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的“叙事”观与他的符号学理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在法国学界迅速传播和被广为追捧的时代,也是巴尔特的“叙事”观得以构思和形成的时期。巴尔特在对现代语言学思想和理论进行提炼和吸收后,提出要“把语言学本身当作叙事结构分析的基本模型”^[27],并在此基础上来思考和研究叙事活动的本质。巴尔特将“叙事”看作是一种意义活动,他的“叙事”观便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符号学思想的影响下,对于更宏观的叙事层面上的意义活动所进行的符号学研究。巴尔特的“叙事”研究在他的符号学视野中逐步展开,因此,他的“叙事”观与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研究之间密不可分。巴尔特符号学理论中的主要观点和思想都在他的“叙事”研究中得以具体体现。

巴尔特的符号集合的两层面理论,是他进行“叙事”研究的指导性理论。巴尔特将“语言结构-言语”这一概念组运用于现实世界中的叙事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发现纷繁复杂、不一而足的叙事形式,与语言学中的“言语”现象极为相似。因此,巴尔特设想在这些叙事形式背后也存在一种“语言结构”般的“叙事结构”,也就是叙事活动的普遍模式。正如索绪尔认为不能对杂乱无章的“言语”现象施以科学研究,而只能以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语言结构”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巴尔特提出要研究叙事的“语言结构”,也就是叙事活动的普遍模式。巴尔特的“叙事”研究实质上是现代语言学研究所推崇的“语言结构”研究在叙事活动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在普罗普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启发下,巴尔特提出叙事是它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制约这些单位的组合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一起构成了叙事活动的“语言结构”,并成为现代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每一个叙事完成后都会成为叙事“语言结构”的另一个“言语”形式。可见,巴尔特的符号集合的两层面理论,是他进行“叙事”研究的指导性理论。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巴尔特的“叙事”观便是拟构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的“深层模式”而展开的研究。索绪尔的“语言结构-言语”这一概念组,在突破语言学的藩篱后逐渐发展成为结构主义哲学中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思想,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引发了“结构主义”风潮,各种结构主义研究纷纷对各自领域的“深层结构”展开执着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巴尔特的“叙事”观无疑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巴尔特的“叙事”观与符号内部的构成要素理论也密不可分。在这一部分中,巴尔特将符号内部的构成要素理论运用于叙事研究,清楚地说明了叙事活动的符号性特质。从宏观上看,巴尔特将整个叙事看作是叙事形式的能指和叙事内容的所指之间的符号意指活动。在“叙事”结构的第一层面——功能层的研究中,巴尔特将“功能”定义为“一种内容单元:一个陈述段,通过‘所意指者’(ce que veut dire),而不是通过其被产生的方式,成为一个功能单位”^[28]。从“功能”的定义中可见,巴尔特已经是在符号学的视角下,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中来界定叙事的基本单元。既然“功能”是具有意指作用的内容单元,那么它必然涉及能指和所指的问题。

在运用符号内部的构成要素理论对叙事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巴尔特对这一理论有了新的认识。根据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一对应、不可分割。其中,符号能指的存在便是为了与所指进行结合进而产生符号。因此,从这一理念出发,符号的能指必然指向所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是必然的、固定的,从而形成符号并产生意义。然而,在对叙事单元进行分析时,巴尔特发现叙事单元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叙事的所指可以有不同的能指,如以小说、电影、戏剧等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同一叙事。此外,不同的能指也可以指向同一所指,比如巴尔特认为所有抒情诗的所指可被归纳为爱情和死亡这两类。由此可见,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稳定的对应关系产生了断裂,巴尔特将索绪尔的“能指-所指”观运用于叙事思考后,还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巴尔特的符号学叙事研究,率先捕捉到了符号内部构成元素之间的这种微妙变化,而这一变化又为巴尔特后期的解构主义转向埋下了伏笔。对于这一变化的深入研究,成为认识巴尔特后期文学思想的关键点。

巴尔特的“叙事”观与符号内部的多维层次理论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加明确。从本质上看,叙事活动是建立在自然语言符号系统基础上的第二意指系统,这说明叙事活动内部至少存在语言的直接意指系统和叙事的含蓄意指系统两个层面。简单地说,叙事便是一种二级符号系统。虽然,巴尔特发现叙事单元与自然分节语言单元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并且往往一个叙事单元是由多个语言符号构成,但是叙事语言必须以自然分节语言为基础才能存在。根据巴尔特的符号内部的多维层次理论可见,叙事单元是建立在自然语言直接意指作用上的含蓄意指。巴尔特说:“叙事单元在此不等于语言单元(字词),而只是它的涵指价值。”^[29]对于叙事单元而言,它所比较和超越的对象不是句子层面,而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符号的直指层面。

