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定义及其构成

由于符号一词的使用过于宽泛,以至于该词的定义流于宽泛,但人们仍然从不同角度对定义符号做出积极尝试,其中又以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思想中的符号观最为引人瞩目。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不是事物和名称之间而是概念和声音模式之间的关联。”^[4]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是声音模式和概念的结合体。他将语言符号(sign)的这两个构成要素分别命名为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语言符号便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索绪尔的定义结束了语言学研究中“符号”一词语义含混的状态,但从此以后,关于符号的能指、所指和意指作用的研究和讨论,便成为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基于索绪尔的“符号”观,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进一步提出了“双层分节原则”(double articultation principle),并把这一原则看作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其他动物交际系统的根本特征。根据这一原则,马丁内在语言符号中区分出最小的表意单元(significant units)“义素”和最小的声音上的区别性单位(distinctive units)“音素”。表意单元是第一分节层次,而区别性单元是第二分节层次,两者一起构成语言的双层分节。这两层分节之间相互作用,使数量极为有限的音素通过组合和再组合,构成数目较大的词素和单词,这些词素和单词再次经过不同的组合方式,最终生成无限的短语、句子和语篇。这一原则使得人类语言能够通过使用极为有限的声音来表达无以穷尽的意义。这种从有限到无限的特点,最终将人类的语言符号系统和动物的交际系统区别开来。

图2-1　索绪尔的观点

图2-2　马丁内的观点

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的影响下,叶尔姆斯列夫提出了他的符号层次(strata)观。他提出了符号的“表达面”(the plane of expression)和“内容面”(the plane of content),分别对应于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这样符号便成为由表达面和内容面所构成的整体。叶尔姆斯列夫还在这两个层面上进一步区分出它们各自的形式和内质^[5]。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的思想,符号是由表达形式、表达内质、内容形式和内容内质四部分构成。具体表示如下:

图2-3　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

由上图可见,符号的表达面和内容面都由它们各自的内质和形式构成,其中内容的内质已经涉及意识形态要素。如果说索绪尔的“能指-所指”观更适用于语言学的符号分析,那么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层次观则将符号学的理论触角伸展到社会学、意识形态研究的广阔领域中。这不仅为从语言符号学研究到普通符号学研究的过渡做出了有益尝试,还为符号学的意识形态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

巴尔特通过对索绪尔、马丁内和叶尔姆斯列夫等三人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索绪尔和马丁内的理论更专注于语言符号研究。相比而言,叶尔姆斯列夫的思想,尤其是他关于“形式-内质”的区分,更加适用于语言之外的其他符号系统的研究。因此,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层次观,成为从索绪尔、马丁内的语言符号研究到巴尔特的社会符号研究之间的过渡环节。在叶尔姆斯列夫思想的影响下,巴尔特从物品、姿势和图像等符号系统中发现,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物体本来具有一种不介入意指的表达内质,如衣服用于蔽体、御寒,食物可以果腹,然而社会通过意义派生的方式,赋予它们一定的意指意义,如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因为“技术性关系和意指性关系结合于其中”^[6],这些物品便同时具有功能性作用和意指性作用。这些社会符号既与语言符号有相同之处,又远比它复杂,它们的异质同构的特征和功能-意指的双重作用,都要求围绕它们所进行的符号学研究,既要从语言学的符号理论中汲取理论营养,又必须对这些理论进行调整和发展。

鉴于此,巴尔特对语言学中的符号概念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从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符号观,经过马丁内的双层分节理论,再到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层次说,他将符号的构成理论从语言学领域放大至更加广阔的符号学领域,将纯粹的、理论上的符号学分析与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研究结合起来,这为巴尔特的文学和社会文化符号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