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对自我和群体认识的差异性

中西人格在各个方面都有差异。 东西方的人们也早已注意到这点。

西方最早对中国的印象是从中世纪的 《马可·波罗游记》 开始, 其冒险旅程和对中国遍地黄金的叙述都使西方人对中国产生了无尽的想象。1583年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 更以 “西儒” 之身份撰写了多种著作, 力图在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寻找到结合点。 在这些著作的影响下,18世纪的欧洲汉学界充满了对中国社会理想化的描述。 与此同时, 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和亚当·斯密亦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华夏这个古老的文明。

19世纪, 住在中国的若干西洋人着手从理论上把握中国人格特征。19世纪前期英国著名的汉学家, 驻华领事官麦多士 (Thom-as Taylor Meadows) 1843年来华, 著有 《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其语言的杂录》 《中国人及其叛乱》 等。 麦多士的论述富有哲理, 在他看来, 要对外国民族精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就要大量记录事件和事例。

1857—1858年间, 伦敦 《泰晤士报》 驻华通讯员乔治·温格洛夫·库克 (Gerorge Wingrove Cooke) 在他后来编纂发表的通信集中含有对中国人格的若干观察性描述。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 英文名为何瑟·斯密思写的 《中国人的特性》 打下了西方有关中国人格的观念基础。 斯密思在中国生活了22年, 他的书发表于1894年, 描述了中国文化与人格的诸多方面。

在19、20世纪还有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人的性格作了总结, 1849年英国的亨利·查尔斯·萨 《中国和中国人》,1854年法国的古伯察 《中华帝国追想》,1856年英国的密迪士 《中国人及其叛乱》,1858年英国的库克 《诱人的课题——中国国民性》,1872年美国的约翰逊 《东方宗教》,1872年英国的麦华陀 《在遥远中国的中国人》,1872年德国的利希霍芬 《独立种族》,1894年美国的斯密思 《中国人的气质》,1909年美国的麦嘉温 《中国人的阴面与暗面》,1911年美国的罗斯 《东西文化在中国的冲突》,1916年美国的庄延龄 《中国: 从远古到今日》,1916年美国的柏赐福 《中国的特征》,1919年英国的倭纳 《中国人的中国》,1920年美国的杜威《东西思想异点》,1922年英国的罗素 《中国国民特性》, 1926年法国的格尔巴特 《中国的祸根》,1926年德国的勒津德 《现代中国文明》,1926年英国的奥特 《中国: 地理、 经济、 政治》,1929年法国的劳德 《中国人——人种地理学的心理论》,1930年德国的威尔海姆的 《中国人经济心理》,1933年美国海威的 《中国人心理》。

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写作的 《中国的宗教》 中, 已对中国和欧洲的人格作出若干极具开拓性的论述。

20世纪50年代, 社会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写了关于西方文化模式的 《文化模式》 一书, 把西方人格分为 “浮士德人格”和 “阿波罗人格”。 之后, 她又写了 《菊花与刀》, 对日本的民族性格的描述也很有影响。

到60和70年代, 对文化与人格进行比较研究在欧洲学术界颇为流行。 写作 《西方的没落》 的作者斯宾格勒把西方人称之为“浮士德类型人格”。 在人格的社会化方式方面, 弗朗西斯·徐、 E. 埃瑞克森和H. 赫芝森等学者把中国和日本等东亚人格称之为 “羞耻性人格”, 而西方人则是 “罪感性人格”。

国人也对自己的民族特征进行探求, 清末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曾写若干论有探究中国的国民性, 从救国的立场出发, 他断言中国国民性格缺乏独立性, 并思考改良之道。 鲁迅也对中国的民族性格进行探讨, 他的 《阿Q正传》 以文学的手法揭示了中国民族性格的 “劣根性”。1918年李大钊写了 《东西文明根本差异》, 1931年蔡元培写了 《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 1934年林语堂写的《中国人》 就具体描写了中国人的性格特点和中国人的心灵。1979年钱穆写了 《从历史看中国人》。

20世纪80年代, 中国大陆又一次兴起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比较研究, 大多以批判的角度, 着力说明中国人格的薄弱之处。

