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的结构主义大众文化研究

巴尔特在详细梳理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言结构-言语”这一概念组的发源、传承和发展后,分析了这一概念组在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各种表现。他发现,“语言结构和言语这对普遍范畴,包括了所有符号系统”^[41]。这从理论上论证了将这一概念组运用于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研究的合法性。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巴尔特逐一分析了大众文化中的服饰系统、饮食系统、汽车系统、家具系统中“语言结构-言语”的具体表现。

在服装系统中,巴尔特区分出书写的服装、被摄影的服装和被穿戴的服装,并认为只有在被穿戴的服装中,“语言结构”和“言语”才有明显的表现。巴尔特发现服装系统的“语言结构”表现为“服装的各部分、部位和‘细节’上的对立,它们的变化会引起意义的变化(戴贝雷帽和戴圆顶礼帽的意义不同)和制约着衣服的各个组成部分在长短或厚薄上的组合的规则”^[42]。这些“对立”和“规则”的变化会引起服装意义的变化,因此属于服装系统中的“语言结构”层面。服装系统中的“言语”则指这些“语言结构”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些“言语”会因为各种制作因素或个别人的穿着因素而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不会引起意义的变化,故而属于服装系统的“言语”层面。后来,巴尔特甚至提出用“服装”(costume)一词来指代服装系统的“语言结构”,而用“衣服”(habiliment)一词来指代服装系统的“言语”,这组术语在后来他的《流行体系》一书中得以沿用,使得巴尔特的流行服饰研究更加系统化。

与服装系统相比,巴尔特认为饮食系统中的“语言结构-言语”关系,更加接近于自然语言中的“语言结构-言语”关系。巴尔特发现饮食系统的“语言结构”表现为排除规则(饮食禁忌)、单元之间的意指对立(咸-甜),或同时或相继的关联原则、用餐礼仪等规则,它们在深层次上制约着人们的饮食活动。然而,个体的饮食制备或组配、个人(或家庭)的变体或创新等都是饮食系统的“言语”的具体表现,尽管花样百出,但不会引起意义的变化。

此外,巴尔特还发现“语言结构-言语”这一概念组也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意指系统中,如汽车系统和家具系统。汽车系统的“语言结构”是由一整套形式和细节构成,它的结构取决于汽车产品的原型。然而汽车系统的“言语”却非常有限,即使将实际使用者对汽车的改造和使用也归为“言语”活动,在相同档次上,汽车系统的可选样式、颜色和配置等依然是数目有限的。相比而言,家具系统中的“语言结构”则明显是由单元之间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决定,“一是功能相同的各种家具之间的对立(如两种壁橱或两张床),其中每一件家具的不同‘风格’产生不同意义;另一个是在一个房间中不同家具之间的组合”^[43]。可见,家具系统中的各件家具,正如语言中的词汇,同时受制于不同单元之间的组合规则和相同单元之间的选择规则,这两种规则共同构成了家具系统的“语言结构”。家具系统中的“言语”则表现为使用者个人在家具上的改造或者自由组合等。虽然它们变化无穷,但不会在意义上发生本质变化。

在上述研究之外,巴尔特还涉及电影、电视、报纸和广告等领域。不过,由于这些大众传媒现象自身包含了图像、声音等多种表意系统,一时难以确定它们的“语言结构-言语”,所以巴尔特并未在这些方面展开实质性的研究。在这些已有的研究中,巴尔特将语言学中的“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运用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的研究中,开辟了社会文化符号学研究的新空间。同时,他也充分意识到理论上的迁移必须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因地制宜地做出调整。

语言学研究中的“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表现出“语言结构是由言语来实现和言语受到语言结构约束的相互作用关系”^[44]。这种辩证关系在文化符号系统中出现了变化。比如,社会文化符号系统中的“语言结构”不是由大量的“言语”形成,而是由数目有限的决策集团所决定,它们可能是知识程度高深的技术专家团体(时装、汽车的设计),也可能是分散的、不出名的群体(家具制作者、大众服饰商等),因此在运用这一概念组进行社会文化符号系统分析时,必须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做出相应的调整。

“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可能建立的量值(比例)关系也不相同。在语言学领域,作为规则集合的“语言结构”在数量上非常有限,而作为受这些规则支配并且实现着这些规则的“言语”则是无限的。然而,语言学中的这种量值比例关系,虽然一定程度上适用于饮食系统,但是在汽车系统和家具系统中则显得很不合适,因为它们自由组合和组配的变体数量有限,所以这两类系统中的“言语”很少,而在书写的服饰系统中则几乎没有“言语”。鉴于非语言符号系统的特殊性,巴尔特提出用第三成分来补充语言结构和言语之间的关系,即意指作用的质料或者内容,他甚至提出在符号学系统中区分出质料层、语言结构层和运用层这三个层面。由此可见,巴尔特在将语言学的理论借入大众文化研究的同时,充分注意到了研究对象的个体特点和研究方法的适切性,这不仅使得他的研究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而且实践反作用于理论,还促进了巴尔特对符号学理论的思考。

发轫于索绪尔思想的“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拉开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结构主义”研究的序幕,并对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产生了影响深远。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研究中,巴尔特不遗余力地研究文学和文化意指系统的深层结构。从这一节的研究可见,从索绪尔的“语言结构-言语”思想,到叶尔姆斯列夫的“图示-用法”思想,经“个体方言”和“双层结构”对它们的完善,巴尔特经过详细的理论上的推敲和梳理,最终形成了符号集合的两层面研究理论。在此基础上,巴尔特详细分析了服饰系统、饮食系统、汽车系统、家具系统等意指系统各自的“语言结构”和“言语”,开结构主义的社会文化符号学研究之先河。然而,巴尔特的符号集合的两层面理论与他的符号集合的两向度理论密不可分。比如在家具系统中的“语言结构”分析中,巴尔特发现家具系统同时受到不同功能的家具之间的组合规则和同一功能的家具之间的选择规则的共同制约,这两种不同的关系分别体现了语言符号横组合轴上的共现关系和纵聚合轴上的选择关系。可见,只有对巴尔特的符号集合的两向度理论展开详细研究,才能全面研究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构建的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