山、宿迁、睢宁、邳州、丰县、沛县、萧县、砀山,淮安府属之清河、桃源、安东、海州及所属之赣榆、沭阳,[176]苏北南部的通州等均为鸦片产地。[177]至于苏南地区,则未见有栽种罂粟的记录。江苏省的鸦片产量,镇江和南京海关认为在1万～2万担之间波动,丰年产量可达2万担,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的调查为1.6万担,[178]调查资料的估计则为9,800担。
浙江省罂粟种植起步较早,以台州等府最有名。1820年在温州永嘉、乐清、平洋县,台州黄岩、仙居县即有种烟取浆、制膏售卖之事,19世纪30年代并有所发展。自1838年严禁鸦片之后,鸦片生产陷于停顿,解禁后更是如虎添翼,到19世纪60年代逐渐恢复并扩大。以台州、温州为主。温州所属五县以瑞安最多,永嘉、平阳次之,泰顺又次之。[179]又根据1868年《海关年报》得知：“浙江多少有鸦片生产的地区包括：台州府所属六县,温州之平阳、泰顺,处州之丽水、青田、缙云、景宁,宁波府之象山、奉化、鄞县、镇海、慈溪,绍兴府之余姚、上虞、新昌、嵊县,杭州府之于潜、昌化,湖州府之长兴、安吉、孝丰,以及在舟山群岛的定海。台州所产鸦片约200万两（即1,250担）,而温州产量仅为其半。”[180]《益闻录》刊文指出：“浙东台郡,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苗。”[181]《浙粤蚕桑》则云：“台州府属各县……每年所植罂粟,出浆不下数十万石。”[182]宁波府象山县最为著名,其次为台州府属之临海、黄岩、仙居、宁海,温州府属之永嘉、瑞安、乐清、平阳等县,以及严州之遂安,处州之缙云,绍兴之会稽、余姚,杭州之于潜,湖州之孝丰等县,其他地方也间有栽种。[183]除台州府外,“温州五属县,所产鸦片,以瑞安为最,永嘉、平阳、乐清次之,泰顺又次之。……通计每年出浆,约值银十余万元”[184]。温州出产的鸦片大量销往福建,并在跨地区的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185]再如宁波府的象山,绍兴府的会稽、余姚,杭州府的于潜,湖州府的孝丰等县,都是远近闻名的罂粟种植区。到19世纪70年代末止,浙江省内生产鸦片首先是台州府六个区,年产量据称可售得200万银两；其次是温州府,尤其是平阳和泰顺,生产为台州的一半；还有温州以西的处州府,以东的丽水、青田、缙云、景云四县。另外还有台州以北、宁波以南的奉化和象山,这里产量仅为台州的1/10。到19世纪80年代,罂粟种植面积竟达十之八九。由于鸦片的畅销,使得温州的许多茶农也弃茶叶改种了罂粟。浙省鸦片产量,1879年温州海关估计为8,000～10,000担,1889年宁波海关估计为1.2万～1.4万担,[186]1891年温州产鸦片2,800担,温州附近的乐清县产600担,永嘉县产1,200担。[187]据赫德1897年的估计,浙江生产土药1.4万担。[188]1900年前后种植面积每年高达47万余亩,年产土药15,000担。[189]浙江巡抚增韫宣统元年（1909年）奏报禁烟成效时说：“种烟地亩,浙东环山滨海,半系产浆之处。……见据各属呈报种烟地亩表式,计丙午年共四十七万三千七百十八亩有奇……”[190]以亩产50两折算,可产烟1.48万担。地方官员在禁烟的形势下上报的种烟地亩常有低报的现象,实际种烟面积可能不止此数。1858年后,在清廷各级官员放纵、鼓励和保护土药生产贸易政策影响下,罂粟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土药的产量越来越高。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中国年产土药为584,800担,其中浙江14,000担。[191]