(一) 中西文化中人、 人格定义和内涵

1. 中西文化中人的观念及其差异

中国和西方文化对人的本质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本质具有不同的观念。

西方关于人的本质的观念: 人的观念在欧洲首先是作为罗马共和国社会中的一个成员而出现的, 这个成员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和责任, 是罗马共和国的一个公民。 到中世纪又增添了关于人具有道德意识和内在精神生活的观念。 基督教传播了关于人的起源和人生的历程的新说法。 同时也增加了关于人性的伟大, 对人的缺点和人生历程的艰辛的深刻同情的观念。 基督教认为人来自上帝, 对人抱有崇高的期望, 到了近代, 在以笛卡尔和康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中, 人成为一个思维和行动的主体。

中国关于人的本质的观念: 在古代中国, 关于人的抽象概念建立在人区别其他动植物, 有道德心上。 孟子解释说,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仁爱之心, 即道德意识。 荀子也说人区别于动物是他有道德意识。 汉初董仲舒把人比作一个小宇宙, 认为人格或人性具有天地宇宙的结构, 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 宋代大儒朱熹提出人具有天理——良心或道德理性原则。

在西方, 人的概念一出现就同人的权利和责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人的权利是同人的概念不可分离的。 人是作为社会这个政治实体的一个单位。 由于基督教的影响, 在西方文化中, 对那些即使是犯错误的, 或犯罪的人的人性都有着不可转移的尊重、 理解和同情。

2. 中西文化中人格定义及内涵

人格是来自于拉丁文persona, 指面具, 是戏剧演员用来装扮角色的装饰物。 它赋予了人格最初的含义是用来区别人物的标志, 既反映其形象也反映内在的性格特点。 后来关于人格的概念一直有所争论, 据人格心理学家G.W.Allport说, 人格的定义有50多种, 涵盖了语言学、 历史、 宗教、 哲学、 法律、 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但是至今还没有适当定义的现象, 珀文试定义的人格为 “人格是认知、 情感和行为的复杂组织, 它赋予个人生活的倾向和模式 (一致性)。 像身体一样, 人格包含结构和过程, 并且反映着天性 (基因) 和教养 (经验)。 另外, 人格包含过去的影响及对现在和未来的建构, 过去的影响中包含对过去的记忆。”

在汉语的日常含义中, 人格和性格可以等同。 通常我们认为的人格的范围包括性格。 R. 林顿认为民族性格就是由于生活在共同的制度、 语言环境以及其他具有特殊含义的文化背景中而形成的共同的一组心理上的和行为上的特征。 他们也表现为那个社会中个人适应社会的若干有效手段。 因此, 当我们考察中西人格的时候, 也是在考察中西民族性格的差异及其社会适应方式。 由于生活在同样的人文地理环境, 接触大致相同的制度、 语言, 生产方式受到被社会认可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影响, 在大致相同的养育子女的模式中长大。

因此, 一个民族或文化中大部分人的行为和心理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 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把这些行为和心理特征的复合体称为民族性格。

民族性格的形成中文化传统是重要的因素。 “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 由内存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 习俗、 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 S. 南达认为: “人格以无意识的文化模式的途径而隐约形成”, “人格的形成是适应于一种文化系统的基本生存模式需要的结果”。

(二) 中西人格特点

1. 西方人格特点

在西方, 古代希腊出现了两种人格类型, 以酒神和日神为代表。 以酒神狄俄尼索斯为代表的人格类型, 是在一种醉态中, 使受到理性和道德规范压抑的感情获得解放, 使人的本能和欲望得到表现。

以日神阿波罗为代表的人格类型, 是人格由于认识到个体生命的有限和现实生存的不幸, 因此试图在理性、 智能和艺术中, 在对生活一种和谐美妙的幻觉中获得解放。

日神和酒神精神是从同一现实生活中分裂出来的两种彼此对立的人格特征。 前者是精神的沉醉, 表现为一种禁欲的对精神世界、宇宙本原的不顾一切的追求; 后者是肉体的沉醉, 表现为一种纵欲的对感性生活、 肉体存在的忘乎所以的肯定。

