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类型

长期以来,巴尔特对于法国文学的热爱和关注为他的“写作”研究奠定了基础。巴尔特不但在法国文学中发现了“写作”的存在,而且他还发现法国文学中的“写作”形式表现为多种不同的类型。鉴于此,在对“写作”进行界定后,巴尔特对法国文学中的“写作”展开了类型学研究。

巴尔特发现在“政治性”作品中,“写作”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将这类“写作”称为政治性“写作”。在政治性作品中,“字词变成了一种假托,也就是一种其他意义和一种借口”^[5],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最重要的。在词语的字面意义之外,政治性作品还表现出明显的其他用意,这使得“写作”负载着一种显然不同于语言意义的含义。根据这些政治性“写作”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所指意义,巴尔特在政治性作品内部细分出革命性“写作”和马克思主义式“写作”两个分支。在巴尔特看来,革命性的“写作”带有“通货膨胀的一切符号(all the signs of inflation)”^[6]或者说是“夸张”的迹象。这种“写作”本身便意指着“夸张”性。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则表现出意义的单一性。这使得这种“写作”带有一种“严肃性”和“确定性”的色彩。这种单义性特点“能够在它的解释中强加一种稳定性,在它的方法上强加一种永恒性”^[7],从而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提高了它的可信度,甚至产生了一种间接独断性。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以较为隐晦的方式借助于字词的掩护来表达这种真实可信感,这使得它与纯粹的政治性目的联系起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巴尔特发现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的这种间接断定性还表现出其他的方式和特点,比如斯大林式的“写作”的独断性和托洛茨基式的“写作”的策略性等。这些表现各异的政治性“写作”的本质区别在于,这些作品在自然语言所表达的作品的思想之外,它们的第三形式要素“写作”本身表达着夸张的、间接独断的、独断的或策略性的等不同意义。这些意义寄居在自然语言之上,但却独立于这些字词的含义之外,它是从这些作品的形式中所衍生出的“言外之意”和“话外之音”。

“写作”不仅存在于这种政治的或意识形态色彩突出的作品中,即使是在最普遍的文学形式的小说中,“写作”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小说的“写作”使得小说的文学形式在表达内容和思想的同时,还指向小说的虚构性特质。小说的“写作”研究,也就是关于小说形式的价值研究。在这一部分中,巴尔特主要借助于法国文学叙事语言中的“简单过去时”和“第三人称叙事”这两个特征来展开。与英语语言中的“一般过去时”不同,法语语言中的“简单过去时”在真实生活的日常交流中已经不再使用,它专门用于文学叙事表述。这一用法赋予该时态一种象征性的意义,“简单过去时”成为文学的、叙事的、虚构的等特征的代名词。读者一旦在阅读中碰到这一时态,便可判断出他所阅读的内容是虚构的叙事作品。由此可见,“简单过去时”除了在构建句子的语言意义中发挥正常的语法作用之外,它还表明文学叙事及其虚构性,表达着自然语言以外的附加含义。可见,作为小说“写作”的重要表现形式,“简单过去时”在发挥它自身的语法功能外,还意指着小说的虚构性。“简单过去时”等同于虚构性的特点,使得好像“在简单过去时背后永远藏着一个造物主、上帝或叙事者”^[8]。这一特点给予虚构的文学作品一种真实可信感,这样,“简单过去时”便使得小说赋予想象物一种真实性的形式保证,这个虚假的想象物获得了一种似真性。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写作”将真实性融于虚构性,虚假慢慢地等同于真实了。

“简单过去时”的这一特点,还表现在小说中的“第三人称叙事”上。巴尔特说法语中的“第三人称正像简单过去时一样,为小说艺术服务,并为消费者提供一种可信的、却又不断显示其虚假性的虚构之物”^[9]。它与“简单过去时”一样,在完成它的基本叙事视角功能之外,它自身还表明了叙事的虚构性,这就使它同时具备了真实性和虚构性。巴尔特说:“小说中的简单过去时和第三人称,不是什么别的,而是这样一种关键性的姿态,作家利用此姿态用手指着自己所戴的假面具。”^[10]可见,巴尔特将“简单过去时”和“第三人称叙事”看作是小说“写作”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对它们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他发现“简单过去时”和“第三人称叙事”在完成各自的语法和叙事功能、表达了小说的思想内容后,还传达出文学的“虚构”性和“叙事”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巴尔特借助于“简单过去式”和“第三人称叙事”融真实性和虚构性为一体的特点,指出了小说便是可令人相信的虚构之物。在这种似真似假的状态中,小说“写作”消解了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对立,让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走进了文学,而且最终使文学也为现实世界中的某种意识形态所控制。巴尔特说:“最初是自由的写作,最终成为把作家和一种历史连接在一起的链锁,后者本身也是被束缚着的:社会给他打上了明确的艺术标记,以便更牢靠地把它引入它自己的异化之中。”^[11]作为文学的组成部分,小说的“写作”自身也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对它的选择、改变或放弃,都是历史的行为。

在法国文学中,“写作”远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巴尔特发现“写作”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诗歌史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古典诗歌本质上是“一种散文的装饰性变体、一种艺术的果实(也就是说技巧的)”^[12]。诗歌的形式不过是用来表达内容或思想的工具或技艺,因此它必须要服从并服务于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和内容,所以,“在古典艺术中,一种已然形成的思想产生着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来‘表达’、‘转译’思想”^[13]。可见,在古典诗歌中先有思想而后有形式,而且思想决定形式,形式表达思想。古典诗歌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被装饰了的言语形式,诗歌的语言形式只是传递意义和表达思想的渠道,并且只能附着在诗歌的思想上才能得以存在。在古典诗歌中,形式没有任何独立价值。诗歌形式所处的这种被动状态,只有到了现代诗歌中才有所改观。

在现代诗歌中,形式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字词产生了一种形式的连续性,从中逐渐滋生出一种如无字词就不可能出现的、思想的或情感的内涵”^[14]。这也就是说,语言形式本身能够表达出诗歌的思想或内容之外的某种其他情感或思想,这使得诗歌形式从诗歌内容或思想的工具性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诗歌的“写作”诞生了。现代诗歌的“写作”赋予诗歌语言形式与它的内容或思想相抗衡的权力和力量。正是借助于对诗歌的形式要素“写作”的强调和重视,现代诗歌的形式施暴于内容,结束了长期以来诗歌中内容对形式的控制。巴尔特发现对现代派诗人而言,“他的语言终于战胜了其意图,他不把诗歌当成一种心灵活动、一种灵魂状态或者是他自身立场的确定,而是一种梦幻语言的光辉和新颖性”^[15]。语言形式自身的价值成为现代派诗人争相追求之物。由此可见,对于诗歌的形式价值,即对于诗歌“写作”的重视程度的高低,成为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

通过这一部分的研究可见,巴尔特较为清楚地分析了政治性“写作”、小说“写作”和诗歌“写作”这三种形式的“写作”,阐述了它们各自的意义和所指、发展历程和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巴尔特尝试从“写作”的角度来考察法国文学史,并做出了构建法国文学“写作”史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