安徽省的罂粟种植在19世纪60年代为数不多。在罂粟种植弛禁后,安徽省的罂粟种植也有很快的发展,尤其是与河南和江苏两省交接的地方发展更猛烈。到1887年所产鸦片除了自给之外,尚有剩余。据安徽巡抚朱家宝1909年的奏报,安徽省“种烟最盛区域,向以宿州、涡阳、毫州、阜阳、太和、蒙城为尤甚,颍上、凤台、怀远、定远、灵璧次之,霍邱、凤阳、五河、泗州又次之。此十余州县,皆民风素称强悍,交错于苏、豫两省之间者也”。[192]1910年《国风报》也指出：“安徽之北部,多以种烟为业。”[193]该省东部临近江苏的全椒地区,光绪年间,普遍的情形是“各处多种鸦片,原隰龙鳞,弥望皆罂粟花,嫣红夺目。小户人家均种一二亩,二三亩不等,咸谓利多于禾”。[194]另外,像该省北部与南部也都有相当的罂粟种植区。芜湖《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估计,1896年,皖省鸦片产量为3万担；1901年,有4万担。[195]1907年,日本外务省所编《清国事情》中则说：“在安徽省,凤阳府、颍州府及徽州府所产,每年约达四五万担。”[196]高于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认定的6,000担。[197]
根据国际鸦片委员会的调查,华东苏浙皖地区1906年鸦片产量为3.6万担,占全国鸦片总产量的6.2%。
四、华北区的山东、河南与直隶三省
据资料记载,山东省在1831年前后,“尚无种植罂粟花,炼土熬烟之事”。[198]但自从种植弛禁后,山东很快发展起来,成为“著名产土之区”。山东巡抚袁树勋奏报山东省办理禁烟情形时曾说：“东省种烟地亩以兖、沂、曹、济四属为最,固由罂粟利厚,倍蓰稻粱,而习染风从,相率私种,几于无地蔑有。则又以近接苏豫,都为著名产土之区。故除武定一府,地滨斥卤,土性不宜,虽登州枕海环山,砂石相错,亦复多有种者。其余如济南、东昌、泰安、临清、青州、莱州、胶州,种者亦居十之四五。”[199]以鲁西南地区较为集中。《政治官报》则进一步指明山东种烟是受到江苏与河南的影响：“东省与苏豫接壤,徐属之丰、沛、砀、萧,彰归之考、永、夏,向皆产土,利之所归,尽人争趋,曹、兖、济一带居民目染耳濡,亦多以种烟为业。”[200]由于这些地方接近河南、江苏,受这两省罂粟种植影响较大,因此这一带居民耳濡目染,多以种烟为业。山东肥城县,“鸦片为本境之特产,在未行减种以前,土商之贩运于外境,及直隶、东三省等处,大商至本境购买者,约进银10万余两。近则日就萧疏矣”[201]。据《海关十年报告》所载,1879年,山东所产鸦片只有500～600担。[202]以后种植之风愈刮愈烈,种植区域也愈来愈大,到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鸦片生产始有大幅拓展,鲁西与鲁中也出现大面积种植,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则已遍及全省各地,包括莱阳、即墨、潍县、寿光县、容邱县、青州府、济南府、东昌府、泰安府、武定府、临清州、曹州府等[203]。山东1887年已增为3,500～5,000担,1891年又增为2.84万担,这一数据高于“官报资料”统计。山东1905—1906年产鸦片6,400担,但和“调查资料”所示的1.8万担较为接近。1882—1891年芝罘的《海关十年报告》估计山东年产鸦片为2.84万担,1908年芝罘海关调查山东种烟之地为60万亩。[204]以亩产鸦片50两计,60万亩罂粟田可产鸦片2.5万担。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为1.8万担。
河南省罂粟种植虽然不如山东普遍,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罂粟种植省份。据海关的报告,广东、山东、汉口、南京、上海等地均有河南烟土输入的记录。如1863年到达上海的砀山烟土中即包括河南烟土。[205]可见,河南是产烟较多的省份之一。据说河南烟土的质量可与进口的公班土相比。根据《政治官报》的记载,“河南归德、怀庆、卫辉、南阳、汝宁等六府,陕汝两州各属内均有烟地数十亩或百余亩不等”,[206]可见栽种较为零散,其中归德府属的夏邑、商丘、永城,许州府属的许州、襄城、长葛为重要鸦片产地。[207]该省的归德、怀庆、卫辉、南阳、汝宁等六府以及陕、汝两州各属内都有种烟情形,特别是“归德府许州全属,为河南产烟最富之地”[208]。河南省鸦片产量,1887年约为4,000～5,000担[209],1891年天津海关估计为1万担,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为1.5万担。