近现代西方,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把西方文化称为浮士德式文化, 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称西方人格为浮士德人格。 歌德的《浮士德》 勾勒了这种人格的特征。 斯宾格勒在 《西方的没落》 中描述了西方文化的精神, 认为歌德的浮士德所象征的是无限扩张的意志和精神。 浮士德精神渊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新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就是由哥特式的建筑所象征的向着无限空间上升的生命体验, 是一种征服世界的权力意志。 在斯宾格勒看来, 浮士德形象表现了西方文化民族与其他文化民族的区别, 这就是他的不可抑止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 将整个地球作为他的舞台。

对浮士德来说, 人生是一场斗争, 意味着克服困难, 战胜各种危机, 奋斗是人生存的理想形式。 浮士德人格渴望无限, 永远进取。

西方学者把西方文化称为 “浮士德文化” 和 “浮士德人格”。露丝·本尼迪克特在 《文化模式》 中认为浮士德人格表现出一种克服障碍的永无休止的力量, 他渴望超越有限, 试图达到无限。 近现代西方世界的许多方面都反映了这种世界观。

斯宾格勒在 《西方的没落》 中区分了阿波罗型人格。 阿波罗型人格没有奋斗的方向, 他的生活方式就像赫拉克利特那样无所事事, 到处游逛。 阿波罗型人格的生存中不会以伦理的、 智能的或技艺方面的革命来与生活中的遭遇做斗争和由此而造成的人生的毁灭。 而在浮士德式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中, 永无休止的运动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对他来说, 生活就意味着斗争, 战胜困难。 奋斗不只是人生的理想形式。 阿波罗型人格被看作是西方人格的早期发展形式, 而浮士德则是近现代欧洲人格的特征。

从一定义上来讲, 中国传统人格也具有阿波罗型人格某些特征。 马克斯·韦伯在 《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 中比较儒教和清教人格特征时, 曾强调说儒教人格试图适应世界, 达到与天地和谐的相处。 “在中国, 肯定现世的功利主义与相信财富作为道德完美的一种普遍手段的价值, 在与巨大的人口密度相结合下, 发展出一种强烈到无可比拟的 ‘精打细算’ 与 ‘知足寡欲’ 的心态。” “儒教 (在意图上) 是个理性的伦理, 它将与此世界的紧张性降至绝对的最低点——无论是对现世采取宗教性的贬抑, 还是实际上的拒斥, 都减至最低的程度。” 而清教则追求控制世界, 无休止地寻求上帝所认可的那些美德。 就儒教人格的审美价值观来说, 是没有对行动的热衷的。 “面对地上的事物, 与儒家的天真立场形成最强烈对比, 清教伦理的理解是: 对 ‘世界’ (Welt) 的一种巨大的、 激烈的紧张对立。”

2. 中国人格特点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是中国两河文明的 “儒道互补” ( “儒道互补” 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的特点, 也有认为中国人拥有复杂平稳的伦理观念是儒道佛三家合一以及自我释怀的集体主义。) ——有着几种形式, 先儒后道, 亦儒亦道, 而外儒内道就是人生的理想态度。

儒家人格倾向: 同日神崇拜一样, 儒家也注重理性的探索、 精神的追求, 有着超越感性个体的倾向。 然而, 孔孟之道却不像阿波罗那样, 在精神的沉醉之中把人的感性存在与宇宙的理性本原联系起来。 儒家讲究 “爱人”, 主张 “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 把人看成是社会的一部分, 在以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之中来确立人的价值和地位, 孔子所谓的 “仁爱”, “爱人”的第一步, 是要爱自己的家庭成员, “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第二步, 要把血缘之爱推及到所有人, “泛爱众”, 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保守, 重视礼教和等级制度, 是典型的宗法家族社会, 其基本特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准, 依据亲属关系和人伦秩序构建起家族、 社会的整个体系。 “家—家族—宗族—社会—国家” 成为一张巨大的网络,而每个人则成为网络上的一点。 因此,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心理特征又表现为极强的 “关系意识”。 儒家以实现政治理想为其最高的生活追求, 最终是为了 “政” 而服务。

道家人格倾向: 同酒神崇拜一样, 道家作为现实生活的反动,也是以个体的感性生存为目的的。 然而, 老庄之学却不像狄俄尼索斯崇拜那样, 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 在放纵中表现人的感性存在。道家讲究 “齐物”, 主张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自然的怀抱中去寻求一种精神的安慰, 以达到 “庄周梦蝴蝶” ——物我两忘的境界。 崇尚自然无为的生活准则、 清虚静泰的精神状态、 质朴节俭的生活方式、 柔顺不争的处世态度、 慈爱和善的道德情操。 崇尚无为和清静成为道家最主要的特点。 “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崇尚 “清静为天下正。”

