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巴尔特逐渐放弃了原来的结构主义立场,他的符号研究也相应地进入解构主义阶段。这具体体现为巴尔特更加重视符号的能指,并且强调解构所指及其所代表的终极意义。巴尔特在日本文化中发现了解构主义符号学的精髓,即“空洞的符号”。借助于日本文化的这种符号特性,巴尔特将他的日本文化研究与他的解构主义符号学思想融为一体。《符号帝国》本质上是一部符号学研究论著,是带有比较文化研究色彩的解构主义符号学研究。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巴尔特所研究的日本不是现实世界中的某个具体的政治经济实体,而是由一组特征构成的符号系统。从研究目的上来看,巴尔特并不是为了介绍和推广日本文化,反而是日本文化的符号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空洞性”特质深深地吸引了他。在《符号帝国》中,通过在符号学视角下进行日本文化研究,巴尔特将原来的符号内部构成理论发展成新型的符号内部构成理论。这种新理论认为符号的能指不再指向固定的、隐藏的所指,意义就在于能指本身,甚至可以说能指即是意义,即是所指。这种新型的符号内部构成理论为巴尔特的解构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它催生了巴尔特思想后期的反逻各斯主义、去中心、差异性、意义的流动、回归能指、身体等关键词。根据这种新型的符号内部构成理论,巴尔特从日本文化符号系统中解读出来了解构主义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他的解构主义符号观。这主要表现为“去中心化”“消解二元对立”和“意义的空洞性”等内容。
巴尔特在日本菜里读出了“去中心化”的思想。鸡素烧中“食物全然通过视觉向我们呈现,从而表现了它并无深层的含义:吃的物质没有一颗宝贵的心,没有隐藏着的力,没有一种重要的秘密”[112]。巴尔特从这道日本菜的构思、安排和制作中看到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消失了。他发现“日本菜没有一个中心;在这里,每一样食品都是对另一种食物的装饰”[113]。这具体表现为“在餐桌上,在盘子里,食物最多是一种零碎部分的组合,根本表现不出来哪一部分先吃和哪一部分后吃这样一种主次之别;就餐时并不重视菜单,而是用筷子轻轻去接触,去挑选,有时吃这种颜色的菜,有时吃那种颜色的菜,这要靠一种灵感来支配,这种灵感会优缓地伴随着那种超脱的、间接的交谈而产生……”[114]巴尔特从“鸡素烧”的制作和食用中发现日本菜没有中心,这一特点恰恰表达了“去中心化”的解构主义哲学。
巴尔特在日本的各种艺术活动中发现了“消解二元对立”的尝试。日本的木偶戏消解了“有生命-无生命”这一基本的对立体,进而解构了西方哲学中“灵魂-身体”这一概念组。这一做法“否定了隐藏在一切有生命之物背后的概念,干脆就说是‘灵魂’”[115]。它将身体的地位凸显出来,使得在西方哲学中被“灵魂”压制了数千年之久的“身体”,终于在解构主义的浪潮中得以解放。“灵魂”从逻各斯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尚的椅子上被推下来。从此以后,“巴尔特发现了身体,而且,写作就是身体的享用,欲望的消费和快感的实施满足,写作成为十足物质性的、感官性的、消费性的和享受性的,它既没有对象(用巴尔特的话来说,即不及物),也没有目标,它不折不扣就是奢侈的消费”。[116]巴尔特思想中的“身体”和“享乐”转向,是他在写作中消解了“精神与肉体”这一组二元对立体的结果,也是他终生逃避规则、权威和压制性的中心物的必然产物。在晚年,巴尔特将身体、写作和享乐联系起来,并赋予它们以解构主义的符号学色彩。随着研究的深入,巴尔特发现“享乐正是符号的享乐,享乐正是在符号的真实性和虚构性之间,符号的不确定性、符号的断裂、符号的弄虚作假之间产生的”[117]。从此,享乐和符号融合为一体。巴尔特在能指的嬉戏中感受到了“享乐”,并强调他在这部作品中所获得的欢愉之情大于其他的任何一部著作。符号学既是巴尔特后期思想中享乐主义的直接催生物,也是进入并研究巴尔特的“享乐”观的重要渠道。
日本文化表现出了意义的“空洞性”和所指的“空无性”,它强调符号的意义在于能指本身,取决于能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在巴尔特看来,在日本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行为姿势“鞠躬”中,“这两个人体只是具有自我刻写的性质,并不表示屈从和崇拜”[118]。因此,这种姿势的内容和所指是空洞的。作为能指的“鞠躬”姿势,它自身便是一种言说或一种书写,赠物者和受物者都为那件表示理解礼节的东西而相互施礼。鞠躬是一个礼仪网络中所具有的特征,这个符号的意义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所赖以存在的符号系统中。
由上述分析可见,巴尔特的日本文化研究主要与他的符号内部构成理论相关,而且是一种新型的、解构主义的内部构成理论。在巴尔特看来日本文化本质上就是一个前所未闻的符号系统,它表现出了“符号的空洞性”等解构主义哲学的特征,因此它也成为巴尔特阐释解构主义哲学的典型例子。在这项研究中,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并置的方式存在,解构了西方世界的种族优越论、白人中心论。从这个角度看,《符号的帝国》无疑又是一部解构主义哲学的佳作。
总之,在《符号帝国》中,巴尔特运用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对日本文化中的语言、饮食、城市和艺术等方面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他从日本文化中读出了解构主义哲学的精髓,并形成了他的解构主义文化符号学思想。日本是一个充满了各种解构主义符号的国度,在巴尔特看来,日本本身就是解构主义哲学的典型符号。巴尔特在《符号的帝国》中不再强调符号的所指面,不再挖掘符号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中的意指作用,反而注重符号的能指面,反复强调符号的空洞性、无意义性和缺少所指等特征。从形式上看,《符号帝国》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缺少内在的逻辑顺序,没有主次之分,没有内在的中心,它从章节安排上践行了解构主义的精神。从研究方法上看,巴尔特在解读日本文化时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将东西方文化并置,以此来言说它们之间的差异,消解了西方文化的霸权色彩。总之,在《符号帝国》一书中,巴尔特所进行的日本文化研究,从研究目标的构建,到各种具体文化现象的分析,再到研究目的、方法和形式要素,都与符号学密不可分,这使得他的文化研究、符号分析和解构主义论证浑然融为一体。这本书是符号学的,也是解构主义的,并且这种解构主义思想是从符号学研究中漫延出来的。巴尔特创造性地从符号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的裂变来阐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转变,从“能指-所指”到“能指的回归”来展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关系。巴尔特的学说和思想对于二十世纪的哲学研究、符号学研究、比较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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