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教育促进因素的形成

一般认为，老年人是特殊人群，而参加老年教育的老年人又是老年人中的特殊人群。由于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并且总有一定比例的人喜欢学习，或者需要得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老年教育由此产生。但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它不能解释老年教育在人数上的迅速规模化。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社会发生了某种整体上的变革，正如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证实，能力的福利增长效应使得个体不断产生对教育的需求，甚至延伸到老年阶段。老年教育的产生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是社会各个方面进步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归结起来，这些因素包括公共教育政策的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寿命和健康余寿期的延长，家庭功能的变迁，知识经济的确立，精神价值的追求，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等几个方面。

一、公共教育政策

老年教育深受西方社会推行公共教育政策的影响。公共教育政策是指由国家或地方负担公共教育费用，用义务教育保障教育机会均等，实现教育普及。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产生对技术科研人才的大量需求，而教育的功能就是培养大量高素质人才。至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已基本建立起公共教育体系。公共教育的宗旨在于赋予每一个社会成员相同的教育权利，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人群，老年人当然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如果许多大学或者职业院校由政府出资设立，那么老年人理所当然地拥有使用这些教育资源的平等权利。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教育政策原有的覆盖范围已无法满足社会进步对教育的需求，需要建立一种终身教育制度。在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以19—64岁的成人为对象的继续教育状况调查。根据每三年出版一次的《继续教育系统报告书》显示，1979年西德民众继续教育参与率为23%，“两德”统一后，1991年增为37%，1994年增为42%，1997年增为48%，2000年则为43%。美国全国家庭与教育调查（National Household Education Survey）显示，66—74岁的老年人至少参加一种成人教育课程的比例，在1990年为18.4%，1999年增加到19.9%，到2005年增加到了23%，这说明，经济越是发展，民众继续教育的要求越是强烈。

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公共教育政策的自然延伸，力图在各种教育之间形成可以进入的通道。终身学习至少包括：成人基本教育、继续教育、农业教育、企业教育、劳工教育、职业教育和在职训练方案、退休前教育和高龄者教育等。在此教育体系中，强大的政府财政支出，即公共教育政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社会保障的完善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确保老年人在退休后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在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依然能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这使得老年人在退休后不必为生计而奔波，而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老年教育即是其中之一，其目的是实现老年人的福利增长。

自工业革命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并最终建立福利国家。德国议会在1883—1889年间先后通过了《健康保险计划》《工伤事故保险计划》《退休金保险计划》三项保险立法，成为最早建立社会保障的国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在1935年颁布《社会保障法》，实行老年保险和失业保险政策，“二战”以后通过修正和扩充，政府加强了对社保制度的干预，保障范围逐步扩大，建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1942年，英国学者贝弗里奇发表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英国政府在此基础上，率先建成更为完善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1945年，法国议会通过的《社会保障法》成为全面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文件。东亚的日本则从1947年开始先后颁布了《失业保险法》《国民年金法》和《厚生年金法》等，使得日本成为亚洲最早建立社会保障的国家。至20世纪50年代末，在完成社会保障的相关立法以后，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相应的管理机构设立，实行以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社会保障制度是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对老年教育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三、寿命和健康余寿期的延长

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科技进步，使得人类的食物更加卫生营养，居住环境更加美好舒适，医疗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的预期寿命得到了更大的提高。以OECD（经合组织）国家为例，整个20世纪是迄今为止预期寿命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OECD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30岁。到21世纪初OECD国家的预期寿命已达82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1949年后，预期寿命也增长很快，至今增长了30多岁，达73岁（见表6-7）。预期寿命的延长相应地导致健康余寿期的延长，这使得老年人更加充实自己的健康余寿期，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表6-7　OECD国家和中国的预期寿命的历史比较

资料来源：OECD的统计指标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但另一方面全球法定退休年龄却基本没有变化。退休制度始于19世纪末的德国，当时的铁血首相俾斯麦看到65岁以上的人身体羸弱，已不堪继续从事工作，有感于他们几十年来为社会、为国家的付出，从国家立场出发，应给予退休金作为未来生活的保障，以安养天年。1884年，为了谋取劳工团体的权利，保障矿工和工厂工人的生活安全，提供老年疾病和残障者的保险，德国国会于1887年通过关于规定65岁为强制退休年龄的法案。此后各国纷纷效仿，制定法定退休年龄。现全世界已普遍实施，但各国法定退休年龄的标准并不同，调高和调低的趋势也不同。总的来讲，在20世纪经历下调趋势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财政赤字压力及寿命的延长，现主要发达国家有调高法定退休年龄、推迟退休的趋势。

寿命的延长和法定退休年龄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老人们在退休后还要经历一个15—20年的养老期，所以人的健康余寿期加长了（见表6-8）。以OECD国家为例，虽然有不同时期法定退休年龄的调整，但从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老年人退休后的存活时间在不断地延长。男性退休后平均存活时间从2.4年增长到12.6年，平均增长了10.2岁，增长了约427%。女性退休后平均存活时间从10.5年增长到20年，平均增长了9.5岁，增加了约81%。当然各国差异也很大，男性退休后存活时间最长的是法国，2005年达16.7年；女性退休后存活时间最长的也是法国，2005年达23.9年。这一现象和法国较低的退休年龄有关，其男女退休年龄皆为60岁。根据2005年的数据，美国男性退休后的平均存活时间最短，约为9.9岁，美国女性退休后的存活时间也最短，约为14.9岁，这和美国实行可选择的弹性退休制度有关。退休后存活时间的延长，使得许多退休后的老年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安排，此时如果有需要，很多老年人会选择参加老年教育，在丰富晚年生活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职业培训重新就业。