儒道是几千年来中国教育的经典, 也因此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理。 儒道互补顺应了当时社会的要求, 也成为国人人格的主要特点。

(三) 中西理想人格概念

文化的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伦理规范, 而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哲学经典著作中, 往往可以看到对理想人格的描述。但是这样的理想人格又同在社会中看到的普遍人格相差异, 社会中所看到的普遍人格特征可以简单化地把它看作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实践这些哲学经典中所规范的伦理原则的结果。 美籍华裔汉学家余英时曾反对把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划分为少数圣贤在哲学经典中所勾勒的理想道德风范和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的行为准则。

在中国的古典哲学中, 可以发现三种理想人格的描述。 “君子”“仁人” “圣人”, 是儒家哲学所倡导的统治阶级和上层人物所应遵循的人格典范。 孔子提出士、 君子、 圣人三部曲的人格理想。 它的核心价值观是所谓归仁养德, 把履行人的社会责任视为首要, 即所谓尽人伦、 施仁义。

“真人”, 是道家哲学所鼓吹的典范人格, 它为上层阶级人物或学者私人生活和业余生活提供精神规范。 它的核心价值和人格特征是所谓清心寡欲, 与世无争, 回归自然或退隐园林。

“义士”, 这是墨家哲学所提倡的普通人民的人格典范。 它的核心价值观是所谓赖力仗义, 即依靠自己的特殊技能或劳力为生, 同时又以义为出发点尽力帮助他人或朋友。

在对理想人格的研究中, 西洋学者马斯洛提出了 “终极体验”和 “实现手段” (peakexperience, thedescriptionofapproach) 两个概念。 前者指人格发展的完全状态或最高级的体验, 后者指达到人格完全发展的途径或方法。

马斯洛是西方心理学中, 人文主义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他不赞同行为主义学派和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 终极体验是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不多见的时刻。 自我实现是人格发展的最高企求目标, 它只有在低层次的需求, 如食物、 安全感、 归属感、 友爱和受到尊重等得到满足后才能得到追求。

终极体验与幸福和完满感相联系。 这种圆满和实现目标的感觉是暂时的, 轻松的和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觉。

终极体验会以不同的程度出现于不同的场合, 例如创造性活动中, 对自然美的欣赏, 同他人的亲密关系, 父爱或母爱, 美学鉴赏和体育运动的参与中。 终极体验产生整体感、 完美感、 生命力旺盛感、 特异感、 轻松感、 自我依赖感以及真善美的价值观。 在马斯洛的眼中, 终极体验有各种形式, 它不尽体现在诸如此类的神圣感,例如, 超越主观和客观的对立, 超越时空感, 精神的纯净感, 洞察宇宙感。

在现代西方的人格模式中, 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处在连续的过程中, 逐渐完善发展, 而不是体现在某一时刻。 人的自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发生在生活的过程中, 在满足基本需求的过程中。

而在中国传统人格中, 终极体验不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它是在忽视或否定对基本需求的满足后实现的。 道家主张清心寡欲, 退隐园林, 消融于自然。

儒家人格发展的终极状态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它也不强调个人的需求。 中国传统人格的终极体验同Hakan Thorsen所描述的亚里士多德和圣托玛斯的终极体验观相似。 他们都认为人格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一种静止的状态。

在中国和欧洲的终极体验中, 都包含洞察宇宙奥秘, 或同宇宙融为一体的经验。

中国的道家和儒家哲学都把天人合一看成是人格发展的圣贤境界, 而基督教鼓励人们最后回归天国, 同上帝在一起。 在基督教哲学中, 人与上帝具有根本差异, 人由于原罪而堕入尘世, 上帝不仅在道德上完善, 而且是救世主, 人世的裁判者和真正主宰。 在中国哲学中, 人具有和天地同样的结构和性质, 他分享天地的理性和灵气, 当他在心性中体验或再现天地的理性和灵气时, 他更达到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 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 承认人与上帝的差异, 并试图消除这差异构成人的道德生活的基础。

