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在服饰符码层面上的符号学分析

服饰符码层面上的符号学分析,主要是根据符号内部的构成要素理论,区分出服饰符码层面上的能指、所指和意指作用,并对它们逐一加以分析。因此,这一部分主要由能指的结构、所指的结构和符号的结构三方面构成。

服饰符码层面上的能指是指杂志上对服装的表述。然而,杂志中的服装表述纷繁复杂、变化无常,为了对服饰意义进行系统研究,找到其普遍的、稳定的内在结构,巴尔特提出首先要将这些表述细化为最小意指单元。

巴尔特运用语言学中的对比替换法,将表述整体分解为语段单元,并挖掘出全体意指表述的共同的作用路线。这便是“从某个选择项出发(敞开/闭合),然后,经过一个部分要素(领子),最终到达这件衣服(长袖羊毛开衫)”^[41]。这个过程涉及三个要素,即收到意指的要素(如长袖羊毛衫)、支撑意指的要素(如领子)和创建意指的要素(如闭合)。巴尔特将这三个要素分别命名为意指作用的“支撑物”、意指作用的“对象物”和意指作用的“变项”等。三者在语段上同时存在,不能分割。巴尔特将这三种要素组成的意指单元称为“母体”,即所有关于服装的语言表述的深层结构。巴尔特还借用一扇上锁的门和一把钥匙来阐释母体中的支撑物、对象物和变项的功能作用。他说:“门是意指作用的对象物,锁是支撑物,钥匙则是操作那个变项。为了产生意义,我们必须把变项‘插入’支撑物,经过操作聚合关系术语,直至意义产生。然后,门开了,对象物便具有了意义。”^[42]在这三者当中,由于时常要对支撑物的变项进行操作控制,所以支撑物和变项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巴尔特将包含着支撑物和变项的这一部分统称为“特征”(trait或是feature)。从存在形式上看,对象物和支撑物是物质的,而变项是形式的,所以意指母体是半形式、半物质的。

以结构主义哲学中寻找事物普遍性的原则为指导,巴尔特把无以穷尽的书写服装的意指表述抽象为母体之后,还要使所有的意指表述成为规则化、标准化的母体,而这需要经过简化和扩展两种变化过程。母体的简化很常见,而且这种简化常常引起意指作用表述的三要素之间的混淆。比如在“今年,领子将敞开”中,作为对象物的领子是由敞开的领子体现出来的,所以领子同时也是支撑物。通常情况下,“特征”会由一个名词加上一个限定成分构成,如开领、圆顶等等,但有些时候并不表现为一个明显的形容词来限定一个名词的形式,而是由支撑物自身的存在和缺失来承当变项的功能。如“腰带有流苏”,流苏是支撑物,而流苏的存在这一状态本身就是变项。又如在“今年蓝色很流行”中,蓝色既是对象物、支撑物,又是变项。相反,母体要素中的支撑物和对象物也可以扩展或衍生,支撑物的衍生表现为一个母体中可以有多个支撑物,变项的衍生表现为母体中可能存在一个以上的变项。母体要素的衍生必然会引起母体的膨胀,最终引发了倒金字塔式的母体构成模式。

在确定了服饰符码层面的母体及其三要素之后,巴尔特遵循结构主义的穷尽性原则,试图在他收集到的书写服装中列出意指表述的清单。巴尔特发现对象物和支撑物共同指向服装清单,因此列出意指表述的清单也就是“整理出服装的名称”,巴尔特将这些衣服的名称称作“类项”。巴尔特指出:“类项(如罩衫、针织套衫、罩衣、便帽、无檐帽、小披肩、项链、平底鞋、裙子,等等)必然是充分地形成了构建对象物或支撑物所必需的术语单元。”^[43]类项清单和变项清单确定之后,意指表述的母体清单也就确定了。为了确定类项清单,巴尔特借鉴了语言学的互不相容性测试方法。“语段上互不相容的东西(亚麻、真丝、羊驼毛)在系统上却紧密相连,语段上相容的东西(亚麻、平底鞋)则必然属于类项的不同系统。”^[44]这些互不相容的、在系统上却紧密相连的类项构成了“属项”。根据这种测试方法,既可以得到语段相容、但属于不同系统的“类项”,也可以得到语段上不相容,但却属于相同系统的“属项”。然而,巴尔特还发现“属项”和“类项”清单并不具有稳定性,所以他在收集到的研究对象中共析出69个属项,但具有研究意义的只限于其中的60种。为了概括出所有母体的实体,并总结出所有组成流行特征的清单,他在罗列出“属项”的清单之后,又将研究的目标放在了“变项”清单上。同样,采用语段不相容性的验证法,归纳出三十个“变项”。为了方便研究,巴尔特进一步将这些变项归纳为同一性、构形、材质、量度、连续性、位置、分布、连接八组。巴尔特根据变项组中变项和支撑物、对象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将这八组区分为两类:前五组中的变项是以定语的形式从属于它们的支撑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存在的特征,如长洋装、轻质罩衫、开衩直筒衫,因此被称为存在变项;后三组中,每一个变项都表示物质支撑相对于一个领域或其他支撑物所处的位置,被称为关系变项。这样,巴尔特便对服饰符码层面上的“能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详尽的分析。