关于直隶的鸦片生产资料甚少,鸦片吸食长期来自山西和天津的供应。1888年之后,自产鸦片为数不少。至1906年仍需由东北、山西供应鸦片。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结果为1.2万担。[210]
总计直鲁豫三省1906年鸦片产量为4.5万担,占全国鸦片总产量的7.7%。
五、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两省
相对于云、贵、川、浙等早有罂粟种植记录的省份而言,东北种植罂粟稍迟。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奉天闾阳驿署路记恩泰向盛京将军奏报：在民人杜继耀家菜园中发现“栽种青白赤紫黄五色罂粟花”,并起获“收浆器具铅瓶小刀烟灰等”。据杜交代：本为山西太谷县民人,迁徙辽东时从原籍带来罂粟种子,在菜园中栽种700畦,准备“收浆煎熬烟膏售卖”[211]。这是史料中关于东三省罂粟种植的最早记录。从时间上看,东北是在1850年左右才有罂粟种植。徐亮宗的《黑龙江述略》记载,“烟土则呼兰（即吉林省呼兰河的河床地区）产多,黑龙江次之,不过廿年,日旺一日,可叹也。土人云烟土之旺,一由客民开垦,一由征兵开垦。咸丰初年尚不能经见,吸食者亦颇自讳,近几家有其具矣,而在官人为尤甚”。[212]当时人们对罂粟之名还全然不知,但自从开禁之后,种植之风逐渐蔓延开来。1871年一度禁种,只产1千担,1879年禁令又弛,产量已增为3千担[213]。1887年产量又增为8千担,除东北本地消费5千担之外,尚有余额出口到天津、烟台、山西。[214]罂粟种植起初在东北地区的中北部,渐次扩展到黑、吉两省的众多州县,19世纪80年代又扩展到南部的盛京地区。到1891年,东北全境都有鸦片生产。
据牛庄海关报告的描述,东北土地辽阔,罂粟栽种的面积相当于印度栽种罂粟的面积。[215]这些资料证实,晚清年间东北种植罂粟最烈的地区是吉林省。这是因为“吉省地处偏隅,交通不便,洋土向不行销,民间之吸烟者类皆自种”。[216]同治末年,吉林“风气日坏,习俗浇漓,率多违禁私种罂粟花,结实收浆,煎熬鸦片牟利”[217]。吉林省因自种而产鸦片最多,民间种罂粟者比户皆是,全省烟地共有20,493.1垧,按清末东北每垧10亩计,吉林全省种植罂粟地亩合计有204,931亩。吉林省罂粟种植具体情形如表2-18所示：
表2-18 吉林全省种植罂粟地区和地亩表
总计：府4、厅6、州1、县7,地亩20,493垧1亩0分5厘。
资料来源：王革生《清代东北种罂粟制鸦片述论》,《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除吉林外,东北的奉天也是罂粟种植的重要地区。奉天罂粟种植区,南路集中于牛庄、海城、盖平等地,北路主要是柳条边外的昌图府、怀德和奉化两县,东路分布在海龙厅、通化和怀仁两县。具体的种植面积：牛庄、海城、盖平,为8,800余亩；昌图、怀德、奉化,为3,400余亩；海龙、通化、怀仁,为55,000余亩,总计67,200余亩。丰收年份,每亩可收浆70～80两,一般年份可收浆40～50两,受灾年份只能收浆10～20两。浆干成土约3两可得鸦片2两。以一般年成估算,每亩出土2斤,奉天年可出土药134,000余斤。此外,吉林、黑龙江所产鸦片也到奉天销售。沈阳、昌图、法库门等处销售最为兴盛,新民、巨流河、白旗堡、凤凰城、义州、辽阳、牛庄等处次之,海城、广宁、怀德、奉化等处再次之。大致最旺年份可销售20余万斤,衰减年份销售10余万斤。[218]据1907年统计,该省“共种罂粟地亩计十一万亩零”[219]。