西方学者都注意到犹太基督教哲学中人与自然, 或与有灵气和神性的自然之间的紧张感以及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原本和谐和应该和谐的观念对中西社会发展的影响。 韦伯就曾经论述说儒教过分强调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 而不能区分人与自然, 和其他社会的差异性和紧张感, 不利于独立人格和勇于克服外在障碍的精神的培育。

在韦伯眼中, 儒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伦理学, 它把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减少到极限。 自然界是完美的, 而人性也是善的。 人格的发展主要是程度上的差异, 人格的缺陷是由于受教育不够, 以及经济条件和政府的过错所造成。

人性获得发展在于接受更多的教育和遵循天道。 理想人格是遵守礼仪, 完成其社会责任的 “君子”。 他的人格就像一个和谐均衡,具有普遍性的小宇宙架构。 他随时都用理智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 并压制一切导致人格均衡破坏的非理性的欲望。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是否完全缺少二元对立或紧张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正如美国汉学家墨茨所争论的, 在宋明理学中, 天理和人欲的二元对立和紧张感处于伦理的中心地位。 朱熹的名言“存天理灭人欲” 反映了这种紧张感, 从朱熹到毛泽东的 《矛盾论》 以及 “文化大革命” 中的口号 “斗私批修”, 晚近中国哲学十分强调社会伦理哲学中的诸多二元对立。 然而, 欧洲思想中的人与外在自然的冲突对立感和中国哲学中的人心中的内在的紧张感所引发的社会行为的后果是不同的。 前者产生征服自然的冲突和 “浮士德型人格” 的形成, 后者则导致谨小慎微和二元化人格。 它是通过征服自我, 压制人的正常的欲求来实现的。

中国传统人格也被称之为 “自我萎缩型人格”。 它是在儒家人格理想的影响下, 在中国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下形成的普遍人格。 这种人格的形成还与儒家伦理中对实现理想人格的手段的理论的缺陷有关。 在 《论语》 中, 孔子更多的是强调道德品质“仁”, 而不太注意对实现人的道德品质很重要的作为意志力的“勇”。

对这点也许我们不应当感到过分奇怪。 孔子生活在社会由安定转向纷争和分裂的时代, 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拨乱反正, 恢复原有的政治和伦理秩序, 他所倾心的人格是那种能遵循社会规范, 而不是具有叛逆精神或独立性很强的个人主义者。

(四) 中西人格的社会化方式

如果从以什么手段或方式维持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上来分辨中西人格类型, 中西人格又可分为羞耻感人格和罪感型人格。 钱穆曾说过, 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外倾的宗教精神, 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

理查德·墨德森在讨论儒教知识分子人格时, 曾指出儒家人格把履行对狭隘社区的责任置于坚持个人正直之上, 因而形成个人生活由外部权威来决定的情形。 弗朗西斯·徐、 E. 埃利克森和H. 赫茨森等人把东亚社会称之为 “羞耻感社会”, 而西方则是 “罪感型社会”。

西方罪感型人格, 它通过让人随时对自己的过失悔罪和忏悔,并争取今后努力向善来让人自律。 一个时刻注视着你的上帝的理念被从小灌输。 罪感文化来源于基督教信仰, 从人类的祖先亚当、 夏娃偷吃禁果开始, 整个人类都生存在罪的刑罚之下, 中世纪时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从 《圣经》 中推导出 “原罪说” 以及赎罪理论, 宣扬人类原欲对灵魂的污染是导致罪恶产生的根源,人要洗净罪恶只有绝对信仰上帝,禁绝肉体的欲望,让灵魂得到升华,才可能使人类摆脱罪孽获得拯救, 认为人人皆有缺陷, 人人皆非完美者, 因此人人都需要一种忏悔和悔悟之心, 因此, 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背景下,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制于凌驾万物之上的、 洞察一切的上帝, 而上帝无所不在, 对善恶进行评判。 本尼迪克特认为 “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 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 ‘罪感文化’”。

“耻感文化” 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决定的。 中国传统社会绵延数千年的人本主义扩大了家庭和伦理的本位联系, 相互构成了有利于耻感文化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耻感文化主要表现为他人对主体行为的反应。 若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不佳, 作为主体道德良心的 “超我” 便会产生耻感。

