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写作”史的构建

基于“写作”的定义和类型的研究,巴尔特进一步从“写作”的角度重新梳理并考察了法国文学史,并尝试构建法国文学的“写作”史。随着这一部分研究的推进,巴尔特逐渐发现文学和历史之间密不可分,“写作”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密切。

从法国文学史上来看,在古典主义文学中,文学的语言形式是“透明的、毫无积淀地流通着、并理想化地将一种普遍精神和一种没有物质的、没有责任的装饰性的符号汇聚起来”^[16]。这种“透明的”、“毫无积淀的”、“装饰性的”符号集合体,正说明了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普遍追求的是“语言的明晰性”。这使得文学的语言形式只被看作是修饰和表达文学思想的工具,强调文学形式表达文学内容的工具性功能。在古典文学中,文学形式没有获得独立的价值,文学中的“写作”尚不存在。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法国文学的语言形式仍没有走出这种困境,自然作家们也意识不到“写作”的价值。不过,此时的古典作家们发现了文学修辞学,即“按照一种说服的目的而考虑的话语的秩序”^[17]。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关注文学语言的形式问题了,不过他们的目的仍然是如何让语言形式更好地服务于所要表达的内容,并没有给予“写作”的种类和意义等问题以独立的思考。当时明晰性仍然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价值,这使得语言“只是某种话语的理想的附属物,这种话语受到一种永久性的说服意图之支配”^[18]。文学形式仍只被看作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写作”仍未诞生。直到十八世纪末,文学形式所处的这一境况才逐渐得以改观,文学形式的地位有所上升,人们开始把文学“看作是一种自身一致、深刻和充满神秘的语言”^[19]。这表明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开始从文学内容转移到文学形式上,但文学形式问题真正步入学术界的关注视野,则是十九世纪的事情。

整个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界都比较重视文学形式问题,巴尔特指出尤其是对于夏多布里昂(François René Chateaubriand)来说,“写作几乎与其工具性功能分离,写作仅被看成是其本身”^[20]。这一观点赋予了“写作”独立的主体性和自身价值。巴尔特最为推崇的作家福楼拜(Flaubert)也高度重视文学形式的地位,他认为文学形式是作家“劳动”的对象,它就像陶器或珠宝一样,其制作花费了劳动,因此它的形式便具有了价值,“写作”得以问世。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国文学界对文学形式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写作”不再仅仅是为了表达文学内容和思想而存在,“而是由于它花费的劳动而被保全”^[21]。它成为一种自身耗费了劳动力的价值。“写作”使文学形式兼具了使用价值和价值,它在表达语言符号的意义之外,开始寻求一种托词、一种意义和一种自我价值。

法国文学“写作”的这一特点,在福楼拜、莫泊桑(Maupassant)和左拉(Zola)等多位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巴尔特在对现实主义作品的“写作”进行细察后发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经渗透于其中,甚至影响着“写作”的发展变化。因此,巴尔特提出,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品,也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述和反映。作为资产阶级文化的一部分,现实主义文学同样也浸透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远非是真实的和中性的。“写作”往往是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进入文学的渠道,“写作”自身必然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对象。为了揭露隐藏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将自身的价值观冠之以人类的、普遍的价值观的做法,为了使文学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利用,巴尔特提出一种中性的“写作”,即“零度写作”。

由上述研究可见,作为社会发展的伴生物,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密切而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写作”的变化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和意识形态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巴尔特以独到的眼光发现了“写作”这种形式性要素的存在,并在法国文学史中梳理了文学形式争取自我主体性的历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法国文学“写作”史研究。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写作”研究中,巴尔特意识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然渗透于其中,并且觉察到“写作”正是这种渗透发生的场所和渠道。为了揭露并制止这种现象,巴尔特提出了“零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