黑龙江省是“北大荒”,清廷到咸丰十年（1860年）才开禁,准许放荒,招民开垦。光绪元年（1875年）,黑龙江将军丰绅在禁烟谕令：“黑龙江一省本属旗地,风俗向称朴实,先无吸烟之人,亦无种花之家,近则渐染恶习,多吸烟者。而外来谋生之民,暗将罂粟携来,相率偷种。其尤甚者,莫若巴彦苏苏、呼兰河一带。……自种罂粟之后,向之沃野千里,今则妖花一片。推原其故,盖以种花利厚,种谷利薄,惟民有欲家家学坏,处处效尤。”[220]该省的罂粟种植不如吉林与奉天。但是尽管如此,黑龙江省的罂粟种植到清末时发展也很快。据记载：“江省东荒一带,土脉膏腴,种宜罂粟,农民之业是者,为入款大宗。无论殷富之家,购自市厘,取携甚便,即贫而无力者,亦以岁终所获,供某吸食之需,而罂粟遂流毒无穷。”[221]。总之,东北是罂粟之禁大开之后,发展起来的一大种植区域。据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1897—1898年）调查,在1882至1891年,黑龙江的卜魁、墨尔根、呼兰厅、齐齐哈尔；吉林的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阿什河；盛京的奉天府、哈达、锦州府、凤凰城、兴京边外为重要鸦片产地。[222]
东北罂粟种植到清末时已占到农作物中的第三位。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朝廷整顿土药税厘,特别点了吉林和黑龙江的名。户部认为吉林土药产量越来越多,但税厘却逐年减少。无奈,吉林将军不得不派人在全省范围内清查罂粟种植面积,最后奏：“旗署管理地方共种植罂粟41,915亩,民署管理地方共种植罂粟28,516亩,总计70,431亩。”东北土地肥沃,如果按照每亩产鸦片80两计算,年产鸦片5,634万两,约6,761担。1888年《申报》指出：“东三省之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去年（光绪九年）收成甚丰,今年烟蕊露出,又极发荣滋盛,业此者固有满篝满车之望云”。[223]足见罂粟栽种之盛。东北鸦片产量,1887年为8,000担,1896年赫德估计吉林省鸦片产额为6,000担。[224]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为1.5万担。
新疆罂粟种植在1839年即曾有发现,但未成气候。新疆罂粟规模种植开始于咸丰、同治年间,至光绪末年新疆“本省产烟之区,南路喀什道属较少,阿克苏道属库车、乌查什、轮台、柯坪为多；北路伊塔道属之塔城、宁远、绥定、精河俱有烟地,而以镇迪道属之奇台、孚远、绥来、昌吉、呼图壁为最多。备属种户,多系土著,奇台、绥来则多关内客民租种,来去无定”[225]。当地土著种烟是受客民种烟影响而起。奇台、绥来、塔城一带由于荒地较多,土质肥沃,适宜种植罂粟,鸦片产量较高,吸引陕甘民众相率至此,专种鸦片,获利颇丰,以所收烟土偿租,后来逐步扩大到迪化所属各县,这些烟农中大多是春来秋去,每年如此,人数多时在万人以上。又见1907年4月清代诗人方希孟在《西征续录》中记述了木垒、奇台、孚远这一带种植吸食鸦片的情景：“南山鸦片尤甚,陕甘之人贪利西来者,岁以万计,名之曰‘种花儿’。官吏贪收陋规,不复禁止。初犹僻在穷山,近则沿途灿如霞锦。妇人孺子、舆夫驿卒,无不吸食。”[226]。大规模种植罂粟使新疆鸦片产量大幅增加,吸烟人数剧增,1906年新疆鸦片产量达30万两[227]。根据甘肃新疆巡抚联魁1909年的奏报：“新疆产烟无多,向系自种自吸,无大宗土药运销外省,即外产输入者亦仅甘省,暨俄属喀喇湖之土药。”[228]据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全省鸦片产量,1906年为500担。
东北与新疆1906年鸦片产量为1.55万担,占全国鸦片产量的2.68%。蒙古地区,蒙古,东蒙古。[229]根据1866年的天津英国领事商务报告指出,内蒙古鸦片产于宁夏省,所产鸦片且极有名。[230]1877年牛庄英国领事报告列举全国重要鸦片产地时,东蒙古也为其一。内蒙古无产量资料,东北产区约占3%（《政治官报》为3.9%,海关资料为2.6%）。