中国羞耻感人格, 它把犯错误或犯罪后的羞耻感提到很高。 使人们从小养成竭力避免使自己的行为受到公众谴责, 或使别人瞧不起自己。 这样把主要依靠公众舆论和害怕自己一旦行为过失会丢面子的恐惧心来迫使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规范。

在东亚社会, 如日本和中国, 人的社会化是伴随着灌输羞耻感来进行的。 个人对被训诫的一套 “不应当做的行为” 十分敏感, 诸如不要让自己在别人面前感到羞耻, 不要使权威人士感到愤怒。“日本人避开失败会使人觉得耻辱的场合, 尽管他们非常强调洗刷污名的责任, 但在实际行动中导致他们以尽可能少受辱的方式来处理事情。” 这样当个人未来履行社会义务, 或者违背了行为规则,甚至简单的礼仪时, 会感到羞耻。 “真正的耻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 而不像真正的罪恶感文化那样靠内心的服罪来行善。耻辱感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 一个人因受到公开嘲笑与排斥,或者自以为受人嘲笑而感到耻辱,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耻辱感都将成为强大的约束力。 但它要求有旁观者, 至少是想象出来的旁观者。 罪恶感并不如此。 在一个荣誉意味着无愧于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的民族中, 一个人即使在无人知晓自己的不端行为的情况下,也会为罪恶感所烦恼, 而且他的罪恶感确实可以通过供认其罪恶得到减轻。”

的确, 儒家伦理学在设想人的社会化途径, 或者说如何使个人的行为与社会规范相一致时, 把灌输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形象敏感的意识看作是一个重要手段。 孔孟之道十分强调个人应不断反省。 害怕丢面子是促使中国人遵守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惩戒手段。 中国人的伦理行为似乎不是来自于个人深刻的道德意识, 而是怕自己不合乎规范的道德行为会导致他人的非议或舆论的谴责。

如果说羞耻感是中国人社会化的重要工具, 原罪感和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的上帝的存在则是西方人社会化的重要观念源泉。 正如伊伯哈德所指出, “西方的宗教伦理强调罪感的内化, 道德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存在于此, 任何违背, 不论是否被人所知, 或有意无意都是罪过。 上帝和神灵们知晓和惩罚每一件罪过。 如果卷入了羞耻感, 这就好像一个罪犯的罪行被揭发以后产生的那种羞耻。 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罪过感, 羞耻无论是产生之前或此后都是附加的因素”。

在中国羞耻感对儒生或受过教育的阶层来说是重要的社会化手段。 而对于普通的人, 由佛教和道教所灌输的罪孽感则是相当重要的社会控制工具。 犯了罪过后, 神会知晓并将惩罚罪孽, 特别是在来世或地狱中受苦。 这些观念是使普通人遵守基本社会规范的重要观念性威慑工具。 在中国民间流行的 《木莲救母》 戏剧和灶神每年春节将到天上去汇报的传说都反映了罪过感仍是中国下层人民行为社会化的重要工具。 羞耻感被看作是与道德无关的原则。 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只要不被人所知, 便不成问题。

公开的揭露和对此的恐惧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 而道德原则的内化并不十分必要。 可以说儒家规范 “忠、 孝、 礼、 仪” 同有关神鬼的佛道宗教信念都是中国人社会化的规劝工具。

综上所述, 中西由于不同的人的观念、 不同的人格的定义和内涵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理想人格, 因此社会化方式也迥异, 西方的罪感人格和东方的耻感人格使得中西社会发展的路径大相径庭。近年来, 学者们对于中西人格不同的特点带来的中西历史进程的差异, 以及对中西科学、 体育等多方面的不同影响都有探讨。 中西不同的人格特点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作用将日益凸显, 并将在各个方面展现。

如果文化有基因的话, 表象是语言与信仰。 语言牵涉到人的“心”。 心的运作有 “知、 情、 意”, 即认知、 情感与意愿。 在语言中, 文化基因清楚可见。 随着一个人的母语而来的, 是一整套生活习惯、 价值观念、 伦理判断与宗教信仰。 这些无疑是包含在语言中, 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有如某种 “基因”。 如果有所谓的文化基因,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语言。 文明社会是用语言文字来思考的, 具有思想意义的文字主宰着人们的思维逻辑, 甚至主宰着整个文明的运作方式, 最后决定了文明的高度。

