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对象在治疗中的角色

任何出于达到健康的目的而寻求治疗师帮助的人都可以称为“治疗对象”。治疗对象对健康的考虑可以是实际存在的对身心健康的威胁或损害，也可以是潜在的，甚至是想象的威胁或损害。对健康的威胁或损害的形式可能是生理的、精神的、情绪的、智力的、行为的或心理的。治疗对象可能对这些威胁或损害有清楚的认识或了解（如已经获得医院或其他医疗部门的诊断结果），也可能并不清楚这些威胁或损害的性质、原因或未来的后果，仅仅是对生活现状或自我感受不满意。在某些情况下，某些缺乏认识自身问题的认知能力的人，例如精神病患者或儿童，也可以被视为治疗对象，而不需要考虑他们是否主动寻求治疗师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其监护人或某些有关机构代替他们做出是否需要专业人士帮助的决定，此时他们的监护人或有关机构可以代表他们的利益（见表5-1）。

表5-1　音乐治疗中常见的治疗对象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本人的态度往往决定他是否需要治疗师的帮助，或进入一个治疗的过程。治疗师无权强迫、引诱、说服、建议或暗示任何人接受自己的服务。治疗对象是治疗过程中的主体和基本动力，因此产生生理、认知、情绪、行为、信念或生活态度改变的动力（即求治动机）往往成为治疗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个体不认为自己正面临着某种对健康的威胁或损害，或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不满，并不想让自己的生存状态、行为模式、情绪心理状态、或社会功能有任何改变，那么即使医学标准、精神科标准或心理学标准认为他的健康已经受到威胁或损害，治疗师的干预介入也往往是无效的。从职业道德角度来讲，治疗师也无权在未经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进行治疗干预。但是有两种情况属于例外：（1）当事人本人在法律上被认为没有自知力和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的能力（例如儿童、精神疾病患者，或由于药物影响而暂时失去自我照顾能力的人）；（2）当事人有自杀、自我伤害或危害他人健康或生命的危险时，治疗师可以在未经当事人认可的情况下实施某种程度的治疗干预。即便如此，在当事人不配合的情况下，治疗干预的效果仍然是令人怀疑的。

治疗对象首先主动寻求治疗师的帮助是实施治疗干预的必要前提，但是治疗对象主动寻求帮助并不意味着他必然会积极配合治疗师，建立起良好的治疗联盟（therapeutic alliance）。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治疗对象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无意识的对治疗的阻抗（resistance）。这种阻抗通常表现为对治疗过程的不配合，例如，拒绝对治疗师开放自己的内心；拒绝面对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拒绝改变自己的信念、行为模式或情绪等；拒绝治疗师的要求或建议；不按时来到治疗场所或不按照约定付费等，也可能表现为对治疗师本人的敌意和反感。

造成治疗对象的阻抗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较为常见的可能性有：（1）回避和不能面对自己的痛苦经历或内心冲突，如某些痛苦的创伤经历，或自己不能接受的心理或生理需要等；（2）不能面对真实的自我，不愿放弃在长期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面具和虚假的自我形象，例如内心强烈的自卑感往往需要建立一个虚假的强者形象来加以掩盖；（3）对治疗师缺乏信任，治疗关系不能很好地建立；（4）对治疗师的“移情”（transference）现象，例如把自己对生活中重要人物（如父母或其他抚养人）的情感投射到治疗师身上。这种移情可能是爱或依赖，也很能是恨或愤怒。在治疗过程中，对治疗师的恨或愤怒的移情投射很容易对治疗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治疗师的爱或依赖的移情投射也可能对治疗产生消极影响。凡是对治疗的结果产生消极影响的移情统称为“消极的移情”，无论它是恨还是爱；（5）对治疗程序和方法不了解或误解，或对治疗效果缺乏信心也可能造成阻抗。

治疗对象是治疗进程中的基本动力。如果一个人不具有治疗动机，即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需要改变，他便不可能真正进入治疗的关系，则不可能成为治疗对象，所以治疗过程无从开始。如果一个人虽然承认自己有某种问题并希望得到改变，但是治疗动机不足，则治疗性改变的程度就会较小，或者有意义的改变出现的几率就会较小。因此治疗对象的求治动机对于治疗的成功与否有着关键的作用。很多治疗对象把自己交给治疗师，希望治疗师能够治疗自己的问题或症状，因而也把责任交给了治疗师。而有些不成熟的治疗师也有意或无意的自居于治疗对象之上的，一个类似“医生”的权威的位置，试图“自上而下地医治”治疗对象的问题，或试图“植入”一个改变。其实这样的治疗关系在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