图2-4 中国南方的种烟区[231]
六、华南区的福建、广东两省
福建鸦片生产由东南亚引入,在鸦片战争前就有罂粟种植,并且在国内还有一定影响,所产土烟被称为“建浆”。同安是福建最早种植罂粟之地[232],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鸦片生产主要限于闽南同安一带,弛禁后,种植之人日多,种植范围也不断扩大。19世纪70年代后期,闽北的鸦片生产迅速发展起来。泉州同安,龙岩直隶州[233],福建府的福安、宁德、福鼎等县,建宁府的政和、浦城等县,福州府的古田、永福等县[234],安溪、永春、长泰、漳浦、南安、龙岩、同安、晋江、惠安等地,[235]尤其是该省北部地区最为引人注目。据1882年《益闻录》记载：福建“沿北半省,农民嗜利,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近日有加无已,连畦接畛,几如丰台芍药,无处不花”。[236]另据1909年闽浙总督在一份奏折中称：“闽省向来种烟处所,上游如延、建、邵各府属尚少,下游则兴、泉、漳各府及省城福州府所属各县以种烟为大利,几于盈阡连陌,兼与地气温暖,冬令亦可布种,与他省年种一次者迥然不同。”[237]由此不难想象该省罂粟种植之盛况。关于闽南的鸦片生产,据厦门商政局报告,1902年,闽南地区上述各地的鸦片产量为4,771担,1903年增长为9,178担。其中仍以同安县产量最多,1902年为2,130担,1903年为4,008担,居闽南各县首位。[238]1906年的一项官方调查道,闽省年产土药15,007担,每年消费的洋药为6,804担。[239]以此推断,鸦片生产主要在沿海地带。1906年,闽省鸦片产量,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为5,000担。
与毗邻的福建相同,广东一些地方如潮安府在鸦片战争前就有种植罂粟的记载。广东省1831年据两广总督李鸿宾奏报,潮州府属间有种植罂粟。19世纪60年代,香山、东莞、顺德等地又有少量种植。19世纪80年代种植地区渐有扩展,据《政治官报》奏报的广东禁烟情形,“广东惟韶、潮、高各府及南雄、嘉应各州所属州县,向有种烟”。[240]1908年许珏《上督院说帖筹拟禁烟人手办法》指出：“……（广东）向有栽种罂粟之潮属海阳、澄海、饶平等县及韶州府嘉应、南雄各府直隶州所属。”[241]可见广东的鸦片产地除广州附近及潮汕流域以外,清季又加上了北江上游近五岭处的县份。但由于土壤气候不宜,广东产烟一直很少,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为500担,与H.B.马士1905年的估计相同,清朝户部的估计则只有83担。
江西省鸦片生产甚少,如巡抚冯汝骥1909年所奏：“江省产土素不甚多,仅就本地行销,并无大宗出境。”[242]江西的罂粟种植主要集中在九江府属的德化县与赣州府属的云都县。[243]江西种植罂粟不多,年产仅数百担。[244]在1862年时即有鸦片生产300担[245],以后一直少有增加,1879年的产量仅为200担,至1906年产量据“官报资料”估计为139担,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资料”估计为300担,Morse估计为500担以下。
华南闽粤赣三省1906年鸦片总产量为5,800担,占当年全国产量的1.1%。
七、中南地区的湖北、湖南及广西诸省
有关这一区域的资料甚为匮乏。但据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69年列举的鸦片生产省份,湖北、湖南也名列其中,可见,两湖的鸦片生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且具有一定的规模。