于是, 文化基因的决胜关键只剩下前面所说的最后一项, 亦即“信仰” 了。 信仰是无形的, 因而也是难以觉察的, 但是它却扮演了主导的角色。 譬如, 华人在推尊孝道的同时, 也大都认同 “祖先崇拜” 的信仰。 随着这种 “慎终追远” (这是 《论语》 中曾子的话) 的观念, 华人自然重视家庭香火的延续、 子女的教育与成就,以及 “光宗耀祖” 等等作为了。 另一方面, 华人也特别注意 “面子” 与 “人情”, 由此左右了人际相处的方式与社会生活的质量。

文化的本质是思维方式, 是指导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认识世界、 启迪心灵、 构建社会秩序。 文化, 从本质上来说, 是一种思维方式, 是得到群体普遍认同并潜行于社会 (群体) 生活之中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普遍使用的思维逻辑, 包括思维的起点、 思维的目标和思维的整个过程。 尽管文化经常表现为纷繁复杂的社会行为规范、 道德理想追求、 价值概念以及精神符号或图腾崇拜, 但究其本质都是某种思维方式或说思维逻辑的产物。 不同文化群落, 判断、看待、 处理事物方式上的各种差别, 从根源上来说, 主要来自思维方式、 思维逻辑的不同。

中国人也是非常典型, 我们是亚洲的一种文化圈, 亚洲的文化群体。 在这个文化群体当中, 说中国人炒菜做饭的时候, 我们会放盐, 用什么来放盐? 用手来抓盐, 就靠我们平时的感觉。 但是西方你一去你就会发现, 他们用天平称, 这个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所以中国画重什么呢? 中国画重写意, 西方画重写实, 画里要求质感,要求层次, 要求光影, 要求阴影, 甚至在画人物的时候, 还要求人体的解剖这样的知识你都要学会。 但是中国是写意, 就说实际上你琢磨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但是他画出来的作品当中, 是一种写意的作品。

在西方人绘画作品当中一定画得非常的精细, 比如说 《蒙娜丽莎》, 但是中国的绘画作品当中, 曾经有一年在中国的古人那里,大家一起来进行绘画的比赛, 说我们来画什么? 画美女。 最后画美女的时候, 并不是说你画的美女她脸上是不是有纹路或者说是不是有青春痘能够画出来, 而更多的是有一个画了一张美女图。 这张美女图是纵情于山水之间, 你看到的美女还是一个背影, 这个美女整体的大小只有一个指甲这么大, 可是人们纷纷觉得这幅画是最美的。 因为我们能够通过这幅画能够感受到美女在山水之间的情意,所以这就是中国讲到的文化和自我的关系。

西方人人际关系是什么呢? 西方人的人际关系是一捆一捆的柴火, 几个变成一捆, 几捆变成一垛, 它是这样的人际关系。 但是中国的人际关系不是类似于柴火式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人际关系是类似于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投到水里面, 它泛起一层一层的涟漪。 在泛起的涟漪当中, 最核心最中间的部分是自己, 然后边上是你的父母。 像他们所说的我是我父亲的好儿子, 然后我泛起的是我的父母, 我的配偶, 我的子女。 在外面是我的朋友, 然后是我的熟人,还有我的同学等等, 所以我们实际上人际关系是根据这样的涟漪去逐渐扩大的人际关系。

个体主义的文化和集体主义的文化的来源于什么呢? 因为在西方它的文明是来自古希腊的文明, 而在古希腊文明当中, 人们都信奉上帝, 所以我对上帝负责任, 我并不对其他负责任。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是受法律制约的, 所以我听从于法律不听从于权威,别人跟我是没什么关系, 所以他逐渐养成了人们之间一种独立性的自我。 但是在中国, 古代的中国我们更多强调的是个体受集体主义的影响, 我们要服从权威, 服从群体, 个人的意志要以群体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这样我们其实形成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的方式有一些差异。 他们的独立自我, 我是我, 其他人是其他人, 哪怕他是父母, 哪怕他是朋友或者是子女, 但依然是人。 但是在中国我们互依式的自我, 任何的一个人都跟我自己是有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