服饰符码层面的所指表现为不同的形式。A组中具有明确的世事所指,B组中的所指是隐含的,并整体上指向了流行。由于B组的所指“流行”与能指同时存在,“B组所有的能指(服饰特征)都不过是一种隐喻形式”^[45],因此B组的所指本身不具备独立的表达方式,很难将B组中的所指从能指中有效地剥离出来。鉴于此,巴尔特指出:“我们必须努力加以结构化的就只有A组的所指了(世事的明确所指)。”^[46]为了抽象出A组所指的普遍结构,巴尔特认为必须要确定服饰符码的所指的最小语义单元。在此基础上,根据这些语义单元重复出现的情况不同,巴尔特将它们分为“一种是变动和重复的(我们称之为平常单元),另一种是由表述或表述的剩余组成的,不属于重复出现(我们称之为独创单元)”^[47]等两类。如果说“平常单元”覆盖了现实社会中的世事使用的概念,那么“独创单元”通常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意象,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并非不可逾越,而是相互之间可以转化。此外,不同的所指之间还存在着组合关系,如晚上、秋天、周末、乡村四个所指可以并置。所指的不同语言单元合并到一个单独的表述中,产生了ET关系和VEL关系两种不同的类型。“ET关系是累积的,它在一定数量的所指之间建立一种实际互补的关系。一种所指综合了各种独特的、实际的、偶然的、经验的情景。”^[48]比如,“巴黎的夏天,在码头上散步”,包含了巴黎、夏天、码头等不同的元素。VEL关系则是选择性的,因为当它所联系的单元无法同时出现时,就必须从中做出选择。比如,“一件适于城市或乡村穿的毛衣”,就要求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做出选择。巴尔特对服饰符码层面上的“所指”进行的研究,包括“所指”的最小语义单位的定义、语义单位的种类、语义单位之间的可能关系分析等。基于这些研究,巴尔特原本打算为所指建立语段表,但他发现,“既然所有的语义单元可以要么由ET,要么由VEL组合起来,那么为所指建立语段表,即为每一个单元统计它所能组合起来的补充单元,这种努力纯粹是白费功夫”^[49]。鉴于此,巴尔特放弃了为所指建立语段表,转而挖掘流行的符号学本质。

巴尔特发现,“流行在其表述中,似乎正在形成强烈、清晰、持久的符号,但将它们付诸变幻莫测的记忆后,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50]。巴尔特从中发现“流行”表现出来势凶猛、去也匆匆的矛盾性。流行的这种矛盾性特质,正是由流行符号内部的意指作用所造成的,因为“(符号的)意指作用在一段时间内是强烈的,但在持续期却趋于崩溃”^[51]。可见,流行本质上是符号的。巴尔特还对符号的内部意指作用、它的武断性和动机性,以及它们与流行的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逐一进行了研究。

在服饰系统层面的符号研究中,巴尔特从服饰符号的武断性和动机切入,分析了流行“神话”的内在生成机制,提出了流行的符号学分析模式。随着研究的深入,巴尔特发现流行体系中的“符号是(相对)武断的,每年它都精心修饰,不是取决于使用者群体,相当于制造语言的‘说者群体’,而是凭借绝对的权威,即时装集团,或者在书写服装中,或许就是杂志的编辑”^[52]。这一点使得流行服饰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区别开来。巴尔特认为:“语言符号的习惯制度是一种契约行为(在社会整体和历史的层面),而流行符号的习惯制度是一种专制行为。”^[53]这种“专制的”特点正是造成流行符号不稳定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流行的人为操控性和欺骗性的根源。巴尔特强调,“因为武断随意性是无以制擎的,必须加以理性化、自然化”^[54]。然而,处于经济利益考虑的流行制造者们,会尽力为流行找一个合理正当的理由,这个过程必然会衍生出符号的理据性。在A组中服饰符号的理据性表现为实用功能和价值功能,而B组中的符号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动机,但“流行中的确存在着一种趋势,要迫使所有的符号体系(除非它完全不是人造的)加入某种(相对)动机,或者至少是将‘动机’插入语义契约中”^[55]。因此B组中的理据性便是流行。在这一部分中,巴尔特采用符号学的视角,透视了流行符号的生产和消费,并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透视了流行符号的生产过程和价值,这项研究也表明了符号学的跨学科属性。

在服饰符码层面上,巴尔特依次分析了它的能指、所指和意指作用这三个要素,并尝试将这一部分的研究纳入一个系统的、详尽的、清楚的结构主义体系中。通过确定研究对象、选择研究方法、明确意义单元、罗列对象清单、分析不同种类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可能性组合和关系,巴尔特详尽地研究了服饰符码的能指和所指。在服饰符码的符号结构的研究中,巴尔特对社会中的“流行”神话进行了符号学分析,剖析了在流行符号的生成和消费中的人为操纵性和意识形态欺骗性。这对于正确认识、合理对待经济社会中的“流行”现象,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