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特符号学视角下的文学研究肇始于他对于文学形式问题的思考,因此巴尔特的文学身份首先应该是一位“文学批评家”,而且是“任何语言中为数极少的,从未写作任何一页不好的或无聊的文学批评家之一”[17]。巴尔特在文学批评和批评理论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使法国的文学批评事业焕然一新,使这一学科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脚踏实地,与此同时,随着他的作品不断被译介出去,他也在努力改变整个世界的文学面貌”[18]。这些影响尤为突出地表现在现代叙事学、“文本”观和“作者”观等领域的研究中。
叙事学是当代西方小说批评理论的主流形态,它勃兴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叙事学研究。1966年在法国叙事学研究中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法国学界的权威刊物《交流》(Commutation)在第八期上开设了《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专号。它不仅集中反映了当时法国叙事研究的情况,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叙事学科的发展。在这一期上,巴尔特发表了《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它在当代叙事学发展史上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并与托多洛夫1969年发表的《叙事的结构分析》共同构成了现代叙事学研究的纲领性作品,巴尔特也因此成为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的文学叙事研究的先驱者。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代表了法国叙事研究的早期形态。在这一研究中,巴尔特受到索绪尔“语言结构”思想的烛照,提倡在各种繁杂的叙事现象中构建出具有普遍性的深层模式,这种叙事研究思路引发了法国学界以巴尔特、克劳德·布雷蒙(Claude Bremond)、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人为代表,所开创的结构主义的叙事学研究。“叙事学”(Narratology)这一术语的提出者是法国著名结构主义叙事学者托多洛夫,他曾在巴尔特的指导下完成以“文学与意义”为题的论文,并且他在思想上深受巴尔特学说的影响,比如他使用的“叙事话语”“叙事作品语法”等概念均从巴尔特的研究中获益。托多洛夫的《叙事作为话语》后来又成为热奈特的作品《叙事话语》的理论前导,后者则对于整个叙事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不断地延长了巴尔特思想的生命轨迹。此外,巴尔特那时也与格雷马斯交往甚密,两者在思想上的彼此影响也是必然。今天,这些世界闻名的法国叙事学家及其思想在整个叙事学研究领域都产生了无法超越的影响。随着这种影响的深化和外溢,巴尔特的叙事思想也在被不断地传播出去。他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早已被确立为叙事学研究的必读书目。然而,从巴尔特的学术生涯来看,他很快便对结构主义的寻找事物的普遍模式的做法产生了厌烦,在各种内外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他的思想发生了快速而剧烈的变化。这使得他无心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他的叙事学理论,因此他的叙事学研究显得比较粗糙。不过,在他放弃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同时,却展开了更富才气的解构主义“文本”研究,并取得了更加丰富的成果。
“文本”研究是巴尔特学术生涯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广、意义最大的部分。巴尔特对于“文本”的思考最早可见于《批评与真实》。在和皮卡尔关于“新批评”的文学批评范式的辩论中,巴尔特逐渐开始怀疑传统文学批评所认为的文学的意义是作者赋予的、深藏的、真理般的、终极的、唯一的等特点。1973年,巴尔特出版了《文之悦》并发表了《文本的理论》,这标志着他的“文本”理论最终形成。此后,巴尔特便在《恋人絮语》和《罗兰·巴尔特自述》等后期著作中实践他的“文本”观,使得“文本”观最终成为他的思想后期的关键性概念。在这种“文本”观的作用下,巴尔特发现必须要对作者、读者、阅读和文学批评等要素和环节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以使它们能够切合从“作品”到“文本”的变化。巴尔特的“文本”观形成于他对“作品”和“文本”的比较中,这一比较本质上是符号学的,“作品”和“文本”表现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符号活动。作品接近所指,人们亦假定所指是隐蔽且确定的,试图寻找作品的所指,此种方式构筑了文学作品的阐释性的解读。文本则是所指的无限延迟,能指的无限增值。巴尔特认识到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文学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能指的意义不在于某个确定的所指,而是在于和其他能指之间的关系。他看到了能指自由任意地互相指涉的无限可能性。巴尔特的“文本”观是他的符号学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他的符号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尔特的“文本”观带来了关于文学意义的生产、存在、流通方式等问题的新思考,还引发了与这一意义活动相关的作家、读者(批评家)、阅读(批评)等文学活动和要素的新阐释,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巴尔特的“作者之死”观。巴尔特的“作者”观引起了学界的轩然大波,也是当今所有涉及作者身份问题的讨论所不能避过的文献。从《论拉辛》到《批评与真理》,再到《从作品到文本》,巴尔特彻底否定了作者对作品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将作者的地位降到普通读者的地位。巴尔特的“作者死亡”论代表了二十世纪的多个大主流文学理论流派的作者观,比如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作者无不是处于一种被批判、打压和忽略的状态。“作者”的死亡,换来了“读者”的新生,然而一类特殊的“读者”却成了“作者”的陪葬品,这就是“批评家”。传统文学研究赋予了“批评家”以权威读者的身份,他们的“批评”也获得了一种高于一般读者的阅读活动的重要性,具有某种优越感。巴尔特将“作家”和“批评家”一律贬为庶民,和寻常读者一样成为文本的访客。与此同时,巴尔特却将读者的地位抬升到作者的地位,因为读者和作者一样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创造,并带来了新的意义。
巴尔特对于读者的重视与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阅读现象学、读者反应论及接受美学和更早的阐释学等不谋而合,它们都主张以读者为中心去研究作品,认为作品的意义来自读者,从读者的角度动摇了作者——上帝传统的根基。虽然以上文学理论流派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都“高扬读者的旗帜,突出读者在文本意义阐释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这却是不争的事实”[19]。它们都可以从巴尔特的“作者”观中找到共鸣。“作者之死”推翻了文学传统中那个西方白人世界中的男人。这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二十世纪后期文学研究中的“种族”和“性别”问题的凸显,呼应了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涌现出的“黑人文学”和“妇女文学”等形式,“作者之死”成为不同领域推翻一切权威的标语。“作者之死”表现出的推翻权威、解构一元论的色彩,给文学批评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可见,巴尔特“文本”观的学术价值广泛波及文学符号学、叙事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等多个流派、多种理论和观点。
在巴尔特看来,“文本”不是某种已然生成的、客观存在的产品,而是一种生产过程,是一种动态的意指实践过程。巴尔特将其比喻为“织物”“蜘蛛织网”和“洋葱”,形象地描述出了解构主义的“文本”所表现出的意义四处蔓延、层层推进却毫无中心的特征。美国文学理论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巴尔特主动提出把现代经过语言——符号概念化的‘文本’作为这种新客体,如果领会了这一建议的含义,我们就能掌握现代文学理论。”[20]可见,巴尔特的“文本”观在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巴尔特的“文本”观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它和“互文性”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术语,“互文性”或曰“文本间性”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学界,随即成为法国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标志。关于互文性的讨论和研究大多出自法国学者和思想家的学说,其中“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构建起文本与互文性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21]。60年代中期,克里斯蒂娃来到巴尔特的研讨课上,同时还带来了俄国学者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他提出的“多声部”“复调”现象和“文学狂欢化”理论等都深刻触动了巴尔特的思想。它们迅速与巴尔特正在思考的文学作品的意义、文学批评的功能等问题结合起来,并与他的符号学思想之间产生了共鸣,从而形成了一种融合符号学、对话性和意义流动性的“文本”观。巴尔特的“文本”观的发展又反作用于“互文性”理论,促使它成为解构主义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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