湖北的罂粟种植主要分布在鄂西和鄂东的北部地区,在1887年以前只有鄂西的宜昌府及鄂省西南的施南府种植罂粟,生产鸦片。到1891年湖北的鸦片产地已由宜昌府、施南府拓展开来,包括北部的襄阳府、西北的鄙阳府、中部的荆门府。每府之下的各县鸦片产量是一百担至九百担,总产量约为一万担。[246]据湖广总督杨文鼎1909年的奏报：“鄂省产土之地以施南、郧阳、宜昌三府及鹤峰厅为最。此外襄阳、荆门两属以及武昌府属之崇阳,黄州府属之黄安,德安府属之应山、随州。荆州府属之公安、监利、宜都等处,间有种植,为数无多。其余各厅州县土性不宜,向无栽种罂粟情事。”[247]根据相关资料查证,桐柏山和大别山以南,也有鸦片生产,但为数不多。湖北鸦片的产量,据宜昌海关的报告,1879年产量为2千至3千担,1887年约为3千担,1891年约为l万担。[248]显然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认定为3,000担有可能低估。1892—1901年湖北鸦片主要产地与产量见表2-19。
表2-19 湖北鸦片主要产地与产量
续表2-19
资料来源：取自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1892—1901,P.232—233。
在湖南,气候和土壤均不宜于罂粟的种植。到1901年境内只有北部的澧州的永定县、慈利县,以及南部宝庆府的新化县有少量劣质的鸦片生产。[249]1902—1911年鸦片产地逐渐拓展,罂粟种植则以北部沣州的永定县、慈利县,南部、西部山区的桃源县、武冈县、龙山县、溆浦县为主。[250]1910年的《政治官报》指出：“湖南桃源、桑植、乾州、溆浦为最多。石门、麻阳次之,慈利、永定（大庸县）、沣州、安福（临澧县）、芷江、黔阳、沅陵、辰溪、道州又次之,余如邵阳等各州县,间有偷种者。”[251]湘省鸦片品质差,销不出省,产量也少。据1905年H.B.马士估计湖南鸦片产量为3,000担,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为1,000担。
在广西,19世纪30年代与云贵交界地区有罂粟栽种,但土质不宜种烟,鸦片产量很有限,主要地区也一直限于靠近云贵一带。1901年的《政治官报》指出：“广西鸦片产地在西部的西隆州、百色厅、归顺州、南宁府、天平府,但产量非常有限。”[252]其中1898年海关报告指出广西年产鸦片3,125担。[253]这一地区鸦片总产量,按国际鸦片委员会1906年的调查为500担,占全国产量的1.8%。
归纳各省大约开始生产鸦片的时间,始于1805至1820年间者有云南、浙江；始于1830年代者有四川、贵州、广西、福建、新疆；始于19世纪40年代者有陕西、山西；始于19世纪50年代者有甘肃、东北、直隶；不晚于19世纪60年代者有山东、河南、安徽、蒙古、江西；不晚于19世纪70年代者有江苏、台湾。全国之中,除了海南岛一区完全没有鸦片生产外,其余各地多少都有鸦片生产,而其开始生产时间均不晚于19世纪70年代。也就是说,除了江苏与台湾以外,各省开始生产的时间,且都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254]
是故到了1869年,鸦片产地已由1847年的云南、贵州、陕西往其周围延伸,如陕西西边的甘肃,陕西以东的山西、河南、山东、东北；云贵以东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而浙江、广东沿海一带也一直有零星的生产。
如果将各鸦片产地与全国地图加以对比,则发现,各鸦片产地,除东北吉林产地位于呼兰河河床,山东、苏北产地位于黄河故道,温州产地位于海滨咸质土区以外,其余各省产地几乎全在山区。如：云贵、晋陕甘、塞北均属高原地形,川西,鄂北、鄂西南、鄂西北,湘北、湘南,皖北、皖南,浙江台州,福建同安、安溪,广东潮汕等均属山地。因此清末的鸦片产地可以说位于中国边际土地之上,即中国的边区或各省的边陲。[255]
