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的“文本”观与符号内部多维层次理论

学界普遍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包含着直接意指平面与含蓄意指平面的含蓄意指系统”^[76]。根据这种观点,文学本质上是一个双层的符号系统,它将自然语言的直接意指活动作为能指,纳入更高的文学符号系统中,并指向新的所指,即文学作品的意义或思想。因此,文学系统本质上是一种多层次的符号系统。这一文学符号学思想深刻体现在巴尔特的“文本”观中。可见,巴尔特的符号内部的多维层次理论对他的“文本”研究影响颇深。

巴尔特认为文学是一种包含了两种符号系统或两层意指作用的符号学体系,第一层面上的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的不确定性是造成“文本”多义性的重要原因。巴尔特提出,“假如词语只有一个意义,也就是说辞典上的意义,假如第二种语言没有扰乱或解放‘语言的确定性’,那就没有文学了”^[77]。由此可见,巴尔特对文学作品意义的确定性产生怀疑,这首先是由语言符号的多义性引起的。“文学著作所依附的象征语言在结构上来看是一种多元的语言,其符码的构成致使由它产生的整个言语(整个作品)都具有多元意义。”^[78]以此为切入点,巴尔特开始关注并强调“文本”意义的开放性。虽然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是多样的,但它可以借助于具体的使用语境将意义确定下来。然而,建立在语言意义的开放性之上的文学意义的多元性,却缺少具体的语境来辅助确定作品的意义,因此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在所难免。

巴尔特对于文学作品意义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思考,在文学符号二级意指系统的基础上得以继续推进。在巴尔特看来,符号系统内部的多维层次结构本身也在言说着意义的多样化。因为,这一思想赋予直接意指作用一种“根本性”的地位,而将“含蓄意指”得到的意义看作是引申的或派生的意义。这无意中将两个意指层面及其所产生的两种意义进行了区分和排序。巴尔特的“文本”观对意义的这种层次性区分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的层次或等级,都有可能衍生出新的逻各斯。巴尔特的解构主义“文本”观提出,“文本”中“彼此交织着好几个可能的意义。在此情况下,就已经有必要解除意指结果自说自话的合法身份,并使之呈现复数的样貌”^[79]。巴尔特以此消解了意义之间的主次之分,以便于“适合含蓄意指的概念,或次生、引申、联想之意义的总量,语义‘震荡’的响度,它们都嵌入于直接表示的信息内”^[80]。由此可见,巴尔特承认文学的多义性与符号内部的多维层次理论之间有必然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还强调意义之间的平等性,消解了“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的先后顺序。这表明巴尔特在符号学视角下展开的文学研究,反过来又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他的符号学理论。

综上所述,这一节从《批评与真实》《S/Z》《作品与文本》和《文之悦》等作品中,提炼出巴尔特“文本”理论的发展轨迹,并从《罗兰·巴尔特自述》和《恋人絮语》等作品中挖掘出巴尔特的“文本”观在他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的体现。这两部分相结合,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巴尔特“文本”观的内涵和要义。巴尔特提出了“作品具有开放的意义”,区分出“可读之文(古典之文)和可写之文(现代之文)”,比较了“作品”和“文本”,从而确定了“文本”的基本特点,践行了“片断式”写作和按照片段的首字母进行排序的方式,内容丰富、思想独特。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变中可以看出,巴尔特对待文学活动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种迥然不同的态度体现出巴尔特的文学研究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转变。无论是从理论构建还是实践分析上,无论是从文学意义还是文学形式上,巴尔特的“文本”观都体现出鲜明的解构主义哲学色彩。然而,上述的变化都是巴尔特在他不断发展的符号学理论的影响下,对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进行再思考的产物。

巴尔特的“文本”观本质上是符号学的。在巴尔特看来,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系统。文学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确定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变为延长的、漂移的、不确定的关系。这种变化体现在巴尔特的文学思考中,表现为从“可读之文”到“可写文本”、从“古典之文”到“现代之文”、从“作品”到“文本”的一系列变化。所以,符号学视角成为理解巴尔特“文本”观的关键。总体而言,巴尔特的符号学视角下的“文本”观,旨在运用一切手段消解“终极意义”,并否定任何形式的中心、结构、系统和等级。巴尔特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了彻底的解构主义态度,从而成为一名具有代表性的解构主义者。“文本”的终极意义被取消了,终极意义的制造者——“作者”的身份和作用必然会发生改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促成了巴尔特“作者”观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