表6-8　主要OECD国家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之差的变化趋势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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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

四、家庭功能的变迁

随着社会的变迁，家庭呈现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居住离散化趋势，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中国的家庭规模从1996年的3.96人下降至2010年的3.10人，2015年，中国的家庭规模以2—3人为主，实际上在东部沿海地区家庭人口数均已在3人以下（见表6-9）。家庭结构的变化已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无法维系，养老必须依靠社会或者社区的支持。通过财富在成年时积累、老年时消费的时间转移，构建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高自我养老能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空巢老人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全国老龄办2010年发布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空巢老人比例已达54%，而且这一比例还将逐年上升。由于没有子女、孙辈在身边，空巢老人的空余时间如何打发成了难题，而这个空余的时间量是非常大的。可以做一个估算，假设老年人平均每天有4小时的空余时间，老人退休后平均有10年的健康余寿期，则平均意义上每个老年人的健康空余时间将达到1.5万小时。这些时间资源是被简单地消耗掉，还是用来创造新价值，两个结果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如果它们可以被很好地开发和利用，将会是社会和个人的不小财富，老年人自身及社会必须对如何安排这些老年人的健康余寿期进行决策，而做什么及如何做可以通过老年大学的传授和培训知晓。

表6-9　2010年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

五、知识价值的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在后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逐步形成了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特征、以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为主导地位的新型经济增长方式。人主要依靠智力和知识来创造价值，而不是仅依靠体力来创造价值，知识创造、知识传播本身成为一种价值增值过程。知识经济社会中，创造知识的行为可以跨越人们已知的年龄和生理极限。在走访老年大学的过程中，可以看到1930年左右出生的、80多岁高龄的老年学员并不在少数；美国华裔科学家丁肇中先生，在70多岁高龄时还在领导“阿拉法磁谱仪”探索反物质的国际合作试验计划；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丧失语言功能的情况下，依靠电脑声音合成器，依然可以把他的思想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普通人也是一样，无论是老是少，是健康还是有疾病，他们的思想、智慧依然是这个社会最有价值的财富。

在已知和未知的海量信息和知识面前，不论年龄大小，还是身体条件的差异，人都是很无知的，必须不断地学习才能获得自己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以及实现福利增长，而终身教育制度及教育机构的存在可以提供更为方便的学习服务。老年人在生活和事业上也会有困惑和困难，老年人上大学并不晚，因为教育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许多老年人仍然依靠所学的知识技能为个人和社会创造着价值，而且这种价值的增量未必就一定逊于年轻人创造的价值。在知识经济的社会里，年龄和身体条件已不可能再成为学习或者工作的障碍。

六、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也与日俱增，如对真、善、美、道义及责任的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除了物质上的满足，还包含着人们在精神上的感受。马克思认为价值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既包括物质价值，又包括精神价值；既带有个人特征，又带有社会特征。精神价值不是直接用于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如对吃、穿、住等方面的需要）的价值，而是用于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如对文化、艺术、科学、道德、宗教、哲学等的需要）的价值。精神价值很难用货币形态或其他任何有形物来作为其衡量价值的标准或尺度，而是根据它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包括物质生活，但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的近期和长期作用力或影响力来决定或衡量的。可以说，随着人们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对精神财富的追求与日俱增。

精神价值具有一种无形的特征，虽然大部分时候会将有形物作为载体，但使用者通常并不是将有精神价值的东西消费或消耗掉了，而是仅在精神上受到了其影响。作用于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精神并不会随个人的毁灭而被损耗掉，由于它能够在大众之中无限地传播，从而使其价值不断地被放大和增值。任何一种思想、观念、文化、艺术、科学等都可以通过文字载体或其他各种传播手段而达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时期。人类古代的许多精神产品直到今天仍在大放光彩。当人们变老的时候，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也许下降了，但创造精神价值的能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随着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变得越来越强了。所以老年人是整个社会的宝贵财富，老年教育不仅可以使文明得到传承，还可以使人类文明得到新的发展。

七、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老年人是社会公益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既是重要的服务对象，也是提供服务的主要参与者。老年人在退休以后，往往还要经历一段很长的健康余寿期，他们有时间、能力、智慧、财富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老年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老年人进行义工培训，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参加社会公益事业。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日益形成相互联系的复杂网络，但由于市场的缺陷，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业变得没有商业价值，而这些工作和任务又必须有人去做，否则社会网络功能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就会遭到破坏。因而，社会的发展对社会公益的需求越来越大。社会公益活动范围很广泛，包括社区服务、环境保护、知识传播、公共福利、帮助他人、社会援助、社会治安、紧急援助、青年服务、慈善、社团活动、专业服务、文化艺术活动等。这些慈善活动的共同特征是一定的组织或个人向社会捐赠财物、时间、劳动和知识等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非常流行“及时行善”，这是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不至于使人们精神崩溃的主要力量。比如在英国，截至2002年底，有近20万家民间公益组织，其中在英国慈善委员会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共18.6万家，它们的总资产额约达700亿英镑，专职人员的总就业规模达50万人，约占全英就业人口总量的3%。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老年人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