C.F.Remer曾将中国划分为外部中国（Exterior China）与内部中国（Interior China）。外部中国为19世纪中叶中国对西方贸易以来设有口岸的沿江沿海地区,内部中国为不在此等口岸腹地范围之内的地区。此等地区不只包括偏远的四川、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区,也包括任何地区里距离大河或铁路两天以上行程（50至75英里）的地区。内部中国与外部中国在物价与工资上常有极大的差异,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两个可以截然划分的经济单元。[256]就鸦片之分布予中国边区或各省边陲来看,鸦片产区正在内部中国。
以上省份只是各地区较为典型和有代表性的罂粟种植区,产量资料多半是各地海关税务司、领事、清代文人探访而得的数字,而不是经过详细调查统计而成的资料,但就“官报资料”与这些零星数字比对情况来看,显然低估部分甚多。就“调查资料”与这些资料互相比对,则除安徽可能将3万担低估为6千担,湖北将1万担低估为3千担,广西将3千担低估为500担之外,大抵较为接近事实。实际上除了这些省份外,在晚清时期,还有一些省份如直隶等省在种植方面也都有一定的发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自1858年罂粟种植弛禁以后,种植之风席卷神州大地,罂粟种植无地不有。除了江西、湖南、广西的鸦片生产一直少有增加,陕西、甘肃、云南、宁夏等省曾因回乱爆发而使鸦片生产停顿之外,全国鸦片产区,甚至不适合罂粟种植的闽粤等省,鸦片生产都在拓展之中。至1906年烟禁前夕,也就达到晚清中国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的顶峰。
如前所述,有关清末全国各地鸦片产量的记载,以1906年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的资料较为可靠。此一调查资料同时指出,每亩地产鸦片为50两。由此可推算1906年全国罂粟用地为1,870万亩。而D.Perkins曾估计1914—1918年全国可耕地面积为12亿5千亩,全国罂粟用地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1.5%（见表2-20）。而从各鸦片产区的罂粟用地来看,以川滇黔产区为最多,占该区可耕地面积的8.69%；晋陕甘产区次之,占该区可耕地面积的2.43%；苏皖浙产区罂粟用地面积占可耕地面积的0.61%,其他大多数均占各区可耕地面积的0.5%以内。全国各省之中,云南罂粟用地占该区可耕地面积的比例最高,多达17.83%；贵州、四川次之,占8.08%、7.54%；陕西再次之,占3.08%；甘肃、山西、浙江又次之,占2.37%、1.85%、1.54%；其他均在1%以下。
表2-20 各地罂粟用地占可耕地面积百分比表（1906年）
续表2-20
资料来源：1.罂粟用地是根据“调查资料”所指出每亩地产鸦片50两,再由“调查资料”逆推算出。2.可耕地面积见D.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c Press,1969 P.220。D.Perkins原表的单位是市亩,以1亩=1.08市亩换算而成。
D.Perkins曾估计1914—1918年各省种植作物面积,如把1906年各省罂粟用地与各省种植作物面积加总起来,再算罂粟用地及其他作物用地占此总面积的百分比,可以看出1906年罂粟用地较1914—1918年各地的主要作物（如西南、东南的米、小麦、大麦、杂粮；北部的小麦、小米；西北的小麦；东北的高粱、大豆）面积都小了很多。即使与次要作物如棉花、玉米、马铃薯等相比,在种植罂粟最多的川滇黔产区,罂粟也不过名列第五位。在其他地区,则约居第十位。1906—1918年各种农作物面积占该区作物总面积百分比见表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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