在巴尔特的学术生涯中,他曾多次提到语言表意系统对于其他意指系统的重要意义,因为其他非语言的意指系统往往需要借助于语言系统来表达自身的所指。基于这一思考,巴尔特后来提出了“符号学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来强调自然语言符号系统对非语言符号系统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语言在整个符号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概言之,在他的“叙事”观中,巴尔特将叙事看作是建立在自然分节语言的直接意指层面之上的含蓄意指,叙事的意义依赖于语言的意义才能存在,但又不同于或高于语言符号系统自身的意义。巴尔特将符号内部层次理论运用于叙事研究的做法,不仅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叙事学研究的发展,而且为他后来对于文学作品多义性的研究做出铺垫。

此外,在他的“叙事”观中,巴尔特提出叙事符号要同时在同一叙事层面上水平地展开和在不同叙事层面之间垂直地展开,从而促进叙事的发展并最终形成完整的叙事。这一观点显然受到符号集合的两向度理论的影响。可以看出,现代语言学的“组合段-系统”这一概念组在叙事研究中的延伸。根据现代语言学研究可知,自然分节语言的“语言结构”通过分节(产生形式)和整合(产生意义)两个基本过程来形成。受此影响,巴尔特提出叙事作品的“语言结构”,即叙事结构或叙事模式,同样也表现为产生形式的“分节”过程和产生意义的“整合”过程。在“分节”过程中,伴随着叙事单元的横向延展,叙事活动得以展开,而叙事过程中的“变异”则赋予叙事不可预见的扩展力量,这使得“叙事只有通过其单元的变异和扩展才能被‘维持’”^[30]。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使得叙事得以不断推进,同时又避免了线性的情节发展带来的单调和乏味,增强了叙事的艺术性。在“整合”的过程中,在某一层次上被分离者,往往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被组合起来。通过在不同叙事层次之间发生整合作用,使得叙事更具立体感和整体性。巴尔特说:“句法变异导向‘水平的’解读,而整合加予其一种‘垂直的’解读。”^[31]巴尔特提出叙事沿着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不断展开,每一个叙事单元都表现为横向的共现和纵向的选择关系,这构成了叙事的根本动力。这个观点显然受到“组合段-系统”概念组以及由它所衍生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水平和垂直两个发展维度思想的影响。

总之,巴尔特的“叙事”研究将“叙事”研究视作为“语言”研究的某种变体。他以叙事的“语言结构”为研究对象,借助于语言学中关于句子的研究,将叙事区分出彼此不同而又紧密相关的三个层面:功能层、行动层和叙事层,并逐一分析了各个层面的特点,以及它们共同作用形成的叙事结构系统。本节详细论证了巴尔特的“叙事”观与他的符号学理论之间的密切相关。巴尔特将从语言学的“语言结构-言语”概念组发展而来的符号集合的两层面理论运用于叙事作品的研究中,并致力于构建和研究叙事活动内在的、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叙事结构”。巴尔特在阐述同一叙事层次内部的变异和不同叙事层次之间的整合时,显然借助于他的符号集合的两向度理论。总体而言,巴尔特的“叙事”观是巴尔特对叙事的“深层结构”“普遍模式”的探究,这一研究深受现代语言学中的“深层结构”思想的影响。从哲学立场上看,巴尔特的“叙事”观完全是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究其原因可见,当时巴尔特把研究重点放在叙事的宏观层面和普遍语言结构上,而没有从符号内部构成的角度展开“叙事”研究。虽然,在关于叙事本质上是关于意义的符号活动的探讨中,巴尔特多次论及叙事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巴尔特关于叙事语言和自然语言之间关系的讨论中,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二度意指符号模式。不过,遗憾的是,巴尔特并没有将这种符号内部研究深入下去。

由上述分析可见,巴尔特的“叙事”观是在他的符号学视野中形成的,是巴尔特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巴尔特的“叙事”观是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便如此,巴尔特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一直走下去。随着他的符号学思想的发展,巴尔特逐渐淡化了这种宏观的、深层的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而是转向一种解构主义的文学符号学研究。这种新型的符号观具体表现在巴尔特的“文本”观和“作者”观等文学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